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资本配置效率,是指稀缺资本由低回报率的行业或地区流入到高回报率的行业或地区的有效程度。国外学者关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文献来自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Mckinnon(1973)最早探讨了金融市场对资本配置的作用,认为金融抑制会降低资本配置效率[1],之后学者们围绕如何完善金融体系以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问题展开了讨论。King & Levine(1993)认为金融中介的水平决定资本配置效率的大小 [2]。Levine & Zervos(1998)的实证检验发现银行和股票市场能够有效地促进资本聚集,有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3]。Rajan & Zingales(1998)指出相比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资本市场能更为有效地增进资本配置[4]。Beck等(2000)考察了金融结构和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市和银行都显著地影响资本配置效率[5]。Almeida & Wolfenzon(2006)分析了外部融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得到资本在不同项目间的流动和分配可以提高社会整体资本配置效率的结论[6]。
比较而言,国内学者更多从实体部门层面来探讨资本配置效率问题。韩立岩等(2002)较早运用Wurgler模型衡量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水平,发现平均资本配置效率仅为0.052,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7]。之后学者们从市场化进程、所有制结构等角度进行了研究。方军雄(2006)认为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资本配置效率有所改善,但是对特殊行业的保护可能会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阻碍作用[8]。在所有制方面,方军雄(2007)发现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显著低于三资企业[9],李青原等(2010)得到地区国有经济比重与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负相关的结论[10]。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开始关注地方政府行为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尹希果等(2010)指出,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直接干预经济,以及为弥补预算内财政支出不足而采取的金融机构干预行为,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了较强的负面作用[11]。许开国(2009)分析了地区性行政垄断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认为地区性行政垄断对资本在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配置效率均呈倒U 型影响[12]。
综观现有文献,国外学者将研究重点集中在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方面,国内学者较为关注实体部门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有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资本配置效率作用机制的分析较少,没有充分考虑地方财政支出的特征,所得结论并不全面。在我国目前的政绩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能够引导资源要素的流向,而且随着地区间经济联系的逐渐紧密,财政支出竞争可能呈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进而影响资本配置效率。本文将以财政支出竞争影响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Wurgler模型对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加以测算,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一、 财政支出竞争影响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及空间外部效应财政支出竞争行为是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本辖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围绕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在金融市场、投资环境、产业结构等方面,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和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等手段,与周边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展开激烈竞争的行为。理论上,财政支出竞争行为通过以下三种机制作用于地区资本配置效率。
第一,通过干预金融中介影响资本配置效率。金融市场的基本职能是实现资本优化配置,金融部门的发展与运行情况是资本配置效率的决定性因素。尤其对于工业的发展来讲,从设备的购买到生产加工的过程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单靠企业自身难以承受,往往需要金融机构的支撑,并且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相对其他行业来说较大,这为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行为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政绩与其他地区竞争,常常利用手中的职权干预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影响工业企业正常的贷款需求,改变资金的流向。这些行为主要包括:向商业银行施压,导致大量信贷资金投入到“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上;利用行政手段协助、纵容或默许当地企业的逃废债行为,间接剥夺商业银行的金融资本存量;通过提供地方政府担保和优惠政策引导商业银行的投资方向[13]。Abiad等(2008)的研究发现,当政府间接依靠影响金融部门信贷行为以实现对企业投资规模、资本使用成本的有效控制时,企业在资本边际投资回报率方面会产生显著差异[14]。
第二,通过干预企业的投资行为影响资本配置效率。资本通过金融中介最终流入实体经济,转化为真实资产投资,而真实资产投资的回报率能够反映资本配置效率的大小。在财政支出的竞争中,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本地区优势,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或大力扶持当地大型国有企业引导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而影响真实资产回报率,其产生的影响往往具有正负两面性,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地方政府搭建优质的基础设施环境能够吸引工业企业在本地投资,带来大量外来行业资本的流入,而资本总是偏向于那些具备优越的投资环境、能够建立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拥有严格约束政府权力的公法制度和优质政府服务的行政区域,从而使行业资源配置得到改善[15]。另一方面,重复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导致资本的浪费,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消极的影响,同时政府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扶持那些税收贡献较多的大型国有企业,引导国有企业投资的方向,但可能会导致资本流入低效率的行业,造成资本配置的低效率。
