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著名女作家苏珊·桑塔格的“疾病隐喻”理论的广泛传播,身体、隐喻、疾病等词语成了当今的热门学术用语,同时这也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里一个亟待深入的领域。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强调疾病的本意,使“词”重新返回“物”,剥离了对疾病的各种想象和神话,主要指向疾病隐喻的社会文化内涵。就文学领域来说,疾病隐喻既是一种文学修辞、叙事方式,也是作者阐释表达的空间和意义生成的载体,同时也意味着对一个知识系统的建构与言说。隐喻的本体与载体之间的自如互动及若有若无的共同指向,能引发思考、激发想象,从而形成了隐喻的复杂意义与魅力。

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的疾病叙述是对中国文化病态特征的展示,疾病症状的呈现是对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折射,间接地指向国家制度、社会伦常,以及人的生存困境、人生信念、精神追求等方面的问题。如王鲁彦《菊英的出嫁》里菊英的白瘊,沙汀《兽道》里魏老婆子的发疯等等,这里对疾病的叙述既反映了个体的现实状况和身体症状,又指涉了小城的社会现状和民众的生存际遇。小城小说的疾病叙事是具有多重指向性的,既有形而上的思考,又有形而下的反映。这正如亚·蒲柏所说的:“疾病是一种早期的老龄。它教给我们现世状态中的脆弱,同时启发我们思考未来,可以说胜过一千卷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著述。”^[1]

小城小说即是以小城为其背景,以写作小城人物及小城生活为其主要内容,小城在文本中能对人物及情节起到牵引或推动作用,且呈现了现代小城意识及小城的独特地方性内涵与意义的文本。小城是介于都市和乡村之间的存在,是乡村的扩大、都市的缩小。中国现代小城小说与乡土文学相通,但又有所超越;既趋向现代性,又与都市文学相联系,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的叙事角度既是向后看的又是向前看的。因此,以小城小说的疾病书写作为研究视角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与民族现状就具有了某种普遍性。

一、 身体症状与国疾民瘼

思想家严复就曾用疾病来比喻中国的现状:“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之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死而已。中国者,非犹是病夫也耶？”^[2]这是对旧中国沉疴痼疾的形象表述,也是对急需变革的落后、衰微、颓然的民族前现代状态符码的表征;这样“病夫”就被政治编码成了衰败民族的隐喻符号,蕴含了与当时民族现状相同的内涵,作者以此表达了对孱弱民族当时落后现状的清醒认识和理性批判。

众所周知,由于“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和人道主义精神走向,众多现代文学作家描写、绘摹千疮百孔的社会和病态人生时,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历史本质的反思,文本中的意象系统也是为这一总主题服务的。正因为这样,作家在作品中对人物病状的叙述与描写常常就是对病态社会的转喻与表征,因生病导致的死亡也就成了旧的社会制度的崩溃和旧的传统文化精神的衰落的隐喻。这就恰如学者王德威所说的,疾病的被再发现既可以看作是个人主体的诊断,也可看作是国体状况的寓言^[3]。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这表明作家有明确的疾病写作意识,他在《呐喊》和《彷徨》这两部小说集的二十五篇小说中,直接写到病的就有十一篇:《狂人日记》里狂人患精神病、《药》里华小栓得痨病、《明天》里宝儿得热病、《白光》中陈士诚患精神病、《祝福》中贺老六得伤寒、《在酒楼上》里顺姑得肺病、《长明灯》中六顺患精神病、《孤独者》中魏连殳得肺痨、《弟兄》中靖甫得疹子、《阿Q正传》中阿Q患癞疮、《孔乙己》里孔乙己之断腿等,其中相当部分小说是关于小城的作品。鲁迅小说中的疾病叙述主要是为了发掘、呈现和思索隐藏于表象之下的民族精神痼疾,疾病也就成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隐喻。

《孔乙己》里孔乙己之断腿是传统文化对人造成伤害的表征,文化、文明本应给人以力量,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对人的破坏与残害,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封建传统文化让孔乙己致残无以站立而变得矮小。小说写出了历史的沿袭与时代的沉重对旧文人的影响与规约,他们因循守旧,背负着沉重的封建传统枷锁不敢逾矩,传统文化体现在孔乙己身上既是病症也是病因。

