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2. School of Econom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开始步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年均增长率为2.39%;在老龄人口总数上,65岁及以上人口由2000年的8821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超过1.22亿,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龄人口数量过亿的国家。有研究发现,从2010年开始的近30年内,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会有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1]。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养老保障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和政府相关部门面临的巨大挑战,而分析和考察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的人口、经济因素,进一步认识老龄化快速推进的深层次原因,对人口老龄化的理论研究和相关的经济政策实践有所帮助。
目前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相关研究有很多,主要集中于人口老龄化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分析[2,3],有关我国快速加深的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与发现,具体问题的研究已经涉及到包括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行为和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等问题[4,5]。而对于近20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原因或影响因素的分析,已有的研究中较早的有杜鹏的对影响中国人口老龄化主要因素的研究,他主要应用比较人口预测方法对生育率、死亡率等因素作了剖析[6]。鲍思顿等人的研究发现生育转变导致老龄化加速和养老问题压力剧增[7]。刘昌平等人的研究重点关注“乡—城”人口迁移因素对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障的影响,发现“乡—城”人口迁移将缓解城镇人口老龄化程度,为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带来大量的养老金红利,而同时它又导致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快,进一步加速农村传统养老保障功能的弱化[8]。原新、刘士杰对1982—2007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原因进行了人口学因素的分解研究,结论是生育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和人口惯性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产生了重要影响[9]。
笔者认为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原因除了以上文献中考察过的生育率、死亡率、人口年龄结构等人口因素之外,还要包括经济发展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无疑会对我国的人口增长、人口转变、人均寿命延长产生影响,也影响到了人口老龄化的变化,并且人口因素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不断加大,其中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对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生育观念转变和家庭平均孩子数量的变化都有较大影响,也会对人口老龄化产生影响,即人力资本投资因素可以归类于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因素中去。基于此,本文从分析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人口、经济因素的角度出发,利用1997—2011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两大类因素的影响结果进行经验分析。
一、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1. 理论假设与模型设定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它有着较为复杂的影响因素,其中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水平变化的影响至关重要,是人口转变的重要衡量指标。出生率、死亡率水平的变化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发生的。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人口因素中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会通过生育观念、人均寿命影响到人口老龄化变化。因此,本文给出关于人口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发展因素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影响效应的理论分析和假设如下:
首先,在现代社会的人口增长过程中,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通过改变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龄化程度影响较大,而且不同阶段两者的影响力大小存在差异。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人口转变过程的继续,人口出生率逐步下降,总人口中少儿人口总数量的下降使得总人口数量下降,结果是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因此,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推进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而死亡率的下降由于其来源的人口年龄组的不同而存在差异。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死亡率的下降首先来自于少儿人口,即少儿人口特别是婴幼儿人口死亡率下降较老年人口更为明显,少儿人口增加,在老年人口规模和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总人口数量增加使得老年人口比重降低或上升速度减缓。目前,我国人口死亡率的变化及其影响方向基本处于此一阶段,即死亡率与人口老龄化呈正相关关系。这一阶段之后,经济社会发展达到更高程度,婴幼儿死亡率降低至最低水平,老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来源于老年人口,因此死亡率下降将提高人口老龄化程度。
其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人的生命价值更加凸显,更加注重人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人力资本投资中最主要的就是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两者在延长平均寿命、提高人口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同时,也会提升国民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转变;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的加大,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幅增加,家庭平均孩子数量减少,人口出生率水平进一步下降,人口增长趋缓将不断提高老年人口比重。因此,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指标应对老龄化发展产生正向影响。
最后,从人类社会人口增长的历史规律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经济发展是人口数量得以增长的物质基础,即一定时期内,只有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包括粮食产量和存量的增加,才能有真正的人口增长。同时,对人口质量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注重,更需要以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为基础,有了更多的物质财富积累并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影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开始一国或地区的人口转变过程,进而带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总结起来,人口老龄化只有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才能出现,经济发展因素是促进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变量。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在短期内经历了历史上长期中的类似变化,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并在经济发展的后期出现了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因此,结合相关理论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
