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国家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独特政治现象和国家形态,也是文明社会的耻辱和梦魇,曾给人类社会带来沉重的灾难和痛苦的记忆。极权国家有两张面孔,一张面孔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另一张面孔则是国家对社会的“动员”。“控制”意味着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强制和奴役,“动员”意味着权威对社会的说服、刺激和激励。整体而言,目前学界对极权国家的理解是片面的,研究也需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对极权国家的动员属性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和深入的理论反思。本文从政治哲学的层面,反思极权国家的动员属性及运作方式。
一、 极权国家的特征极权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至20世纪出现的一种“极端”的政权组织形式,是现代大众社会与精英政治结合的产物。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以及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都是极权国家的典型。极权国家依赖暴力恐惧进行统治,使用意识形态来操纵社会。极权国家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绝不满足于用外部手段来统治,即通过国家和一种暴力机器;……发现了一种从内部控制人和威吓人的方法”[1]422。国家权力不仅要控制社会,而且要改造社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极权国家是一种极端的政府形式,它将“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2]203。
极权国家有鲜明特征。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将极权国家的特征概括为:①一种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②一个信奉这一意识形态并且通常由一个独裁者领导的单一的政党;③一个发达的秘密警察系统;④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⑤一种直接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⑥对军事机器的垄断[3]。按照卡尔·迪特里希·布拉彻的理解,极权国家是对政治、社会及思想文化领域进行全面、集中控制的国家形态,这一国家形态有四个特征:“①一种排他性的、整全性的官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以对过去某些方面完全拒绝和对未来美好承诺为基础;②一种倡导无阶级差别平等观的集中的、统一的群众运动,但群众运动被威权领导下的一个单一、一元政党按等级来组织;③对传播和强制手段的全部控制;④通过国家控制或社会化,国家官僚对经济和社会关系进行控制”[4]。亚历山大·格罗斯则认为,极权国家的特征包括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制造恐怖,垄断宣传机器,对军队和经济的集中控制等[5]。美国政治学家林茨认为,极权国家具有三个特征:“一、有一个一元的而非集体的权力中心,……二、有一种排他的、自主的和多少具有知识性的理念设计,……三、党和各种独占性的次级团体,他们鼓励、要求、奖赏和提供路线,给予公民参与,主动动员加入政治的和集体性的社会工作”[6]253-254。
虽然不同研究者给极权国家赋予不同的含义,但整体来说,极权国家是将暴力这一工具发挥到极限、将意识形态的欺骗和说服发挥到极端、将社会原子化发挥到极致使社会彻底丧失反抗能力的国家。与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相比,极权国家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权力集中和权力垄断。在民主的政治逻辑中,“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7],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国家权力是开放的,公民权利是平等的。在政治共同体中,公民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国家权力要按能力等标准周期性流动。在极权国家,国家权力往往被一个政党或少数政治精英所垄断,权力系统缺乏必要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在极权国家里,政党与国家往往不加区分,国家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无论是执政党抑或其领袖,还是官方意识形态,都不容挑战。在民主国家里,政治权力是分散的,相互平衡。民主国家的社会权力之间相互平衡且约束着国家权力。极权国家权力集中于一个政党,集中于政党的政治精英,最后甚至集中于一个政党领袖。例如,1933年2月27日,“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希特勒立即公布“国家及人民保护令”,废除公民自由权,在总统兴登堡死后,希特勒自行宣布将代行总统职务,随后再宣布德国是第三帝国,自己是帝国总理,废除总统制,立法使自己成为德国元首。
