所谓“老女人”是指文学人物画廊中年事已高、饱经沧桑、性格奇异、意涵丰富、颇具沧桑美的艺术形象。但是,这类人物形象却很少引起批评界关注。其实,自有文学史以来,“老女人”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流散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不仅展示了作家卓越的文学成就,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的艺术世界。进而言之,“老女人”尽管“活”在不同的文本和特定的文学语境中,但是,她们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生命价值、审美价值却都是一样的重要、深刻,值得深入解读和认真研究。

新时期文坛,迟子建可谓谱写 “老女人” 文学形象的圣手。在她的笔下,有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有喜欢“黄鸡白酒”、懂得维权的草根族老女人春婆婆;有负载着中俄两国民间交流史和女性青春记忆的犹太老女人吉莲娜,以及《逝川》中的吉喜、《北极村童话》中的老奶奶、《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中的云娘、《泥霞池》中的老板娘等其他“老女人”形象,她们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老女人”谱系图。正是这些阅历不凡、身份各异、蕴含丰富的“老女人”形象,生动地演绎了东北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哈尔滨这座城市迷人的都市风情,表达了迟子建这个中年女作家对于女性生命的真实体验和真诚歌哭。这些“老女人”形象,体现作家对这一人物谱系文学精神的承继和突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们从鲁迅的《药》《一件小事》等作品中已经领略了作家对于“老女人”形象简捷而透彻地刻画。鲁迅直接称那个给儿子吃人血馒头的华大妈为“老女人”,称那个自己倒地还讹人的女人为“老女人”。其实,晚年的祥林嫂、柳妈、九斤老太等也都属于鲁迅创造的“老女人”形象系列。鲁迅对这些人物虽不乏同情和悲悯,但是,主导倾向还是要从这类“老女人”形象入手批判国民的麻木、愚昧和不觉悟,撕开她们一面“被吃”,一面“吃人”的嘴脸,表达了作家那种深刻的社会文化批判力,以及重建国民性的启蒙思想。

迟子建秉承鲁迅的文学精神,继续谱写现代文学“老女人”形象系列,但她却站在新时代的基点上,从女性性别同构的叙事立场出发,以她一以贯之的温情刻画了当代文学史上个性鲜明的“老女人”形象。鲁迅笔下“老女人”形象寄寓启蒙主义者宏大的社会大主题,体现作家鲜明的批判倾向。迟子建则自觉地建构以“酋长的女人”“春婆婆”“吉莲娜”为代表的颇具苍凉美的“老女人”形象,其中不乏人物生存必须的历史、社会、地域文化内容,也张扬着一个女作家具有先在性的性别文化理想。

迟子建笔下的“酋长的女人”“春婆婆”“吉莲娜”这三个“老女人”各自活跃在特定的文本中,看似没有什么直接关联,但是当我们把她们作为一个形象类型、视为一个形象主体的时候,就不难见出作家实际上是从三个不同侧面综合绘出了“老女人”相对完整的风貌。“酋长的女人”性格由额尔古纳河及其所养育的山林所造就,属于地域化的自然美的化身。“春婆婆”之所以被誉为“平凡女人的史诗”,强调的是她的草根属性,她的命运轨迹形象地演绎了东北地区都市化的艰难历程。“吉莲娜”从“复仇女神”进化为一个为“复仇者”净化灵魂的“导师”,其灵魂的挣扎和火中涅槃的重生精神,同样令人震撼。

1. 民族秘史的讲述者 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这个老女人没有名字,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想留下名字了”。 其实,她是“酋长的女人”,不管她留不留下自己的名字,她的价值都一样重要。酋长的女人自诩为一棵老树的精灵:“如果说我是一棵历经风雨却仍然没有倒下的老树的话,我膝下的儿孙们,就是树上的那些枝桠。不管我多么老了,那些枝桠却依然茂盛。”这棵老树的精灵,是迟子建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增添的一个负载着社会、时代、民族、文化、生命蕴含的“老女人”形象。