本文以下的实证分析将据此展开,并且实证分析的变量选取与数据收集也以此为基础,以研究人口因素中的人口增长、健康投资、教育投资和经济发展因素对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因素中代表人口增长的变量为人口出生率(BR)、死亡率(DR)两个变量;用卫生技术人员数(HEAP)反映医疗卫生发展状况,表示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健康投资水平;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EDU)代表教育投资支出;经济发展因素中人均收入水平、非农产业发展(产业结构)、非农化水平(劳动力就业结构)是代表一个经济体发展质量的三个主要变量,因此,选取了人均收入水平(PY),二、三产业占GDP比重(ISR)和非农化水平(UAR)三个指标,分别表示人均收入、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化水平因素。
综上所述,笔者给出人口老龄化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分析模型为:
| PA=f(BR,DR,HEAP,EDU,PY,ISR,UAR) (1) |
为减少数据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的数值取其自然对数,构建的计量方程具体如下:
| lnPA= c1+α1lnBRit+α2lnDRit+ α3lnHEAPit+α4lnEDUit+εit (2) |
| lnPA= c2+β1lnPYit+β2lnISRit+ β3UARit+δit (3) |
| lnPA= c3+γ1lnBRit+γ2lnDRit+ γ3lnHEAPit+γ4lnEDUit+ γ5lnPYit+γ6lnISRit+ γ7lnUARit+σit (4) |
2. 变量含义及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人口老龄化程度PA(%),本文使用国际通用标准以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度量指标,具体计算方法是65岁以上人口数除以总人口数。
(2) 解释变量
①出生率BR(‰):又称粗出生率,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定地区的出生人数与同期内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用千分率表示。②死亡率DR(‰):又称粗死亡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定地区的死亡人数与同期内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用千分率表示。③卫生技术人员数HEAP(人):包括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药师(士)、检验技师(士)、影像技师、卫生监督员和见习医(药、护、技)师(士)等卫生专业人员。④各地区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金额EDU(元/人):主要是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条目”内的统计数据;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笔者结合各地区相应年份的人口数换算成各地区财政支出中人均教育支出金额(元)。⑤人均收入水平PY(元):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的GDP总值除以年平均人口数即是人均GDP或称人均收入,本文收入数据均为1997年的不变价格。⑥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ISR(%):二、三产业总产值除以GDP总值,一、二、三产业的划分以统计年鉴为准。⑦非农化发展水平UAR(%):以就业人口中非农就业人口所占比例来衡量,代表了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层次变化。
以上各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卫生技术人员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及各地区部分年份的统计年鉴。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值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 表1 各变量自然对数值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
本文的面板数据样本包括了31个省区市的1997—2011年的8个变量,总共3689个观测值。为进行比较分析,除了全国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分析之外,本文还将全国分为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和西部地区(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三个地区,分别予以考察。 二、 实证及结果分析 1. 单位根检验
面板数据是否平稳或是否具有相同单整阶数是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重要前提,为避免实证分析时出现“伪回归”现象,首先需要对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LL和IPS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 表2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一阶差分) |
如表2所示,模型中所涉及到的变量在一阶差分时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运用这些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10,11,12]。
2. 模型设定与回归结果
本文使用了31个省区市1997—2011年的面板数据,首先对面板模型的设定形式进行检验,利用F统计量对是否建立混合估计模型进行检验,然后运用Hausman检验来选择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最后运用Kao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
(1) 人口因素对全国及三大地区的回归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全国及各地区的调整后的拟合优度都比较好。在全国及三大地区各自模型回归结果中,出生率和死亡率两大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符号都与理论预期完全一致:出生率因素无论是全国还是三大地区的系数均显著为负;死亡率因素的回归结果除中部地区之外均显著为正,基本上符合现阶段我国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来源于少儿人口组特别是婴幼儿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在老年人口规模和其他因素不变条件下,总人口数量的增加使得人口老龄化程度出现相对降低的理论分析。从影响大小上看,在其他变量水平不变情况下,出生率水平每下降1%,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0.2875%;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0.2681%;中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0.1394%;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0.5137%,生育率的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死亡率因素在中部地区回归系数为负,但是在东部、西部地区和全国范围仍为正,且比较显著,其中死亡率水平每下降1%,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下降0.3965%;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下降0.6413%;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下降0.0505%。根据上文的关于死亡率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分析,我国目前阶段死亡率的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加深起到了一定的延缓作用,基本得到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支持。
| 表3 人口因素的模型回归结果 |