第三,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影响资本配置效率。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行为改变资本在不同行业间的分配,导致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流动,引起产业结构的被动调整。由于不同产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存在一定差异,财政支出竞争造成的产业结构变动将改变市场机制下资本“逐利”的本质,如政府制定的产业扶持政策引导资本流向并非真正高效率的行业,人为地改变资本流向,进而影响行业资本配置效率。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不仅受到本地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还与其他地区财政支出的变化相关,存在一定的空间外部效应。具体来说,面对其他地区在改善公共环境、提高公众福利方面作出的努力,为避免本地区资源的流失,地方政府往往会相应增加在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方面的支出,即一个地方财政支出的扩张往往会引致毗邻地区的支出跟进,产生正向的空间外部效应。正是由于此种外部效应的存在,在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时,应考虑空间相关性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二、 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测算及比较 1. 资本配置效率的测算方法 资本配置效率的测算方法主要包括边际产出均衡法和弹性系数法两种。其中,Wurgler基于弹性系数法的思想,提出以资本形成对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为指标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ln \left( {\frac{{{I_{it}}}}{{{I_{it - 1}}}}} \right) = \alpha + \eta \ln \left( {\frac{{{V_{it}}}}{{{V_{it - 1}}}}} \right) + {\varepsilon _{it}}$ (1) |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01—2006年各年的资本配置效率加以测算,借鉴Wurgler模型,将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动态化为:
| $\ln \left( {\frac{{{I_{it}}}}{{{I_{it - 1}}}}} \right) = \alpha + {\eta _t}\ln \left( {\frac{{{V_{it}}}}{{{V_{it - 1}}}}} \right) + {\varepsilon _{it}}$ (2) |
利用Wurgler方法得到全国资本配置效率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2001—2006年间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基本呈现出上升趋势,整体均值为0.3287,但明显低于Wurgler在2000年针对65个国家测算得出的平均资本配置效率值0.429,说明我国资本配置效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进一步估计全国31个省区市的资本配置效率,结果显示:在31个省区市中,14个省区市的资本配置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东最高(0.7283),浙江次之(0.6928);其他17个省区市的资本配置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四川仅为0.0885,安徽省甚至为-0.0556。从地区来看,东部沿海省份市场机制较为完善,资本配置效率相对较高,如广东、浙江、山东和江苏等省居于全国前列;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靠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的带动,资本配置效率相对较低。如果将区位因素与资本配置效率结合考察,部分地理位置毗邻的省区市资本配置效率也相差不大。那么,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需要通过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和空间自相关系数的估算加以判断,以得到更为可靠的结论。
三、 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择 1. 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为了考察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建立基本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 $\ln {\eta _{c,t}} = {\beta _0} + {\beta _1}\ln FE + {\beta _2}{X_{c,t}} + {\varepsilon _{c,t}}$ (3) |
| $\left\{ \begin{array}{l} \ln {\eta _{c,t}} = \rho W\ln {\eta _{c,t}} + {\beta _0} + {\beta _1}\ln F{E_{c,t}} + {\beta _2}{X_{c,t}} + {\varepsilon _{c,t}}\\ \ln {\eta _{c,t}} = {\beta _0} + {\beta _1}\ln F{E_{c,t}} + {\beta _2}{X_{c,t}} + {\xi _{c,t}}\\ {\xi _{c,t}} = \lambda W{\xi _{c,t}} + {\varepsilon _{c,t}} \end{array} \right.$ (4) |
除了根据Wurgler方法测算得到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值,实证检验还需要选择控制变量的指示指标。具体说明如下:①国有经济比重(lnGY),用地区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加以表示,反映了投资主体结构对资本流向的影响,理论上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水平越低;②金融发展水平(lnFD),用地区内商业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金融发展是市场化进程的一个表现,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将越有利于提升资本配置效率;③对外开放程度(lnFDI),用一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其对资本配置效率存在两种相反的影响: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带来丰富的资本、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会出台优惠的税收政策和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对本地企业存在挤出效应,具有降低资本配置效率的可能;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lnINV),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带动作用,能够反映全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能力,投资额越高,资本配置效率越高;⑤综合市场化程度(lnMAR),采用王小鲁和樊纲测算的综合市场化得分加以衡量,综合市场化程度反映了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和要素市场发育、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健全程度等,市场化水平越高,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越高;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GDP),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资本流动空间越大,资本利用就越充分,从而有利于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由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化进程和对外开放程度明显加快,同时自2007年开始统计年鉴中不再有行业工业增加值的数据,因此采用2001—2006年的行业数据测算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进而通过中国31个省区市构成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财政支出竞争对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估计时各变量均作自然对数处理。
四、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 来自总体样本的估计结果及分析为了考察资本配置效率的空间相关性,首先用GeoDa软件对中国31个省区市2001—2006年资本配置效率的Morans I值加以测算,结果得到2001—2006年间资本配置效率均值的Morans I值为-0.1302,可以判断我国资本配置效率整体上具有空间负相关性。进一步,可以就财政支出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进行空间计量回归,先以全国所有31个省区市为样本进行估计,为了比较检验结果,将最小二乘法(OLS)、空间自回归(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的结果全部列出(见表1)。
