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多方交际研究一直没有受到语言学界和礼貌研究领域的充分重视^[1,2,3,4],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许多研究者认为多方交际与两方交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如 William Wilmot就曾明确声称,三方交际总是可以归结为“2+1(a dyad plus one)”的模型,因此在本质上仍然是两方的^[5]20。但会话分析和近年来兴起的(不)礼貌研究表明,多方交际中的话语结构、话轮转换和面子维护与威胁方式等与两方交际都存在重要的区别。例如,两方交际中话轮的承接和交替是默认的,而多方语境中说话者需要指定一位话轮承接者或由参与者主动承接话轮^[6];两方交际中言语行为的指向是唯一且明确的,而多方语境中说话者需要进行话语角色的设计和分配,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同时对各位参与者实施不同的言语行为^[7,8]。

多方交际与两方交际之所以产生这些区别,其根本原因在于多方语境中的交际者数量更多,从而导致群体结构和内部关系的复杂多样性呈几何式增加。在多方交际群体的研究方面,有学者早就指出,多方群体的特殊性在于交际者可以形成两方交际中不可能存在的联盟组合关系^[9]9-10;联盟(coalition)的组建是所有多方交际共有的群体结构特征^[10]。笔者认为,联盟是多方交际与两方交际在群体结构、成员关系等方面产生区别的根本原因,揭示多方交际中联盟的特征和规律对于充分理解多方交际中的礼貌现象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因此,本文采用文学语用学的方法,以《红楼梦》人物会话为语料,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多方交际中的联盟进行分类,并解析其在(不)礼貌行为研究中的意义。

一、 社会学研究模式的批判

根据Webster's New Encyclopedic Dictionary的解释,联盟指的是“不同群体、个人或组织在共同行动中临时性的联合”^[11]。早期的联盟研究主要见于社会科学领域对社会行动的相关研究中,如小组交际(small group communication)^[12,13]和博弈论^[14]的相关研究。社会学家Erving Goffman在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一书中也曾提出“行为组”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相互合作的个体的集合”,是“基于对小组制度性的共同归属感和共同利益形成的”^[15]85。真正以话语交际为对象考察联盟现象的研究以Caplow、Bruxelles和Kerbrat-Orecchioni等为代表,但他们的联盟模型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Caplow指出,在三方群体中三方交际者的权力地位往往是不对称的,绝对平等的情形极为罕见,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三方群体都可以分解为一个两方联合体和单独的第三方。他明确声称,三方语境中联盟的产生是以权力和对抗为目标的,组建联盟的两方可以通过联合将弱势转换为优势^[9]2。出于这样的认识,Caplow将他的著作命名为《二对一:三方群体中的联盟》(Two Against One: Coalition in Triads),强调了联盟的冲突和对抗性质。这一假设对后来的交际联盟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Bruxelles和Kerbrat-Orecchioni也明确认为,交际联盟“可以改变会话群体内权力的平衡”,“其共同的目标和利益是‘赢得’这场会话、取得支配地位”^[10]。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多方交际及礼貌研究的后继者绝大多数都继承了联盟对抗性的假设^{[16,17,18,19,20,21]}。但本文采用后现代礼貌研究方法对某些汉语语料的分析表明,多方语境中的联盟并不一定牵涉对抗和冲突,相反,某些情况下交际者可以利用联盟的存在强化群体内的和谐和一致。

其次,现有的研究大多在宏观交际层面讨论交际联盟的形成及特征。Bruxelles和Kerbrat-Orecchioni以一个电影评论的访谈节目和一个离婚诉讼官司为例,分析了交际联盟的形成机制和特征,并界定了一种构建性的联盟( emerging coalition),指参与交际的各方是在互动行为的过程中形成的联合群体^[10]。例如,在他们所分析的电影评论节目中,各个成员由于交际中观点的相互印证和反驳关系逐渐形成的联盟就是构建联盟。构建联盟的分析表明,Bruxelles和Kerbrat-Orecchioni 等研究者所考察的是宏观的交际事件而不是微观的交际行为,这一取向与Caplow等学者的社会学研究模式一样,关注多方群体中的权力等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联盟的形成(formation)、不稳定性(instability)和重组(malleability)等^[10],所采用的分析框架是多个话轮而不是单一话轮。陈婧等研究者对国内外联盟研究进行综述后也指出,传统的联盟(结盟)研究“关注多话轮、多语段间的话语行为及社会行为关系”,考察“动态的协商过程”^[22,23]。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的基本模式是社会心理的(socio-psychological),而不是语用的(pragmatic),因此并不能充分解释联盟对单个话语的设计和理解的影响。

