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马克思及其身处的时代渐渐远去,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各种质疑便接踵而来,如有评论家认为,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在今天应该进入“历史博物馆”;还有批评家断言,20世纪末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挫折与当今资本主义的屹立不倒,无情地宣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破产;更有甚者,一些“理论家”自信地宣称,面临资本这一现代世界的普遍统治力量,人们的精神处于无家可归状态,无力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抵御资本统治的理论武器。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断然不是。雅克·德里达以解构主义理论为基础,从批判精神与人类解放两个向度上将马克思主义“幽灵”化,不仅回应了当代西方理论阵营的错误论调,而且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独特魅力。

一、 作为思想遗产的马克思 “幽灵们”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提醒世人,尽管马克思已离我们远去,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也遭受到巨大拷问,但当代世界的基本状况仍然需要我们坚守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他对社会的批判精神。事实的确如此,面临当代世界呈现出来的普遍问题,我们有必要高擎马克思彻底的批判精神,以便严肃地对待资本主义统治下人类面临的生存问题。

20世纪末,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葬送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也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象遭到破坏。一时间,各种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反思纷至沓来,西方世界的思想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基本分成三种态度:一是有批评无认同,与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难以共存;二是既无批评也无认同,保持沉默或刻意回避;三是在批评中寻求认同,在认同中保持批评,表现出公正立场或暧昧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德里达谨慎地行走在批评与认同之间,却遭受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内外的共同夹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内部,德里达有时被视为不折不扣的反对派,因为他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不死的“幽灵”,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在改造世界历史方面的功绩,也抹杀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推动的社会变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之外,德里达又时常被冠以“反叛者”的名号,因为他运用解构理论欲求与马克思主义握手言和,至少是想走独立于左翼和右翼的第三条道路。面对这些批评与质疑,德里达坚持认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仅凭批评者的三言两语来判定,而是要明确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可以说,德里达尽管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也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并坦言自己“从未打算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者开战”。1971年,在接受让·路易·乌德宾和居伊·斯卡培塔的采访时,德里达首先阐明自己的立场,“并非提出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东西来,我对此坚信不疑”^[1]。由此看来,德里达无意通过批判马克思主义来为解构理论进行炒作,而是思考如何在当代世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批判性。

其一,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具有“幽灵”化的存在方式。“幽灵”(specters)是某种肉身已死而精神和灵魂不灭的东西,它并不实地在场,却鬼魅般地留下某种“踪迹”。作为永远不灭的东西,“幽灵”不会直接显现出来,但它“从帷幕拉开的时候就存在”。德里达将马克思的思想遗产进行“幽灵”化地隐喻,意在凸显马克思主义某种精神的长存。尽管一些作为外在形式的具体观点如今已不合时宜,内部的某些理论诉求也受到现实挑战,然而,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却超越时代,当代社会依然需要将这种批判精神自觉地据为己有。在德里达看来,批判精神与人类解放这两个方面,是马克思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遗产,“现在该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了”^[2]5。在人们从社会生产到日常生活都遭受异化的现代世界,从这两个方面重新发现马克思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在追求现代化的征途中,人类为理性付出了巨大代价。针对人类当前的生存境况,德里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批判精神在今天始终不会退场。

那么,我们在今天如何更好地继承这种批判精神呢？在德里达看来,解构理论有此担当。解构之实质,就是要打破事物的内部结构,使事物的本来面目以杂多性、碎片化、差异性的方式自由呈现。在对当代社会保持批判方面,解构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竟保持高度的契合。“对于德里达来说,保卫马克思就是保卫解构主义,因为解构主义也是要批判,对现实和可能性给予永不停息的质疑。”^[3]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在启蒙运动以来成为普遍的政治设计,但这距离自由民主的真正实现还相距甚远,人们仍然没有获得启蒙所承诺的自由、平等与民主。情况更糟的是,启蒙所张扬出来的理性,要么逐渐成为统治人们的外在力量,要么越过自己的边界而给人类与自然带来灾难。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人们,怀着不尽一致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现实诉求,纷纷对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展开持续研究。

其二,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并非“板块”式的僵硬组装。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的“幽灵”有许多,表现为“复数”而非“单数”。在以苏联为代表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由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有机构成,这被视为经典教科书的解释模式;在法国哲学家布朗肖特那里,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在哲学、政治革命与科学知识三个层面得到理解,因为它们是相互分离和相互独立的。德里达不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分割为几块之后再统一组装,因为那样将导致一种总体性和同一性的产生。在德里达看来,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在当下恐难以奏效,打碎国家机器也不太现实,国家消亡甚至还更遥远,因此,没必要将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固定为“普罗克鲁斯特之床”,而应重视其中四处游荡着的“幽灵”。

