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我国近30年才出现的一个新群体,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对工人的巨大需求及户籍制度对农民身份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民工既是改革的产物,同时又是改革不彻底的产物。这种不彻底性使得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在城市并不享受城镇市民的待遇。潘毅等人认为,农民工生产领域是在城市进行,而再生产则必须在农村进行。这种地理上的分割使得农民工产生了冲突感,但是农民工内部出现了分化,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进城务工只是为了挣得工资,然后回到家乡生活养老,但是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进城务工更多的有了“留下来”的想法,也就是对城市生活产生了认同,面临一种“农村回不去”的问题,但是城市又不负责他的各种养老及子女教育等各种保障。这种矛盾性使得第二代农民工有了更多的冲突感[1]。这种研究从理论分析上探讨了出生时代对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的影响,认为社会认同感的变化使得第二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的社会冲突感。实际上,从富士康年轻工人的“十六连跳”到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工人罢工都显示第二代农民工社会冲突感越来越强[2]。那么,这些现象是否证实了潘毅等人的研究结论,目前还没有学者使用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本文将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2010年的数据分析出生时代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感的影响及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这两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弄清楚不同出生时代农民工社会冲突感的差异,探索随着第二代农民工逐渐取代第一代农民工成为城镇外来务工的主体,他们的社会冲突感是如何变化的,以及造成这种变化的机制,对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改善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增加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幸福感具有帮助,同时也更有利于更好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对于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李培林和李炜认为近些年虽然农民工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社会冲突感却不降反升[3]。李强认为近些年农民工生存环境变得更加糟糕,使得农民工社会冲突行为增多[4]。这些研究均显示近些年农民工社会冲突感有所上升。对于农民工社会冲突感的影响因素,李培林和李炜发现影响农民工态度和行为的因素,更重要的可能不是社会横向利益比较,而是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5]。李强认为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来自于农民工本身认为市民对他们有歧视[6]。李慧中等认为农民工收入不合理是社会冲突感产生的重要原因[7]。目前还没有学者系统地探讨出生时代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感的影响,仅有部分研究涉及到这一主题。王春光认为, 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代际间的变化, 他们不仅在流动动机上存在很大的差别, 在许多社会特征上也很不相同[8]。刘传江和程建林认为,在这个变化迅速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时段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农民工, 在许多个体特征方面均呈现出显著的不同。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之前和之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农民工,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得两个群体在观念和行为上均呈现鲜明的差异。从这个角度出发,农民工群体往往被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两个亚群体[9]。吴漾认为第二代农民工相比较于第一代农民工除了生活方式和生活目标城市化偏移,重要的是他们的维权意识显著增强 [10]。潘毅则认为,相比较于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更强,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他们又很难在城市安家,这种矛盾会使得他们对现状产生愤怒,从而增加社会冲突感[1]。这些研究均强调了不同出生时代的农民工特征存在很大差异,并且第二代农民工均比第一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要更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程度也要更高。基于这方面的研究,本文提出假设1:第二代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要高于第一代农民工。
对于社会冲突感的影响因素,Lisa等研究了经济不平等的作用,发现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会显著影响暴力冲突行为的发生[11]。Blau等也认为经济不平等会导致怨恨、敌意、不满,直至成为暴力行为的刺激因素[12]。基于中国的样本,吴一平等发现,收入不公平会显著提升刑事犯罪率[13]。陈屹立等的研究也发现,全国地区间、城市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的暴力犯罪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4]。这些研究均证实了客观的收入不平等对犯罪这种社会冲突行为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但是,对于不同出生时代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客观不平等地位实际上是相似的,但是他们对这种不平等地位的认知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恰恰是这种认知差异导致了他们的社会冲突感差异。正如李路路等的研究所说,对财富和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认知与社会冲突意识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拉大及分配过程和结果的不公平性,会带来社会怨怒的积聚及冲突意识的上升[15]。基于这些研究,本文试图从不平等认知的视角来解释不同出生时代农民工社会冲突感的差异。对于不平等的认知,李路路等认为其主要包括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判断和对整体社会的公平性判断两个方面,前者降调收入公平感,后者强调社会公平感[15]。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收入公平感是不同出生时代农民工社会冲突感差异的一个中介机制;假设3:社会公平感是不同出生时代农民工社会冲突感差异的一个中介机制。
二、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分析方法 1. 数据来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CGSS(2010)。CGSS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此次调查抽样采用多层分布概率抽样统计。在全国一共抽取了100个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然后一共调查480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调查25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调查1人,总样本量约为12 000。本文研究对象是农民工,因此样本主要选取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户籍人口,删除数据不全的样本之后,所剩样本量为1 448。
