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尝试使用具有进化论基础的研究范式解释语言事实时,往往面临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三层挑战。在本体论上,进化性论断自身所带有的跨学科属性并未在语用规律的阐释中得以充分的彰显;在认识论上,语用学界甚至整个语言学界并未赋予进化视角相应的认可,而更多地表现出漠视与忽略;在方法论上,进化性论断深陷整体论与还原论的纠纷当中,给人一种模棱两可的印象,因而让人觉得其研究路径不明并且研究效度大打折扣。对于进化论的强大解释力,我们基本上都表示认同,并且相信将其恰当地应用于语言研究当中将有助于解决其中的诸多难题^[1]。例如,国际语用学会的秘书长Verschueren等在Key Notions of Pragmatics一书中提到的儿童语用能力发展的实例就是一个证据^[2]。尽管借助进化性视角来阐释语用现象可以看做是对于Morris关于语用学原初内涵 按照Morris的观点,语用学研究的是语言人与符号的关系:“语用学”指的是研究符号与其解读者之间关系的科学。既然多数符号(如果不是所有符号的话)的解读者是生物,那么,如果我们说语用学研究符号学的生物方面,即发生在符号运作过程中的所有心理的、生物的和社会的现象,就是一种对语用学作出的足够准确的描述。 的充分关照^[3],并且进化视角对于阐释语用规律非常具有解释力,但是这种带有生物学色彩的研究范式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就“语用三论”而言,三者同样认可进化性论断,但语言顺应论和模因论并未得到如同关联论一样的学术关注,这与前者的进化论色彩过于显化而后者过于隐化不无关联^[4]124-132。相比较而言,带有显性进化色彩的语用学或者“达尔文式”的语用学似乎会让人觉得另类。相应地,语用研究中进化视角的解释力不但没有得到比较性甄别,更不用奢谈将其理论思维的有效性转化为学术研究的表现力。面对当下语用学研究边界的日渐消磨,笔者认为进化视角介入语用研究对于后者具有重要意义,这可以看做是21世纪国际语用学谋求自身解放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而这也恰好是笔者撰写本文的主要动因。

与英美语用学家不同,欧洲大陆语用学家更为看重的是语用学的功能性视角及其背后的进化性内涵。这一点在《语用学新解》对于语言适应性的论述上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5]30。实际上,语用研究的进化视角观最早可以回溯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1714年的Monadology当中。他将视角看做是人类知识的重要特征,具有认知性和隐喻性。1974年在讨论言语行为理论时,Weiser就曾指出:随着理论语言学家介入语用研究,这不仅仅是扩大了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而且还是在以不同的视角审视语言事实^[6]1-10。同样,在《语用学杂志》的创刊辞中,Haberland & Mey也曾经提醒学术界注意视角对于语用研究的重要性^[7]。虽然近来语用研究中的视角观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是Weiser当初所强调的视角多样性则未得到充分的重视^[6]1-10,^[7,8],而进化性视角就是语用研究中所缺失的视角之一。

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交际当中视角的变化往往源自交际主体潜在的“自我”与“他者”的区分^[9],而这对概念的区分本身就离不开交际个体的适应性成长与进化性成熟。换言之,个体认知的进化性偏见导致了视角归因的适应性差异^[10]。按照Fiedler & Semin的看法,所谓的认知偏见,虽然往往被看做是存在于个体大脑当中的认知或情感过程,但实际上是以一种超出个体自治系统的形式永久地存储于语言当中,此间蕴含着语言系统本身及语言系统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双重适应性^[11]。可以说,语言是视角的依存环境或载体。由于语言和视角之间存在适应性关系,因此语言人的视角必然在语言结构及其使用上有所表征,并且表现出对于语境的适应性^[5]80-90。作为群体性社会动物,人在人际交往中学会了视角切换,所以语言使用当中才会有语用移情与离情等颇具适应性的概念与现象。因为个体经历不同、关注点不同,所以就反映出不同的适应性视角,所以一千个人读莎士比亚,就会表现出一千个版本的适应性差异;而在世易时移之后,更会表现出“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适应性感知落差。由此可见,进化视角介入到语用研究当中,不但体现出对于语用学原初界定的充分尊重,而且还可以整合社会心理维度。这从概念及概念关系的缘起上说明了进化视角同语用研究的关联性。