马克思思想遗产的这些“幽灵”,在不同的时代都应被赋予新的生命力。唯有切身进入现实生活之中,成为历史的主人,我们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我们都不是历史的旁观者,不能站在历史之外或历史之上“神目观”地看待历史,因为我们本身就置身于历史之中。相信历史事实可以独立于我们的解释之外,这本身就不是事实而是幻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改造世界的力量,旨在将时代深处人的历史能动性揭示出来,这样,历史就不再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可见,马克思的思想遗产不是一种赐予,而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在人类的当代处境中,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不是对当代世界中人的生存问题采取任性的拒斥态度,而是要还原批判精神中蕴含的人类解放实质。

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既然具有开放性,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宣称对它享有专属的解释权,人们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继承这份思想遗产,而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更确切一点说,德里达是马克思思想遗产的一个既忠实又不忠实的继承者,他牢牢把握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却不拘泥于马克思的某些具体观点。德里达深信,将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引向当代,运用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去思考和解决当今世界的新问题,比中规中矩地继承马克思的具体观点更有教益。毕竟,解构的本质就是批判。

二、 维度之一:不可遗忘的批判精神

伴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崭新课题,催促我们深入开掘马克思的理论宝藏;雪藏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严重痼疾,也鞭策人们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药方。对此,德里达旗帜鲜明地强调继承马克思的思想遗产。作为马克思的“幽灵”存在的一个向度,批判精神被德里达谨守与坚持,目的乃是反思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秩序。

以“三权分立”为基本架构的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并非是解决当今人类生存问题的灵丹妙药,它在实际运行中深陷许多困境,这些困境在全球化过程中更是显得雪上加霜:失业、无家可归者、移民、贫富分化、军火工业和贸易、核扩散、恐怖主义、种族冲突等诸多“瘟疫”还没得到有效解决。这些紧要和迫切的问题,横亘在民主社会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一旦自由民主体制和民族国家束手无策,现存制度与秩序便会遭到人们质疑。对于20世纪末以来福山等人引发的各种“终结论”,德里达将之视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安慰,因为尚有无数人生活在暴力、歧视、饥饿与压迫之中。“社会任何一点儿的进步都不允许我们无视在地球上还有如此之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受奴役、挨饿和被灭绝,在绝对数字上,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2]82正是资本主义统治世界市场,才使得当今世界的普遍饥饿与贫富分化显得触目惊心。在资本主义繁荣的表象之下,隐藏的是其不可克服的根本矛盾。因此,面对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种种矛盾,马克思当时表现出来的批判精神至今依然需要秉持。

较之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德里达并没有展示出严密与宏大的逻辑结构,为此曾遭致不少批评。有批评认为,尽管德里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下正在蔓延的致命瘟疫,却没有剖析它们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导致他也无法拿出根本的解决之道。也有批评认为,德里达虽然以批判精神来审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但其批判的方法却与历史唯物主义发生背离,散发着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色彩。面对这些批评与责难,德里达以解构理论为工具并直言“从实践概念入手”^[4],对政治传统与社会现实进行解构,对资本主义宣称的民主、自由、博爱、公正等概念进行政治学上的拆解。其中,“友爱的政治学”就是德里达批判社会现实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友爱的政治学》中,德里达解构了以友爱为基础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同时回应了“敌人的”政治神学,提出建构新的友爱关系和未来民主。在这一过程中,德里达没有固守马克思的某些具体观点,也没有将问题意识湮灭在马克思卷帙浩繁的原著之中,而是立足于人类生存问题去反思当代资本主义的境况。

民主政治在现代社会的运转,表现为一套冷漠的“收银机”式的机制,它的设计者们一边致力于论证民主理念的合理性,一边着力进行制度设计和程序完善,殊不知,民主政治所需的友爱基础却被遗忘殆尽。作为现行自由民主政治的批评者,德里达没有拘泥于民主程序、权力制衡、矫正机制等具体的程序与设计问题,而是深入到民主政治背后探讨作为基础的友爱关系,试图对民主政治来个釜底抽薪。在德里达看来,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广泛而普遍的民主权利并没有真正实现,随处可见的血缘、财产、性别、种族、地域等种种门槛,总是将一部分人排除在民主政治之外。同时,民主政治要求社会成员对现存政治制度产生认同,却又对异己力量加以排斥。所以,在经济、政治与文化频繁接触的全球化趋势中,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弊病很容易就暴露出来。