第二,消灭社会的独立性和自治性。民主国家尊重社会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将社会的独立和自治视为社会保持活力的源泉。与民主国家追求有限的和负责任的权力不同,“要求无限权力正是极权政体的本质”[1]569。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民主国家追求有限权力,而“极权国家不承认对政治领域和权力的组织化限制”[8],依赖的则是无限权力。在民主政治中,国家权力是有限的政治权力:它只能控制和约束人的外部行为,不应控制人的思想;它只能在政治领域运用,不应干涉和渗透公民私人生活;它的行使不应是恣意的,权力握有者应受到程序制度的约束。极权国家的权力是无边界的,这种权力不仅控制人的外部行为,而且控制人的思想本身,不仅控制政治公共领域,而且渗透到社会经济文化领域。
第三,崇拜暴力,将暴力恐惧、意识形态控制运用到极致,通过动员将群众卷入政治。任何政治体系为了维系政治秩序,都需要依赖国家的暴力和思想控制的权力。威权国家和专制国家都依赖暴力来镇压社会的反抗,依赖意识形态的灌输来使权力关系合法化。然而,与威权国家和专制国家更多地依赖暴力维系社会秩序相比,极权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同时将暴力和意识形态控制运用到更高层次。在希特勒统治下,日耳曼人(北欧人种)被认为是雅利安人种中最为纯正的优等人种,犹太人和其他“不适宜”的人种则受到迫害并被屠杀。1933年7月14日,纳粹政权对超过40万名被认为具有遗传缺陷的人进行了强制绝育。犹太人大屠杀是希特勒纳粹政权犯下的滔天罪行,超过600万犹太人丧失了性命。
第四,“群众动员、群众宣传、群众屠杀”[9]。极权主义在本质上是精英主义取向的,认为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是不平等的,大众是非理性的,“为了动员群众,需要的不是理性而是神话,即刺激想象力的表意系统”[10]。希特勒熟悉群众动员的宣传和组织技术,利用民族主义的象征和口号进行动员。民族主义、民族复仇主义、帝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希特勒等法西斯主义者的群众动员提供思想基础,而小资产阶级成为他们动员的重要对象。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希特勒等法西斯主义者利用庞大高效的宣传机器,煽动破产了的中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的不满情绪。为了发动战争,妇女也成为他们进行动员的群体,在“民族复兴”的招牌下,发动了牺牲妇女利益、取消妇女解放的运动,目的是使妇女回到家庭,充当生育机器,为战争做准备。
极权国家有着丰富的动员宣传经验,“注意熟练地操纵群众个体的情感”[11],投入了大量资源,例如希特勒统治时期,拨付给教育与宣传部的经费逐年递增,“1936年为2 610万马克,1935年为4 080万马克,1938年增至7 070万马克”[12]230。为了拓展动员宣传覆盖面,“纳粹德国从1933年起开始成批生产一种廉价的大众收音机。1939年全国收音机总数达到1 082万台”[12]238。动员宣传要取得预期效果,“不能依靠理智,只能诉诸于情感煽动”[12]231。动员宣传要获得成功,需要考虑动员对象的需求,“注意到不同对象的心理差异,了解处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职业宣传对象内心隐藏的情感、不满、痛苦和向往等等”[12]232。 二、 极权国家群众动员的原因极权国家要对群众动员,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向社会寻求合法性及满足对外扩张的需要。
第一,群众动员是极权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极权国家的“控制”属性和“动员”属性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的。极权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为极权国家的社会动员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极权国家对社会有效动员,一个重要目的是巩固和深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极权国家掌握着社会控制的秘密,认为控制社会,既要控制行为,更要控制思想,通过思想改造运动使人“重新解释他的思想和行为,改变他的价值,对他的现实感进行重新编码”[13]。为了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首要的前提是了解社会,而群众动员为极权国家了解社会信息和把握社会信息创造了条件。在民主社会中,国家与社会是相互分离的,国家保障公共领域的公开性,同时也尊重和保护私人领域的私密性,这削弱了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为了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极权国家突破国家与社会的界限,提升社会领域的透明性和开放性。极权国家通过对群众不断进行动员,分散的群众被卷入政治,社会暴露在权力的视野之下,群众的所思所想为权力握有者所掌握。“国家和社会已经失掉二元的性质,从此二者不分。”[6]270在极权国家里,“不存在个人合法的隐私空间,隐私也不受到尊重,所有的社会生活均政治化了。……生育孩子甚至也被赋予了最高的国家意义”[14]。极权国家有内在动力来动员群众参与政治生活,不仅是暴露群众,使社会处于“光亮”之中,而且也使权力不断介入社会。在动员群众的过程中,极权国家实现了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介入。群众运动将国家的意志渗透到社会之中,形成和发展了权力深入社会的组织网络,实现了国家意志的“民间表达”和国家权力的“民间下沉”,而权力的下沉无疑是国家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的要求和标志。在极权国家,由于社会的原子化,“放弃个人独立的冲动,使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以克服孤独感和无权力感的冲动产生出来了”[15]。群众动员消除了原子化社会的孤独,为孤独的人逃避自由委身于权威提供条件。