如果说21世纪将是见证生命科学飞跃的“生物学世纪”,可以媲美20世纪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重大进步,那么语用学者要想获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与进步,达尔文及其进化论思想的深度研读就是语用研究当中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那么,为什么进化视角在介入语用研究时举步维艰?从宏观的历史脉络来看,与传统逻辑实证主义(非进化性)语用研究相比,进化性语用研究的分析优势并未被充分彰显,因而学术感召力也不强。语用研究中的这种“传统性障碍”让人想起了在詹姆斯·哈顿、查尔斯·里尔、阿尔弗莱德·罗素·华莱士和查尔斯·达尔文之前自然科学史上的类似障碍。从微观的现实认可状态而言,进化视角介入语用研究当中之所以处处受阻,是因为进化性语用研究被诟病为决定论、还原论和盲目乐观论。下面我们基于以往的相关文献,逐一针对这些“误解”予梳理和澄清。

误解一:进化性语用研究是决定论

虽然19世纪德国历史语言学家Schleicher在《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中就强调自己的语言理论符合进化论的观点,并宣称达尔文研究动植物的方法基本适合语言的历史研究^[12],但是进化性语用研究并未得到及时与充分的认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学界存在一种隐忧 用进化论思想指导语用研究往往因其决定论色彩而容易掩盖语用研究的多样性、涌现性和复杂性。从宏观上看,就语言研究的许多问题而言,进化论似乎是一个“花瓶”,因为学界更为关心的是语言现象背后的终极原因,而非具体原因,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就是如此。据此,进化论就被误解为仅仅可以点出许多有关人类语言的起源,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当下的具体语境中既定语言结构会被激活,以及不同语言结构之间的语境性竞争。相应地,学术界就会认为探讨进化性语用研究很难摆脱自身疲软的状态。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进化性语用研究被过分狭隘地理解为一种决定论色彩浓厚的研究范式。正如同语言研究者并不知道“进化论并未认为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来自于人类的基因”一样,进化性语用研究也从来不认为语言使用规律都取决于外在的语境因素。

这里需要进行两点说明:第一,正如同基因影响行为一样,语言结构的具体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未必具有决定性。正如Pinker所说的那样:“人类的语言能力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人类的语言与自然界中其他复杂的生物学适应相类似,也具有特定的机能。语言的特定机能在于编码叙事性信息并与他人分享,这与人类认知活动中因果推理所具有的高度社会性特点相一致。两个新的研究领域 进化博弈理论和分子进化选择理论 都证实了语言是一种受到自然选择的进化适应。”^[13]3但是,这种影响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概率性行为,而不是一种决定性行为。生物学家莱特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达尔文式的随机选择过程并不属于单纯随机论和单纯决定论之间,其在本质上与两者均不相同。”同样,传统语言研究认识到人类语言受到语言系统本身的限制,但是语言的语境影响同样不可忽视。语言模因论的研究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二,正如同没有任何一位进化理论家认同基因决定论,进化性语用研究也不会一条路跑到黑。诚如约翰·马纳得·史密斯所言:“基因决定论的指责基本上是不相干的,因为决定论的观点在进化论中没有市场,没有哪个杰出的进化生物学家会有这种想法。”Pinker对此更是一针见血地予以批评:“在深受决定论影响的激进科学家和许多知识分子当中,决定论已经获得了一种意义 完全与其本义相反,现在被用来指代任何一种说法 在既定环境下,人们有一种以既定方式活动的倾向。”^[13]1当我们分析人类行为的时候,对于那些指责基因决定论者,任何可能大于零的概率都被等同为100%。只有零本身才是可以接受的信念,任何非零的表达都被看做是不可接受的异类。这一评价特别适用于当下学术界对于进化性语用研究的认识。正如同进化社会科学家并非像传统社会科学家那样认可决定论一样,进化性语用研究从来没有像传统语用研究那样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作单一化处理。

