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是世界经济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有关贸易和增长的许多定量分析也对此作出了证实[1]。通过15年的入世谈判,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WTO第143个成员,加入WTO被看做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里程碑。入世以来,中国迅速崛起为贸易大国、利用外资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和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2]。可见,入世以来,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通常认为,以贸易和投资为主导的全球化能促进经济增长,那么,作为中国经济全球化里程碑的入世,其对经济各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实证估计入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指出入世是通过哪些传导路径影响经济增长及这些传导路径分别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以期对于中国未来制定和实施与WTO相关的政策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 文献综述纵观国内有关入世如何影响WTO成员经济绩效的研究文献,发现大多研究主要围绕入世对国际贸易、FDI流入、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而就入世如何通过各种路径来影响一国(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相对鲜见。
许多学者认为,入世可通过迫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来促进国内经济快速增长。李善同(2001)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利用可计量的一般均衡模型就入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模拟,结果发现,入世可促进中国GDP增长提高1.1%,通过进一步研究认为,入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是产生这一正面效应的主要原因[3]。持相似观点还有龙永图(2006)、潘圆圆(2008)等[4,5]。
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引资力度和扩大对外贸易也是入世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已证明,合理利用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中国加入WTO就会按照WTO的规则对国内的经济、法律、引资等政策作相应的调整,这会极大提高中国市场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公平性,改善其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6];入世后,我国开放了更多的投资领域,主要是服务业的金融、电信等行业和第二产业的汽车和高科技等行业,这些领域开放程度的加大必将会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7];此外,中国承诺并在实际中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这对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外资的持续流入具有重要意义[5]。
除了上述途径外,入世会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有利的影响[5]。加入WTO后,我国按照WTO的相关规则进行对外贸易,这会进一步改善我国引进技术的国内外环境,增加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进而使国内企业可通过技术的引进、吸收和模仿来实现技术进步[8];同时,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会通过技术外溢等方式将国外先进技术转移到我国以实现技术进步。
其次,许多学者就入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也进行了大量研究。高长春等(2003)认为,入世会通过扩大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和增强对传统产业(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汽车等民族工业发展的不良冲击来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9]。张玉和(2001)认为,入世将导致我国商品出口市场更加集中、出口结构更加低级化和外贸发展将被外资所控制等一系列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我国外贸发展产生消极影响[10]。邓福光(2001)则进一步从WTO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外贸关联机制”视角探讨了入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入世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能通过外贸关联机制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否则可能会产生所谓的“贫困化增长”和国内“投资挤出效应”,进而阻碍我国经济的增长[7]。
此外,国外学者也在该领域进行了丰富研究。就加入WTO的贸易效应而言,Rose首先利用变系数估计发现,两个国家的GATT/WTO成员地位对它们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并未在统计上产生显著的影响[11],且随后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发现[12,13]。Rose的研究结论促使其他学者进一步研究加入GATT/WTO对成员经济的可能影响。Subramanian等(2007)对Rose的研究进行了拓展,结果发现加入GATT/WTO对贸易有着强有力、正向的影响[14]。然后,Tomz等(2007)的研究发现,GATT/WTO不仅促进了成员之间的贸易,而且也对非成员之间贸易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15]。就加入WTO的其他效应而言,Thi等(2011)通过研究入世对越南FDI流入的影响,发现入世显著地促进了越南FDI的流入[16]。Li等(1999)利用动态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估计出从1997—2010年与入世相关的产出结构变化会使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17];Chow(2003)进一步研究了入世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影响,认为入世不仅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总增长率产生影响,还对中国的产业体制和金融体制产生影响[18]。最后,Ching等(2011)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结果发现,入世使中国的真实经济增长率提高了2.4个百分点[19]。
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就入世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总体上存在以下三方面不足之处:其一,研究时间较滞后。除龙永图等外,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2000—2003年期间,这就决定了这些研究主要是进行预测性分析,而很难对入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客观情况和最新进展作出详实的研究。其二,研究深度还不够。现有研究大都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入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对于更深层次的传导路径研究相对不足。其三,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层面来分析入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利用现代计量方法对此进行较精准的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少,尽管潘圆圆等(2008)试图从实证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但她们的实证分析并未借助于现代计量分析方法。本文研究试图来弥补以往研究所存在的不足。
二、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在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之上,本文定义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贡献的生产函数:
| $Y = A{K^a}{(BL)^\beta } (\alpha > 0,\beta > 0)$ (1) |
对等式(1)两边同时除以L可得:
| $y = A{k^\alpha }{B^\beta }(\alpha > 0,\beta > 0)$ (2) |
本文的基础计量模型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其对数形式如下:
| $In{y_t} = A + \alpha In{k_t} + \beta In{H_{t - 3}} + {\varepsilon _t}$ (3) |
笔者认为入世可通过对外贸易路径、外商直接投资路径、经济体制改革路径和技术进步路径来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了检验各种路径的作用情况,本文将这些影响路径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模型(3)中,进一步得到如下模型:
| $In{y_t} = A + \alpha In{k_t} + \beta In{H_{t - 3}} + \gamma CO{N_t} + {\varepsilon _t}$ (4) |
为了检验入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及入世会通过哪些路径来产生这种影响,本文将虚拟变量D引入到模型(3)、(4)中来进行分析,其中虚拟变量D是描述中国入世情况的定性变量,具体设定为:入世前时(1980—2001),D=0;入世后时(2002—2013),D=1。
由于中国于2001年12月入世,所以,将1980—2001年样本期间的虚拟变量值设定为0,2002—2013年样本期间的值设定为1,至于虚拟变量D将以何种形式引入到模型中,将在模型估计中具体说明。
本文研究的各变量采用1980年到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了减缓样本期间数据波动所引起的异方差现象,对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各变量取了对数,分别表示为lnTD、lnFDI、lnRF和lnTR。本文研究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存量,是利用王小鲁等(2009)的计算方法而得[21];外商直接投资额用人民币兑美元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值来表示。本文使用的所有数据均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2—2014》。
三、 实证分析本部分的实证分析主要分两步来完成,第一步是对全样本期间中国经济增长进行核算,第二步在第一步分析基础之上引入虚拟变量,检验入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各影响路径所发挥的作用。
1. 全样本数据分析为检验各影响路径总体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模型(3)、(4)的全样本数据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1。
 | 表1 全样本期间经济增长的估计结果 |
估计结果(1)是对略加改动的卢卡斯增长模型(3)进行的估计,估计结果(2)～(6)是对模型(4)进行的的估计。
从整体上来看,各模型的解释能力都较强,可决定系数及调整后的可决定系数都达到0.997左右;同时,各模型的DW值都较大(都高于1.7),说明不存在自相关现象。从略加改动的卢卡斯模型(3)的估计结果(1)可知,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之上),其中,物质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人力资本积累,这与中国在样本期间内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事实是相符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变量的估计系数之和为1.09,即模型(1)的a+β之和大于1,说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可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对模型(4)中的控制变量(CON)分别由贸易依存度(lnTD)、外资依存度(lnFDI)、技术进步(lnTR)和市场化程度(lnRF)代替后进行估计,得到估计结果(2)～(5)。从估计结果(2)～(5)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之上,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仍具有与估计结果(1)相似的显著贡献,且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几乎都大于人力资本积累(除估计结果(4)外),各控制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表示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程度变量(lnRF)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引起人均GDP增长0.44个百分点,可见,在1980—2013年这段时期内,经济体制改革一直都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这同王小鲁等(2009)和姚树洁等(2006)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按促进作用大小排列,继市场化程度后依次是技术进步、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当把所有代替控制变量的路径置入模型(4)进行分析时,发现这些路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这些路径之间存在着较密切的相关关系,如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之间、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同技术进步及市场化程度之间均存在较密切的相关关系,这势必会导致分析模型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而使模型的分析结果产生偏误。
2. 入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实证视角本文先检验入世是否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为此,需对增长模型(3)和(4)进行稳定性检验,本文利用比较经典的Chow断点检验法来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
 | 表2 Chow断点检验 |
从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除含有回归变量A、lnkt、lnHt-3和lnTRt的模型通过稳定性检验外,其他模型均未通过稳定性检验,即存在着以2002年为断点的结构性变异,这说明入世的确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至于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及入世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产生这种影响,本文将虚拟变量D以合理的形式引入到模型(3)和模型(4)中来进行检验,所得结果如表 3所示。
 | 表3 入世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估计结果 |
从表 3检验结果可知,从总体上来看,入世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示入世的虚拟变量同影响经济增长各变量的乘积交叉项均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入世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的路径主要为对外贸易路径、外商直接投资路径和经济体制改革路径。同时,入世也可通过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入世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又主要是通过对外贸易路径和外商直接投资路径来实现的,外商直接投资路径和对外贸易路径直接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作用称为直接影响作用,而通过影响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作用称为间接影响作用。然而,入世并未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
其中,首先以入世通过各种路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大小为标准进行排列,入世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路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作用最大,与入世前相比,入世后外资依存度每提高1个百分,可使中国经济增长多增加0.397个百分点。其次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影响作用,由检验结果(13)和(15)可知,入世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路径来影响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这一渠道可使中国经济增长比入世前多增加0.075个百分点,且入世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路径影响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这一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路径影响经济增长的两种间接作用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38和0.037。第三是对外贸易路径的直接影响作用和经济体制改革路径所发挥的作用,入世通过这两种路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5和0.02;入世通过对外贸易路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作用最小,由表 3的检验结果(12)和(14)可知,入世通过对外贸易路径来实现物质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是负面的,即入世通过对外贸易路径阻碍了中国的物质资本积累及经济增长,这一负面阻碍作用的弹性系数为-0.028,即入世后,对外贸易依存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通过影响物质资本积累使经济增长比入世前多下降0.028个百分点。然而,入世使对外贸易路径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间接影响是正面的,且这种正面间接影响大于通过影响物资资本积累带来的负面间接影响。