第二,群众动员是极权国家创造政治认同的重要媒介。权力关系的合法化是任何政治体系得以维系的条件,极权国家有内在动力来制造同意,进行合法性生产,对群众进行自上而下的不断动员,“通过诉求动员政治,政府设法维系足够的信誉”[16]。对群众进行动员,既消除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隔离,拉近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也稳固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庇护和被庇护关系。在群众运动中,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群众,感受到的是当下政治生活的壮观、刺激和变幻无常,这些会增强当下政治生活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群众动员是极权国家积累合法性的一种重要机制,这种机制创造了“领袖”和“群众”在场的场景,在这一场景中,极权国家的意识形态不断得到强化和表达,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元素不断被灌输,政治领袖的声音、形象、语言在群众头脑中不断得到复制。通过群众动员,极权国家达到宣传自身的目的。
第三,群众动员是极权国家对外扩张的重要条件。正是这种极权国家的扩张本性,造成了极权国家的“动员”属性。“对外扩张是法西斯国家的根本使命。”[12]324从国家职能角度上看,极权国家对内实行严格的政治控制,对外进行持续的领土扩张。与其他国家类型相比,极权国家具有更强扩张本性,强调“地球上人类能赖以生存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各个种族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欲望却是无限的”[12]84,国家应动员一切力量投入侵略战争。为了赢得战争,极权国家需要对社会进行广泛的动员,通过动员来获得社会对战争事业的支持。只要极权国家需要不断对外作战,就需要对社会进行广泛的战争动员。战争的准备需要国家对社会广泛动员,战争过程中也需要国家对社会广泛动员,战争结束后国家也需要广泛动员为下一次战争做充分准备。“和平变成了战争之间的间歇期。”[17]
三、 极权国家群众动员的资源群众动员是有条件的,需要一定资源作为支撑。极权国家拥有进行群众动员所需要的意识形态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以及暴力资源。
第一,意识形态资源为极权国家群众动员创造了条件。极权国家注重意识形态建设,将意识形态建设作为政治生活的中心内容。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和思想体系,它是公民行动的思想基础,为公民行动提供情感动力。意识形态的动员价值在于它能赋予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而权力的正当性是国家动员社会、寻求社会合作的重要基础。意识形态在群众动员中起着重要作用,将精英和大众联系起来。意识形态界定社会的疾病和问题,确定群众动员的具体目标,赋予集体行动意义,减少社会对动员的抵触情绪;意识形态为社会疾病的解决规划方案,为动员群众提供前瞻性的行动方向;意识形态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策略和具体步骤,为动员群众提供刺激和激励,同时也构建群众集体行动的共同身份。极权国家是动员型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注重意识形态的生产、灌输、渗透和宣传。极权国家的意识形态虽存在差异,但都是“对过去作总体解释,提供关于现在的总体知识,以及对未来作可靠预言”[1]586-587,都“包括一项使世界完美的计划,一项把世界从过去和现在的罪恶中赎回,献身于某种极崇高的绝对美德的计划”[2]209。
在极权国家意识形态里,政党或政治领袖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发现者和掌控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更是人类未来社会的谋划者,他们声称自己是真理的掌握者、解释者,因而,在政治生活中,他们理应被追随。极权国家的政党或政治领袖,善于利用意识形态来使群众理解其动员目的的崇高性和实现的现实性,善于运用“洗脑术”来使群众对其保持忠诚,通过调动群众对压迫者的仇恨感、对自己犯错误的罪恶感,以及翻身的幸福感等情绪,来使群众相信其动员目的的正当性,使群众对其保持忠诚,为崇高的政治目标献身。极权国家对群众进行意识形态动员的一个策略是通过对社会疾病的诊断使群众产生焦虑,通过乌托邦的想象使群众产生希望,认为由此能够找到化解焦虑的办法。
第二,组织资源为极权国家群众动员提供了纽带。在极权国家群众动员的组织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极权国家的政治领袖及以政治领袖为轴心建立起来的政党组织,他们在群众动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极权国家的政治领袖属于魅力型权威,对于群众而言极具感召力和煽动力,深得群众的信任,为群众所追随。在群众心中,政治领袖是大公无私且一心为民的,政治领袖也是有远见的,洞察政治生活的奥秘,掌握着政治领域的真理,因而,政治领袖具有超凡魅力,是政治生活的轴心。政治领袖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具有实现远大理想所需要的政治智慧,在群众动员过程中,他们通常会展示“一个绝对的真理,展现了一个新世界,或者是唤醒了他们对新生活的期望”[18]52。政治领袖关怀群众,群众理应追随政治领袖。在政治生活中,政治领袖与群众是不平等的,政治领袖“要用催眠师来代替演说家,用暗示来代替雄辩,用宣传来代替议会讲演艺术。不再需要去说服民众,而只要用喜剧的方式去激发他们采取行动,通过组织来管教他们,通过报纸电台来征服他们”[18]121。
