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界对人类学的关注早已有之。盖伦(Arnold Gehlen)在《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中,就曾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对近代化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心理问题作出了探讨^[1]。早在1978年,萨格斯(Hans Sachsse)就提出了“技术人类学”这一概念^[2],而戈菲(Jean-Yves Goffi)更是将技术人类学的思想源流追溯到柏拉图,并对技术人类学中的连续性论和中断性论作了区分^[3]。

技术人类学可划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种。微观技术人类学,是对技术进行考古学、人种志的研究,相当于研究技术人工物的人类学。宏观技术人类学,则是将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关注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更侧重于研究技术活动的人类学。这两种研究旨趣的差异,使得早期技术人类学难以成为学界主流。直到20世纪80年代,莱蒙里尔(Pierre Lemonnier)和普法芬伯格(Bryan Pfaffenberger)将两种旨趣统一,技术人类学才得以快速发展。所以梳理技术人类学的学科历程,当以此二人为转折点。

人类学自初创之时,就表现出了对技术的关注。最早的人类学者们,将技术作为标志物进行研究。如人类学先驱泰勒(Edward B. Tylor)在其著作《人类学》中,用了四个章节的篇幅,分别从工具的发展、维持生存和进行防卫的技术、居住的技术、烹饪和贸易技术等方面对技术进行人类学的研究^[4]。

历史特殊论学派的研究者们,如博厄斯(Franz Boas)、克罗伯(Alfred L.Kroeber)等人,则热衷于对文化遗物的研究。他们对博物馆中保存的技术物进行调查报告的研究方法,也成为早期人类学者们考察技术时常用的方法。

新进化论者怀特(Leslie A.White)认为,人类由原始到达文明的推动力是技术的积累和进步,并将能量的获取作为进化的标志,给出了E×T→C的公式。怀特虽然指出了技术对文化发展起到的决定作用,但是对于社会对技术的影响则未有涉及,所以其研究依然是属于微观技术人类学。

法国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在宏观技术人类学研究方面有着开创性的贡献。莫斯在《身体技术》一书中,强调了技术中蕴涵着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意味着技术并不是独立于人的生物、心理、社会等维度而存在,而是与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总体的人。因此,人类各种看似自然的行为其实是高度社会化的,而涉及到工具的更复杂的技术行为更是社会化的产物。

法国学者勒儒瓦-高汉(A.Leroi-Gourhan)对技术的探讨则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角度。他主张,不同种族中,技术带来的差别超过了人种和宗教带来的差别,所以人类的最重要的特征应该是技术。他的研究表明,在一些相互隔绝、不存在文化影响的太平洋岛屿部落,使用着相同的工具。因此,这些部落的技术发展应该存在着相同的趋势,这种普遍性的趋势被其称为技术趋势。他还提出了著名的操作链的概念。通过对操作链概念的阐释,勒儒瓦-高汉认为“技术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其中,他强调了人体作为意念、力量、象征及行动的一种表达与来源的重要性。制造东西的行为比终极产品更能雄辩地表达和传递更为丰富的信息”^[5]。

20世纪60年代起,实验室的人类学研究开始出现,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拉图尔(Bruno Latour)。拉图尔将美国加州萨尔克研究所作为田野点,以人类学者的视角对研究所的工作进行了近两年的考察。通过关于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技术活动过程的个案研究,他指出科学的事实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科学知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6]。

法国技术史学者的吉尔(Bertrand Gille)提出了技术系统的概念,并以此概念为基础,构建出技术史的理论框架。吉尔将技术的复合体划分为技术结构、技术整体和技术链这三个层次。简单的技术结构到复杂的技术链之间存在着一致性的关联,这种一致性的关联就是构成技术系统的关键。在技术系统的视域下,技术史不再是将技术事件孤立看待,而是将各种技术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7]。然而,吉尔的理论框架中存在着一些缺陷: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技术系统仅仅是对静态的、限定的、不考虑社会层面的物质文明的总结;少数的对技术系统的社会层面的探讨,则简化为对技术物外形、尺寸等信息的描述,社会活动的作用被搁置于一旁。这些缺陷使得其技术系统理论很难在技术与社会因素之间建立出关联性。

到了20世纪80年代,技术人类学当时的境况是:并未形成统一的基础理论,微观与宏观两种研究旨趣各行其是,专门从事技术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这呼唤着学者对前人的研究革故鼎新,提出为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发展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技术人类学。