误解二:进化性语用研究是还原论

还原论往往通过分析基本单元及潜在的基本影响因素来解释整体属性,其方法论效力在英美语用研究源流的开枝散叶过程中得到了较好地诠释。然而,当进化性语用研究尝试借助还原论来进一步发展时,却引起了诸多的忧虑。实际上,还原论的思想遍布语用哲学的发展始终: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可以被还原为“神灵”的著作;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历史则可以被还原为阶级斗争;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行为可以还原为理性的选择。由此可见,还原论广为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其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总是需要借助于基本的原则或者条件来解释复杂现象。实际上,动词“理解”的字面意思就是“分解、梳理”,暗含了解释的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人类的行为可以通过相同的方式得以研究和“理解”,进化性语用研究同样如此。

笔者认为,学界对于进化性语用研究的冷漠在于未能区分“有益于科学进步的还原论”和“阻碍科学进步的还原论”。对此,Dawkins将其区分为“层级性”还原论和“简单性”还原论,并指出:“在某些圈子中,将自己称为还原论者可能听起来有点像是承认自己是吃婴儿的变态,但是,正如同现实当中没有人吃小孩一样,一个人承认自己是还原论者,并没有什么值得反对的”,“尝试以比较小的分析单元解释更为复杂的事物,甚至有的时候在很极端的深化情况下,会将复杂的整体事物看做是集体的总和”^[14]13。层级性还原论者认为,像人类行为这样的复杂事物可以在多个层面获得有益的解释,而这正是进化性语用研究所推崇的。层级性还原论主义有助于学者理解十分复杂的问题,如同人类交际行为^[15]。正如哲学家Dannet所说:“人类社会是由人类组成的,这些人作为哺乳动物,一定符合可以概括所有哺乳动物的原则。哺乳动物,反过来,是由必须符合化学规则的分子构成的,这又反过来一定可以回答物理问题。”^[16]10

Dennet认为,作为一个还原论者就是要做“无所不问”的科学研究^[16]81。进化语用研究实际上就对当今的语用学研究提出了研究外延上的挑战,这多少与既定研究范式当中的还原性方法论思想有关。如果从抽象化和简单化的角度来定位进化性语用研究所认可的还原论,则很可能偏离了知识发现本身,因此还原论就会成为一个“缺陷”。然而,当进化论被适当地应用于语用学的时候,并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认为将进化论应用于人类交际行为之上就构成了还原论是不对的,因为人类行为是由社会规约来决定。这一事实本身足以为进化论介入到语用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当中提供充足的论据。此外,Dawkins的分层性还原论概念有助于学者理解还原论适用的基本条件与语境,这在他所倡导的语言模因论研究范式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14]21-27。总之,仅仅借助于批驳还原论而不作区分就反对进化论介入到语用研究中来,从长远来讲很难站得住脚。

误解三:进化性语用研究是盲目乐观论

Gould & Lewontin^[17]在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中提到:进化论者是否借助进化性适应来解释社会行为?他们使用了“盲目乐观主义范式”(Panglossian)来指代他们认为进化论所具有的基本特点。对于Gould & Lewontin来说,那些以自然选择来解释一切的进化论者就是在沿着“潘哥拉斯博士” “潘哥拉斯博士(Dr. Pangloss)”是伏尔泰小说Candide中的人物,他认为任何的灾难 地震、洪水或者疾病 的发生都是出于优胜劣汰的目的。他可以看做是对于莱布尼茨观点(灾难都是上帝的大清洗运动,都是让我们的可能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比喻。 盲目乐观的路线前进。如果认为语用研究采纳了进化视角之后,就会押宝于语言选择之上,那就大错特错了。Davies对于Gould & Lewontin论点的澄清颇具启发意义:没有任何一个现代进化理论家认为进化论可以产出最好的适应结果。进化论对于完美从未给出保证,并且也没有任何的有机体可以完美地适应任何环境。的确,物种在进化过程中不断进化着自己对于环境的适应性,但是这些环境本身也在变。正如达尔文所强调的:自然选择只是倾向于使得每个有机体比相同环境下与自己进行竞争的其他有机体一样完美,或者略微完美一点而已^[15]。

