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抹黑”还是“批评”的争论,到围绕三个“绝不允许”和“西方价值观”的争论,吸引了学术界、官方和民间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争论的内容看似驳杂繁复,但基本上可以归入两大类。为行文方便,本文将其中力挺普适价值^①,主张宪政,揭示当下社会不足之处,担心和警惕“文革”重演的一方,称之为“普适论者”,将其主张统称为“普适”;将反对普适价值和西方价值观或“错误的”西方价值观,特别是其中的“政治”价值观(如宪政),将批评时下社会种种弊病和不足称之为“抹黑”中国,以及强调中国国情的一方,一并归为“特色论者”,其所持的观点统称为“特色”。需要说明的是,无论“特色”与“特色论者”,还是“普适”与“普适论者”,这里的称谓无任何褒贬之意。

当下争论的内容实际上由来已久,不仅与改革开放以来一再上演的相关争论一脉相承,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的多次争论,追溯到1979年的“歌德还是缺德”,而且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的“体用之争”。争论各方该说的大概都已经说透了。本文不涉及争论中具体的理论观点,而是力求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一争论。在马克思“两条道路”的视野下,“特色”与“普适”的争论,实质上混淆了认识上的学理之争,以及实践上的道路之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作了总结,提出关于认识过程的著名的“两条道路”的观点^[3]。“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贴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最后我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进一步把上述认识过程归结为“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主导第一条道路的是理性和逻辑。认识过程由抽象和分析迈出第一步,伽利略由区分第一性和第二性走向主客体分离。笛卡儿的《方法论》强调分析,培根的《新工具》则要求在比较、分类基础上的归纳,近代科学把万物及其相互作用还原为机械。在第一条道路上,认识距形形色色的个体、复杂多变的语境,以及五彩缤纷的现象越来越远,而与普遍、一般和抽象的本质越来越近。在到达转折点,也就是“最贴近的规定”后的第二条道路上,各具个性的对象、现实中的各种因素,以及特定的语境、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重新参与其中,实践的成分越来越多。认识一旦突破自己的界限进入实践领域,主客体便不可分离。复杂性、分形、涌现、涨落和巨涨落,以及吸引子等等,要求主体以全身心(body)去体验,以价值观(目的)去引导。第一条道路收敛,是对多样杂多的历史和现实的抽象,提炼出一致的共性、普遍性、本质、基础、原理;第二条道路发散,“最贴近的规定”与林林总总的客体、主体,各不相同的主客体关系,以及千变万化的语境相结合,建构进而创造形形色色“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下的未来;同时又因彼此间拥有共同的源泉最贴近的规定而彼此兼容。

有必要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两条道路之间的转折。一方面,“最贴近的规定”只是认识过程在一定阶段的抽象,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实体与之精确对应。例如马克思所说的“人口”和“剩余价值”,以及近代科学中的大量概念(如理想气体、质点、刚体、弹性碰撞、可逆,等等),自然界不存在这样的物质和过程,这些概念只是第一条道路分析抽象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以为“最贴近的规定”因此毫无意义而应该完全抛弃,那就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如极端的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最贴近的规定”是第二条道路在思维中重建对象的出发点,是各种现实进行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的共同参照系。例如,科学家对理想气体的深入研究成为认识各种真实存在的气体及其行为的基础。

巴罗提出,逻辑似乎是人类思维的最后一站^[4]。可以从科学退到数学,从数学退到逻辑,但从逻辑似乎是无路可退了。所谓“退到”,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第一条道路,而无路可退的“逻辑”,就是第一条道路的终点。作为对思维本身研究的“最贴近”的规定,当然再“无路可退”。不过,巴罗只看到第一条道路,然后便是马克思的第二条道路:由逻辑回到现实世界。思维不能不讲逻辑,也不能只讲逻辑。

马克思的“两条道路”不仅适用于对个别对象,而且适用于广泛的领域。由马克思的“两条道路”可以进一步理解人类社会由传统经现代到后现代的发展道路。人对自身的认识过程伴随着人的实践过程。

