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一词源于英语单词“nationalism”。根据多卷本《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nationalism”是一个多义名词,主要有三种含义:其一,爱国主义情感、信念或成就;其二,一种以本国优越性为荣的极端爱国主义形式;其三,对某个特定国家谋求政治独立的拥护^[1]。通常来说,国家主义的产生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息息相关。1789年,流亡英国的法国人奥古斯丁·巴洛首次使用国家主义来指称推翻封建君主政体的一种社会力量。此后,该词便在很大程度上同国家构建等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国家主义首先是一种思想状态,它离不开民族这个载体,所谓国家主义的内涵,就是民众对自己的民族国家怀有至高无上的忠诚。”^[2]

就加拿大国家主义的本质与内涵而言,史学家A.布雷迪认为,在整个19世纪,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不列颠海外殖民地生活的主打色调就是国家主义运动,“这种国家主义在所有自治领都具备一些共性,即它成长于各移民共同体(immigrant community)当中,同母国在政治上没有完全脱离联系,而且保持着对母国血统的忠诚;它的文化根基来自一个更古老的土地,在历史上找不到专属自己的灵感,因而对自治领的情感比较肤浅和脆弱”^[3]。具体而言,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英属北美殖民地相继成立了责任政府,为创建统一的民族国家储备了必要的条件。然而,当时的加拿大仍以地区为单位接受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彼此之间缺乏沟通和联系。及至50年代末期,各殖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遭遇重重困难,甚至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为了解决殖民地的生存危机,一批英裔加拿大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发起了殖民地联合运动,其中,爱尔兰裔诗人托马斯·麦吉提出的“新国家理论”为这场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麦吉作为一名新移民,不仅对新兴的加拿大自治领倾注满腔热忱,还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所遵循的国家主义理念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极具历史研究价值。据此,本文在剖析加拿大联邦初期国家主义的本质时,将以麦吉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国家主义理念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探索该理论对推动加拿大由分裂的殖民地到一个具有凝聚力的自治领所起的积极作用。

1991年,爱尔兰共和国总理查尔斯·豪伊和加拿大前总理布莱恩·马尔罗尼共同为麦吉位于爱尔兰劳斯郡的塑像落成仪式剪彩。2010年1月23日,加拿大政府以非常隆重的仪式将麦吉的铜质雕像安放在渥太华的议会山上。显然,作为一名在爱尔兰出生、在加拿大辞世的著名诗人及政治家,麦吉不仅受到爱尔兰人民的怀念与热爱,同时还赢得了加拿大人民的尊重与认可,这在两国历史上还是比较鲜见的一种现象。究其根源,这主要源于麦吉对两个国家所拥有的至真至纯的爱国情结,尤其是加拿大的国家主义运动,更是让他倾注了无尽的心血,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这一切都同其独特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

1825年4月13日,麦吉出生于爱尔兰的卡琳福德镇。由于受到家境贫穷和社会动荡等因素的影响,他几乎没有受过正规的学习教育。不过,在断断续续的求学过程中,他同一些激进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对爱尔兰脱离不列颠的殖民统治充满了期待。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麦吉逐渐认识到个人力量的渺小,对爱尔兰黑暗的前途失去了信心,最终于1842年春天离开家乡,踏上前往美国的寻梦之旅。两年之后,年仅19岁的麦吉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爱尔兰天主教报纸《波士顿领航员》的编辑。他经常利用职务之便,大量撰写呼吁爱尔兰独立的文章,很快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公众人物。及至19世纪50年代,麦吉逐渐意识到以暴易暴的“政治革命”的时代已经过时,同时对美国“本土主义”及“物质主义”盛行的政治和社交生活感到厌恶和憎恨,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与美国近在咫尺的加拿大。结果,他在接受不列颠王室统治的各殖民地里,“听到了在美国闻所未闻的事情,因为诚实的意见在这里被公开阐述;发现了在美国看不到的东西,因为充分的自由权受到法律的保护”^[4]12。他立刻喜欢上了加拿大这块自由的土地,公开号召爱尔兰人离开肮脏堕落、唯利是图、腐败贪婪的美国城市,前往加拿大追求天主教信仰。