同样,进化论学者乔治·辛普森认为:进化并非一定伴随着进步,其本质上也并非以进步为根本特征,进步可能会发生,但是并非其实质^[15]。从“校花”到“校草”,再到“人艰不拆、喜大普奔”等语言事实自身的新陈代谢与演化就充分说明了语言使用所带有的不可预测性,而这与进步与否无关。Mayr认为:进化是一个机会主义的东西,而自然选择则利用其所遇到的变异^[15],这一点十分适用于当下的语言演化特征的描写 语言选择在既定环境下会有所优化,但要受到变动不居环境条件的诸多限制。实际上人类同样是在环境施加的选择压力下进化,而语言进化更主要是语言的文化进化,稳定的社会群体的出现为早期人类带来了强大的选择压力,并直接导致语言及自我意识的进化和发展,语言是在人对压力的适应与选择中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8]。由此可见,进化论可以保证人类比以前更好地完成语言交际。

此外,如果认为进化性语用研究带有盲目乐观主义色彩,那么就轻视了进化性视角介入到语用研究中的意义。许多人都会同意人类语言的进化无疑是出于特定的功能或目的,但是这并不妨碍语用研究者探索语言适应性问题,不应该“劝阻人们探究我们特殊的语言功能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被选择”,更不应该劝阻一些可能视角的提出和假设的验证,否则推进人类对于语言使用机制的理解只是一种奢谈。如同Mayr反驳Gould & Lewontin对于进化论研究范式的描述与批评 “如果一个适应性论断不灵,那就试试另外一个”一样,“如果一个适应性论断不灵,那就试试另外一个”是一个很周延的研究策略,可以推动科学知识的进步;如果一个方法不灵,就试试另一个,这是科学领域许多分支学科的传统方法。这也是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考古学的方法^[15]。同样,这种方法在生物学领域也产生了重要的发现,例如:在解释鸟类定向现象时,先后动用了指南针、太阳地图、星际导航、科里奥利之力、电磁等等以期解释清楚鸟类定向和候居问题。此外,Mayr还指出,我们可以检验进化论是否真的是具有“盲目乐观性”。因此,仅仅研究一个结构是否具备任何潜在的功能不可能得出一个答案,除非一开始设定的方案就已经十分详尽;而进化论研究范式倡导的正是这样^[15]。进化性语用研究正是如此。

在澄清了进化性思维如何有助于理解语用行为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进化性语用研究并未逾越达尔文思想的底线。生命科学的进步会进一步强化一些事实,特别是在基因学、神经科学、人类学和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更是如此。如果语用学研究人员能够掌握这些新知识,那么对于人类交际行为的认知就比当下要深远、宽厚得多。例如,进化心理学已然开始运用这些新知识,并且让人颇为振奋的是,一些人类学家意识到自己的学科已经成熟到必须接受进化视角的介入(例如,人类基因组排序等生命科学知识的解读)。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可以运用进化论来提升自身学科对于人类行为的理解,同人类学颇具渊源的语用学研究也是如此(例如冲突话语的本源研究)。当下的生命科学正在大踏步前进,并且他们的研究日渐揭晓十分复杂的基因、蛋白质和环境之间的复杂活动作用。社会科学圈子当然需要适应这种新的理解,并且希望不要过于缓慢而导致自身学科大范围的滞后,甚至灭绝^[15]。然而,将达尔文的思想带入到语用研究中来则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有效助推这一过程,当下的语用学界需要思考如下两点,以便普及语用研究中进化视角的有效性。