 | 表1 来自全部样本的空间计量估计结果 |
对比三个方程的拟合结果,相对于OLS估计,SAR和SEM的R2值和对数似然函数值都显著提高,表明方程的拟合程度得到改善,意味着考虑资本配置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后,空间计量模型能够有效克服传统计量方法忽视空间因素导致的回归结果偏误。利用LM统计量对具体的空间计量模型加以选择,由于LM(lag)值相(p=0.07)对于LM(error)值(p=0.11)更为显著,应选择空间误差模型(SAR),下面将以SAR模型中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地方政府财政决算支出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其对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明显的负效应,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越激烈,对资本配置效率就会产生越强的负面影响。该结果反映出各地方政府大量的财政支出行为严重扭曲了地区资本流动的方向,政府主导下的大工程大项目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也阻碍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控制变量方面,国有经济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企业属性会扭曲资本流向,降低资本配置效率;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商业贷款占生产总值比重上升1%,资本配置效率增加1.13%,意味着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提升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明显的负效应,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尽管带来了资本和先进技术,但同时对本土企业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在整体上削弱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综合市场化程度的系数显著为负,与理论预期不符,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市场化改革并不十分彻底,还没有起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人均GDP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资本配置的优化。此外,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并不显著,对资本配置效率没有明显的影响。
2. 分区域的估计结果及分析
尽管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东部沿海的经济基础雄厚、市场机制较为完备,而中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工业化进程相对滞后。鉴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我们将全国31个省区市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类样本分别进行回归①,以考察不同区域财政支出竞争对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见表2。
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20个省区市。
 | 表2 东部、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资本配置效率的空间计量检验结果 |
根据LM统计量,东部和中西部两个模型都选择空间自回归(SAR)的估计结果。由ρ值可知,东部各省份之间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这与总体样本的结果不同,而中西部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依然呈空间负相关。在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具体来说,东部地区财政支出竞争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中西部地区则显著为负,对此的解释为:东部省份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更为合理,能够将资本更多地投入到高收益的行业中去;相反,中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地方政府将大量的财政支出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处于无序状态,导致财政支出竞争阻碍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其他控制变量,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变得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则开始具有负效应,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显著为负,市场化程度的效果不明显。分地区回归的结果表明,我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陆在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投向和资本配置效率等方面的确存在明显的差异.
五、 结论资本配置效率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的程度,与金融发展、市场化进程、对外开放和政府行为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作为干预经济的基本途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资本配置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并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外部效应。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将空间相关性纳入有关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中,基于财政支出竞争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分析,对我国2001—2006年31个省区市资本配置效率加以测算,进而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就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全国范围来看,资本配置效率存在负的空间相关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反映了政府财政支出行为严重扭曲资本流动的现实;控制变量方面,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而国有经济性质和对外开放程度则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第二,来自分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检验结果存在明显差异;东部省份的资本配置效率呈现空间正相关性,其中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具有促进作用;西部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在空间上则仍然负相关,财政支出竞争具有负效应。
上述结论的政策建议为:完善现有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改变过度依赖地方GDP增速来决定地方官员政绩的状况,逐渐加入居民福利、生态环境等指标,以降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的盲目性;加强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约束和监督机制,减少重复建设、引税买税现象和挪用非基础建设项目资金等行为;改变国家对地区经济发展扶持政策的导向,适当调整针对不同地区的资金投入力度,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导资本流向,大力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改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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