言必称希腊。始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在度过黑暗的中世纪后,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迎来了关键的近代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遵循了第一条道路的方法论,在理性的驱动下步步深入,运用分析抽象和归纳方法,超越形形色色的个体,脱离语境,屏蔽主体;提出有社会之前的所谓“自然状态”,由此推出在这种状况下人所拥有的天赋人权,推出人与人共处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论,三权分立,洛克则提出认识过程的“白板”,还有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和那只“看不见的手”。这些观念学说构成了后世称之为包括普适价值在内的现代性。这就是吉登斯所谓的“脱域”,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5]。康德认为,这一系列事关现代性的观念和学说的提出,表明“理性在公共事务中登上王位”^[6]430,或者说,“以头立地”。平等和其他启蒙运动理念的成立“是为了维护民众和平,尽量接近实现正义”^[6]436。

西方充满了曲折甚或倒退的由传统到现代的实际历程相当于认识上的“第一条道路”,由现代到后现代的过程则相当于“第二条道路”,而现代性,正处于两条道路的转折点,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最贴近的规定”。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走的是较为典型的“两条道路”。这些观念和学说的提出,是西方世界为现代性和现代化在认识和实践上做出的贡献。

然而,“自然状态”只是如同“理想气体”那样的抽象和理想化,白板说同样是还原的产物。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样的“状态”,人的认识也不存在纯粹的“白板”。巴尔赞指出,平等“是一个与事实无关的社会假想”。他调侃道:“一群习惯于互相抢夺食物、住处和女人的野人自发地聚在一起制订契约,这样的情景同权威按神的旨意从亚当一直传到詹姆斯二世的说法一样匪夷所思。”实际上,即使在当时,启蒙运动的参与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孟德斯鸠认为,三权分立是一种理想化的“制衡”,因而他无意查问英国人目前是否享有这样的自由,只要宣布他们的法律确立了这些自由就已足够^[6]360。柏克在其出版于1790年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男男女女并非如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所说那样,是被赋予一些客观天赋权利的宪法上的抽象物。权利和义务是每个国家独特历史的产物,正是这样的历史把人民与过去相联系并赋予他们现今和未来的任务^[7]。卢梭也很清楚,他的《契约论》只是理论。在应波兰和科西嘉的要求为之推荐宪法时,卢梭坚持要适应当地人的传统、风俗和现实的需要^[6]383。

虽然如此,启蒙运动所揭示的现代性在各个领域的规定性作为第一条道路的终点和第二条道路的起点,作为共同的参照系而具有永恒的历史地位。

经历两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在社会的实际发展中进一步意识到现代性只是一种抽象,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建构现实的社会。当今世界正在由现代走向后现代,其主要标志是,由抽象脱域回到丰富多彩的语境,以及由收敛的认识到发散多样的实践。限于篇幅,此处仅涉及对亚当·斯密所论述之市场经济的批判。

首先,质疑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经济人假设”。人们在市场中的决策具有偏见和局限,需要有从试验和错误中学习的过程。金融市场波动受大众心理影响,经济决策不是个人独立的理性行为。在博弈中存在多均衡与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可以在竞争过程中促进合作行为。人并非贪得无厌的个体动物,任何生物的具体需求都有上下界。人本质上是社会动物,个人利益只有在符合群体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充分发展。

其次,指出市场失灵,以及发现政府(制度)的作用,自由放任不可取。市场竞争在信息不对称下会失效,因而政府规制和监管不可或缺。规模效应会导致路径依赖,所以先占市场而统治市场的技术标准不一定最优,垄断企业可能是逆向选择而非选优汰劣的结果,需要反垄断法打破恶性竞争。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其动力不是来自保护产权,而是来自保护创新,亦即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限制私有产权对新技术引入的障碍。市场行为取决于游戏规则,不会无条件地收敛到最佳状态,法律和规则设计应当有谨慎的实验过程。政府在制定竞争规划和技术标准上有重大作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手都要硬。

第三,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看不见的手”只存在于工业革命前小规模的市场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和非政府非赢利的社会经济在内的现代混合经济,更能实现效率、稳定和公平的持续发展。市场竞争是良性还是恶性循环,取决于市场、政府、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经济更类似生命系统而非力学系统。持续的经济波动和新陈代谢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机制的核心。此外,复杂性科学指出,任何生命系统的开放都是适度的。要维持非均衡的存在,企业、国家和细胞的合理边界都是选优汰劣的半透膜,既能吐故纳新,又能阻挡敌对势力入侵。这就否定了无条件自由化理论。