在德里达看来,在资本畅行无阻的现代社会,资本的力量也深入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被纳入资本的框架之下,资本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统治和奴役人们,并且还以国家力量作为后盾,是有组织、有管理的渗透和统治。放眼当今世界,占主导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它们在“人权”与“民主”的幌子下,肆意对外输出资本及附着在资本上的价值体系,将世界上大多数人置于资本的统治之下。比如,面临“美元、美军、美剧”的强大攻势,世界大多数地区的人们都显得难以抵挡。面对资本力量的压迫,德里达主张重拾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对资本逻辑展开批判,进而去质疑建立在此种资本逻辑之上的国际秩序、国际市场等。市场总是在不平衡中发展,它又与军事、科技及外债的不平衡共同守护着不平等的国际秩序,那么,空谈价值体系无异于将理想宫殿建立在精神的沙滩上。与人类历史的往昔相比,今天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惶恐毫不逊色,忘却当今社会中的不平等现实,而信誓旦旦大谈人权、盲目宣称历史终结,看似自信却显得滑稽。

面对资本逻辑给现代人带来的强大压迫感,德里达力图重建人与人之间的民主平等关系,将现代人从资本统治的牢笼中解救出来,他认为这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承诺和责任。可以说,在正义缺失的现代世界,德里达试图探索一种充满正义的新秩序。思想对现实的贴近守护,理应成为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向;理论对实践的不断反思,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创新中前进。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就在于,深入时代的根基,将内含于社会现实之中那些最根本的思想任务和实践任务指明出来,并且因此之故,任何对于社会现实的置若罔闻、视而不见,都不能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弱化和放弃。在德里达看来,求助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这是一项长期的思想任务而非权宜之计。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不乏受到来自资产阶级理论阵营的诸多批评,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也为这些批评落下重要口实。尽管如此,在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思想交锋中,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马克思主义始终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因为它从一而终地关注着赖以生存的现实社会。因此,德里达深刻地认识到,“不能没有马克思,如果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得有他的才华,至少有他的某种精神”^[2]14。

然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有着深厚现实根基的,即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底,在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德里达从“友爱”出发进行的批判,试图通过矫正人们的友爱观念来推动一种民主,进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难免有脱离唯物史观的现实基础而成为空中楼阁之嫌。然而,社会批判的基本维度脱离了经济基础而走向上层建筑的,并非只有德里达一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等人亦是如此,他们各自从阶级意识、市民社会,以及文化心理等方面进行社会批判,虽然没有立足于社会的物质基础,但确实丰富和延续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

三、 维度之二:任重道远的人类解放

在对马克思思想遗产的继承上,德里达将批判精神引向当代并发展为彻底的解构思想,而他对马克思“幽灵”存在的第二个维度的阐释,则来自于马克思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理想或人类解放观念。

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劳动人民普遍贫困的现实,以及这一现实背后不合理甚至异化的交往机制,构成马克思追寻共产主义的因由。资本主义依托近代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以商品经济为开路先锋取得世界性的胜利。然而,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却成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症结,并由此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经济危机与社会异化等问题。面对此种境况,马克思意识到,无产阶级唯有通过革命斗争实现自身的政治解放,进而争取实现人类解放以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可见,在追求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早已给出明确论断:资本主义的繁荣表象丝毫不能掩饰社会的根本矛盾冲突,而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无产阶级,将通过革命斗争才能真正地解放自身。

现代社会服从资本无限增殖的内在逻辑,资本的统治力量对我们进行重重围攻,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异化和贫富分化等后果,对此,德里达并没有任性地主张“大拒绝”,而是要在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中建立新国际秩序。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必要,并不只是为了抚平现存社会造成的创伤,其更有价值之处在于使人们建立起一种单纯而普遍的结合。这种结合之所以单纯而普遍,是因为它无需盟约、政党、国家、阶级等外在的纽带和因素,而是在持续批判国际法、国家和民族等概念中结合而成。资本“内在化”为各种权力中心,它“历史性地倾向于破坏传统的社会疆界,跨区域扩张,并且总是将新的人群囊括入其进程之中”^[5]。对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德里达在开放的视野中加以肯定和继承。德里达以人们的友爱关系为基础,试图建立起一种尊重差异、相互信任的未来民主,并以此在全球视野中建立一种“新国际”。这种“新国际”并不意味着德里达要自创新的政治制度,而是追求一种具有民主实质的理想状态,即“未来民主”。在德里达看来,倘若人们之间消解算计、排斥与控制,彼此之间保持相互尊重和独立自由,那么这种社会状态也不失为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

