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指人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需求而消耗物质财富和劳务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维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消费理论、剖析资本主义消费本质过程中创立并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消费理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创立、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该思想从宏观层面对消费价值、消费行为、消费制度等形成系统性认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理论基础之一,直接影响宏观经济调控、社会管理、政治治理等系列制度建设和政策取向。在从萌芽走向成熟的历史演进中,每一阶段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战略需求,赋予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鲜明的时代特征,价值目标日益凸显,消费理念走向系统,在实践中完成从手段层面到目标层面的飞跃,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契合。

1949—1978年3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的艰难探索。

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底是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国共产党主要从政治维度考量消费,将消费等同于人民的物质生活。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消费思想的核心目标是满足人民需求、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行和“一五”计划的完成促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下来,党的八大上也对正确主张进行了系统表述,为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的物质条件、制度保障和思想基础,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的萌芽。鉴于当时我国建设基础比较薄弱的现状,该时期形成了节俭建国持家的消费理念和积累与消费均衡发展的消费政策。

第一,树立合理的消费理念:节俭建国持家,反对贪污浪费。勤俭节约是我国革命和建设时期贯彻始终的消费思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勤俭节约思想体现在公共开支和个人消费两个方面,并将其上升为国家的建设方针。首先,勤俭是工作的方针,节约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把国家机构经费的节俭作为财政情况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1955年进一步指出勤俭经营“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1]。他指出中国要一直执行勤俭的原则,尤其在当前几十年要想从穷国变得富起来,特别要强调勤俭。其次,人民生活勤俭持家,不铺张浪费。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指出,在综合国力较低的情况下进行建设,人民群众要继承勤俭持家的民族传统,避免铺张浪费行为。这种消费思想在1957年被明确为“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2]。最后,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必须严惩。1951年《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消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指出:“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3]该文件明确指出贪污和浪费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所以反贪污、反浪费与反对官僚主义要同时进行。这时期我国对公职人员和普通群众都大力倡导勤俭节约的理念,公共开支和生活消费都主张节约,将一些地方的浪费行为视为需要改革的旧习惯,甚至明确将行政人员的浪费等同于贪污犯罪加以严惩。

第二,确定统一的消费方针:积累和消费统筹兼顾,均衡平衡。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方法与途径。首先,统筹兼顾是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方法。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决议中指出:“我们的税收政策、物价政策、工资政策和合作社收益的分配政策,应当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又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4]这是八大“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表现,不但表明了积累与消费兼顾的消费思想,还体现了国家各方面政策与积累、消费之间的紧密联系。薄一波在八大上论述了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意义,并划分了二者的比例。同年11月,陈云明确提出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和平衡的思想。其次,消费水平提高要靠生产的发展。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以工人举例表明靠经济发展来提高工人消费水平的思想,指出不关心群众生活就是官僚主义。他提出:“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5]最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处理得当可以在收入分配上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6]毛泽东辩证地认识到只有分配的比例恰当才能兼顾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三者利益,尤其是劳动者利益得到保证,生产生活的积极性才能更大。

第三,明确消费的地位和功能:消费水平提高是党的宗旨和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我国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了先积累后消费的政策。然而毛泽东一直强调积累率不能过高,必须兼顾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他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形象地将厂房、机器、设备比喻为“骨头”,而把市政建设和服务性的设施比作“肉”,提出以前建设中只注意“骨头”不重视“肉”的情况,如果今后只长“骨头”不长“肉”问题会很大。显然,建国初期,巩固政权和提高我国国民经济水平是迫在眉睫的重点,但与群众生活和消费密切相关的市政建设和服务性的设施等同样需要发展,要以苏为鉴,避免重蹈苏联国民经济结构失衡、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的覆辙,使人民群众能分享到国家发展的成果。

在“一五”计划奠定的坚实基础和八大正确指导下,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份。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夸大主观意识的作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也吹进了消费领域,直接影响了消费思想的走向。1960年国家出台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在农村纠正了“左”倾错误,形成了一些正确的消费主张和消费政策,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然而这一阶段并没有彻底清除“左”倾思想的错误,为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埋下隐患。这一时期主要形成了关于消费与积累、分配、交换等相关问题的消费思想。