关露的《新旧时代》里的母亲对女儿说:“没有知识的女人,她的生活就像跪着一样。”^[5]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个有知识的人,而且还是个男人,他又生活得怎么样呢？他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腿断了只能用手走路,和没有知识的女人处境一样甚至更坏,他是实实在在的跪在了地上,他从肉体到精神都是不能自由、自主的,因知识的毒害而变得迂腐、变成残废,作家意在表明封建文化传统只能让此在的人沉落。英国哲学家、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在孔乙己这儿我们看到的是破坏力而不是建构力与信仰支撑,他的那条断腿就成了封建思想文化带给个体、民族苦难的象征载体,旧知识分子成了被言说、被表现的客体,对他们而言,人的尊严被消解、生命的价值被消弭。作家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不言而喻的,孔乙己的断腿也就成了封建思想文化对人的残害的隐喻,这也是作家对封建礼教传统带给民族苦难与伤害的深刻思考,也是对知识分子前途命运的关怀。学者吴俊在研究史铁生的小说时曾经指出:“残疾者所感受到的最深刻的痛苦,其实是一种被弃感,一种被所属群体和文化无情抛弃的精神体验。”^[6]这种从自身存在上升到哲理高度的沉思在作家史铁生身上会发生,对孔乙己来说,这显然不可能有,断腿让他更多的是感受到身体上的痛苦和行动上的不便,对旧文化传统的接受和认同就注定了对自身反思的缺席,这就正如鲁迅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表达了对其处境的同情和无奈。旧知识分子对自我、对世界的认识都深受封建传统的规约束缚,自我成为了他者,这也体现了作家对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与生命本质的反思。断腿成了旧思想旧文化对人的伤害的生动喻示,这样对知识分子命运关照的主题也就汇入到了现代启蒙与社会解放的宏大叙述中,对知识分子的言说也纳入到了民族、历史、现代化等话语中,表达了作家更为深刻的人文关怀与忧患意识。

鲁迅在有关小城的小说作品中对疾病的描写和叙述,是源于对现实社会、对民族存在的关照与审视,是立足于当下的;因此,文本中疾病叙事的目的本意不在对身体症状的描述,而是为了呈现当时的社会处境与民病痼疾。当时作家看到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社会性的非常态存在却以普遍的形式存在于现实人生中,而且还被习惯性地认为这是常态存在而得到认可;作家用身体症状来表达了他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思考与探寻。

对国民性病根的探讨与疗救成了鲁迅为之奋斗毕生的事业。鲁迅小城小说中的疾病叙述是对特殊语境中整个社会病症和民族沉疴的言说,身体疾病是社会病态的表征,他在疾病的叙述中指出国疾民瘼之因由与根源,这种叙事方式彰显了作家独特的思考角度与叙事立场。由于鲁迅对艺术的自律与遵循,作品中的隐喻逻辑与话语姿态就显得较为隐匿、不太直观,但通过对喻体与本体进行转化、分析,文本里隐含的丰富复杂的内蕴就呈露出来了。鲁迅的小说意近旨远,具有开阔的阐释空间。通过阅读鲁迅的关于小城的疾病叙事小说,我们常常会发现,在鲁迅的疾病叙述中,表达了人们生存的普遍感受:焦虑与忧郁。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小说中所表现出的突围与反抗就是一种非常态的积极的姿态,并且我们会发现在鲁迅作品中呈现出了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无论是顺向思考还是反向思维大都会得出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疾病场域里的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与常态语境里的价值标准是统一的,二者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作家的这种写作策略意在指出这个社会的病态成了常态,隐喻整个社会体制都是一种不合理的存在与非常态状态。鲁迅的疾病叙事既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又是对社会存在的思考;既有对政治的书写,又有对民族的关怀,因此对身体症状的描写表征了社会体制、文化传统、群体与个体等的抵牾状态。