鉴于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本文在微观的语用层面提出一个新的联盟分类模式来解释话语交际中的面子行为特征。我们根据联盟组建的原因区分关系联盟(coalition of relationship)、效用联盟(coalition of utilities)和矛盾联盟(coalition of contradiction)。关系联盟的形成是由于交际者之间具有特定的社会和角色关系,导致他们在话语理解中选择相同的立场;效用联盟的成员为了在一个话语交际行为中获得更大的效用联合起来;而在矛盾联盟中,联盟成员因为相互竞争而形成利益相背的矛盾关系。

二、 关系联盟

关系联盟的形成原因是先于话语设计而存在交际者社会关系,最典型的例子是由交际者之间的亲属关系,如父子、夫妻等所形成的自然联盟,如《红楼梦》第四十六回有这样的交际情景。

例1:

(贾母)因见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要,剩了这么个毛丫头,见我待他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他,好摆弄我！”王夫人忙站起来,不敢还一言。薛姨妈见连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劝的了。^[24]625

鸳鸯当众哭诉贾赦欲强纳其为妾,贾母震怒,其话语以王夫人为接受者而并不指向薛姨妈,但薛姨妈与王夫人是同胞姐妹,在面对贾母的斥责时形成一个天然的“姐妹联盟”,因此在交际中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在理解话语时相互牵连、制约。由于这一关系联盟的存在,薛姨妈不便出面为王夫人辩解。

关系联盟是以多方群体中各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多方群体中各交际者的相互关系并不总是完全对称的,因此成员的数量并不是多方群体的根本问题^[25]。接待室的八个陌生人、餐桌上的八个朋友和办公室的八位同事虽然在数量上毫无差别,但这样的三个群体却很难找到一些共同的关系特征。换言之,多方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距离决定了是否可以形成联盟及联盟形成的方式。在例1中,王夫人和薛姨妈的联盟是由于天然的姐妹关系,而不是她们自主选择的结果,这样的联盟可以称之为“自然联盟”,而例2则与这种自然关系联盟略有不同。

例2:

鸳鸯:①“…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女儿作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一面说,一面哭,平儿袭人拦着劝。

他嫂子脸上下不来,因说道:②“愿意不愿意,你也好说,犯不着牵三挂四的。俗语说,‘当着矮人,别说短话’。姑奶奶骂我,我不敢还言;这二位姑娘并没惹着你,小老婆长小老婆短,人家脸上怎么过得去?”^[24]621

鸳鸯嫂子受邢夫人指派前来“说媒”,被鸳鸯严词责骂,因为当众丢了面子,“脸上下不来”,所以在话语②中指出袭人和平儿都是贾府的“小老婆”,鸳鸯的责骂也是对两位姑娘面子的威胁。在后继话轮中鸳鸯也承认话语②对平儿和袭人不利:“原是我急了,也没分别出来,他就挑出这个空儿来”。在话语①和②的三方交际行为中,平儿和袭人组成立场相似的共同体。作为贾府侍妾,她们两人形成一个“小老婆”的身份联盟,尽管她们的关系与例1中“王夫人—薛姨妈”的姐妹联盟在性质和稳定性等方面有一定的区别,但与例1一样,两人的身份关系实际上并不是在交际中通过协商、谈判建立起来的,而是在进入交际语境之前就已经形成的。换言之,这个身份联盟和自然联盟一样,其赖以形成的原因都是在特定话语的设计和理解之前即已存在的关系。

在社会学模式的联盟研究中,权力和地位在联盟形成及群体交际行为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而在本文所分析的关系联盟中,权力不是影响联盟形成的决定性因素。Caplow曾提出“身份裂差”(status schism)来解释类似的现象^[9]166,他认为,三方群体中个体的组织位置有上层和下层之分,上下层之间固然存在身份差距,但并不是所有的身份裂差都阻碍了联盟的产生。在某些情况下,联盟的被动形成可能是不合理的,但特定关系的存在仍然会对联盟成员产生一定程度的约束力^① 。从宏观交际层面来看,联盟成员可以对不合理的联盟作出反抗,甚至脱离所属的关系框架,如例2中的平儿和袭人可以否认身份联盟的存在,Kerbrat-Orecchioni将这一特征描述为“背叛”(betrayal)^[8],但从微观的语用行为来看,联盟对于该话语的理解仍然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往往将这种约束力归结于联盟的“协议”。

关系联盟对礼貌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关系联盟中,由于成员之间的关系亲密、社会距离较近,其面子所受的维护和威胁往往也呈正相关的关系。例1中贾母怒斥王夫人,话语严重地威胁了王夫人的面子,因投靠王夫人而进入贾府的薛姨妈在一定程度也受到面子的威胁。基于姐妹关系的自然联盟导致了这种面子的迁移。例2中鸳鸯的责骂对平儿和袭人的面子也形成了同样的威胁。又如下例所示:

例3:

宝玉道:①“尝闻古人有云:‘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况此处并非主山正景,原无可题之处,不过是探景一进步耳。莫若直书‘曲径通幽处’这句旧诗在上,倒还大方气派。”众人听了,都赞道:②“是极!二世兄天分高,才情远,不似我们读腐了书的。”贾政笑道:③“不可谬奖。他年小,不过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罢了。再俟选拟。”^[24]219-220

大观园初落成,贾政带领门客和宝玉游园题词,众门客的话语②对宝玉的提议大加赞赏,尽管话语②中的“二世兄”表明话语本身是对宝玉的恭维,但这一恭维的回应却不是由宝玉完成的,而是其父贾政以委婉的批评作为对话语②的回答。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对宝玉的恭维也同时维护了贾政的面子。与例1相似,贾政和宝玉的父子关系也形成了一种自然联盟,贾政和宝玉对话语的理解都受到这一联盟关系的制约。贾政身为被恭维者的父亲,其面子也受到了维护,因此有责任作出谦虚回应,否则就违背了礼貌行为的“谦虚准则”^[26]和传统儒家礼貌文化中的“贬己尊人准则”^[27]。

三、 效用联盟

关系联盟的形成是基于联盟成员之间事先存在特定的关系,而效用联盟与此不同。群体中的交际者通过组建联盟寻求支配和决定性的影响力,带来效用分配中的优势地位,其目标是追求自身的更大效用,这样的联盟必然是针对其他行动者的。Bruxelles和Kerbrat-Orecchioni分析的电影评论节目中各位评论者在观点的相互反驳和支持中逐渐地明确立场,通过一种协商机制组合、分化,形成联盟,观点相近的评论者为了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而形成联盟^[10]。效用联盟的内部结构往往是不平等的,权力、地位、支配影响力等因素的分布决定了联盟组建的格局。例如,在一个影响力分别为2、3、4的三方群体中,理论上任何两方的结合都可以形成效用联盟,但最佳的联盟配置却是((2,3),4)。因为在这样的配置格局中,与其他联盟配置相比,两个成员可以获得更大的联盟效用。下例中即存在这样的联盟:

例4:

金桂道:①“依你说,那兰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说到热闹头上,忘了忌讳,便接口道:②“兰花桂花的香,又非别花之香可比。”

一句未完,金桂的丫鬟名唤宝蟾者,忙指着香菱的脸儿说道:③“要死,要死!你怎么真叫起姑娘的名字来!”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赔罪说:④“一时说顺了嘴,奶奶别计较。”^[24]1128

香菱一时疏忽,忘记了避讳,说出“桂”字,被小丫鬟宝蟾指出。宝蟾因此在话语③中直接而严厉地威胁了香菱的面子。金桂是薛蟠的妻子,其权力地位远远高于香菱和宝蟾,香菱是薛蟠的侍妾,而宝蟾则只是金桂的小丫鬟,其地位最低。三人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各自的权力地位次序是:金桂>香菱>宝蟾。因此对于宝蟾来说,主动介入金桂和香菱的会话、承接话轮对于金桂和香菱都是不礼貌的,直接而严厉地批评香菱也违反了等级制社会中“礼”的规范;但从语篇证据来看,金桂和香菱都没有将话语③当作不礼貌的行为,反而是香菱立即在话语④中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向金桂“陪笑赔罪”,请求谅解。为什么宝蟾介入会话、批评了香菱,反而导致香菱忙着向金桂赔罪呢？我们认为,其原因正是话语③中宝蟾和金桂所组成的效用联盟。

宝蟾和香菱的权力地位远远低于金桂,因此对金桂负有较高的礼貌责任。当香菱违反了避讳的规定、触犯金桂的名讳时,宝蟾利用香菱对金桂所负的礼貌责任介入会话、承接话轮,威胁香菱面子的同时维护了旁参与者金桂的面子。虽然宝蟾以话语①和②旁听者的角色强行介入会话,将直接接受者和旁参与者的角色强行分配给权力地位高于自己的香菱和金桂,并且直接对香菱实施了面子威胁行为,但话语③之后需要道歉的不是宝蟾而是香菱,正是因为宝蟾以金桂“盟友”的身份成功地实现了“狐假虎威”的交际策略。宝蟾直接批评香菱在等级制社会中是一种“以下犯上”的不礼貌,但作为“金桂—宝蟾”效用联盟的成员,宝蟾从整个联盟的收益出发,批评香菱就成为了合理的交际行为。