第一,高积累低消费,打破积累与消费的平衡关系。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凸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八大”确立的平衡消费和积累及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关系的思想并没有贯彻下来。八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以“多、快、好、省”为中心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出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助长了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发展思路。积累和消费,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比例严重失衡。“在1958—1960年三年间,积累率由‘一五’计划期间的年均24.2%,提高到33.9%、43.9%、39.6%,三年积累总额达到1438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全部积累还多44%。”^[7]高积累率必然导致消费比重的减少,自然灾害和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我国于1961年、1962年调低了积累率,也使国家领导人冷静下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情况,逐步调整经济政策。随后1963—1965年“三年平均积累率为22.7%,国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为14.5%”^[7],国民经济在调理、整顿中恢复和发展,商品货源充足,人民生活水平略有提高。

第二,反对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悬殊,强调按劳分配。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各尽所能的按劳分配,反对扩大生产和生活上的差距,强调发展集体福利和公共福利事业,认为社会主义就应该搞集体福利。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毛泽东认为人民运动的出现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落后状态的共同意愿,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肆虐的“共产风”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随后中国出现自然灾害,造成国家粮食供应和人民生活的困难。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了激进的分配制度和其他经济政策,但“左”的思想在经济建设中尚未彻底清除。

第三,从部分商品的统购统销到正确运用商品经济规律,发展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我国在建设初期由于部分商品供应不足,实行了对一些重要消费品统购统销的票证制。随着国家建设的展开和对苏联建设经验的反思,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对不需要国家统购统销的商品运用价值规律在自由市场流通,可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是对国家统一市场的有益补充。由于价值规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要“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正确地掌握物价政策,就可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8]。同时,毛泽东突破了苏联斯大林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提出“有些生产资料也属于商品,赞同农民自发建立的消费、贩卖和信用合作社”^[9],是对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文革”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人民的消费水平并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物质消费状况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迷期,“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速度仅2.15%”^[10]。这期间,精神鼓励对经济生活的刺激作用被夸大而导致物质奖励缺失,人民收入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消费内容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消费对象单调无活力。“文革”时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处于艰难探索时期的谷底,甚至业已形成的一些理论成果出现了荒废,但改革开放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很多积极的探索成果,比如对消费本质、消费功能的认识,对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消费与分配、交换、社会保障等系统性的思考,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的丰富奠定了理论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改革开放引领中国经济步入长期、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第二、三代领导集体总结改革开放之前的经验教训,突破从政治单维度定位消费的历史局限,从政治、经济双重维度重新思考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我国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的体系完善奠定了物质基础。在继承上一时期节俭消费的理念后继而提出适度消费,并形成了生产和消费相互促进、发展精神消费、差异化消费等消费思想,深化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

第一,构建节俭、适度的消费理念。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准确判断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心情十分紧迫。他指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有艰苦奋斗的过程,并将艰苦奋斗与我国现代化发展目标紧密联系。党的十三大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写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立足点。邓小平强调要加强艰苦朴素的教育,号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艰苦奋斗中要起到模范作用,并将此作为选拔领导干部的条件之一。邓小平同时对消费提出新要求:“要注意消费不要搞高了,要适度。”^[11]适度性消费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艰苦奋斗有机统一,使人民在消费质量逐渐提高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避免偏离国情、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过度消费,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科学性、合理性的体现,也是对消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应具备的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把握。

第二,从主要矛盾、发展战略和指导思想高度确立消费的重要地位,形成生产和消费相互促进的辩证消费思想。对高积累低消费的思想使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的历史反思后,邓小平从政治维度考量消费,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2]。至此,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被确定下来。邓小平清醒地看到我国消费水平较低的现状,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中加以论述,归根到底就是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为主要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可行的依据和时间表,使人民消费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在国家经济战略层面得以空前凸显,人们生活向温饱 小康 富裕的目标迈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将消费政治维度的目标与经济战略的步骤紧密结合,目标与手段的统一实现了对消费认识的新高度。江泽民进一步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写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使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实现了高度一致。

第三,共同富裕思想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差异化、多样化消费奠定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后,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标。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突破了对共同富裕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的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理解,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实现途径,促使人们在差异消费中走向共同富裕。在第二、三代领导集体执政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确立和完善为差异消费提供了良好的消费环境。消费品生产者在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和政府有效监管的良好市场秩序下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由市场配置的消费资源更加丰富。所有制结构改革过程中,多种市场主体提供的丰富消费产品不断满足群众的多样化需要,人们获得更大的消费自主性和选择性。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高效催生了消费数量和质量的快速提升。