在政治领袖周围,除群众外,还有一批追随者和骨干分子,这些追随者和骨干分子是传达政治领袖意志的纽带,是政治领袖与群众联系的桥梁,在群众动员中,这些追随者和骨干分子发挥着率先垂范的作用,传达政治领袖的意志,在群众中执行政治领袖所制定的政策。对这些追随者和骨干分子而言,他们追随政治领袖不是无条件的,他们对政治领袖的追随,需要政治领袖的魅力,需要意识形态灌输培育出来的政治忠诚,当然更需要政治领袖不断提供利益好处。除政治领袖、政党外,极权国家还依赖国家官僚系统进行动员,国家官僚系统可将政治领袖或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将国家意志转变成政府的公共政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国家官僚体系是极权国家群众动员不可或缺的媒介。当然,在极权国家,官方的附属组织在国家权力渗透和群众动员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附属组织扩大了国家动员的覆盖范围,弥补了国家动员能力的不足,能够提升国家群众动员的效果,保证国家群众动员的可持续性。
第三,经济资源和暴力资源为极权国家群众动员提供了条件。垄断是极权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极权国家不仅垄断着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释权,而且也掌握着经济资源和军事资源的垄断权,这种垄断为极权国家广泛群众动员提供了物质条件。极权国家掌握着人类社会控制和动员的奥秘,认为要控制社会,对社会进行动员,除了需要物质性的暴力之外,还要垄断人赖以生存的经济资源。这种垄断降低了公民选择其他方式谋生的可能性,增强了公民对政治权威的依赖性。暴力是人类社会秩序普遍化和可持续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暴力威胁了身体和生命,使人产生恐惧;暴力也提升了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这种控制能力可转化为国家对社会动员的能力。对人类社会秩序普遍化和可持续化而言,经济资源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种资源使得国家机器拥有了奖酬性权力。
对极权国家群众动员而言,这种奖酬性权力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这种奖酬性权力使得极权国家的政治精英拥有更多资源来对群众进行动员,为动员提供物质刺激,给动员对象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维持了政治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庇护和被庇护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建立在经济资源基础上的奖酬性权力,可转化为意识形态的信仰型权力和物质性的惩罚型权力。因而,在极权国家群众动员中,资源是异常重要的,这是因为动员要成功,动员者必须掌握被动员者所需的资源。奖酬性权力在使极权国家能更好地武装自己的同时,也提升群众对国家的依赖性。国家对社会进行动员需要的资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不同资源之间并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可相互转换的。经济资源可转换成意识形态资源、组织资源、暴力资源和技术资源。
四、 极权国家群众动员的困境极权国家是一种“动员型国家”,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然而,极权国家的群众动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实践表明,极权国家的群众动员面临三重矛盾,这些矛盾使极权国家群众动员面临困境。
第一,极权国家群众动员面临着“控制”与“动员”之间的冲突。极权国家不仅是一种“动员型”国家,而且也是一种“控制型”国家。如前所述,极权国家的“控制”属性与“动员”属性是相互依赖的,控制为动员提供了方便,而动员强化了控制。然而,在强调极权国家“控制”属性与“动员”属性相互依赖与强化的同时,不应忽略二者之间存在内在冲突。这是因为,在极权国家的政治逻辑中,“交谈是绝对权力的克星”[18]251,为了实现对社会进行控制,国家需要监视公民之间的交流,运用各种手段阻止公民之间的交流,使社会原子化,从而限制信息的流动;然而,动员的目的则是使分散的、原子化的个人团结起来共同行动,动员的一个后果就是打破了控制所要求的社会原子化状态,将分散的个人团结起来。从国际政治层面看,极权国家群众动员也面临封闭国家疆界和拓展国家疆界之间的冲突。“对极权政体而言,外部世界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是干扰性的,而且也是危险的。”[19]然而,一方面,为了进行有效政治控制,极权国家需要封闭国家疆界,建立一个封闭国家,防止外部信息的传入对政治权威的挑战;另一方面,极权国家具有扩张本性,需要打破国家疆界,需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掠夺资源,对外扩张无疑增加了极权国家信息封锁的难度。