疾病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形态,表征了社会发展、个体存在也暴露出愈来愈多的问题,人们必须不断地探究疾病治疗的方法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正因为如此,疾病也就成了文学写作中的常态与主题。苏珊·桑塔格曾说:“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个人意志的表现,它是展现内心世界的语言,是自我表现的形式。”^[7]41疾病成了对个体非正常存在状态的言说与表述。张天翼的小城小说《找寻刺激的人》里“找寻刺激的人”江震,患有皮肤病,是一个为自己的一己幻想所激动而以至于神魂颠倒的可怜汉。他恋爱的全部原动力都来自少爷和下女恋爱是一个够刺激的浪漫传奇故事,他在向婢女小顺子求爱之前,潜意识中已确定下了婢女低人一等的前提:顺姑娘能与他这样的有知有识的少爷往来一定是她一直倾慕的,应是她最好的选择。显然,这种想法是建立在江震的自我认知与历史经验之上的。在文本里,江震与小顺子两人不同的内心活动构成了张力对比关系,江震给堂兄的信是对他在现实中对待顺姑娘意图的否定,是对其真实想法的揭露与呈示。另一方面,江震对小顺子的疯狂与幻想与小顺子的冷静、清醒形成鲜明的对比关系,这样的写作策略意在告知我们,江震之皮肤病不仅是一种表面的症状,更是思想欠缺的表征。正因为这样,江震向顺姑娘求爱其实并不是因为真爱她,而是为了使自己通过求爱而得到自我提升,以此来表现自己的勇敢和不同凡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找寻刺激”。小说里的顺姑娘具有了主导行为,体现了女性的自主与进步。顺姑娘这一女性形象,与同时期其他作品里的女性形象相比,已从男权话语中心的遮蔽下开始挣脱出来,是对既定话语秩序的解构与消解,同时也是对女性存在价值的询问与女性主体的建构,这一写作策略是作家对传统历史规范的颠覆与超越。作家的这一叙事目的,是通过对历史意识形态下的男权秩序的反拨来抵达对女性的现实关怀,以此撼动固有的话语秩序与传统价值体系。小说中的疾病往往隐喻了传统的滞重与自足,疾病叙述汇入反传统的行动中。

作家苏珊·桑塔格在其著作《疾病的隐喻》里指出:“任何形式对社会规范的背离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病态。”^[7]56果真是这样的话,就中国现代小城小说里的疾病叙事来说,疾病其实就是对病态的社会体制与社会现象的指代与表达。茅盾的《林家铺子》写出了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城乡之间的市镇商业经济发展的艰难。小说将20世纪 30年代初期的民族战争、城乡经济、社会政治状况投影、交织在了林家铺子上,因此在林家铺子里发生的所有事情也就成了当时整个中国复杂社会情势的缩微,林家铺子的兴衰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小百货商店的经营状况就如同当时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小说中林大娘的病状是不断的打嗝,打嗝的轻重缓急频率与自家的小百货商店的经营状况相联系,也与家人的安危处境相关联;林大娘病状的轻重就是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政府官僚的腐败现象的反映。这样,个体的病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不健全就形成了同构关系,小说所描写的病就不仅仅是能指更是所指,疾病叙事也就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内容与意义。对疾病的描写与当时民族处境的叙述联系起来,这样对疾病的叙事就再现了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复杂内容。疾病描写被放置在了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这样对疾病的书写就因历史场景与时代语境的介入而承载了更为深刻的内容,身体疾病与国疾民瘼就成了同构表征,表达了作家对社会现实、对民族现状更为深刻的思考与追问。

二、 疾病意象与失语的存在

疾病意象及其现实隐喻功能并不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才大量出现的,在此之前的中西方文学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并在漫长的文学传统中逐渐形成了种种附加在疾病上的隐喻义。正是对疾病的这种隐喻性思维,文学中的疾病叙述才会呈现出丰富的内涵与意义。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健康的本质就是身体处于平衡状态;疾病的本质就是身体处于不平衡状态。”^[8]中国现代小城小说里的疾病隐喻正是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独特表达方式,小说里的疾病隐喻的立足点是对人自身的关注,也是对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反映,“疾病”首先不应该仅仅看做是一种事实性的表述,而更应该被理解成作者给读者开启的一个观察文章深层含蕴的窗口。这样,对人的身体症状的思考,就暗含了人本主义内容,是对生命伦理的关切与社会现象的关照,对疾病的描写就包含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性、精神性内涵。

陈铨在《天问》里描写了婆婆对鹏运媳妇的苛责,使媳妇生活在无法自适的痛苦之中。文本里对媳妇的心痛病的描述,就是对女性存在境遇的隐喻,写出了媳妇受压制、受役使的家庭地位,展示了女性在历史场景中的命运和处境,疾病成了旧社会封建制度里的女性地位及生存现状的表征。