酋长的女人在作品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意义,体现了迟子建对于民族文化(文学)的特殊贡献。正是通过这个老女人的讲述,迟子建为我们披露了一个长期生活在山林中的少数民族秘史,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额尔古纳河右岸奇异的人文景观。正如“茅盾文学奖”授奖辞所概括的那样:“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柔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坚守和文化变迁。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迟子建的文风沉静婉约,语言精妙。小说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1]

酋长的女人是即将消失在大兴安岭山林中鄂温克民族历史的见证人、讲述人、传承人。通过她的讲述我们了解一个少数民族的百年兴衰史,一幅以驯鹿为标志的游牧民族的生存图景,一种即将成为民俗博物馆陈列物的民俗文化景观。这就是迟子建为什么以“酋长的女人”作为焦点人物,通过讲述来建构一部长篇的精妙构思和艺术运筹,也是酋长的女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价值功能。众所周知,人类的一切历史无不作为叙事的文本形态而存在。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就在于谁来讲述、讲述什么和怎样讲述。尽管迟子建从小就生活在“北极村童话”中,并且随处可见鄂温克人游牧生活的文化遗痕,亲身体验汉、蒙、鄂、俄等民族之间的文化异同、性格差异,但是,迟子建没有自以为是越俎代庖,代为叙史,而是以酋长的女人身份、立场、视角来讲述本民族的生存本相和文化变迁史。如此,酋长的女人便以历史的、民族的主体身份存在于文本中,不仅起到历史见证人的重要作用,而且具有建构整部作品“操控者”的意义。

“讲故事”是所有女人的强项,“讲述”证明了女人的话语权和生存权。有学者认为,听故事是认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的一种文化活动。酋长的女人绝好地发挥了“老祖母”讲故事的优势,把一个民族的秘史划分为四个时间段落来讲述,从文本形式建构上呈现出“上、中、下、尾声”四个部分,即一天中的四个时空: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爬上来。在内容上,把鄂温克族的百年历史文化变迁与上述一天时间相对应,即家族(民族)初始、家族兴盛、家族颓势、濒于解体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恰好与90岁的老祖母的生命长度相对应,也可以说是与自然界四季更迭相吻合。这种讲故事的形式,不仅浓缩了一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更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凸显出“变迁”的动感。酋长的女人,这个在山林中生活了90多岁的老女人,她深知这个民族的来龙去脉,深刻体察子子孙孙的各种心态,也深明自己的前生和来世,所以,她是最具讲述权力的人物。她以自己90岁高龄的生命长度、酋长夫人的地位、家族中“老祖母”的身份来讲述本民族的文化变迁史,才使这个民族的历史更具鲜活性和本真性。酋长女人的困惑是:“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一个少数民族在无限留恋原始生存状态,却又无法融入现代定居生活的关口,他们的心态无疑是复杂的、痛苦的。更为重要的是,酋长的女人,不仅仅承担着文本外在结构的串联作用,更在于她的民族文化讲述实际上是她个体生命的话语陈述和演绎。老人家在讲述的时候妙语如珠,哲思时时闪烁,自然生命、文化生命、审美感悟相互混融,透露了这个历经近百年沧桑的“老女人”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精妙、诗意的体察和领悟。

春婆婆是中篇小说《黄鸡白酒》^[2]中的主人公,是迟子建精心塑造的一个市井阶层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她却在勾栏瓦市中把世俗人生活得有滋有味,有理有节,有情有义。春婆婆的形象恰是“珍爱生命,感谢生活”这一哲理的生动注脚。同时,作家也通过这样一个烟火气十足的“老女人”演绎了一座城与一个人(一群人)的文化哲学关系。