需要指出的是,促使麦吉改变立场的主要原因在于加拿大境内盛行的联邦运动。当时,许多殖民者都对这场运动持犹疑态度,一些政府要员甚至公开阻挠殖民地的联合。鉴于此,以英裔为首的知识分子就联邦的可行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麦吉也满怀热忱地参与到这场辩论当中,并且有意识地在思想领域为殖民地的联合提供一种理论支撑。1857年春天,麦吉正式定居加拿大,同时创办了以讨论加拿大政治前途为核心内容的《新纪元报》(New Era),“开启了一段崭新的国家主义战斗征程”^[5]。同年5月25日,麦吉首次提出“新国家理论”一词,明确表示该理论的构建基础是加拿大国家主义精神,其主旨是号召加拿大人树立“殖民地国家化”的观点。他自称此举是把“当初给爱尔兰设计的国家主义披上加拿大的保守主义外套,即建立一个将所有北美殖民地统一起来的联邦国家”^[6]。

归纳而言,从早期支持爱尔兰的自治运动到后来倡导加拿大的联合运动,麦吉在构想一种以殖民地建国为宗旨的国家主义理念的征程中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一,号召爱尔兰摆脱不列颠殖民统治的“宪政国家主义”阶段;其二,抵制美国本土主义中奉行的“革命共和主义”阶段;其三,信奉“教皇无过错”及宗教超越政治的“教皇集权主义”阶段;其四,倡导北美殖民地团结统一的“自由—保守主义”阶段。尽管麦吉经常因为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而饱受诟病,他却始终以一个清晰、连贯的视角构想加拿大的未来。事实上,他笔下的“新国家理论”是一个将加拿大的特殊局势同殖民地联邦分子的理想,以及他在爱尔兰和美国的经历糅合而成的“综合体”。用加拿大学者大卫·威尔森的话说:“这是一种诞生于加拿大的全新的爱国主义观念,已经超越了他作为一个爱尔兰人的个体认同(self-identity)。”^[4]14

从1857年5月在《新纪元报》首次提出“新国家理论”到1858年5月该报停刊,麦吉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在这份报纸上开辟专栏,尝试从多种角度阐述加拿大国家主义理念的本质与内涵。概言之,该理论围绕着加拿大各殖民地的政治体制、经济建设、族群关系、本土文学等内容展开了系统论述。

自从英国于1767年打败法国接手英属北美殖民地后,便在各殖民地施行统一的君主宪政体制。这虽然为殖民地的联合运动奠定了统一的政治基础,但是,由于各殖民地之间疏于沟通和交流,对彼此联合的利弊难达共识。麦吉建议英国政府选派一位受宪法约束、关心殖民地利益的王室成员前往加拿大,以母国的名义支持殖民地的联合运动,并协助联合后的殖民地制定一个由加拿大国家主义精神掌舵的自治政府。换句话说,他希望北美殖民地最终成为一个和母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公国”(principality),一方面,这意味着加拿大将在驻防戍边方面减少对不列颠军队的依赖程度,自主承担更多的防卫义务;另一方面,加拿大将获得一定的外交控制权,例如增设欧洲的移民机构、向华盛顿派驻代表、自行处理同美国的双边事务等。麦吉毫不怀疑地指出:“一个强大的自治国家是阻挡美国吞并我们的安全阀,更是实现新国家理论的一种保证、核心和标准所在。”^[7]

麦吉非常清楚坚实的物质基础对构建加拿大国家主义精神的重要作用。他强调指出:“如果我们这代人有资格创造一个国家,唾手可得的大量物质资源无疑是一种保证。”^[8]不过,尽管加拿大各殖民地资源优厚、物产丰富,但是由于它们彼此戒备、各自为战,所以经济水平呈现出不均衡的发展态势。尤为甚者,来自美国强邻的经济入侵更是直接威胁到殖民地经济的独立性。为此,麦吉建议各殖民地政府接受一种统一的国家认同观念,有选择性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刺激各省工业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发展。例如,上加拿大省(即今天的安大略省)的小麦可以运往纽芬兰,沿海省的渔业将在西部地区找到市场,渔业的发展壮大又会增加上加拿大省的造船需求,而新斯科舍的煤炭将为殖民地整体的工业扩张提供能源等等。尤为重要的是,上述环环紧扣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将通过一个统一的银行、货币和法律体系来支撑。