率先对此前的技术人类学作出总结的是莱蒙里尔。莱蒙里尔深受莫斯、勒鲁瓦-古朗和吉尔这三位学者思想的影响,并与另一位技术人类学家安德烈-乔治·奥德里库尔(Andre-Georges Haudricourt)有着多次交流。莱蒙里尔在其著作《当今的物质文化研究:向技术系统人类学迈进》中借鉴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技术系统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8]。在之后的作品中,又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Anga部落和美国航空的飞机设计为主要案例,分析出在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中普遍存在着的社会因素。如在捕猎的活动中,是社会因素选择了使用陷阱还是使用弓箭;在飞机设计的活动中,也是社会因素对飞机的技术细节进行选择。莱蒙里尔将这种社会因素称为社会表现(social representation)^[9],这种社会表现与莫斯的总体性有着相通之处,社会表现下的技术才是具有着总体性的技术。莱蒙里尔的两部著作《当今的物质文化研究:向技术系统人类学迈进》和《技术人类学要素》,成为了技术人类学兴起的标志。

莱蒙里尔号召开展一种“迈向技术系统人类学”的研究,他的号召得到了普法芬伯格的积极响应。普法芬伯格认为技术是根本性的社会现象,是人化的自然^[10]。在其《社会的技术人类学》中,他提出了社会技术系统的概念。社会技术系统的概念是对莱蒙里尔的技术系统概念的补充与发展。普法芬伯格将过去的技术人类学的特点概括为沉迷于对技术和人工物的微观描述,这种微观描述脱离了技术和人工物的社会语境与文化语境,因而是存在严重缺陷的。然而普法芬伯格所倡导的则是社会的技术人类学,这种技术人类学既要研究技术人工物这些实在的起作用的因素,同时也看重技术活动中的仪式、巫术等看似虚假而不起作用的因素,他认为技术活动的社会要素正是通过这些仪式活动体现出来。

莱蒙里尔和普法芬伯格的技术人类学,既有对技术物的细致记录与描述,但又不拘泥于微观技术人类学的一孔之见;既着眼于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整体分析,又力图避免宏观技术人类学常有的大而无当的弊端。他们提出的以社会技术系统为核心观点的技术人类学,综合了微观与宏观之所长,被后来的研究者们奉为圭臬。

在莱蒙里尔和普法芬伯格等人的推动下,技术人类学的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起在国外开始流行,这种流行表现在三个层面上。

其一是以技术人类学为主题的会议、论文集、专著的大量出现。如在1991年美国人类学协会年会中,就出现了技术人类学相关的讨论小组。又如1998年10月,美洲印第安人基金会组织学者举办了一场以“技术人类学”为主题的研讨会,并于2001年以“人类学视角下的技术”为名将论文结集出版。这次研讨会的文章内容丰富、视野广阔,涉及到技能的人类学、从业者的洞察力、符号人类学对技术人类学的呼唤、超自然世界的仪式技术等方面。希弗(Michael Brian Schiffer)、英格尔德(Tim Ingold)、普法芬伯格等在技术人类学领域活跃的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11]。在这些会议的影响下,国外的技术人类学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

其二是围绕技术人类学进行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开始出现。丹麦的奥尔堡大学(Aalborg University)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在奥尔堡大学形成了以詹森(Torben Elgaard Jensen)、波尔森(Tom Brsen)、波丁(Lars Botin)等人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有别于其他学者对技术人类学的称谓,这一学术共同体主张把关于技术的人类学研究命名为技术—人类学(Techno-Anthropology)。认为技术—人类学是科学技术学的新方向,是对科学技术学研究的补充完善^[12]。他们所编著的《什么是技术—人类学》是技术人类学研究领域最新的综合性文集。

其三是技术人类学对新兴技术领域的关注。譬如对赛博格(Cyborg)技术的人类学研究。赛博格技术是新兴的技术领域,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是此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哈拉维认为赛博格是“一个控制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创造物”^[13]。借助赛博格的概念,哈拉维阐发了其女性主义观点。关于赛博格的人类学则起源于1993年美国人类学年会中与STS密切相关的一个分会上。当今赛博格人类学领域的研究首推凯斯(Amber Case)。TED机构2011年邀请她进行了一场以“我们现在都是赛博格”为主题的演讲。她认为如今的赛博格技术早已超出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对人类身体进行改造的简单概念。现代技术改变了人们所能传递信息的距离、扩大了人们存储信息的能力,当人们使用手机通话、随身携带存储了大量资料的U盘时,人们就已经是赛博格了。又如与赛博格人类学有相似之处的赛博人类学(Cyberanthropology),二者的词源都与控制论(cybernetics)有关。赛博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虚拟现实、虚拟社区、网络社会等与现代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息息相关的领域。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国外技术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技术人类学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技术人类学本身也存在着微观和宏观两条路径。在20世纪80年代,以莱蒙里尔、普法芬伯格为代表的学者对之前的技术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批判与总结,提出了以社会技术系统观为核心的技术人类学。自20世纪末开始,以技术人类学为主题的会议、学术共同体相继出现,关于新兴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也开始流行,技术人类学在国外兴起。