一句话,在抽象的现代性中的抽象的市场经济,只有个人,没有社会;只有市场,没有政府;只有利益,没有心理。后现代在现代性中注入了心理、政府,在个人之上建构了社会,建构了活生生的市场经济。后现代不仅是认识,更是实践,后现代流派林林总总,一致强调实践优位和实践转向;后现代不排除理性,更强调目的的引导,突出价值观的地位。然而,正是由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出发,后人方得以理解“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及其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世界各民族从各自特殊的生存环境和传统一路走来,或早或迟或多或少接受现代性并改造其传统,继而将现代性作为底线与基础,经修饰后融入自身迈向后现代的发展道路之中。

“两条道路”与知识论密切相关。第一条道路最终得到的“最贴近的规定”,就是波普尔的世界3,“客观知识”,是与对象、主体和语境无关的非嵌入编码知识^{[8, 9]}。非嵌入编码知识源于世界2对世界1的认识,其基本特征是,独立于形态各异的认识对象,与世界1分离;独立于认识主体,与世界2分离,以及独立于认识过程所处的语境,与世界1和世界2的交互相分离,故称世界3。对象于主体无任何特殊意义和价值,也就是“祛魅”。分离,也就是前述吉登斯的“脱域”。非嵌入和脱域都强调知识与世界1、2无关,然而“最贴近的规定”实际上揭示了知识与世界1、2最深刻的相关性。在第一条道路上经历千锤百炼,剔除一切世界1和世界2的印记,没有些许藕断丝连,走到极端就是为世界2所把握的关于世界1的“最贴近的规定”,这就是非嵌入编码知识的两重性。欧几里得几何、牛顿定律、相对论、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启蒙运动的理念等,都是各个领域的非嵌入编码知识。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独立于世界1和世界2,因而具有较之其他知识无可比拟的渗透性,可以在时间上穿透历史的迷雾,在空间上穿越不同文明的界线。作为“最贴近的规定”和第二条道路的出发点,非嵌入编码知识必然渗入到第二条道路上所有的枝节末流。培根曾经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如今的解释是:“知识就是权力”。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源于其自身,顺之未必昌,逆之必然亡。非嵌入编码知识是任何人做任何事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

在第二条道路上,非嵌入编码知识重新与特定的个体、语境和主体结合,形成与之不可分割的嵌入编码知识。由非嵌入到嵌入,对象对于主体重新拥有了意义,也就是返魅。嵌入的编码知识既是在特定语境下,特定主体对特定对象的认识,也是特定主体在特定价值观引导下的主动选择,同时也是对特定主体的规约。规约和选择,不仅是认识,更是建构和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以往的理性和逻辑难以奏效,需要更加隐匿和难以言传的意会知识。意会知识涉及判断和选择的能力,以及组合进而创造的能力。意会知识与生俱来,与个人的经历密不可分,与个人所在民族的传统密不可分,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思维”(列维-布留尔)和“野性的思维”(列维-斯特劳斯)。意会知识是个体生命的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波普尔所区分的三个世界的世界1中,随着量子阶梯的升高,随着由基本物理运动向化学运动、生命运动和意识运动的演进,量纲愈益复杂,对象越来越嵌入于所处的语境之中不可分割。相对于物理学而言,生命科学中较少可以举一反三的非嵌入编码知识,较多有一说一的嵌入编码知识。这种状况不是认识过程“两条道路”所致,而是因对象,因世界1本身的缘故。

非嵌入编码知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是对主体的限定;违背规律必然自取灭亡,这就是“逆之必然亡”之意;然而非嵌入编码知识本身并没有给出生命的意义,这就是“顺之未必昌”之意。每一个生命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有自身的边界和浸润于其中的语境,有自身的目的和价值取向,由此以独特的方式汲取并整合非嵌入编码知识,将其融入自己的生命。

两条道路及其转折点“最贴近的规定”、现代性,以及非嵌入编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方面的规定性。两条道路及其转折点持认识论视角,具有普遍性,可以考察或宏大或个别的认识过程;“最贴近的规定”,也就是认识主体所获得的“最贴近”认识对象本质的成果。现代性,主要是对西方国家由传统社会发展至今道路转折点特征的抽象;非嵌入编码知识则是“最贴近的规定”和现代性的知识类型。由现代性和非嵌入编码知识来理解“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殊途同归,条条登山小径通往唯一的顶峰,表现为作为非嵌入编码知识的现代性;第二条道路,同样是由顶峰下山,路径殊异,各有千秋。用黑格尔的话语来说,开始是“杂多”,转折点是“内部无差别的一”,走向“内部有差别的一”。

