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认识你自己。”这一镌刻在德尔斐神殿上的著名神谕,是哲学研究日久弥新的永恒主题。作为智慧之学,哲学的真谛并不在于深奥辞藻的繁琐堆砌抑或给定一套抽象空洞并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哲学的任务恰在于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能够从本源上去思考人自身的存在境遇。进言之,在某种意义上,承载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并找到一种关注和解决自身生存问题的行为方式,成为哲学发展的动力源泉和根本旨意。作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人具有独特的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能力。然而,就人类生存的自身条件和现实状况而言,人却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生存的危机。这种危机在今天不仅体现在人类生存境况的不断恶化,还表现为人类精神的虚无主义和追问生存意义的荒诞。概言之,人类所遭遇的最重大的时代课题就是人自身的存在问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机器的轰鸣声已经奏响了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序曲,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1962年,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揭露人类滥用化学药剂对生态的巨大破坏,呼吁人类放弃征服自然的野心;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针对世界人口增长、工业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的指数级增长方式与现有生存条件的不可调和性矛盾,警告人类防止“池塘危机”爆发;同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告诫人类保护生存环境,……也大概在这一时期,全球性的绿色政党和生态运动开始勃兴,这些环境运动与各式的民主运动、女权运动等形式相结合,成为推动绿色社会运动发展的最初萌芽。

伽达默尔曾指出:“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1]随着自然科学与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技术赋予人类以丰富性和灵动性,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改变;然而,当理性走向非理性之际,人们发现在技术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工业社会,科技的滥用不仅蚕食着人类原本贫瘠的生存条件,还逐渐将人与自身剥离开来而变成一种异化的存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技术通过掌控人类需求而控制人自身,使人类陷入商品的丛林中,将消费作为满足自身幸福的存在方式。可以说,当下人类所无法回避的现实是,现代形而上学与资本合谋,摧毁一切疆域、种族、时空限制,催逼社会生活的创造性主体处于劳动异化与消费异化的生存状态中,使人类如丧失精神家园的迷途羔羊一般无处安放自身,陷入全面生存异化的境遇。

面对这一历史性难题,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社会批判理论,抑或是存在主义者的生存焦虑,都曾试图寻找一条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道路。尽管这一过程充斥着极具浪漫主义的悲情色彩,甚或是对于社会现实乌托邦式的强烈愤懑情结,不可否认,他们都曾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始终将关注人性自由与解放作为哲学探索之灵魂。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曾强烈抨击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统治,指责理性堕入实证主义的深渊,使人类丧失“理性的批判力量的家园”^[2]。同样,存在主义理论传统则认为,唯有以人为中心,确立人的个性与自由原则才是真实的存在。于是,克尔凯郭尔诉诸于宗教的神秘主义,雅斯贝斯继而呼吁从“存在者”出发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海德格尔觉醒荒诞世界中人的孤独与恐惧而倾听存在的呼唤……。事实上,这些执著于探索人之存在方式哲学家,正是延续了古希腊以来关于追问存在意义的哲学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期以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思潮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解读人之存在方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范式。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解读人之存在方式并没有将自然与人相互剥离作为解读生态危机或人的生存危机的单一对象,而是强调人与自然作为一种共在的存在状态,强调人、自然、社会的有机而复杂的一体化进程;其次,这一思潮聚焦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类存在方式的批判,继承马克思关于生产异化的理论,准确而鲜明地指出人类正遭遇生产与消费领域的双重异化;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尽管乌托邦式地勾画了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制度的模式,然而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人之存在方式,预言现代工业生产条件下革命将发生在消费领域,并主张人类从创造性的生产劳动中确证自身的根本性存在,实现自然与人性的双重解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关注人之存在方式的哲学家,威廉·莱斯最为系统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之存在方式展开了激烈批判,并提出相应完整的建构方案,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激起强烈的思想共鸣,对于西方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莱斯也启发我们对当下消费主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进行批判性反思,为我们探寻更加合理的人之存在方式提供了有益借鉴。

莱斯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点“表达得最清楚、最系统的生态左翼人士”^[3]475,在这一思潮的演绎流变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他承袭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传统,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相结合,开创了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研究人之存在方式的理论先河。

第一,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第二代代表性人物,莱斯处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推动这一理论迈向体系化和成熟化,为后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作为马尔库塞的学生,他继承了马尔库塞思想中的海德格尔、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基础,又借鉴了弗洛伊德的本能心理学及社会学分析元素。莱斯更像是一个兼具人道主义与浪漫主义精神的卫道士,他并不像马尔库塞那样坚持激进的社会民主政治道路,但他也洞察了理性否定性维度,并开创性地提出了“非理性的狡计”原则,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与自由的压抑与否定提出自己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制度构想。

