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技术塑造现代世界样貌,深刻影响人类生活。一方面现代技术服务人类生活,提升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技术理性及其资本逻辑挟制人类生活,背离人类本真生活世界。现代技术向生活世界的复归不是要回归到胡塞尔的先验世界,而是要回归到人类劳动、社会实践的现实生活世界,使现代技术真正成为民生科技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一、 “生活世界”的多重内涵

说起“生活世界”,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胡塞尔,但胡塞尔并没有集中明确地给出“生活世界”概念。胡塞尔区分两个不同的世界,即生活世界和客观的科学的世界,生活世界是作为“预先给定”“共同生活”“不言而喻”“前科学”的感性直观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1]158。“生活世界”的观念在胡塞尔在世时鲜为人知,只是胡塞尔构筑他超验现象学的道路基础,在其哲学中处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借由生活世界的“悬置”和“还原”,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或超验的还原才有牢靠基础和适当引导。

“但是,不管生活世界对于证实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以及对于展示超验自我的被掩盖了的成就可能有什么贡献,毫无疑问,它是在胡塞尔之后现象学历史中最富有创造力的思想。”^[2]210“生活世界”观念的创造力不是来源于其与超验世界的关联、规定,而是后人对于胡塞尔超验唯心主义的批判和发展。早期现象学运动中的哥丁根小组成员将现象学的“转向事物”主要理解为转向客观事物而非主观事物,认为现象学是一种有关普遍本质的哲学而非仅仅是“意识本质”的研究。梅洛-庞蒂将主观事物与客观事物统一于我们生动经验的世界原初印象,认为优先于感知活动与被感知对象划分的tre(存在)构成本体根据,拒绝包括胡塞尔在内的一切唯心主义^[2]ⅵ。

“生活世界”观念是胡塞尔面对欧洲科学危机现实问题,对欧洲科学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情势作出总体评价之后提出的。“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1]15-16一方面,科学实证主义简单性原则的“奥卡姆剃刀”削减了人类经验范围,强化了自然控制却降低了科学的可理解性;另一方面,科学局限于纯粹事实,不能也不愿面对价值与意义问题,这是科学危机和人类自身危机的深层根源。科学危机表现在现代,但其思想根源早在伽利略那里就已埋下种子。胡塞尔曾指出:“早在伽利略那里就已发生的一种最重要的事情,即以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 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种暗中替代随即传给了后继者,以后各个世纪的物理学家。”^[1]64胡塞尔之所以推崇“生活世界本体论”,是因为“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是主体间认可的共同世界,是他“交往”概念的进一步展开和丰富,摆脱了意识哲学(主体哲学)的框架而转向语言哲学(主体际哲学)。“交往行为的主体总是在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达成共识。他们的生活世界是由诸多背景观念构成的,……这样一种生活世界背景是明确参与者设定其处境的源泉。”^[3]69哈贝马斯建基于“交往”概念之上的生活世界,揭示出生活世界的观念背景意义,充实了胡塞尔语焉不详的生活世界内涵,但是对于生活世界观念背景之后的社会实践决定作用认识不足。

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生活世界概念,但具有丰富、深刻的生活世界思想。马克思克服了以往生活世界观念的“超验”,着眼人的现实生活的社会实践。“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4]531生活世界不再是先验的设定、逻辑的推理,也不是脱离社会实践和改造的抽象交往。“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4]525生活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直面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归宿,向生活世界回归就是要从理论转向现实生活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改造。

本文所言的生活世界不再局限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内涵,也不是与“科学世界”完全对立的生活世界,而是建基于科学技术进步基础提升民众生活质量,注重大众切身感受和幸福体验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致力公平正义实现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社会实践。

二、 现代技术与生活世界的背离

技术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从古代技术到现代技术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技术逐步摆脱了生活技艺的实践羁绊,越来越多地展现为一种技术理性膨胀和改造世界的力量,表现出与人类本真生活世界的某种背离。现代技术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并不是说现代技术与人类生活不再相关,而是说现代技术深刻影响乃至决定现代人类生活样貌,人类生活越来越多地被技术理性扭曲、操控。从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追踪中,我们可以洞悉技术与人类生活关系、技术影响生活世界内涵的历史演变。

首先,劳动、技术创造了人,古代技术是直面生活的综合技术。恩格斯讲劳动创造了人,如果我们不对技术作狭义理解,那也就可以说是劳动、技术创造了人。贝尔纳·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一书讲“人的发明”,不仅指人发明技术,更重要的是指人类是自身发明的历史产物^[5]。在人类和技术的起源处,人类与技术互动共生。原始技术以生活而非以生产和权利为指向,关注身体修饰、情感体验、性的陶醉,技术与歌舞、祭祀、仪式、信仰融汇。芒福德强调古代技术是直面生活的综合技术,这种综合技术不仅是物质技术同时也是精神表达和信仰追求^[6]21。