国内最早提出技术人类学概念的是丁长青教授。早在1995年,他在《技术人类学抉要》中,就已经开始使用技术人类学一词。通过对人类学学科分类的概览,他发现并不存在成建制的技术人类学学科。相对于技术在人类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而言,这种技术人类学的缺位是令人惊异的。故而,他在文章中呼吁开展技术人类学的研究,以使人们对技术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的希望和挑战有充分的认识^[14]。

然而,在当时国内学界,不仅是技术人类学未受重视,甚至连科技人类学都没有兴起。在这种环境下,强调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专门建立一门技术人类学学科,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此后的技术人类学并未独立发展,而是与科学技术人类学共同发展。刘珺珺、田松的论著都体现了这种共同发展的意识。如田松教授曾辨析了科学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和科学技术人类学之间的区别,认为科学人类学与科技人类学有着少数民族科技史的根基,而科学技术人类学则源自科学社会学^[15]。

刘兵教授是国内较早关注专门的技术人类学的学者。他发现通过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扩展传统意义上对技术的定义。传统意义上对技术的定义,是建立在近代科学产生的基础上,这种定义实质上是对近代技术进行定义。由于我们本身对技术已经有了近代的概念,所以即使我们想在过去历史中去找寻更古老的真正的技术,也会自动地筛除不符合近代技术概念的事物,从而难以找到真正的技术;而人类学的研究则可以帮助我们跳出近代技术概念的藩篱,从而找寻到真正的技术,拓展我们对技术的理解^[16]。

秦红增教授对技术人类学的关注重点则是在技术与文化进步方面。文化是人类学最重要的概念,而技术则一直被认为是文化的核心。他区分了人类学对技术概念的理解,指出这种理解有从基本技能、工具到资源、生态技术再到知识甚至仪式的精神技术三种不同层次,认为技术是集合了这三个层次的有机系统^[17]。

2008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中青年技术史研讨会,则将技术人类学作为会议的主题之一。此次会议的内容涉及传统造纸技术、井盐技术、耕作技术、水磨器具等,在记录这些技术细节的同时,对这些技术所体现的信仰、文化观念、礼仪风俗等也作了更深层次的探讨^[18]。这表明,国内学者对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技术人工物的层次,而是将技术活动作为整体进行研究。

梅其君教授在其文章中则强调了技术人类学正在成为独立于科学人类学的新兴学科。在讨论技术人类学与科学人类学的区别的同时,他还对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提出建议,并描绘了技术人类学的未来发展前景^[19]。

陈凡教授认为,技术人类学研究可以改变人们对技术知识的理解。过去对技术知识的理解陷入了人工物中心观和建构主义中心观的误区。通过人类学对技术的考察,人们将从从业者的视角获得技术知识,而不是从观察者的视角获得技术知识。这样一来,在技术活动中,物的地位被提高,物与人的关系被重新审视,技术人工物的多样性和可变性也被人们所发觉;进而,人们可以发现技术人工物和技术活动对于语境的依赖,研究这种语境的技术人类学,就是以社会技术系统为中心的技术人类学^[20]。

杨立雄则是国内最早关注到赛博人类学的学者。他于本世纪初先后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发文,先是指出技术人类学的实验室研究已经转向了对虚拟社区的研究^[21],继而又正式向国内学界介绍了技术人类学的新分支赛博人类学^[22]。

可以看出,近年来国内对技术人类学进行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技术人类学的概念被学界越来越频繁地提及,国内技术人类学研究的领域也越来越广。种种迹象都彰示着技术人类学即将在国内兴起。

技术人类学之所以能够兴起,有着四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首先,传统人类学的危机呼唤技术人类学的到来。对原始社会进行研究是传统人类学的重要内容,传统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具有原始社会性质的田野点的基础上的。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现代文明不断侵蚀着原始社会的领地,已经很难再寻找到合适的原始社会田野点,从而使人类学面临着无处可进行研究的尴尬境地,这就是所谓传统人类学的危机。传统人类学的危机使得人类学的研究不得不转型,将研究的关注点更多地转向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各领域相继出现了专门的人类学研究。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自然而然成为了人类学关注的重点。可以说,科学技术人类学的出现,是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必然。