可见,不管是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还是德里达的“新国际”与“未来民主”,都是立足于现实批判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后者对前者不失为一种继承和发展。在德里达看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达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吸引人们建构新世界的理论承诺,也是马克思的思想遗产中最可贵的部分。

也许“新国际”与“未来民主”的图景很难实现,但德里达重在表达一种解放精神,以此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下的不平等、压迫、冲突与排外等作出抗争。在资本主义无形的压迫面前,德里达主张建立的“未来民主”,超越了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关系被全面异化了,主张人们通过劳动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德里达也认同马克思关于异化的判断,并试图以相互友爱来重建人们之间的关系。与马克思有所不同的是,德里达放弃了经济分析的前提与历史规律的逻辑。对此,德里达表示,理想社会并不是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如期到来,但在我们以正义精神来对抗生存境况的过程中,就是在经历着“新国际”和“未来民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好,“新国际”与“未来民主”也罢,实际存在于我们当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之中。马克思主义不追求一蹴而就的结论,而是朝向未来进行持续不断的现实求索,这就是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性所抱有的态度。

在德里达看来,恰恰在这种朝向未来进行持续不断的现实求索中,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一种“将临性” 在德里达看来,“将临性”不是指物理时间上的将来(futur),也不是过去与现在的连续和延伸的那种未来(future)。为了与“未来”的两种基本含义区别开来,德里达使用“à venire”的动态结构来表示“将临性”,相当于英文的“to come”。因此,“将临性”应被理解为“将要来临”和“一定会到来”的结合,其中既具有“保证”和“许诺”的意味,又隐含着“希望”与“期待”的情感。 (à venir)和弥赛亚性(messianic)^[6],并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不可缺席。意识形态、商品拜物教、异化、现代性批判等等,这些马克思的思想中蕴含的众多“幽灵”,在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仍然游荡着,甚至说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本身,在今天也作为某种幽灵性存在。“幽灵”没有肉身,但却是不死的灵魂;“幽灵”虽飘忽不定,但也并非纯粹幻象。对于人类解放观念,德里达以“幽灵”作出一种反讽式的表达,旨在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开显出来,但由于解构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后现代本质,使得这种反讽式表达流露出一定的否定性与破坏性;而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要么突出社会生活的实践性,要么表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要么彰显理论本身的科学性,这些努力都共同指向人类解放的切实性问题。可以看出,德里达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解构式的,他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确定性的理论形态,散落出众多不灭的“幽灵”;这种态度同时也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向未来敞开,在事关人类解放的主题上始终保持强烈在场。

有不少人认为,由于受到黑格尔历史神学的影响,马克思将共产主义视为人类社会永恒的理想状态,无疑体现出了基督教中那种末日拯救的弥赛亚主义。德里达认为,就算是共产主义具有弥赛亚性质,它也并非如基督教的末日审判那样会在某个具体时刻如期到来,共产主义不意味着在将来的某一天突然实现。正是在苦难的现实社会中,共产主义作为即将到来的“他者”才值得我们期待^[7]。“共产主义一直是而且将仍然是幽灵的:它总是处于来临的状况。”^[2]96-97德里达认为,共产主义这一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带有正义和解放的召唤色彩,却不是宗教式的救赎甚至是乌托邦,而更像是在社会批判中自我救赎。德里达认定,解放精神就是“摆脱任何的教义,甚至任何形而上学的宗教的规定性和任何弥赛亚主义的经验”^[2]86。可见,在强烈的批判精神下,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寻求社会正义和人类解放,是德里达对待马克思思想遗产的态度。对于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而言,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反对力量,德里达看到,正是具有反对的声音和力量,才确保现实社会在差异性中存在。而差异与多元,正是后现代的解构思想所不能放弃的。

真正的民主始终“在路上”,它如同共产主义一样处于即将到来的状态,始终召唤人们对之保持期待,并不断地付诸行动。德里达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将人与人之间自由、民主、平等的真实关系展示出来,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逻辑具有内在共通。所以,德里达以解构理论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在当代获得解构式表达,并且从“将临性”民主的视角阐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从而独特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