由于英裔和新教在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19世纪中期各殖民地的族群关系普遍存在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当时,各族群面临的中心任务是“削掉所有尖角,清除一切因为血统和宗教导致的人们之间的分歧”^[4]18。就加拿大的族群关系而言,麦吉建议采取一种自由保守主义的中庸之道,即每个族群都有权通过折中与协商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这正是“新国家理论”的核心理念所在。他乐观地指出:“我相信,昔日所有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碎片都将熔化在我们的加拿大国家主义情结中,因为这个新的爱国主义理念本身具有溶解剂的成分,它将在一种和谐慷慨的氛围中对已有的材料进行再加工。”^[9]

需要指出的是,麦吉虽然尊崇加拿大国家主义中所蕴含的大一统思想,但是,他并不强求各族群必须为此摒弃自己的民族特质。换言之,加拿大的主流社会不能凭借抽象的推论或仅仅出于变革的目的就剔除少数族裔的文化内质,联合不是吞并,它具有相对性的特点,个体族裔坚持的民族主义理念在向集体展示自己的优秀品质时,要做到互通有无、彼此包容,并逐渐接受一个既包含又超越本民族特质的加拿大国家主义。

麦吉一贯强调文学作品对塑造国家主义理念的积极影响。在他看来,“文学是国家精神得以生存的大气,如果没有文学这种不受地域限制、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东西,国家生活,或者说公众生活,必定枯萎腐烂。因此,失去了文学,国家生活也就不复存在,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法则”^[10]。为了促进加拿大本土文学的发展,他主张加拿大的诗人和小说家就地取材,反对他们照搬欧洲人的创作模式。他充满激情地鼓励加拿大学者:“来吧,让我们为加拿大创造一种国家文学,既不是英国,也不是法国或美国的,它为这块土地的后代子孙所拥有,虽然汲取一切国家的营养,却从头至尾都使用自己的名称。”^[10]同时,他还不忘提醒公众警惕加拿大文学生活的美国化趋势,尤其要警惕美国出版商在加拿大市场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民族如果缺少讲述自己历史的文学手段,即使不会很快地在地球上消失,也终将被人多势众的邻居所吞灭,保护加拿大自己的出版业就是在思想上为殖民地建国打造一个坚强的后盾。有趣的是,作为一位享誉爱尔兰文坛的高产诗人,麦吉却经常被冠以“加拿大文学之父”和“英语加拿大文化国家主义的鼻祖”等尊称。有学者甚至不无惋惜地说:“若非英年早逝,麦吉定会终生从事诗歌创作,并将成为一名由麦克唐纳爵士亲手册封的桂冠诗人。”^[11]

虽然加拿大各省在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酝酿成立联邦的事情,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分散和彼此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殖民地之间普遍缺乏了解与信任,甚至在50年代末期,即联邦运动盛行之际,依然怀疑其意义与价值所在。麦吉将这种现象的出现归咎于加拿大国家主义精神的缺失。1860年,他在加拿大立法议会上郑重宣布,“我们已经在构建加拿大国家主义这条大道上选择了正确的方向,虽然立法权有可能延缓我们的脚步,但是它不能阻止我们前行。我渴望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将不再是上、下加拿大人、新斯科舍人或者新不伦瑞克人,而是一个六省联合的国家成员”^[12]。为了早日完成殖民地的统一大业,麦吉不顾身体疾患,数次前往敌视联邦运动的沿海省宣传国家主义理念。1863年7月下旬,他在新斯科舍省的禁酒大厅慷慨陈词,从分析加拿大各省的地理位置、人口构成和政治体制的特点入手,解释了联邦成立的可行性。他在结束语中恳切地说:“如果眼下我们同新斯科舍居民没有直接的沟通途径,既没有贸易往来也没有旅游互访,那就让我凭借演讲和谈话担当一个信使吧!我以未来居住在我们这片广袤家园的后代的名义,祈求幸运的天才们创建一个英属美洲联合国。”同年8月初,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新不伦瑞克省,告诫该省那些犹豫不决的居民:“眼下殖民地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投身美国民主共和政治的洪流,要么抓住机遇巩固英国的君主政体!我邀请所有人和我一起集中力量,利用海内外的影响力创建一个国家给予殖民地一个帝国身份!”^[13]