林舟在他的《生命的谛视 读阎连科近年中篇小说》一文里写道:“人的生命存在是由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塔形结构而成,三者的和谐标志着生命的和谐健全,三者的偏废则预示着生命的残缺破损,意味着人的非人状态。”^[9]《天问》里鹏运媳妇相较于这三类存在结构来说,她只有自然存在,只有生命的指示符码而缺少了生命应有的内涵;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对她来说是附属性的,她社会地位飘摇、精神虚空。小说对其心痛病的叙述和描写就是对其生命残缺状态的揭示,也是对旧社会媳妇苦难遭际的控诉。小说将病因直接指向历史的过去时间维度,并指出封建传统的毒害之深切处是女性对封建传统的认同与遵循,同时表明她们也就不可能因对现实处境的不满而去自觉的追求“新生”,这也就意味着她们不会有应对行动而导致了反抗的缺席。那时的女性常常是从“他者”那里得到自身存在的确认,成为自我的镜像,正因为如此,我们与其说是封建制度还不如说是女性自身泯灭了自我及其主体性,女性的存在就成为了空洞的历史能指符号,是失重的此在,是受制度和传统所规训的存在。此时,虽然妇女解放、自由启蒙等现代思想已经渐浸富春县,我们从县立女子中学女学生的言行举止上的变化和校领导的执政策略都可以看出种种迹象,有知识受教育的一群人正受现代启蒙的影响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而对于未受现代知识熏陶的鹏运媳妇来说,一切变动在她那儿还依旧静如止水、未变如故。对传统的认同也就说明了她站在了启蒙的对立面,是她对自我的解构,心痛病的无法治愈也就成了对如她般的媳妇们的主体性建构的遥遥无期的转喻。她的心痛病时缓时重就与家人对她的态度好坏密切相关,在她得到家人的怜惜时,她的病便变轻甚至开始慢慢康复,还曾因慧林教她识字读书而心情舒畅。这样,心痛病就成了妇女处境和社会现实的表征,作家从她的疾病来观照女性的家庭际遇,从个体的生存状况来反映当时妇女群体的在场图景,以此来表达作家对女性家庭身份与地位的探寻。在她病重弥留之际,得到了亲人的关爱与守护,其实这是作家对女性命运的美好期待与对生命伦理的关注,是对女性之存在的理想构筑。

柔石的小城小说《二月》里小弟弟得肺炎,母亲文嫂及萧涧秋等都极力抢救也未能让其治愈活命,小孩的早夭给母亲以沉重的打击,因为儿子是她生活的唯一希望与信念。因此,对疾病的描写是对个体存在方式的思考,作家旨在通过疾病这一符号媒介来探讨女性的生命和存在问题,将具体和抽象、症状现象和症结本质等结合起来,从个体的此在来探寻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图景,这是作家的话语姿态和叙事逻辑。病痛不仅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更是一种内心恐惧的呈示,面对生活现实,文嫂要解决两个孩子及自己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这就决定了她的实用的价值取向,不得不以最基本的本能需要为生活追求的全部内容,即“活着”。而当儿子病夭时,她的活着信念不在了,所以别人才会对她的自杀说成是殉儿子。对社会底层人物寄予深切的关注与同情,这是作家的叙事指向。面对黑暗现实,生活在芙蓉镇里的文嫂既没有物质经济基础使其最基本的生活得到保障,也没有受到现代启蒙的精神支撑和信仰力量让她自主自立,因此,当幼子病亡时才会让她感到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与生存的价值,作家对女性这样的生存态度和价值观是批判的。革命后代小弟弟的生病不治而亡暗喻着革命的未来之路的漫长,求索之路的遥远、渺茫,疾病的叙述也就是对民族未来、革命运动的前途的表征与书写。对疾病的叙述再现了颓唐的社会现实,既是对妇女命运的再现,也是对未来失望的表征。