春婆婆是烟火街上年岁最长的乐天派。她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就是现实、乐观,自解烦恼。春婆婆原本是个弃婴。她被张铁匠家捡去,又转送给了彭裁缝。所幸,虽然是养女,但是她承蒙了远胜于亲生父母的爱。童年的她聪颖懂事,12岁就从养父的裁缝师傅那里出徒,自己会裁缝,而且会做新式样的西服,也能给教堂里的神甫做长袍。小小年纪见多识广,做生意活泛。17岁时,她抗拒了张铁匠、彭裁缝等人安排的婚事,自作主张,嫁给了自己选择的放马人马奔。

“活过九十而能在冰雪中自如行走的,在哈尔滨,也就春婆婆吧。在玉门街一带人的心目中,她就像一座石头垒砌的老城堡,苍苍貌,铁骨身。”她的生活态度是:“一个人吃东西马虎,说明活得太潦草。”她用认真吃饭来认真对待生活,每天的生活安排得很规律,两个饱儿,两个倒儿。牙口上好,爱吃豆子。“黄豆、芸豆、黑豆、豌豆、蚕豆,她都爱;吃法上也不拘一格,五香的,油炸的,清水煮的,都行。”春婆婆的最爱是几乎每天都要到“黄鸡白酒”小饭馆享受一餐美味。时不时到澡堂搓个澡,让自己痛痛快快,清清爽爽。每年都不忘记以自己的方式,去悼念英年早逝的丈夫马奔和家人……。

春婆婆是一个敢于向不公平现象说“不”的正义者。她从自身的现实遭遇中发出底层人的正义之声。在“暖气分户改造工程”中,有关方面贴出的“安民告示”,春婆婆不识字,也没有人告知。先是邻居家暖气开栓,自家房间被淹;接着她只能到公共场所“蹭暖”,却多遭白眼;原以为自己不开栓,可以省下采暖费,结果被告知无效;请律师打官司,最终不仅白白花掉了律师费,还被宣判“败诉”。但是,她却是一个敢于以自己90高龄的老身与不合理的规制说“不”的有主见、懂得为自己讨个说法的公民。春婆婆为自己的烦心事可以不去与人计较,但是,对于那些破坏自己居住、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街区环境的不良现象,她却并不顾及人们对她的那种不解和冷漠,也同样会说“不”。在这个人与环境充满了冲突,人与人相互隔膜的社会风气中,明哲保身尚且不易,春婆婆却勇敢地对这些现象说不,显示了一个公民的自主意识和社会正义感。

迟子建说:“春婆婆一生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平凡女人的史诗,虽不惊天动地,但她在世俗生活中,隐忍、宽厚、善良、惜福、懂得爱、百折不回。这都是我喜欢的女人的品质。”春婆婆被命运抛进了这座城市以后,她用自己的生命长度丈量了这个城市的进化史,这座城市成为春婆婆生命轨迹的底色。同时,迟子建用春婆婆对待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现实态度,诠释了都市文化与人的精神形塑的血缘关系。“城市人在失去乡土之后有精神漂流。漂流者将终止其漂流在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更高层次的和谐中,但那不会是‘乡土’的重建。因而乡土感在‘五四’以后的文学中才更有诗意的苍凉。”^[3]

迟子建通过对春婆婆生存况味和性格特点的刻写,昭示了她的平民意识,同时也借着这个漾着浓重烟火气的“老女人”来演绎一座城市、一个街区同一个人之间的文化关系,从而确认“春婆婆们”的生命价值和社会文化意义。《黄鸡白酒》以哈尔滨这座东北大都市为背景,以烟火街为横幅,铺展开一幅别样的“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中活跃着打铁的、缝纫的、卖活鸡的、开酒馆的,以及落魄的俄侨流亡钢琴家、卖画糊口的流浪汉等等。这些人物与哈尔滨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迟子建所说,哈市是个大舞台,这些小人物就是在舞台上演出自己人生故事的演员。这些小人物就是这座城市的魂魄,是他们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过去、现状和未来。春婆婆的感慨道出了作家的感慨,也说出了一座城和一城人、和一城景致的亲缘关系。