1864年夏天,组建加拿大联邦的筹备会议召开在即。为了加深加拿大精英们对各殖民的了解和熟识,在麦吉的提议下,“圣约翰商会”(Board of Trade)会长同哈利法克斯市长合作,共同邀请加拿大议会成员、商人、编辑等几百位社会名流前往新不伦瑞克省和新斯科舍省,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旅游观光活动。麦吉在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讲,敦促大家齐心协力加快殖民地联合运动的速度。几乎在同一时期,他还成立了一个名为“加拿大访问”(Canadian Visit)的旅游团,诚邀来自沿海省的政治家和新闻记者参观加拿大内陆省。有学者把麦吉比作“一位引领沿海省进入联邦的教父(godfather)”,并感叹说:“如果没有麦吉,联邦能否成行值得怀疑”^[4]15。

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的成立标志着麦吉为之奋斗十年的联邦梦终于得以实现。不过,加拿大联邦虽然以统一殖民地的名义组建,来自四个联合省的政界名流却为了占据议会的席位你争我吵、互不相让,甚至威胁到了新自治领的生死存亡。就在麦克唐纳总理对此一筹莫展之际,麦吉主动辞去了内阁部长的职位。他的无私行为震撼了各党派成员,并最终促使他们在和谐的氛围中解决了议席分配问题。1868年,麦克唐纳率领内阁部长在渥太华召开首届议会,而麦吉这位“加拿大国家主义的高级教士”“一个比任何人都有资格担任加拿大领导者的联邦之父”,却屈尊成为一名议会下院议员。

1868年4月7日晚,麦吉参加加拿大众议院的晚间会议,以“国家团结”为主题做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次日凌晨,他被反联邦分子枪杀在回家的路上。4月8日凌晨3点钟,刚刚散会的众议院成员又被重新召集到渥太华议会大厅。麦克唐纳爵士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站起身,黯然宣布了麦吉被害的消息。他数度哽咽地说:“如果一个在战斗前沿倒下的士兵有功于他的祖国,那么麦吉也有功于加拿大及其人民。我失去的不仅是一个热情的政治伙伴,还是一个用睿智思想同我交流的朋友。”^[14]在当天出版的早报中,《里士满守护者报》(Richmond Guardian)在醒目的位置评价说:“如果你能想象夜晚没有星星或月亮,白昼没有太阳,你就能想象出众议院失去托马斯·麦吉的情景”^[10]。4月13日,麦吉的遗骸从渥太华被运往蒙特利尔,当天共有8 000多人参加了麦克唐纳总理亲自为他举办的国葬。大家在悼词中纷纷尊称麦吉为“国家的烈士”“同胞中的巨人”“加拿大的恩人或父亲”,赞美他崇高的国家主义思想给加拿大自治领带来了“和平、幸福、繁荣以及兄弟情谊”^[15]。

自20世纪初期伊始,加拿大一些专门研究麦吉的学者普遍以赞誉的口吻肯定了他的国家主义理念。1923年,丹尼尔·哈维认为:“麦吉的贡献在于给加拿大联邦运动输入了一种理想主义和鼓舞人心的特征,其国家主义理念给予了这个新国家一个灵魂”^[16]。1925年,O.斯凯尔顿指出,就19世纪60年代末期北美各省的动荡局势而言,麦吉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国家主义理念将加拿大联邦上升至融政治思想与道德观念为一体的高度^[17]。2008年,詹姆斯·伯恩等人也在著作中指出,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麦吉加拿大国家主义理念这一“原动力(initiative)”^[18]。2011年,大卫·威尔森以时间为脉络,深刻剖析了麦吉的国家主义征程。他说:“对于那些编造神话的人来说,加拿大国家主义的出台归功于凯尔特人,而凯尔特人的代表人物就是托马斯·麦吉一位加拿大爱尔兰天主教徒、一位最年轻的加拿大联邦之父、一位有目共睹的充满灵感富于幻想的加拿大国家主义者!他一百年前提出的求同存异的信条,今天依然被加拿大人所奉行。”^[4]18概言之,麦吉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为19世纪的加拿大自治领注入了一种令人骄傲的自力更生精神,还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今天的加拿大打开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