从本文选取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的回归结果来看,回归系数符号基本符合本文理论假设,且比较显著,只有健康投资变量在全国和东部地区系数为负。在影响大小方面,教育投资支出变量的影响系数比较大且显著,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教育投资支出每增加1%,全国的老龄化程度增加0.1594%,而东部地区增加0.1885%,中部地区增加0.2614%,西部地区为0.1803%,教育投资支出增长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正向效应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随着教育水平的进步,人们文化知识水平不断提高,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通过生育率的变化间接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产生了比较大的作用。
从人口因素对全国及三大区域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来看,在全国范围,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有出生率、死亡率和教育投资支出;影响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与全国保持一致;影响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有出生率、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支出;影响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有:出生率、死亡率、健康投资支出和教育投资支出。
(2) 经济因素对全国及三大地区的回归结果
首先,从全国层面来看,人均收入水平、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化水平三个变量的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完全一致,并且回归结果均比较显著,说明1997—2011年我国快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对人口老龄化产生了较明显的正向效应。在影响大小方面,其他变量水平不变情况下,人均收入水平每增加1%,全国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增加0.2645%;非农产业比重每提高1%,老龄化程度增加1.1475%,正向效应显著;非农化水平每提高1%,老龄化程度增加0.2709%,见表4。
| 表4 经济发展因素的模型回归结果 |
其次,从三大区域来看,人均收入水平、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化水平三个变量的回归结果均比较显著,与理论预期基本保持一致,只有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变量系数为负且显著,与理论预期不一致。从影响大小上看,其他变量水平不变,人均收入水平每增长1%,对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水提高0.1979%,在西部地区提高0.2379%。非农产业比重每增加1%,对人口老龄化的提高程度东部地区为1.1451%,中部地区为1.1507%,西部地区为0.7311%,正向效应较大。非农化水平的正向效应相对于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变量较小,但是高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影响。
综上可见,在经济发展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影响作用的模型中,本文选取的三个代表经济发展因素的变量回归系数总体上为正且比较显著,由此可以认为,全国及各地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起到了正向效应。
(3) 综合人口因素与经济因素对全国及三大地区的模型回归结果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的特点,可以将全部变量放入分析模型中,得出两大类影响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综合作用结果,见表5。
 | 表5 综合人口因素与经济因素的模型回归结果 |
从回归结果看,各变量的系数符号总体上与本文理论预期保持一致,并且显著性程度良好;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保持在80.6%之上,总体上综合回归模型的回归拟合优度情况良好。从全国层面上看,影响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出生率、死亡率、教育投资支出、人均收入水平、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和非农化水平;其中出生率为负向效应,死亡率、教育投资支出、人均收入、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化水平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较为明显的正向效应。
从各因素影响大小方面来看,其他变量水平不变情况下:出生率每下降1%,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0.2699%;死亡率每下降1%,老龄化程度也下降0.1943%,死亡率水平与老龄化程度是正相关关系;教育投资支出每增加1%,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0.1611%;人均收入水平每上升1%,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0.2492%;非农产业比重每增加1%,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0.3045%;非农化水平每提高1%,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0.2213%。
在综合回归模型中,影响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有:出生率、死亡率、教育投资支出、人均收入和非农化水平;影响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有:出生率、死亡率、健康投资支出、教育投资支出、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化水平;影响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因素除健康投资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与预期不一致外,其他各因素均与理论预期保持一致,且全部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3. 对回归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无论是只考察人口因素的模型,还是综合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出生率和死亡率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均与理论预期一致,且显著性情况良好,说明在我国人口增长过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水平的变化对人口老龄化产生了直接作用。
人力资本投资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健康投资,而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与发达状况是代表这一类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本文选取了卫生技术人员数变量来衡量该项人力资本投资。在该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西部地区在综合模型的回归系数也为负值,且比较显著,与本文的理论预期存在较大差距。笔者认为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出现负值的回归结果并未真正反映我国地区之间的真实情况。首先,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对医疗卫生技术人员需求数量比较大,同时由于收入丰厚等方面的吸引力使得东部地区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增长相对较快,由于本文使用该数据代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健康投资,也使得东部地区健康投资支出增加迅速;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又是劳动力净流入地区,大规模流入的劳动年龄人口相对降低了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两者结合起来可能会使得东部地区的数据分析结果为负相关关系。其次,前文在分析人口死亡率变化对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影响作用时已经指出,死亡率的下降由于其来源的人口年龄组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经济发展初期,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首先是使得少儿人口组特别是婴幼儿人口死亡率下降较老年人口更为明显,在老年人口规模和其他条件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少儿人口的增加和总人口数量增加使得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缓慢。而西部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基本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以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为代表的健康投资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且显著。可以预计,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达到更高程度、医疗卫生技术进步发达、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到更低水平,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将逐渐提高人口老龄化程度,此时人们的健康投资支出的增加将与人口老龄化水平开始呈现正相关关系。由于东、西部地区占据较大比重,因此这两类因素的干扰使得该变量在全国的回归系数也为负值。