中篇小说《晚安玫瑰》^[4]是迟子建奉献给中国文坛的一枝丰盈的“玫瑰”。该作一经发表,广受好评。迟子建自述,《晚安玫瑰》是她用时最长、篇幅也最长的中篇(约7万字)。可见,它是作家精心打造的精品之作。作品以哈尔滨为国际大舞台,叙述了流亡到哈市的犹太后裔的故事。故事着力塑造一个年过八旬的犹太老女人吉莲娜的文学形象。

吉莲娜这个“老女人”既不同于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也不同于满身烟火气的春婆婆。她是上世纪30年代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贵族的后裔,有高贵的血统。吉莲娜在哈尔滨出生长大,哈市是她的第二故乡。她从小到大,每一个阶段都是美人,即使年逾八十,不臃肿,不驼背,从侧影看就像个妙龄女郎。习惯穿毛呢连衣裙,每逢新年,更是精心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美人。居住在一座俄式花园洋楼的三层。房间布置合理、高雅、明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和汉语。弹钢琴,听音乐,跳舞,修养全面。但是,平时性格孤僻,面相阴冷,话语极少,喜欢独处。在房屋招租时,对租房人赵小娥的“审查”苛刻:老家在哪,多大年龄,有无男友,是否爱吃猪肉,常换衬衫不,睡觉打呼噜不,花粉过敏不,喜欢钢琴不,丢过钥匙没有,等等。更重要的是,吉莲娜很少与人交往,似乎有什么讳莫如深的隐私,拒人于千里之外。笃信犹太教,早午晚祷告三次,低声诵读希伯来文经书。总之,这是一个高贵、神秘、怪异的犹太老女人。

年轻的吉莲娜是一个复仇女神。在吉莲娜身上烙印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因为她亲日的继父与日本军官设下圈套,摧毁了她纯洁的少女之身连同浪漫的梦想。为了保护自己,她至死不嫁,曾经装疯卖傻,彻底摧毁了那个日本军官想正式娶她为妻的美梦,也给她的继父以致命的打击。吉莲娜的复仇是狠毒而隐秘的。她利用继父抽大烟的嗜好,买了砒霜,每隔一周,悄悄用牙签把砒霜埋伏进烟枪,让砒霜每天吸吮继父的血。她的继父先是烦躁、消瘦、胸痛,终于有一天一命呜呼,倒在外出办事的路上。东北光复后,那个摧毁她美好青春的日本军官也剖腹自杀了。自此,吉莲娜的仇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但积郁在她胸中的仇恨却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吉莲娜也是一尊坚贞的爱神。就在她的仇人相继死去之后,一道爱情的曙光在她心灵的地平线升起。因为吉莲娜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和汉语,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之后,便聘用她为苏联领事馆翻译。在她应用双语参与处理战后一系列相关事宜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位苏联外交官。尽管这位外交官有家室,还比她年长十几岁,但是,她却被他儒雅的风度、良好的文化修养所深深吸引,抑制不住地堕入情网。告别的时刻,二人在马迭尔饭店喝酒、跳舞,外交官送她一枚雪花状的胸针。尽管他们之间自从分别就没有再见过面,也没有信件往来,但是,吉莲娜却将这份迟到的、无法兑现的爱情珍藏、坚守了一辈子。马迭尔、雪花胸针、跳舞,却成了吉莲娜全部爱的附丽。原本吉莲娜在遭受继父和日本人的阴谋与婚姻之后,就笃信她自己的心已经死了:“犹太人将落日看作是新一天的开始,可对我来说,那晚的落日是永远的落日,我的生命再无日出可言了”。与那个外交官的爱情让她的生命再一次升起了曙光。虽然这不过是一场无花无果的爱,但这种刻骨铭心的爱情却成为她的信仰和宗教,教她放弃仇恨,爱人、爱自己、爱世界。吉莲娜对哈尔滨这座城市的爱是因为在犹太人无立足之地的时候,它张开了宽厚的臂膀收留了这些流亡者;更因为吉莲娜全部的爱和恨都生长和泯灭在这里。所以,当多数流亡的犹太人离开哈市回归故里的时候,她选择了定居哈尔滨。她说:“有爱的地方,就是故乡;而有恨的地方,就是神赐予你的洗礼场。一个人只有消除了恨,才能触摸到天使的翅膀,才能得到神的眷顾。半个世纪下来,她的爱没变,但她对于继父的恨,逐日消泯。”