从表 3中的检验结果(11)可知,总体上来看,科技进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相符[22]。然而,入世并未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同Chow断点检验所得结论相符,而同第二部分的路径分析有所差异。究其原因可能为:其一,入世后,中国可以更加容易地通过技术许可证贸易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直接获取国外先进的技术,以技术购买替代了国内的技术研发,这促使中国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相对减少科研经费支出,进而不利于国内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23],这由表 3的检验结果(16)和(17)可验证。同时,中国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路径并没有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二,本文选取的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为每年中国科研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仅能反映入世通过对外贸易路径和外商直接投资路径的竞争路径和示范路径对中国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而现实中,这两种路径还会通过技术转移路径、扩散路径和关联路径来促进技术进步,且后三种路径往往会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产生更大的作用。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结 论本文利用计量经济方法就入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及影响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1) 通过对全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可知,在样本期间,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经济体制改革、科技进步、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2) 通过Chow断点检验发现,入世的确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的利弊,本文将表示入世的虚拟变量引入到略加改动的卢卡斯增长模型来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看,入世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中国入世的最终目标是相吻合的。
(3) 在分析了入世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正面的影响后,本文又进一步对入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入世可通过对外贸易路径、经济体制改革路径和外商直接投资路径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对外贸易路径和外商直接投资路径又可通过影响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来间接地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但入世并未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
2. 政策建议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 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全面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可知,从总体上来看,入世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入世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入世有利于中国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合作,在更大的地域范围、更高层次上,更为有序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中国实现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在WTO中,中国可以享受各种优惠、分享全球经济发展的成果和按照WTO相关规则来解决相关冲突,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发展环境。因此,未来中国应该继续千方百计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以充分享受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实现中国经济更为持续快速的增长。
(2) 利用WTO相关规则来进一步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加大引资力度和提高引资质量。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在入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各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路径所发挥的作用最大,入世不仅使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得到显著提高,而且也极大地增强了其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间接促进作用。因此,在未来,中国应该逐步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积极引导和鼓励高技术含量的外商投资者来中国投资建厂和设立研发机构,以更好地发挥外资通过技术外溢路径对中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产生的促进作用。
(3) 积极利用WTO相关规则推进外贸体制改革,继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 入世以来,中国不断制定和完善与WTO相关规则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和贸易政策体系,逐步降低关税、取消各种非关税贸易措施和放开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外贸发展环境,增强了外贸发展能力。本文的实证研究已证实,与入世前相比,入世以来外贸规模的扩大更为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这说明中国加入WTO并按其相关规则来改革中国外贸体制以实现通过开展对外贸易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策略是正确的。今后,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并不断完善这一策略。
(4) 逐步有序地引入WTO规则来继续推进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本文实证研究表明,入世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到显著的增强,这说明,入世的确有助于中国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入世的压力转变为了经济改革的动力,是中国这次开放高潮的重要特征。以入世为契机的这次开放高潮,将WTO的相关规则和机制直接引入到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并指导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行,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完全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加快了将国有企业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的步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因此,在未来,中国应该继续将WTO的相关规则和机制融入到自身的市场经济运行中,以促进中国的市场经济更为健康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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