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教育投资支出对人口老龄化发展有正向效应。教育投资支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各地区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为代表的教育投资支出变量的两类模型中,无论是全国还是三大地区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笔者认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提高了国民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开始出现变化,而且随着家庭对孩子教育投资等投入不断加大,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高,家庭平均孩子数量开始减少,生育率水平不断降低,间接促进了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在经济发展因素的两类回归方程中,人均收入、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化水平三个变量的回归结果总体上良好,说明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水平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居民生活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保障,生活质量和身体素质有大幅提高,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使得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因素是促进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基本上印证了本文关于经济增长、经济现代化—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的理论假设。其中,在综合人口、经济因素的回归结果中非农产业发展变量在东部地区为负向效应,笔者认为其原因与前文的健康投资变量在东部地区为负向效应类似:一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二、三产业比重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要高很多,增长速度也更快;二是东部地区二、三产业比重高,使得就业人口容纳规模更大,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大量流入相对降低了该地区统计数据上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所以东部地区的健康投资变量在综合回归模型中会出现负值的情况[12]。
三、 结论及建议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和结果,而人口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发展又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重要影响因素。正是由于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人力资本投资中健康投资支出和教育投资支出不断加大,通过一系列的因素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观念、生活水平、身体素质、平均寿命和死亡率水平,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深。
本文的分析发现:全国层面上,出生率对人口老龄化存在负向效应,死亡率对人口老龄化存在正向效应;教育投资支出对人口老龄化存在较显著的正向效应;人均收入水平、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化水平对人口老龄化也存在正向效应。从各地区来看,由于地区差异,各因素的影响方向有微弱差异,但总体上与全国保持一致。经济发展因素对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产生了重要的正向效应,在包括经济因素的两类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中,人均收入水平、非农产业发展程度及非农化水平的回归系数(除中部地区)均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明显提升,居民生活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保障,生活质量和身体素质有大幅提高,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使得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
综上,本文关于人口老龄化发展过程中人口、经济发展两大类因素的作用分析基本上得到了验证和数据支持。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①更高程度的经济发展和物质基础的积累有助于我国积极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保持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坚实物质基础,政府应通过各类政策和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促进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增长,并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加大医疗卫生科技研发和应用的投入力度。②政府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增加教育经费,关注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发展,综合提高国民文化教育和职业素质,以更高的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力水平应对不断增加的老龄化社会压力。③政府应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逐步实现城乡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统筹发展,让农村人口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医疗和教育资源等服务,真正实现其市民化,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促进我国养老居住环境的改善和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④在产业发展政策上,促进以老年人口为服务对象的第三产业发展,在提高老年人口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的同时兼顾劳动人口就业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未对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各大因素进行深层次地研究,如考虑人口结构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等;而现有的指标选取也有待进一步优化,如人力资本中健康投资选取医疗服务投入等;在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深入剖析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影响人口老龄化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出发,选取指标为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卫生技术人员数,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投资支出,人均收入水平,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和非农化水平七个指标,接下来将从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众多因素、现有指标优化和纳入城乡层面进行改善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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