从复仇女神蜕变为自我救赎的女神。吉莲娜自从有了那场忠贞不渝的爱情之后,开始寻找自己在复仇中丢失的灵魂。她选择了皈依宗教,拯救自己“有罪”的灵魂,并且像“教母”一样引导现实中的复仇者,走出灵魂的暗区,重塑澄明的心灵世界。赵小娥就是一个现实中的复仇者,一只迷途羔羊。在吉莲娜的精神引导下,赵小娥开始了极其痛苦的灵魂挣扎。最终,吉莲娜把自己的遗产全部赠予赵小娥,倾注了不是生母胜似生母的无私的母爱。吉莲娜的盛举促使赵小娥走出灵魂的低谷,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上的恶是强大的,但比起恶来,爱与美更强大。”迟子建最欣赏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这段话,也是吉莲娜用以灵魂自我救赎,并拯救另一个有罪灵魂的法宝。吉莲娜可以说是迟子建笔下又一个成功的“老女人”形象。

迟子建笔下“老女人”独有的美学境界即苍凉美。在迟子建看来,那些历经沧桑的女人,当她出现在舞台上时,她会放下镣铐,回归自然,把最天籁的舞蹈呈现给你。春婆婆、吉莲娜,两个同时代的女人,虽然生活在同座城市,但因为身份不同,经历不同,呈现出的注定是不一样的故事。对一座城市来说,每个人有不同的记忆,是文学的幸事^[5]。

苍凉,作为一种美,我们在张爱玲的笔下和那些关于张爱玲的批评中已多有认识。苍凉,作为一种文学境界的自觉追求,我们从迟子建和她笔下的“老女人”形象中也多有感受。张爱玲说:“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迟子建所追求的苍凉一是源于她对人生况味的基本看法。苍凉美像一种气场弥漫在“老女人”生存的周遭环境中,渗透在她生命的表里。二是她笔下人物命运的苍凉基调。迟子建笔下的“老女人”都是那些年事已高,历经岁月沧桑,铅华洗尽,尽显“女神”(老神仙)风采的资深女性。迟子建笔下的苍凉美,是苍老、苍茫、悲怆、悲情的混融,既是一种“完成”,也是一种“启示”。第三,苍凉美是迟子建完美女性观的文学阐释。苍凉美作为一种境界,它是那些有故事、有味道、有价值的“老女人”的整体风貌。可以说,这样的“老女人”正是迟子建为女性设计的未来影像:苍老的晚年,不等于苍白的晚年、凄惶的晚年,更不是丑陋的晚年。它应该是一种女性理想美的终极境界。

为体现这种苍凉之美,迟子建往往借助于宗教文化叙事,使其作品和人物始终沉浸在一种神秘的诗意氛围中。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家以大量的笔墨状写鄂温克人的民间信仰 萨满教。萨满教是生活在东北山林中的游猎民族鄂温克、鄂伦春、满族等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他们不论生还是死,不论婚嫁还是丧葬,喜怒哀乐几乎都要有萨满舞陪伴。萨满,可以说是他们的神,灵魂存在的象征。《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教的跳舞场面、萨满的神衣神饰,萨满教在鄂温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在鄂温克人灵魂中的主宰意义等等,无处不在,构成一种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文化元素。从某种意义上说,鄂温克人对生命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对信仰的坚守,对是非的分辨,都通过这种独特的宗教信仰和仪式而得以表达和张扬。当萨满即将成为“博物馆的陈列品”的时候,酋长的女人和她的家族的悲哀与苍凉可见一斑。迟子建把乡土、民俗当做支撑小说的灵魂:“我的故乡不仅意味着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风景、休息的地方,那是灵魂的归宿,一个人的故乡情结总是含有宗教意味。人有故乡是幸运的,同时也会感到不幸,因为故土中不可爱的东西会被人为地美化。”