第二,莱斯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双重维度挖掘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透视生态问题的新领域。也正源于此,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或许莱斯对自然青睐而遗忘了居于其中的人的存在,却忽视了莱斯始终将人、自然与社会看做一个动态而复杂的统一体。他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等要素,其最终目标都指向人这个唯一的存在者,事实上,莱斯的根本旨意在于对人之存在的关怀。他推崇人的自然的存在,承认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的有机统一性。莱斯以系统阐发“控制自然”而著称,他所称谓的这种“控制”既是对外在自然的掌控,也是对内在自然 人的需求的掌控。正在此意义上,自然的危机也就是人存在的危机,自然的解放也就是人性的解放。

第三,莱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人之存在方式。他引证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挖掘人之存在方式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黑格尔的理性思辨原则来透析现代工业社会人的异化存在现象。同马克思一样,莱斯并不是从抽象的“人性”原则出发,而是将人看做从事社会生产与消费活动的“现实的个人”。莱斯似乎意识到了“劳动和消费只不过是生命必需性强加于人的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4],他准确预言马克思所提出的人在生产领域遭遇的异化现象已经转向消费领域,是最早也是最系统提出“从生产领域而不是消费领域寻找满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将建构人合理的存在方式最终立足于劳动解放,这一论断正契合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与人的本质关系的学说。

第四,莱斯续写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透视现代工业社会人之存在方式。卢卡奇曾抨击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物化存在状态,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之存在方式研究的理论先河。此后,无论是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或是以赖希、弗洛姆为首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列斐伏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将现代工业社会人之存在方式作为研究的论域。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莱斯延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焦点,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异化消费状态、虚假的需求观、商品拜物教形式、物化的幸福观的激烈批判,辨明控制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其终极目标在于对人的控制,警示人类作为主体性存在已呈现出从理性走向非理性的发展趋势。

莱斯关于人之存在方式的批判性重构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其一,关于人之存在方式的概念性解析;其二,对于控制自然状态下和高集约度市场布局下消费主义存在方式的批判逻辑;其三,重构人之存在方式的理论基础与社会制度构想。

莱斯并没有赋予“人之存在方式”以一个明晰的概念性规定,但莱斯却始终都在诠释着人之存在方式。一部“控制自然”的思想发展史,叙述着人从自然存在、自为存在到异化存在的历史演进过程:莱斯分别从古代神话、中世纪、十七世纪之后三个时期,剖析人在控制自然过程中呈现出的存在状态。他从代达罗斯和流传的古代神话中发现,“各种金属工具的发明与制造总是带有巫术和神祗的色彩”^[5]27,折射出人们恐惧和渴求的矛盾情绪。在莱斯看来,“尽管现代技术理性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性,然而无论在前工业社会或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工具与操作都没有丧失其巫术的光环”^[5]28。早期神话似乎已经萌发主体将自身从自然中剥离开来的初始萌芽,预示着理性宰制自然的主体权威,然而,自然的神秘力量使得人类对之敬畏与依附,人类无法真正掌控用来控制自然的工具而必然作为一种自然的存在。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在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庇护下披上了合法外衣,他援引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对宇宙具有统治权而人对其他有生命的创造物拥有派生统治权,强调劳动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要性。在莱斯看来,文艺复兴在积极提高对自然(它的“秘密”和“财富”)的劳动兴趣方面迈出了第一步^[6]31。他特别强调培根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培根消解了宗教与科学的文化对抗,将科学技术与信仰视为共同弥补人类原罪的手段,为科技发展驱除思想上的樊篱,“扩展人在世界中的‘力量’”^[6]31。这种影响到17世纪之后不断得以加强,控制自然俨然成为不证自明的观念,笛卡儿、圣西门也曾试图将此向前推进,然而马克思却看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法。事实上,莱斯肯定了文艺复兴之后人作为一种自为存在的状态,认为征服自然为解放“人类的不利地位”提供了希望,为从形成人与自然关系基本状态的生存逆境中解脱出来提供了可能^[6]51。

同时,莱斯并没有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范围内,而是敏锐地捕捉到蕴藏于其中的逻辑基础,即人与自然控制与服从的辩证法。他预见了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展开人之存在方式由理性原则到非理性狡计的发展趋向,抨击人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遭受的双重异化。莱斯曾说:“社会发展继续藐视所有理性控制的努力,相反,却受到一种虚假的潜藏动力 非理性狡计所支配,其最重要表现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落入社会矛盾的非理性之网的过程。”^[5]21他从历史、哲学、社会维度,结合对舍勒的控制学、胡塞尔的两种自然,以及霍克海默有关社会冲突源起的分析,追溯“控制自然”是人作为主体性存在张扬理性原则的结果,理性在控制过程中已经变成一种工具,它不仅控制外在自然还控制内在自然,控制的最终目的在于对人本身的控制。依据培根《新工具》中的“剧场假象”“市场假象”“洞穴假象”和“种族假象”,莱斯指出“技术幻象是伴随着现代社会对科技进步的慷慨承诺而发展起来的错误观念”^[7],批判陷于技术四重幻象下的主体性存在状态,控诉科学技术导致人类生活世界失落,并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莱斯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理性批判传统,特别继承了霍克海默关于控制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阐述技术理性强制下人的异化存在状态,揭示主体存在方式由理性控制走向非理性的狡计,预示了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8]。