其次,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分野使得技术人类学有条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传统人类学的危机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了人类学研究的热点,但独立的技术人类学学科并未随之出现,而是与科学人类学合为一体,作为科学技术人类学被人研究。随着我国技术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区别也开始为人所重视,科学人类学与技术人类学也开始作为两个独立的领域开展研究。关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区别,陈昌曙教授、王志康教授等多位学者已经有过详细论述,笔者在此不做赘述。仅在科学技术人类学的领域,相比于科学人类学,技术人类学也有自己的问题域,它更重视对技术人工物、技术知识、技术活动等方面的研究,这也使得技术人类学具有成为独立学科的潜质。特别是在我国,由于我国古代并未产生西方语境下的科学,所谓的科学技术人类学研究其实是更侧重于对技术的研究。可以说,国内语境下的科学技术人类学,其实就是技术人类学。

再次,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触发了技术人类学的兴起。在人类学重视对技术的研究的同时,技术哲学也开始了对人类学研究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经验转向之后的技术哲学,倡导打开技术黑箱,积极参与到技术实践的活动之中,通过技术实践活动为技术哲学的思辨提供经验基础;而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正是符合此主旨的。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成为打开技术黑箱的手段,为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尤其是作为技术哲学两大传统之一的人文传统,同技术人类学有着相似的研究重点将人与技术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题之一。那么技术人类学能否成为人文传统技术哲学在经验转向之后新的研究热点?这令人抱有期待。类似于技术哲学,一些与技术人类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如技术社会学、科学技术学、技术史等也对技术人类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些学科的发展也需要具体的实践知识,技术人类学的研究能够满足这一需求。

最后,技术人类学的独特视角促进了其兴起。技术人类学所获得的实践经验不仅更为丰富,而且更为独特。传统上对技术的研究,其视角是将技术作为对象来观察,是从观察者的角度获取经验;而技术人类学则是参与到技术活动的过程中,获得的也是参与者视角的实践经验。这两种视角下的实践经验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察者视角是对既已成型的技术进行观察、评价,而参与者则是在技术活动中对技术的未来进行设计、预判。观察者视角与参与者视角的结合,使得研究者获得了更为全面的实践经验。

在上述原因中,前两条说明了人类学为何要专门研究技术;后两条则阐述了在对技术的研究中引入人类学的意义。四者共同构成了技术人类学兴起的充分必要条件。

技术人类学作为刚刚兴起的研究领域,自然地存在着学科建制尚未完善、研究范式未能确立、研究案例不够丰富等问题。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是促进技术人类学快速发展的关键。

首先,针对学科建制的问题,应当对技术人类学的学科边界有清晰的定位。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往往依托着科学技术人类学、技术史、民族学等相关专业发展。诚然,这些专业与技术人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是不同的学科。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人类学中,由于科学与技术存在着天然的分野,独立的科学人类学和技术人类学都将会出现。技术人类学在发展初期,需要借重相关学科的力量,多学科共同推动其发展。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技术人类学必须要有独立发展的意识,也只有确立了技术人类学的学科边界之后才能进一步对学科建制进行完善。在学科建制方面,还存在的阻碍是学者们对于技术人类学概念的理解各持己见。人类学本身是一门开放的学科,技术人类学更是处于交叉地带的复杂学术领域。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们在研究技术人类学时,都有各自的关注重点和学术目的,这客观上造成了技术人类学的划界困难。这有待学者们对学科的核心概念进行更多的探讨甚至争鸣。

其次,在研究范式方面,应当将社会技术系统的人类学作为学科研究的共同理念。技术并不是独立于社会因素而存在,技术在设计、研发过程中有其社会维度,技术的意义和影响也应该被放置在活动、关系之中被理解。从早期的微观与宏观两条研究路径独立发展,到将两种研究方式结合提出社会技术系统为核心的技术人类学,正是体现了学界对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不断加深。将社会与技术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研究,将是未来技术人类学发展的主流。除了将社会技术系统作为核心理念,一些体现了技术与社会交互的作品,也应在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中更多关注对研究理论的总结与升华,以期能尽快形成技术人类学的理论框架。

最后,在具体研究案例方面,可通过两条路径来丰富当前的案例。一条是人类学向技术靠拢,即将现代技术作为人类学的新兴田野点进行研究。另一条是技术向人类学靠拢,即在技术社会学、技术哲学等研究中引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当然,真正的技术人类学并不是将这两种路径进行二分,而是强调两者的结合。比如在对现代信息技术形成的赛博空间进行技术人类学研究时,我们既可以将这种虚拟现实空间当做田野调查点研究,也可以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分析赛博技术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这种路径的结合,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标示着技术人类学既不只是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技术史研究,也不只是将技术纳入到人类学的研究范围,而是研究技术和社会在相互作用时的变化细节,从而在实践中发现技术与社会的关联。

相对于传统人类学而言,技术人类学的最大优势在于其研究领域是现代技术;相对于技术哲学而言,技术人类学的参与者视角能使其获得独特的技术知识。兼具着这两大特色的技术人类学有着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