话语③可以看做一个关于面子的零和博弈^① ,在这个博弈行为中,宝蟾和金桂的面子收益之和便是香菱的面子损失。宝蟾因为监督香菱遵守金桂的规定而(可能)得到金桂的认可、嘉奖,这样的收益足以抵消其介入会话和威胁香菱面子的交际成本。出于这样的考虑,当香菱违反金桂的规定时,宝蟾选择与金桂站在同一立场,为了维护金桂不受冒犯的地位而威胁香菱的面子。在金桂和宝蟾所形成的效用联盟中,两人分享威胁香菱面子所得的收益。这样的联盟与例1和例2中的亲属关系联盟及身份联盟不同,宝蟾出于效用最大化的考虑与金桂结成联盟,并共同分享联盟所得的收益。关系联盟的建立及其对交际行为的影响取决于联盟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距离的远近,而效用联盟能否建立则取决于效用在联盟成员之间是否可以分享和再分配。

①在零和博弈中,各博弈方的正负收益之和为零,一方所失即是其他方所得。

四、 矛盾联盟

关系联盟是由于交际者之间天然存在的社会关系而被动形成的,效用联盟则是交际者出于自身收益的考虑主动建构的。关系联盟的成员之间存在荣辱与共的面子捆绑效应,而效用联盟的成员之间可以分享联盟的面子收益,实现效用的再分配。总体而言,在这两种联盟中,成员的面子都是呈正相关的,而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特殊的联合体,其中成员之间的面子收益呈负相关的关系,如下例所示。

例5:

宝玉见说的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①“好姐姐,念与我听听。”宝钗便念道:②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③“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于是大家看戏。^[24]294-295

宝钗生日当天贾母带领众人看戏,宝钗引经据典向宝玉解释了《鲁智深醉闹五台山》的妙处,引得宝玉大加赞赏,而这样的赞赏无意中使在场的黛玉心生醋意,因此出言嘲笑宝玉。话语①和②是宝玉和宝钗关于戏曲的对话,两人所使用的召唤性呼语“好姐姐”和人称代词都表明两人互相以对方为话语接受者,其他在场者均为话语的旁听者。由于黛玉和宝钗的身份相似,两人皆为做客贾府的亲眷,都是冰雪聪明的表姊妹,而且黛玉生性敏感,与宝玉心意相通。宝玉赞赏宝钗,却无意中使在场旁听的黛玉感到冷落和被忽略,甚至有抑黛扬钗之嫌,所以黛玉介入交际,讥讽宝玉。宝黛钗的这种关系与上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联盟不同,与金桂—宝蟾效用联盟也不相同。钗黛两人形成了一个效用相抵触的关系,对宝钗的褒奖就是对黛玉的间接贬低,反之亦然。这种效用竞争而非效用分享的性质直接影响群体成员(黛玉)对话语②的理解,从而导致黛玉在话语③中间接地对宝玉作出抗议。我们可以将黛钗在话语②交际行为中的相互关系称为矛盾联盟。

矛盾联盟的成员在进入话语交际行为之前即存在一种竞争性的关系,但与关系联盟不同的是,这种竞争性的关系并不总是稳定的自然亲属关系,也不是无法改变的身份同盟。另一方面,矛盾联盟的成员在特定的交际行为中就面子的效用进行再分配,但与效用联盟不同的是,矛盾联盟成员不是共享面子的收益和损失,而是相互竞争,是一种效用负相关联盟。

五、结 语

语言礼貌的研究以言语行为为理论基础,而言语行为理论所考察的是微观的、单话轮交际行为。Caplow等社会学视角的研究所界定的联盟大多是针对多话轮的宏观交际行为,因此不能充分解释微观的语言(不)礼貌行为。鉴于这样的研究背景,本文根据联盟形成的不同原因区分了关系联盟、效用联盟和矛盾联盟,语料分析表明:关系联盟的成员在进入交际语境之前即存在特定的身份关系,因此形成天然的荣辱与共的面子共同体,对一位联盟成员面子的维护或威胁往往同时也影响另一位成员;效用联盟的成员出于分享效用的目的组建联盟,面子的收益(和损失)在联盟成员之间可以实现再分配;矛盾联盟的成员之间呈效用负相关的关系,成员的面子相互抵触,对一位成员面子的维护同时就是对另一位成员面子的威胁,反之亦然。本文认为,多方交际的结构和特征与两方交际存在重要的区别,而多方群体的结构类型是导致这些区别的根本原因,考察多方群体中联盟的结构及特征对于多方交际和礼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