面对现代工业社会消费主义的浪潮,莱斯从“需求”理论、“商品拜物教”和“幸福观”三重批判路径出发,揭示人类的存在已经陷入全面异化的境遇。具体表现为:一是依据高集约度市场布局下人所遭遇的需求问题提出需求二元性结构。莱斯基于需求模糊性特征从人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对传统二元性需求理论展开激烈批判,他否定了传统的生物—文化差异一般需求形式,拒斥马斯洛将需求层次置于等级秩序框架内,同样反对行为主义或批判理论视野下对于需要和满足需要方式的内在关系正当性的判定,特别是抵制马尔库塞的“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区分。莱斯指出每种表达或者需求状态同时与物质和符号或者文化相关联,人类需求系统在每种文化中都是一个物质与符号关联的坚固的统一^[9]64。他批判现代工业社会在物质产品中专门嵌入了形成人类需求特征的符号中介网,人们将需求完全以商品为目标^[9]67。二是针对现代人的偶像崇拜、象征主义、自我陶醉与图腾崇拜,莱斯提出人与人的关系以物的形式而存在,异化消费的商品拜物教形式导致人的自我异化。莱斯认为市场经济的生活原则就是每天湮没在买卖交易中,人们所拥有的(尤其是心智技能和体力)和人们所想或者所需都有一个价格,自然环境和人类品质都进入了商品领域成为可以用来交换的东西^[10]。莱斯还批判了现代工业社会通过广告传媒等途径向大众灌输消费主义思想的大众文化特征。三是阐述了高集约度市场布局下单一消费模式与满足需求多重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矛盾,把消费与满足等同起来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必须用质的标准代替量的标准。莱斯认为人先天具有愈合、慰藉、运动、学习、建筑、殡葬的能力,每一种能力满足一种需求,满足这些需求的方法主要依靠人们为自己所能够创造的,而并非依靠消费商品。现行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体制抑制了个人才能和直接参与活动能力的发展,这些活动提供了一系列满足需求的方法(建造房屋、种植粮食、缝制衣服),而不是以围绕着市场购买为目标^[9]107。莱斯批判只根据疯狂的消费活动来确定人的幸福,这恰恰是当代异化的特征^[3]476。

对于重构人之存在方式的理论基础与方案构想,莱斯分别从人、自然、社会三重维度勾画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蓝图,即劳动解放论、自然解放论和建立“较易于生存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莱斯的劳动解放论和自然解放论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地位。他看到控制自然与压抑人性处于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因此,自然解放与人性解放具有内在历史一致性。莱斯意识到对“控制自然”意识形态进行控制的重要性,强调应加强对于控制的手段 科学技术的掌控,最终从创造性的生产实践中实现人类的终极解放,阐明唯有劳动解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正如莱斯所说,应该主要从组织生产活动中获得满足的可能性,而并非像当今社会主要从消费活动中获得^[9]106。莱斯吸收了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稳态经济思想,提出施行“稳态经济模式”的构想,倡导建构“较易于生存社会”的制度构想,也即“建立一种发达工业国家社会政策的综合方案,以减少用于满足人类需求的商品因素的重要性并降低人均所需能源和物质需求”^[9]112。

莱斯是连接法兰克福学派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中间桥梁,其思想兼具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特征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点。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莱斯更为系统和全面地对高集约度市场布局下人之存在方式展开研究。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消费方式进行了激烈批判,判明人类生存的危机已经由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他提倡建立新的需求观和消费观,鼓励科技分散化和基层民主自治,对于开启阿格尔、高兹、奥康纳、福斯特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之存在方式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然而,正像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文化批判理论,莱斯思想最终也无法逃离现实的空洞与疏离,从而陷入乌托邦式的理论遐想。他所勾勒的未来社会制度更近似于空中楼阁般的主观幻象,距离人们的现实的社会生活是如此的遥远。尽管他判明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提出以自然与劳动的双重解放来实现人的最终解放具有强烈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然而他所倡导的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构想却不具有现实的实践可行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形而上学与资本同谋的历史语境下,人的物化存在与寻求自我复归相背离,人类似乎无法规避全球化境遇下交往形式的物化特征与人自身发展丰富性的内在悖论,正如雅斯贝斯所言,“我们看到了衰落和毁灭的可能性,我们也看到了真正的人的生活就要开始的可能性”^[11]。或许莱斯思想中稳态经济模式、工人自我管理,以及建立较易于生存社会等思想在现有中国特定语境下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然而,莱斯关于人之存在方式的探讨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人们的存在方式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首先,构建人与自然生态一体化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其次,摒弃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消费模式,建立以人为最终目的的生产—消费—交往模式;再次,拒斥现代工业社会理性同一性原则,培育个体独立批判精神与自觉意识;最后,鼓励肯定人而非否定与压抑人的并确证人之本质的创造性生产活动,树立符合人性的新型劳动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