2. 变量设置第一,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在CGSS(2010)的调查问卷中有一道问题:“在您看来,我国的下列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情况如何?”该道问题总共选取了四个对照群体:分别为穷人和富人之间、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管理层和工人之间,以及社会的上层人和底层人之间。本文将受访者对这四个对照群体之间的冲突打分进行编码,将根本没有冲突、不太严重、一般、比较严重、非常严重分别设置为1～5。然后采用因子分析法抽取一个公共因子,命名为社会冲突感,其可以解释四个变量总共69.626%的方差。
第二,本文的自变量为出生时代。刘传江和程建林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生育政策、成长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使得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分化,以出生在1980年前后为界,把农民工群体划分为第一代与第二代农民工[9]。王宗萍和段成荣也认为1980年是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出生节点[16]。参考这些划分方法,本文也将1980年之前出生的农民工设定为第一代农民工,赋值为0;将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设定为第二代农民工,赋值为1。对于中介变量收入公平感,本文使用CGSS(2010)中“考虑到您的教育背景、工作能力、资历等各方面因素,您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是否公平”这道问题来测量,不公平、不太公平、一般、比较公平、公平分别设置1～5。对于社会公平感,本文使用CGSS(2010)中“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是不是公平的”这道问题来测量,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居中、比较公平、完全公平分别设置为1～5。
第三,本文选取了性别(男=1、女=0)、年龄、民族(汉=1、少数民族=0)、宗教信仰(有=1、无=0)、教育程度(未受过教育=1,小学=2,初中、技校或私塾=3,高中或中专=4,大专=5,本科=6,研究生及以上=7)、收入(万元)、政治面貌(共产党员=1、其他=0)、婚姻状况(未婚、分居、离婚或丧偶=0,同居或结婚=1),以及健康程度(很不健康=1、比较不健康=2、一般=3、比较健康=4、很健康=5)作为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均可能影响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控制这些变量,能够观察出生时代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感的纯影响。
3. 分析方法由于本文的因变量是5分值变量,因此在分析出生时代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感差异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统计模型作为分析工具。
建立模型${A_1}({Y_1} = {a_1} + \sum\limits_{j = 1}^8 {{b_{1j}}{X_j} + {b_{19}}{X_9} + {u_1}} )$来考察控制变量和出生时代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感的影响。在这里面,X1到X8分别代表控制变量中的性别、民族、信仰、收入、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和健康程度,X9代表出生时代,Y1代表社会冲突感。
为了考察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在出生时代影响农民工社会冲突感的过程发挥的中介效应,本文建立模型${A_2}({Y_1} = {a_2} + \sum\limits_{j = 1}^9 {{b_{2j}}{X_j} + {b_{2(10)}}{X_{10}} + {u_2}} )$来考察控制变量、出生时代,以及收入公平感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感的影响,其中X10代表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其他变量同模型A1。然后建立模型${A_3}({Y_1} = {a_3} + \sum\limits_{j = 1}^9 {{b_{3j}}{X_j} + {b_{3(11)}}{X_{11}} + {u_3}} )$来考察控制变量、出生时代,以及社会公平感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感的影响,其中X11代表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其他变量同模型A2。紧接着,建立模型${B_1}({X_{10}} = {a_4} + \sum\limits_{j = 1}^9 {{b_{4j}}{X_j} + {u_4}} )$来考察出生时代对收入公平感的影响。建立模型${B_2}({X_{11}} = {a_5} + \sum\limits_{j = 1}^9 {{b_{5j}}{X_j} + {u_5}} )$来考察出生时代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然后采用温忠麟等人[17]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具体来说,考虑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如果X通过影响变量M来影响Y,则称M为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分析模型如下:
| $\begin{array}{l} Y = c{\rm{ }}X + {e_1};M{\rm{ }} = aX + {e_2};\\ Y = c\prime X + bM + {e_3} \end{array}$ |
那么,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如下:第一步,检验系数c的显著性,如果不显著,则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第二步,如果系数c显著,则依次检验系数a、b,如果都显著,则检验系数c′,如果显著,则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否则,则说明完全中介效应显著。第三步,如果系数c显著,则依次检验系数a、b,如果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进行Sobel检验。
三、 实证结果 1. 描述性统计通过对所有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男性约占63%,汉族约占92%,宗教信仰者约占14%,教育程度等级均值为2.98,共产党员比例约占8%,健康程度均值为4.04,收入均值约为2.18万元,同居和结婚者比例约占85%,收入公平感均值为2.98,社会公平感的均值为2.95,第二代农民工比例约占25%,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的最小值为-2.41、最大值为2.07。