其次,自然改造的科学技术目标创立,是现代技术背离生活世界的观念源泉。技术的本质决不是技术的东西,而是隐藏在其后的技术文化、观念。现代技术虽然历史不长,却有悠久、深厚的思想文化根源。不追溯现代技术深远的思想文化根源,就不能明了古代技术观念是如何转变为现代技术观念,现代技术是如何逐渐背离其生活世界基础的。弗兰西斯·培根算不上科学家,他的方法论也不够科学,但他对于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社会的重要意义有清醒的认识。培根科学观的提出,一方面得益于航海大发现带来的财富增加和贸易、制造业繁荣,另一方面根源于文艺复兴背景下培根的特殊“复兴”理解。培根认为,人在堕落之时其对于天地万物的支配地位随之丧失,而通过技艺和科学,人对于自然的支配力量得到重新确立和复兴。培根为科学技术确立的支配自然、改造自然目标,打破了以往经院哲学学术的求知目的局限。培根指出:“科学过去之所以仅有极小的进步,还有一个重大的、有力的原因,就是下面这点。大凡走路,如果目标本身没有摆正,要想取一条正确的途径是不可能的。”^[7]培根为科学设立的目标、目的就是运用理性的力量(power)来控制自然、惠赠人类,而非实现思辨的目的。首要的是“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目标确立,其次才是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探求,在这种意义上弗兰西斯·培根开启了现代科学技术。

再次,世界的表象化、客体化,为现代技术背离生活世界提供了技术世界图景。怀特海认为,当我们摒弃具体事物而以抽象概念作为真实存在,这就是“具体性误置”(misplaced concreteness)的谬误^[8]。杜威表达相近认识,称其为“哲学的谬误”(the philosophical fallacy),即把不确定、不安定的事物贬黜到现象的意见世界,把有选择的理智偏爱对象建立为真实的实在,把作为探究结果的东西当做先于探究而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杜威所谓“最基本的哲学错误”^[9]。海德格尔指出:“最早是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存在者被规定为表象的对象性,真理被规定为表象的确定性了。”^[6]88笛卡儿区分“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认为广延是事物自身固有的基本属性,而气味、颜色这些属于主体的主观性质,是科学研究中需要克服的第二位的感性性质。自然由此失去了它的感性、生机和神秘,动物甚至人都沉沦为机器。宇宙不再从活的有机体得到解释,而是经由物质世界的原子分析得到说明,自然规律被理解为力学规律。“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 亦即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 的相互交叉,同时也照亮了初看起来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10]94自然世界的客体化、对象化、数学化使得对于世界的预测和估算成为可能,世界的技术筹划得以实施、贯彻。

最后,现代技术本质不是单纯的手段,而是背离生活世界的现代技术世界构造。按照流行的常识认识,现代技术是“应用科学”(applied science),现代技术体现、追随的是科学原理。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科学出于现代技术的筹划,体现的是现代技术本质。“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单纯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惟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10]77海德格尔批驳把技术本质看做中立工具的人类学技术规定,任何手段都多于单纯的手段,技术本质是事物展现、世界构造。古代技术同样参与世界展现、世界构造,但是古代技术只是神话、诗歌、宗教等各种各样广泛文化视野中参与世界展现的一种,而现代技术展现则是一种单纯技术限定和强求的世界构造,现代技术本质是摆置、集置、统辖世界的“座架”。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直接提出、针对的是科学危机,但对于科学危机的“技术化”始作俑者有清醒认识,是“技术化”抽空了数学自然科学的生活世界意义。测量代替观感提供了主体际、主观际规定的“客观性”,由几何关系推断未知成为纯粹几何的思想方法,测量的技艺成为纯粹几何的无限“世界”开路先锋。“如果说,技术实践方面非常狭隘的经验上的任务设定,原来曾推动了纯粹几何学的任务设定,那么从那以后很长时间,几何学已经反过来作为‘应用的’几何学变成了技术手段,变成了构想和实行以下任务的指导;即通过向几何学的理想,即极限形态不断地提高与‘接近’,系统地构造用于客观规定诸形态的测量方法学。”^[1]40胡塞尔虽然批判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但是在洞察科学危机源于科学技术化的生活世界意义缺失方面,对现代科学的技术基础和技术本质却持有大致相同的认识。

三、 现代技术回归生活世界的路径

现代技术的评判、发展既不能依凭其所谓“本质”,也不能遵循抽象“人性”,而是要直面社会现实,回归“生活世界”。现代技术如何回归生活世界,许多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但常常流于理论的思辨和现实的无奈。在海德格尔“冷静”“沉思”的“诗歌”“艺术”回归之路中,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严酷现实的乌托邦幻想。现代技术回归生活世界之路不是超越时空的理论设想,我们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现实,致力于技术观念和社会实践的变革。