在以哈尔滨为背景的《黄鸡白酒》《晚安玫瑰》等作品中,不同程度地状写东正教的历史和文化遗迹。教堂的描写也最具特色和思想蕴含,对人物性格形成起到很好的陪衬作用。在迟子建看来,“哈尔滨那些有着穹顶的教堂,带着鲜明的上世纪城市生活的印记。对于犹太会堂来说,那样的穹顶在我眼里就是泪滴！这泪滴关乎故园,关乎爱情,关乎宗教,关乎生死,一言难尽。但我用心感受到了 这样的泪滴就像晨露,历经沧海,依然闪闪发光！”^[5]《黄鸡白酒》以春婆婆为视点看到的教堂则是另一种风景:“眼前的这座东正教大教堂,是早年俄国人为派遣到中国的西伯利亚步兵兴建的,有五十多米高。教堂清水红砖的墙体,穹顶涂着墨绿的油彩,看上去就像一个丰收了的大南瓜。穹顶四围,有四个大小不一的帐篷顶,如少女被风鼓起的裙钗,飘逸浪漫。前些年对教堂修复时,穹顶和帐篷顶竖起了金光灿灿的十字架,看上去像熊熊燃烧的火炬。”教堂、流民、悲怆、暮年……,无形中汇聚成一种莫名的苍凉与悲怆。

夜晚意象的营造,同样为“老女人”的沧桑美增添了温情、诗意和神秘。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夜晚意象非常突出,它像一张无形的网罩在人物头上;也像一片云弥漫在人物生存的环境氛围里。《额尔古纳河右岸》《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布基兰小站上的腊八夜》《第三地晚餐》《晚安玫瑰》,这一系列作品从命名就不难看出迟子建对夜晚的钟情。她笔下的“老女人”很多时候、很多故事、情感情绪往往都发生或爆发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夜晚。酋长的女人在叙述鄂温克人原生态生活时,对夜晚格外倾情,鄂温克人的夜晚和白昼都一样充满着诗意和牧歌情调。“黑夜降临了,尼都萨满敲起神鼓,开始跳舞了”,夜晚让萨满舞更具神性;“黄昏的鹿铃最清凉/夜晚的小鸟要归林”,相依相偎的有情人在夜晚享受他们的绵绵温情。当这位老女人的故事讲到尾声“半个月亮”的时候,无论故事本身,还是讲述者的心境都进入了一个更为高调的苍凉境界。《晚安玫瑰》中的夜晚非同寻常。赵小娥的母亲于一个鬼节的晚上在坟场被强奸,孽生了她“魔鬼”般的复仇心理;吉莲娜也是在一个夜晚被她的继父和日本军官迷奸,播下了复仇的种子。当然,夜晚也成全了复仇者灵魂的忏悔,吉莲娜夜夜诵读经书,清洗着自己有罪的灵魂。总之,夜晚意象的营造在迟子建不仅是一种叙事策略,也是一种苍凉美的表征,透露了作家对夜晚的独特体验和感悟。

“老女人”形象问题不仅是个文学史问题,同时也是深刻的哲学美学问题,一个女作家精心书写“老女人”,其中不仅有着女性主义叙事的症候与洞见,而且还关联着对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思考。“老女人”形象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一个被动的多重的镜像,她映照出青春、爱情的激情记忆,但也收获着繁华落尽的从容与淡定,甚至饱含着母性,有着“大地之母”的原型意味。“老女人”的故事实际上是文学“母性叙事”母题的当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