2. 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特征比较从表1中可以看到,第二代农民工中男性比例为56%,显著低于第一代65%的比例,这表明改革开放早期,农民外出务工以男性为主,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农民外出务工比例明显提升。第二代中汉族比例为88%,显著低于第一代94%的比例,这一结果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少数民族外出务工的比例增加。第二代和第一代农民工信仰宗教比例并无显著性差异。第二代的年收入为2.38万元,高于第一代的2.11万元,但是两者并无显著性差异。第二代的教育程度为3.42,显著高于第一代的教育程度2.83,这表明,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第二代的党员比例为3%,第一代为10%。第二代结婚或同居比例仅仅为56%,显著低于第一代94%的比例,这是由于第二代农民工年纪较轻导致的。同时,从健康程度来看,第二代的数值为4.35,第一代的数值为3.94,这可能与年龄有关,第二代农民工年龄更小,所以健康程度更好。第二代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为2.90,第一代为3.01,但是二者并无显著性差异。第二代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为2.79,显著低于第一代的3.01。对于社会冲突感,第二代农民工显著高于第一代。本文下面将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通过控制其他控制变量对社会冲突感的影响,来考察农民工出生时代对社会冲突感的影响,以及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机制。
 | 表1 不同出生时代农民工特征比较 |
从表2可以看出,性别对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没有显著性影响;民族对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具有显著性影响,汉族比少数民族的农民工社会冲突感高31.9%,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使得少数民族的社会冲突感较低;宗教信仰对社会冲突感没有显著性影响;教育程度对社会冲突感具有显著性影响,教育程度每高一个等级,社会冲突感高5.9%,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教育程度越高,权利意识越强,因此对社会冲突感的认识越强烈;健康程度对社会冲突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健康程度每高一个等级,社会冲突感低5%;除此之外,收入、婚姻、政治面貌对社会冲突感均没有显著性影响。在控制了这些变量之后,出生时代对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具有显著性影响,第二代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比第一代高16.7%。
 | 表2 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对社会冲突感的影响结果 |
(1) 出生时代对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从表3中的模型B1可以看到,教育程度对收入公平感有显著性影响,教育程度高一个等级,收入公平感低9.6%,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教育程度越高,权利意识越强,对收入不公平现状越有清晰的认识;健康程度对收入公平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健康程度高一个等级,收入公平感高8.5%;收入对收入公平感具有显著的影响,收入每高一万元,收入公平感高4%;婚姻对收入公平感具有显著的影响,已婚者比未婚者收入公平感低16.9%,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婚姻给人所带来的家庭责任造成的;除此之外,性别、民族、宗教信仰、政治面貌对社会公平感均没有显著性影响。在控制了这些变量之后,出生时代对收入公平感具有显著性影响,第二代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比第一代低18.2%。
 | 表3 出生时代对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结果 |
从表3中的模型B2可以看到,教育程度同样影响社会公平感,教育程度每高一个等级,社会公平感低8.5%;政治面貌显著影响社会公平感,共产党员的社会公平感比非共产党员高20.9%;健康程度显著影响社会公平感,健康程度每高一个等级,社会公平感高7.3%。除此之外,性别、民族、宗教信仰、收入、婚姻对社会公平感均没有显著性影响。在控制住这些变量之后,出生时代对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性影响,第二代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比第一代低18.3%。
(2) 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对社会冲突感的影响
从表2中的模型A2可以看出,收入公平会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收入公平感每高一个等级,社会冲突感低17.7%。从表2中的模型A3可以看出,社会公平感同样会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社会公平感每高一个等级,社会冲突感低19.4%。
(3)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温忠麟等人所提出的检验程序对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中可以看出收入公平感的中介效应显著,并且收入公平感可以解释出生时代影响农民工社会冲突感的19.29%。同时,社会公平感中介效应显著,并且收入公平感可以解释出生时代影响农民工社会冲突感的21.26%。
 | 表4 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出生时代会影响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第二代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要显著高于第一代农民工,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第二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更低的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从而导致他们具有更高的社会冲突感。如果说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较低会导致社会冲突感较高这一结论学界已经有共识的话,那么为什么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相比较,其经济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均表现较高?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出生时代农民工所选择的参照对象不同造成的。孟慧新认为人能否以非隶属群体的规范和观念作为参照则与其社会流动性相关[18]。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挣取足够的工资供子女读书或者改善生活,最终仍然想回到农村养老。这种务工目的会使得他们的社会流动性较弱,从而仍然将比较对象锁定在自己家乡周围的农民。而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进城务工的目的已经与他们的父辈出现较大分歧,他们更倾向于在城市里通过自己的努力留下来,因此社会流动性更强,这使得他们更会倾向将自己的比较对象锁定在城市居民。一般来说,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收入比起在家务农的农民来说要高很多,但是和城市市民相比,仍然比较低。这种差异,使得第二代农民工往往更多地感受到自己和城市群体的巨大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因此他们的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均较低。而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由于他们将比较对象锁定在自己家乡周围的农民身上,因此进城务工带来的收入增长使得他们所感受的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均较高。这可能就是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出现差异的背后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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