小说《二月》写出了女性的生活环境还未实现真正的社会解放时,注定了妇女仍生活在沉重与压抑的图景中,女性的个体存在就仅是一种缺席了主体性的附属性存在。她们的精神支撑常常先是丈夫后是年幼的儿子,当这两者都不存在了时,精神上便没有了依凭、缺少了支撑,这就直接影响到她们的生存与信念,就会对未来感到茫然与绝望,这就正如图姆斯所说的那样:“生病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意义可能以其他方式发生改变”^[10]。疾病改变了女性的命运与存在,对小弟弟疾病的叙述与描写,是对女性此在的关注,也是对女性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探寻,同时,也是对女性主体性的吁求,一个女人只有有了主体性后才会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与前行的勇气,才会在命运的沉浮中屹立于不倒。现实的混乱无序,更加突显了女性生存的艰难。小孩的病夭就成了喻示,暗指作家的期待与现实的距离,表明了理想的实现、期待的兑现将会遥遥无期。

鲁迅的小城小说《明天》里描写了单四嫂子的儿子宝儿患热病,求神签吃单方,宝儿的病未见好转起色,最后用尽所有的积蓄去问诊何小仙,儿子仍未病愈终弃她而去。作为母亲的单四嫂子只是个粗笨的女人,迷信的精神力量对她来说占有相当的份量,她的决断就意味着只能是无知盲目驱动下的选择,这里写出了历史镜像里的妇女的无意识存在。《明天》里的这个小说题目“明天”、药名“保婴活命丸”、药店名“贾济世老店”、医生“何小仙”等语词具有指示阅读与理解的意向性作用,这一暗示修辞具有强烈的语言表达功能,有形象的语义暗示作用;“明天”这一指向未来开放的时间维度,对单四嫂子来说有意义吗？我们看到,她今天的此在都是如此的艰辛,明天的她会过上怎样的日子？这不用追问都能得出显见的答案来。从她目前的生活现状,我们看不到她明天的希望,宝儿的疾病就具有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宝儿是单四嫂子生活的希望与精神的支柱,儿子的病亡就意在揭示她守望的无望、坚守的坍塌,对她来说也就意味着今天与明天没有本质的区别,现在与未来都将会是同样的艰难,现在就是对未来的呈现,疾病的描写和叙述就是对期待的失望、对无意义的表达,生命存在对她来说只有自然性而缺席了社会性和精神性存在。从单四嫂子的生存处境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无望的今天正是她对失落的明天的展示;“保婴活命丸”“贾济世老店”“何小仙”,这些都是作家对修辞技巧的巧妙运用,独具匠心,具有了深刻的寓言性的讽刺意义,直指思考理路与意义判断,语词与结构就不仅仅是形式同时还是内容,二者互喻相释,字面义直指喻义,独特修辞手法的运用有利于表达作家批判的深刻性和讽喻的独特性。《明天》里将对宝儿疾病的叙述纳入女性关怀、妇女命运的言说中,具有了性别内涵,写出了生命的沉重,生命在前行的荆棘之路上失去了韧性,这是时代的沉重与悲哀,是对那个特别的时代、社会环境的女性的生存困境的反映与关注。

废名的小城小说《桃园》里对阿毛之病的叙述是对理想家园建构的怀疑的隐喻;施蛰存的小城小说《栗·芋》里母亲的不治之症的描写,是对失去母亲护佑的孩子生存状态的关切。作家用疾病叙述表达了对生存的思索、对生命的感悟。

三、 疾病隐喻与失重的生命

在历史场域中存在的这种东西冲突、文明与愚昧的抗衡,是对社会现实和人们观念的反映,作家对个体的隐忧已转化为对传统、民族的现实处境的关切。就《菊英的出嫁》里菊英身上的疾病症状而言,通过对疾病的诊治过程来表现两种文明的拉锯对立,从这种冲突拒斥中,我们看到启蒙之路的艰难,现代文明之光的孱弱,对西医的欲试心理,表明了人们对现代文明的犹疑不决的态度,人们还缺少吃螃蟹的精神与勇气,这也就说明对现代文明的接受、融化乃至逾越还需要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

王鲁彦的小城小说《菊英的出嫁》里菊英患白瘊,小孩子菊英治病的过程,成为了对社会现象、民族痼疾揭露的一种途径,小孩子的死就表征了社会病态已入膏肓,未痊而亡是对现实之黑暗、社会痼疾之厚重的隐喻。社会疗救看不到希望,社会现实无药可救,疾病表现为不是遮蔽而显性的存在,尽管众人皆知,但大家未曾想到疗救良方。菊英治病的过程,表征着国家的前途还在探索中、找寻中,良方还未找出、良药还未制成,病症只能任其蔓延,具体表现为对传统不信任、对新文明不敢尝试,对“白瘊”的治疗就呈现了这种中西、新旧间的彼此抵牾。这样,身体的症状就成了具有现代性内涵的符码,意在表明民众离启蒙与觉醒还有距离。