由上述理论分析的视角考察“普适”与“特色”,二者又可以分别区分为理论与实践,或者作为两条道路转折点的“最贴近的规定”与实际发生的具体道路。

“普适”,可以从普适价值和相应的发展道路两方面来理解。普适价值是马克思“两条道路”的转折点,是“最贴近的规定”,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是非嵌入编码知识。各国各民族在各自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的限定下走各不相同的发展道路。具有普适意义的是作为抽象理论的普适价值,而不是实际发生的相应的道路。

作为“最贴近的规定”,普适价值是在理性的指导下,对西方走过路径之转折点的抽象。西方的道路,是由源于希腊罗马的西方人在特殊的语境下走过的道路;虽然其中不乏经验教训可以汲取,可而今时过境迁,因而对于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主体不具有普适意义。西方的道路不具备普适性,但并不意味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价值没有普适性。经由第一条道路上分析、抽象和归纳等一系列方法,提炼概括出一致和普适的结果有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下的天赋人权和契约关系等。由西方道路的转折点所形成并经过抽象概括得到的价值,是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人所共有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既超越特定的人群和语境,又是关于人类之价值观的“最贴近的规定”。普适价值也是马克思所论述的第二条道路的出发点,贯穿第二条道路建构的全过程,渗透到各国形形色色的建构道路之中。

作为现代性的组成部分,普适价值标志人类由各具个性不可通约的传统走向脱域的现代性,同时又是后现代否定或扬弃的对象,后现代把包含普适价值在内的现代性作为自己的初级阶段,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完善自身。普适价值超越古往今来多少国家和民族,类似于牛顿定律这样的非嵌入编码知识,是人类对自身的深刻认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内容未必就是人类普适价值的全部,然而是人类普适价值的组成部分,因而可以穿越时空和文明的界线,无论愿意与否,普适价值必然渗透到各国各民族,这是非嵌入编码知识所独有的权力。普适价值在学理上犹如牛顿力学那样难以撼动。可以说现实生活中没有与牛顿定律完全吻合的现象,但是不能因此否定牛顿定律,指责牛顿定律有错甚至根本不存在。牛顿定律本来就是抽象的结果。在此意义上,普适价值具有学理上无可比拟的优势。

作为“最贴近的规定”,普适价值只是一种抽象,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或多或少包含共性。不存在与共性完全一一对应的现实。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和民族既或多或少包含普适价值,又不可能与之完全一致,福山“意识形态终结”只是一种幻想。作为现代性的组成部分,普适价值凸显于历史上曾经经历的阶段,也就是启蒙运动时期;现在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当年相对纯粹单一的市场经济已经让位于复杂多样的全球经济,持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和社群共存于世界,彼此交往。福山已经意识到曾经的错误。作为非嵌入编码知识,普适价值没有与特定的对象、主体和语境相结合,没有给出有着特定历史和生存空间,也就是有着共同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的民族和国家存在的意义。

一旦普适价值与特定的对象、主体和语境相结合,随之也就逾越认识范畴而进入实践领域,也就是涉及各国各民族现实的发展道路,亦即由理论上的普适转为实践上的各具特色。普适价值学理上的优势不等于在实践上同样拥有优势。前文述及,启蒙运动者本人也觉察到问题而并未在实践中草率行事。若是硬要现实与之相吻合,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甚至给现实世界带来灾难。普适价值善于破坏一个从历史走来的旧世界,却无力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新世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华盛顿共识”给拉美还有其他一些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记忆犹新,当今世界发生的一系列“颜色革命”之类事件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在未经甄别、考量和悉心设计的情况下,普适价值所到之处,旧世界人仰马翻,之后便陷入混乱甚至灾难之中,“伊斯兰国”就是灾难结出的怪胎。普适价值并未给出在持有普适价值的个人的基础上如何构建、维系进而推进一个民族和国家,或者说在民族和国家目标的指引下,怎样把个人凝聚起来,形成自己区别于他者的内环境。普适价值也并未明示,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历史和边界的民族和国家,怎样在世界格局和全球化态势中维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传播普适价值之时竭力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推行双重或多重标准,给后进国家带来更大灾难。