第二,极权国家群众动员面临着“基础性权力”与“专断权力”、“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之间的冲突。极权国家的群众动员,大致可分为魅力型权威的动员和行政官僚的动员。魅力型权威的动员是由极权国家魅力型权威发动和操纵的、直接面向群众的动员;而行政官僚的动员则是极权国家政党或政治领袖依赖国家官僚系统,以国家官僚系统为媒介,对群众进行的动员。魅力型动员有利于克服官僚系统的僵化;有利于发现社会问题,对官僚系统进行约束;有利于克服官僚系统的自利性和保守性所造成的政策梗阻问题,使国家政策能顺利得到执行。然而,这种动员也会使极权国家陷入动员与不动员冲突的僵局中。为了约束官员,极权国家依赖群众动员发现社会问题,然而,问题的暴露也增加了极权国家应对问题的压力。动员发现了社会问题,约束了权力,但权威可能无力应对动员暴露出来的问题。
在维系极权国家活力的过程中,行政官僚的动员具有重要作用,它有利于克服国家资源和能力不足问题,也有助于提升国家官僚系统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能力,强化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联动关系,将国家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决策。对极权国家群众动员而言,始终存在动员的非制度化与政治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化之间的内在冲突。国家的有效治理,需要政治制度化,但政治制度化也会带来政治体系的僵化,这种政治体系的僵化不利于国家的有效治理。“政治动员是一种被控制或者被精英所指导的突破。打破现存的社会的、个人的、制度的,以及心理的路线是动员的定义性要素。”[20]国家的动员尤其是魅力型权威动员,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打破政治制度化可能造成的制度僵化问题,使制度不断调整。然而,极权国家的动员在使制度不断调整、防止制度僵化和保持制度活力的同时,可能也会伤害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这种伤害不利于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极权国家的动员会陷入这样的怪圈,即极权国家为了有效治理国家公共事务,依赖对社会的有效动员,而对社会的有效动员,破坏了国家政治的制度化,而国家政治的制度化,则是国家有效治理公共事务的一个重要条件。魅力型动员在提升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同时,也约束了行政官僚的行动能力,而行政官僚动员在提升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同时,对政党或政治领袖又构成了限制。
第三,极权国家群众动员面临着“动员过度”和“动员不足”之间的冲突。极权国家是依赖动员来维系生命的国家,依赖群众动员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然而,极权国家的群众动员必须是持续的、不间断的,极权国家的群众动员才可能是有效的。这是因为无论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还是国家合法性的生产,以及为战争所进行的准备,都必须是持续的、不间断的,正是这种持续的、不间断的群众动员,使得极权国家群众动员具有逐渐升级的特征,存在“动员过度”的现象。极权国家的“过度动员”,使得社会资源枯竭,社会丧失约束国家权力的能力,造成群众对政党或政治精英政治信任的流失,群众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来承担动员所需要的时间等成本,进而带来“动员不足”的问题。
极权国家的“动员不足”,既表现在社会对国家动员的怀疑、否认和积极反抗上,也体现在社会对国家动员的厌恶、应付及怠慢上。由于国家权力的强制和国家暴力的威胁,极权国家较少出现社会对国家的积极反抗。极权国家的群众动员更多的是国家动员群众,群众应付国家,出现群众动员仪式化、表面化和空心化的问题。由于“动员本身是有成本的”[21],权力握有者用于动员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不同资源之间可能是相互冲突的,更为重要的是,被动员的群众往往“是保守的,他们难以组织,他们倾向于被动,无政治效能感,缺乏参与政治的兴趣”[22],群众也并不彻底丧失自由意志而无反抗国家意志的意愿和能力。因而,极权国家的过度动员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群众对动员的厌恶,对动员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群众卷入政治,不是因为他们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和对政治领袖的忠诚,“他们参加政治活动是因为被提供免费食物、礼物和娱乐”[23]。群众动员要求积极分子的良好“表现”,但这种“表现”往往蜕变成积极分子在动员仪式中的“表演”。
实践表明,控制和动员是极权国家的两张“面孔”。对群众进行动员既能帮助极权国家加强社会控制,也有助于极权国家应对社会公共问题。在没有外部力量对权力体系进行监督的条件下,群众动员成为极权国家防止制度僵化、保持韧性与活力的有力工具。虽然极权国家群众动员面临着矛盾,也可能会陷入困境,但“在投入极权主义运动的时候,群众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24],这种承认无疑是极权国家群众动员持续下去的一个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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