通过对菊英患病的治疗过程,作家的解剖批判是深刻的,一方面直指个体的愚昧落后,另一方面指向民族、社会的滞重保守,我们看到对传统的认同与持守,同时也看到了对传统的坚守中的质疑。对“白瘊”的治疗过程,让人们对西方文明的先进处有了切身的感受,人们的观念正悄然发生着改变,“白瘊”作为象征载体,既是对愚昧迷信的否定也是对传统的批判,同时,也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眺首瞻望。

加缪认为美与光明在某种意义上和人的理性有关,是人的意义寻求取向。《菊英的出嫁》里母亲为女儿举行冥婚其实是她对美与光明的期待,是对女儿思念的表达。她是在封建迷信中寻求信念,当然这不是加缪所说的理性,是非理性中菊英母亲自我自足的理性(菊英母亲自认为的理)追求,也即指明迷信在别人看来是不存在的,而在菊英母亲心中却是枝繁叶茂的实在存在,迷信在她那儿即是力量,更是意义诉求。这是现实也是历史对其的阈限,因此菊英的白瘊,是对时代和现实的思考,也是迷信对于民众意义的无意义探寻。对此,作家是有明确的批判意识的,是对生命和存在的质疑。

苏珊·桑塔格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7]7沙汀的《兽道》的魏老婆子由于媳妇遭遇大兵轮奸无处申冤而导致发疯的过程,我们看到了各种非常态现象,大兵祸民害民,兵民对峙,作为维持公理秩序的政府官员不但没能主持正义而是恐吓威逼她,无知愚昧的大人小孩的共同羞辱、周围邻人的麻木,以及亲人的冷漠等,将她一步步逼上绝境。发疯的魏老婆子的这种身份存在,是对当时人性丑陋与社会颓然的复演,疯病在这里成为了作家创作的一种表达手段;小说里魏老婆子的发疯,是被周围愚昧无知、冷漠麻木的众人逼疯的,是对有冤无处申诉的控诉,同时也是对她得不到理解与同情的绝望。“疾病”在这里成了民族精神状态的文学呈现,通过对疾病的描写来实现发掘中国民族精神隐疾的目的。发疯就成了对现存社会秩序混乱与伦理道德的沦落的隐喻,“疯”是对当时病态的人际、人伦关系与政治体制的再现,即通过对疾病的观照,达到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切与民族社会发展的探寻,是对现存世界的政治体制合法性与人伦秩序合理性的质疑与解构。

加缪认为世界的荒谬,也就是意义的丧失,荒谬就是揭示一个意义世界的无意义底层;并且认为,世界显得荒诞,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不能摆脱痛苦。《兽道》里老妇的发疯正如加缪所描述的,媳妇被迫害致死,她的伤心痛苦没有得到亲人邻居的理解,更没有公道正义的支持,“疯”表征了她对现实的无奈与对丑陋社会的绝望,清醒与疯癫对她来说都是无法逃脱的存在之苦。对她致疯的叙述就成了沙汀以疾病的生成机制来表达对病态伦理观念及群体性道德的宣判,是对社会体制秩序、国民落后愚昧的批判,是对鲁迅式的看与被看的再思索。疾病叙述让我们对生命沉思、对存在观照。

疾病作为一种生理现象,是和人的生命特征共始终的。它不仅是医学关注的范畴,更是文学描写的重要内容,遭遇疾病、承受病痛、战胜病魔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的经验,然而,如何看待疾病、表现疾病之于人生的意义却是文学家常常需要考虑的问题。疾病叙事的内容与社会、文化、哲学、艺术及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相关。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说:“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11]那么,疾病叙事则是对灵、肉不一致的生活的反映,是对人有缺欠的存在与生命的表达,也是对身与心、灵与肉疏离的言说,是对生命关切与人文关怀的期冀与企盼。疾病作为一种媒介,不仅把群体紧密地联系起来,也使群体之间的伦理关系时刻发生着变化。作家通过疾病叙事,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关于疾病的伦理取向和价值判断。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的疾病叙事既是对生命的观照与沉思,也是对现实的反映与批判,更是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反思与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