普适价值也不等于西方价值观,后者只是对西方由传统走向现代发展道路的抽象,其基础是个人本位,因而并不完整,没有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民族各具特色的发展历程,更没有考虑到当下多种文明共存的全球语境,以及气温升高等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属于全人类的价值观。“将心比心”,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前者涉及在嵌入编码知识乃至意会知识之间的交流沟通进而共享;后者给出了不同个体之间交往的重要准则。相比之下,《查理周刊》等的所作所为暴露了少数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中国在加入WTO的过程中,乃至加入可能的TPP和TTIP^①以及未来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的过程中,在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中,展现自身独特的价值观,进而为普适价值的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围绕亚投行的博弈中,同样清晰可见美国所谓的“高标准”与中国兼容并蓄包容式发展之争。前者与华盛顿共识如出一辙,把几近理想化的标准强加于具有不同国情的发展中国家,后者尽可能在一致的标准与相关国家的国情之间寻求多样而又相对平滑的接口。随着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加入,在亚投行今后的运行过程中将会上演一幕幕“普适”与各国“特色”之间竞合的大戏,考量中国把握尺度的决心与智慧。

普适价值也有待与时俱进。科技的发展极大拓宽了人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互联网和虚拟现实技术创造了赛博空间,在这些新的领域,人在获得新的自由之时,在“大数据”中也显示了新的善与恶,人类尚且为机器人制定了“三原则”,新人类乃至新新人类又该有或会有何种价值观?即使自由、民主、平等和公正等得到公认的价值具有永恒的意义,其内涵也有待完善与更新。

在人类社会,作为认识对象的世界1同时也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世界2,所形成的世界3回过头来正是世界1和世界2的“映射”,“文如其人”,“人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波普尔)。三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既是认识过程,也是实践过程,同时也是个人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因而普适价值既是启蒙运动在认识上推理走到头的成果,具有“最贴近的规定”、现代性,以及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抽象特征,同样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各国各民族在实践上共同建构的现实的成果。

关于西方由传统经现代性通往后现代的发展道路,有一个比喻:旷野上有一扇门,这扇门就是“最贴近的规定”和现代性,是非嵌入编码知识。世界各国各民族唯有西方人从传统进入现代性之门,再由此走向未来。以这扇门约束世界各国都如法炮制,只会带来灾难。“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已经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特色”,既指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也指在这一发展道路上所形成并以此引领发展过程的价值观。在由传统经现代到后现代的发展中,中国并没有走西方走过的老路,在某种意义上是两条道路的叠加,由传统直接迈向后现代。对于旷野上的那扇门,因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各异,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没有也不可能一模一样地穿门而过,但也不是对这扇门视而不见任意而为。中国自1840年来历经艰难曲折,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之时,不时因外患内乱而打断,甚至倒退。中国在传统的价值观中汲取优良基因和力量,在现代性的普适价值中汲取精华以补己之短,在二者的融合中踏上现代及后现代之路。中国的道路是两条道路的综合,转折点并非清晰可见,而是渗透到整个过程中。“门”的边界变动不居,过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对于中国来说,旷野上到处皆有门。

以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形式存在的普适价值,放到当今中国的语境上,可以说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血缘上多民族共存;在发展阶段上,东西部,以及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在所有制上,国企、外企、民企各有所图;在社会地位上,实际上存在的利益集团、政府官员、企事业的中高层人员,以及位于社会下层的大多数中国人,形成了比“金字塔形更糟的倒丁字型”结构^[10],更不要去说一国两制的港澳,还有尚未统一的台湾了。如此复杂多样的群体,纷纷形成自身的嵌入编码知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普适价值与特定对象、主体和语境的结合,是嵌入的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其说是边界清晰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不如说是多种嵌入编码知识的集合。

从上世纪末的以德治国,到本世纪初的“八荣八耻”,再到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步步递进的过程,就是中国按照自己的国情,一头突出共同的起源,传承爱国、文明、和谐、友善等源于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同时主动吸纳普适价值中的部分内容,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内容,另一头强调共同的愿景,这就是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把富强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首。中国在实践中培育和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又以此引导实践,认识和实践紧密结合,这也是传统文化知行合一在现时代的体现。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如普适价值那样是抽象而相对稳定的理论体系,而是在现实中持续更新和发展。