第四,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并重,消费结构日益合理。在改革开放取得一定物质基础的前提下,邓小平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精神文明的建设带动了精神文化产品的丰富和人民生活的活跃,也使城乡居民消费结构逐渐合理,人民素质不断提高,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具体提出了发展精神文化消费的途径和效果,指出“努力增加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拓宽消费领域,引导合理消费。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充实精神生活,美化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13],并提出通过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向纵深阶段推进,经济社会走向科学发展,在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征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伴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体系化而不断成熟,呈现了鲜明的系统创新的阶段性特征:从经济维度看,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要通过国民收入提高、消费热点壮大、消费环境完善等多方面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从政治和党建维度看,物质丰盈时代,党政干部更要以身作则、改进作风、厉行节约,带动全民形成合理适度的消费观;从文化维度看,提高民众素质,树立文明消费观;从社会维度看,以民生建设为重点,通过公共消费的增加促进消费公平;从生态维度看,从“两型”社会建设到消费模式绿色化转向的实现。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十六大以来,我国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培育壮大消费热点以推进需求结构优化、完善消费环境以提供消费发展保障等体制机制创新,为消费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十七大报告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凸显消费的拉动作用,明确指出:“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14]。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强调消费是扩大内需这一拉动经济主引擎的主要着力点。可见,十几亿人口消费潜力的释放将促进中国持续、科学发展,消费主导型发展的新模式已悄然形成。

第二,反对铺张浪费,党政干部带头执行节约消费细则。物质财富的丰盈、西方消费主义的侵袭、传媒和广告在激发人的欲望方面形成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奢侈消费、超前消费、炫耀性消费等大量铺张浪费或享乐主义的消费行为出现。针对这些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节约消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带领下,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伊始,就提出改进党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随后从“三公”经费的缩减,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纠“四风”中的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习近平在新华社一份《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的材料上作出批示到全民兴起的“光盘行动”,还有2014年5月末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在全国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上对全民节约行动的总体方案和具体实施方案的传达,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厉行节约、改进作风的决心和信心,更是将从领导干部到人民群众中树立全民的节约消费思想落到了实处。特别是《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出台,作为一部综合性、基础性的党内法规,它推动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党政机关做好厉行节约工作、防止浪费行为的总依据。

第三,提高民众素质,树立文明消费观。文明消费行为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人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当前不文明的消费行为却屡见不鲜:旅游消费中随地扔垃圾、在建筑物上“签字留名”;生活消费中过度使用一次性用具、铺张浪费盛行、国家珍稀野生动物摆上餐桌……。针对这些不文明现象,中国共产党指出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提高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促使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为文明、合理消费营造和谐的舆论氛围并培养科学理念。以旅游消费为例,2013年10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既是对旅游行业的监督与管理,也通过法制的完善对游客的不文明消费行为进行了硬约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通过法律约束、制度完善、宣传引导、文化建设等多渠道在社会倡导文明消费观。

第四,加大社会公共消费建设,营造消费起点公平。社会消费具有规模广、数量大、受众多的特点,是实现消费起点公平的有效手段。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消费差距问题的解决,通过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消费差距。同时,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社会管理等民生建设方面的六大任务,并同时推进财税、金融、法律等相关体制机制的配套改革,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随后,我国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中加大公共服务投入,通过各项制度的改革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加强公共设施、休闲娱乐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大众化的公共消费产品,缩小城乡、地区、个人之间公共产品的消费差距,满足群众基本民生的公共消费需求,实现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结合。

第五,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消费模式绿色化转向。生态文明是对传统文明形态的深刻反思,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境界、新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再到十八大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日益成熟。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15]当前,构建合理的消费模式可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抓手。绿色消费有利于缓解我国目前所面临的资源短缺和环境危机问题,是顺应时代发展形势而产生的科学的理性消费模式,消费模式绿色化转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2013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着力释放内需潜力,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和服务消费”^[16],并在当年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这些论断表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绿色消费的重视,指明了发展绿色消费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