第一,提倡进化论的科普教育。实际上,社会科学家不但没有充分意识到生命科学对于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的参考价值,而且往往将其定性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心理学引入进化视角之后,进化心理学将心理学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与之相比,社会科学领域的进化思维传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将进化视角引入到相关学科的“科学”和“方法”当中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我们全新的21世纪将变为“生物学世纪”,那么对于进化论及生命科学的一般性了解就会成为这个世纪的通行证。语用学家需要内部展开纵深维度的积极合作,鼓励阅读古今中外有关进化论的科学文献,并在课程教学、教材编写、项目申报,以及论文指导与撰写中予以提携。目前中国语用学会正在组织撰写《语用学与学语用》系列图书,主旨在于普及语用学思维,进化视角如何影响了语言使用也可以纳入到书稿的选题范围当中,以便实现进化视角介入语用研究的大众化普及。

第二,凸显语用研究的社会性。传统主义者往往担心“达尔文语用学”的论断可能会替代以往以语境为中心的观点。然而,随着人类文化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继续通过语言选择而实现语言进化、自身进化及社会进化,这一点自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伊始就从未发生变化。进化语用研究不会否弃语言使用中的社会心理因素,相反它会将社会心理因素的复杂适应效应纳入到语用研究范式中来,例如借助复杂适应系统来研究网络语言中“模因”的演化就属于这一方面有益的尝试。人类绝对不仅仅是进化的产物,他们是进化和环境互动的产物与参与者,二者往往一起互相作用并塑造了人类的行为,当然语言交际行为也在此列。毕竟,人类进化的特点就是智力、意识、复杂性学习,以及文化传递能力同时获得大幅提升的共变过程。通过赋予社会心理因素足够的重视,进化语用学至少在网络语言使用机制上大有可为。语言一直以来都被看做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系统。无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符号任意性,还是生成语言学的语言结构反指性,亦或是认知语言学探讨潜在模块认知,以及合法语句神经认知过程的心智性均是如此。就其本质而言,在语言学发展的历时流向上,三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催动了语言研究的离境化取向。随着进化语用学的发展,上述种种离境化的语言研究取向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正如当下生物学界正在开始把适应看成不是由于环境决定有机体变化的结果,而是由于有机体积极回应环境中觉察到的制约性结果一样,语言适应也不是由于语境决定的结果,而是由于说话人积极回应语境中觉察到了的制约性而作出应对的过程和结果。这里的制约性不能被看做是自由、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对立面,而应被看做它们不可或缺的方面。由此可见,我们参照生物进化领域的适应性研究发展情况与模式,可以了解语言适应研究的当下境遇及其未来走向。实际上,一旦语用学开始对于进化性论断很敏感,就会发现很多话题的探讨可以比现在做得更深,走得更远。对于有关种族中心论等具有争议的政治话语研究都会提高我们对于冲突话语的把握能力,进而实现语用学同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心理学的跨学科联姻。

正是基于当下学术界对于语用研究中进化视角的冷落,我们尝试探讨了进化性视角介入语用研究的诸多困境所在,结果发现:语用研究中的进化之“痛”在于这一语用研究范式被简单粗暴地理解为决定论、还原论和盲目乐观论。进化语用学研究要想获得发展需要我们在进化论思想的普及及语用研究社会性的凸显等维度作出相应的努力。达尔文的思想花了好多年才被生物学接受和认可,正如同曼德尔的遗传学说一样经历坎坷,我们相信语用研究中进化视角的介入被学术界认可或许也要经历一番波折。当然,进化性视角只是一个工具,如果语用学研究人员能够逢缘对境地善假于物,或许就会发现其对理解人类行为颇具参考意义。我们希望,进化论不要花费同样漫长的时间才能够被语用学界所普遍接受,然后让“解放语用学”的变化姗姗来迟。不管怎样,看到生命科学领域所取得的诸多进步,我们深信生命科学领域的进步最终会吸引来自语用学者的专业性投入与探索,而不只是走马观花式的好奇与把玩。当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鸿沟可以被最终夯实地弥合的时候,唯一让我们觉得遗憾的就是这一让人欣喜的局面花费如此漫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