实践,是理解中国特色的关键,价值观的递进过程是实践,道路更是实践。中国历来长于实践,重要的是实践的结果有效,过程可控,代价、成本和风险最低,以及可以持续。特色论者关注的是中国在当今世界中现实的实践过程。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审时度势,根据自己的所长与所短,以及路径锁定和改变的可能性,在顶层由上而下的组织和推动下走自己的路,以谋取利益最大化。“特色”并不在于理论的完善和起点的一致,重要的是成功的行动,摸着石头过河,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国在实践中走自己的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强于实践难免弱于理论。以重在实践、嵌入于特定语境的“特色”,以嵌入编码知识的集合,与重在认识、非嵌入而具有普遍性的普适价值的理论体系去比拼概念的严密、逻辑的严谨和体系的完整,以己之短去应对对方之所长,难免落于下风。多样和变化的实践过程,与一致确定的认识的结论本来就不是相对应的论战对手。中国的道路是两条道路的叠加,更不可能具有一致的理论基础和共同的出发点,极其复杂多样的国情在实际上也不可能这样做。现实中形成的和实际发生的“特色”,把抽象的普适价值作为理论上辨明对错和是非的对手,实在是找错了对象,尴尬之余便往往诉诸权力。意识形态的纷争不能用行政手段解决,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在于其自身,以外在的权力为后盾的知识终究难以匹敌非嵌入编码知识,结果非但不能奏效,而且会引起反感。

同时,对特色的过分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普适的一面,因理论上缺乏一致的出发点而在实践上各行其是,任意而为,进入深水区有可能摸不着石头,或者摸错石头,致使道路曲折,甚至遭遇不必要的风险。再者,中国在道路上的特立独行容易受到他国的误解而得不到认同,影响国际形象和走出国门,削弱中国软实力。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特色”较之“普适”的一大区别是,个人向国家让渡较多权利,拥有更多权力的国家具有更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正因为此,中国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赶超。普适价值的主体是个人,因而任何国家和民族若是摒弃普适价值,过分强调由上而下的“他组织”,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由下而上的动力和创造性,干扰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自组织功能,影响科技发展的自主性和自由探索精神,甚至动摇自己的根基。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腐败等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故而一再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依法治国。

一旦中国赶超走到前沿,需要更多在未知领域的自主创新,继而在此基础上自组织,由下而上形成相应的制度和文化。因而在此意义上,难以由顶层设计制定明确具体的赶超目标,而是需要提供较为宽松和自由的氛围。与此相关的是,世界包括中国已经或正在进入知识社会。知识社会的基础是知识,而灵魂是创新。创新首先是个人行为,依赖个体的主观的意会知识,需要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间并容许失败。因而适度调整国家的权力和个人权利二者的关系,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源于普适价值的自由和民主,以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和源泉。

由此可见,“特色”所要避免和拒绝的是西方的道路,而不是从中提炼出来的普适价值。普适价值推向西方以外国家造成的问题不等于普适价值本身的问题,西方国家在推行普适价值之时犯下的罪行不等于普适价值本身有罪。中国完全可以向全世界宣示,在理论上接受普适价值,将普适价值纳入自身的发展道路,为我所用,形成融合了普适价值后的自己的价值,进而经由自身的发展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丰富和发展普适价值。中国在全球化和后现代的潮流中既独树一帜,同时又努力与国际主流保持最大程度兼容,为走向后现代的人类社会及其价值观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回过头来再看近数十年及当下发生在中国的相关争论,其中的误解和争论的错位清晰可见,关键是没有区分道路和价值观。

普适与特色,前者指作为理论的普适价值,后者是作为实践的中国的发展道路;双方不是争论的双方,不是博弈的对手,更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所谓“普适”,作为“共性”,自然要尽可能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由此建构起来的价值观汲取营养,脱离各国特色的普适价值将没有生命,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发展的源泉。所谓“特色”,作为“个性”,是相对于“共性”而言,与“共性”绝对无关的个性等同于把自身排除于人类历史与大家庭之外。抽离普适价值的特色失去了自身的地基和骨架,关上了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大门。普适价值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各自的发展道路提供共同的理论基础,世界各国以自己特殊的实践过程融合并丰富和发展普适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