1. 打破现代技术的资本逻辑,开辟回归生活世界的社会解放道路

工业化、现代化的发起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展开的,它看重的是技术效率。资本主义的现代技术应用为资本所驱使,“逐利”是现代技术的“资本逻辑”。马克思一方面高度肯定现代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另一方面明确指出克服现代技术资本主义应用弊端的社会解放道路。“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11]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但是科技成果怎样更好地为大众所共享仍需努力探索。现代技术回归生活世界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实践不仅指涉生产实践,更重要的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伦理道德实践。社会主义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公的反叛,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对于社会公平正义与技术经济效率和谐统一的探求。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为现代技术回归生活世界、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

2. 发挥现代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奠定生活世界的坚实物质基础

马克思指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531生理需要、生存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回归生活世界当然不仅仅是满足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满足人的最基本需要及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无疑是回归生活世界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还不够发达,还有不少挣扎在温饱边缘的贫困人群,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特别是解决贫困人群生活困难是现代技术回归生活世界的首要任务。科技成果下乡,依靠科技扶贫,让现代科技成果走向最紧迫需要的地方。一方面要加强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科技文化水平;另一方面要组织科研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普及科技知识,引导和帮助农民引进优良品种,开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

3. 转变现代技术的价值追求,提升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含量

古代技术直面生活,生活世界赋予其文化意义。现代技术是面向市场的大批量生产,追求的是商品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现代技术表现为意义苍白和文化失落。转变现代技术的价值追求,不是否定现代技术的经济价值,而是要提升其人文价值,回归生活的本真世界。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就是要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手的行政指导作用,让现代科技成果走向最需要的地方而非最赚钱的地方,打破技术理性的资本逻辑统治。凡是能够满足民生需要和健康发展的技术,政府就要加大投入引导发展。现代技术与文化的联姻,不能仅仅满足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是要技术搭台文化唱戏,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依靠现代技术做大文化产业,促进影视动漫、数字媒体、文化娱乐产业的升级换代,营造良好社会文化氛围,为生活世界增添文化色彩。

4. 尊重技术专家的决策论证,重视大众利益,倾听公众呼声

哈贝马斯指出:“在这里,我首先引入生活世界概念,用来作为沟通过程的相关概念。”^[3]69寻求某种与功利性技术追求相抗衡的东西,是哈贝马斯研究的目标。“制度框架层面上的合理化,只有在以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中,即只有通过消除对交往的限制才能实现。”^[12]哈贝马斯寄望奠基于生活世界基础的交往理性抗争技术理性,鼓励政治家、技术专家、公众间的对话交流。现代技术发展道路如何选择,怎样实现现代技术优先发展,这不仅是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价值问题、政治问题。现代技术决策一定要顾及群众利益和大众感受,不能以科学、专业为名排斥大众参与和公众诉求。把现代技术发展与社会和谐建设统筹规划,使现代技术进步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最重要力量。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努力,现代技术才能真正回归生活世界,才能真正成为改造社会、服务民生的现实解放力量。

5. 遵循“技术使用”的实践理性,倒推技术创新的路径和方向

技术的自主成长和社会的实际需要是技术创新的两种动力来源,由此也提供了两种可能的技术决策方式。第一种技术决策方式就是遵循技术自主成长的技术效益最大化原则,凡是技术上能够实现的东西就是技术上可以做的事情,以技术的可能性代替技术决策。第二种技术决策方式就是遵循“技术使用”的实践理性原则,回归生活世界的社会实践,以人的健康幸福和社会和谐为旨归。第一种决策方式实质上是主动放弃了人的技术选择,没有看到技术自主可能带来的技术风险。第二种决策方式反对技术至上,对于技术潜在的风险保持高度警醒,对于技术的未来发展持有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依照康德观点看来,实践理性高于纯粹理性、技术理性,人的自由意志存在就要担负起实践理性的道德义务;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实践理性不同于康德所言的先验“道德律令”,而是生活世界中达成的社会实践原则。现代技术进步不仅关注经济利益,更要考量社会效益。

6. 因地制宜发展适用技术,走技术生态化道路

中国是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技术上占有领先优势,追赶、赶超是我们常有的“浮躁”心态。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发展道路暴露出的“现代性”问题及生态、资源、环境危机警醒我们,我们不能步西方发达国家后尘,一定要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技术发展道路。首先,我们要找寻现代技术未来发展的可能突破口,立志成为现代技术的方向引领者和标准制定者,我国的高铁技术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模式。其次,我们要把先进技术引导到民生科技方向,加大与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切身感受密切相关领域的科技投入和产品研发,依靠现代技术解决食品安全、环境治理、公共卫生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改变现代技术评价中的一味贪大求洋,技术应用不是越先进越好,而是要与当时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适应,考量风土人情,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相融合。各个技术过程之间要构成一个自洽的“类”有机生态系统,某一技术过程的废弃物成为另一技术过程的原料,使得整个技术生态系统达到自转化、自消化、自净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