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meaning)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上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下可推至当代哲学。“意义”一词的意义无法独立给出,它一定要与名称、指称、命题、事实、词,以及语句相关联才可被定义或讨论。从名称的指称出发探讨命题的意义衍生出来的理论是意义的指称论。从语词的意义何以产生的不同视角出发衍生出不同的意义理论,例如意义观念论,侧重“语词的意义与语词相关联的观念”^[1]228之间的关系;意义行为论,从行为主义心理学出发强调“从语言产生的效果、从语言对听话者的影响”^[1]229来看语言的意义;意义功用论则强调“语境对于词和语句的意义”的决定性作用^[1]229。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持意义指称论,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持意义功用论。意义指称论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词与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尤其在本质属性上存在决定关系,事物的属性决定词的意义^[1]228。以亚里士多德的意义观为核心,罗素提出了逻辑指称论,强调专名与个体、命题与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1]228。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被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维特根斯坦语言世界的意义观与亚里士多德及罗素的意义观是一脉相承的,其代表著作是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2],即《逻辑哲学论》,其后期则从“语言工具论”出发,认为“词好比工具,词的意义在于其使用”^[1]229。其后期思想的代表著作为《哲学研究》^[3](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前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展示了两个不同的语言世界,前者是逻辑的世界,后者是语言理解的世界,二者展示迥异的意义观。前者的意义与后者的意义迥然不同主要表现在两点。首先,前者的意义由逻辑图像确定,逻辑图像这根线将世界、事实、思想、命题与语言这些事物串连在一起,后者的意义取决于语言使用中达成语言理解时语言使用者所给出的解释。其次,前期的彼意义与后期的此意义所指并非一个意义。前期的意义是指事物在世存在的意义,这种意义的表达是通过语言(命题)来实现的。“语言(命题)与实存的‘事实’之间存在逻辑图像”^[1]640,这个逻辑图像决定意义的有无。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不再试图规定事物的存在是否有意义,不再探讨何种语言有意义,而是转而强调实存,“哲学只把一切都摆在我们面前,既不作说明也不作推论。因为一切都一览无遗,没有什么需要说明。因为,隐藏着的东西,乃是我们不感兴趣的”^[3]76。对于现实存在的语言世界进行描述就足以了,对“隐藏着的东西”予以讨论是无意义的,故而,也是哲学家所不感兴趣的事情。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世界的意义主要针对使用中的日常语言的意义而言。

前期维特根斯坦致力于解决哲学的根本问题。他认为哲学产生问题的根源在于对于语言逻辑的误解。前期思想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对于可言说的东西要清楚地言说,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只能默默地走开。《逻辑哲学论》的撰写目的在于为思想划界,或者说是为思想的表达划界。为了给思想划界,我们必须挖掘其界限两侧都有哪些东西,即我们必须考虑哪些是不可思考的东西。这样的一条界限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够被划出,而在这条界限另一侧的便是无意义的东西^[2]9。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哲学论》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给予了“解答”^[2]10。他从逻辑的角度探讨语言、思想与世界的关系,认为逻辑可以确定实存的存在意义及语言的意义,可以阐释哲学的根本问题。追随罗素,他认同构造理想人工语言的必要性。他提出“逻辑是世界的一面镜子”^[2]98,一个逻辑清晰的世界,才是一个可以免除混乱的世界。他从逻辑的角度看世界,对语言世界的意义用逻辑予以描述和规定。“意义取决于命题中的名称是否有指称,无对应指称即为无意义的语言(nonsense/senseless)。”^[1]229

就事物存在的意义而言,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意在展示事物的存在,尤其是其内在本质。将《逻辑哲学论》中七大问题的一级标题内容连接起来,就呈现出世界在世存在的如是图画:“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就是诸事态的存在。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是[ $\overline p ,\overline \xi ,N(\overline \xi )$ ]。这也是命题的一般形式。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4]25-105。这个世界上的在世存在应当用命题的一般形式这种逻辑手段予以衡量,并且划分可言说的、有意义的语言与不可言说的、无意义的语言。

首先需要阐释的是世界、事实、思想与命题之间的关系。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思想和命题拥有相同的逻辑形式,世界可以被再现为思想,而思想和命题可以成为事实的图像。维特根斯坦把世界看成是由事实(facts)而非传统的事物(things)组成,世界是处于逻辑空间内的事实^[2]11。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和命题都是图像“图像是现实的模型”^[2]16。图像由构成要素组成,每一个要素都代表着一个对象事物,图像中的构成要素组合在一起代表着事态中对象事物之和^[2]16。图像的逻辑图像,不管是在思想中还是在语言中,都与事态中事实所呈现图像的逻辑图像同形同构,即图像、事实与对象事物的逻辑图像是一致的^[2]16。维特根斯坦指出被图像(思想,命题)及事态所共享的结构是以图示形式(pictorial form)存在的,图像与现实相连^[2]17。这使得我们可以明确图像可以呈现的东西,而且还明确了它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即如果没有现实的话,那么图像便不能呈现其自身的图示形式。总之,世界、事实、思想和命题是由逻辑图像所贯穿起来的。

其次是命题与语言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就语言的意义而言,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主张:“语言最终地由名称组成,名称的所指是简单对象,而语句的意思是从组成的名称产生的。一个名称代表一个事物,另一个名称代表另一个事物,其结合则图示一个原子事实。因此命名先于语句的意思(虽然也说过,名称只有在语句中才有所指)。语句说出某事,是因为它是由代表事物的名称所组成”^[5]。语言的意义源于语句中的事物是否有指称,倘若有,则语言的意义由此产生,由事物所组成的原子事实而生,事实的意义即为语言的意义。维特根斯坦阐释“只有命题有意义”且仅当“命题有名称指称时才有意义”^[2]23。他指出有意义的语言需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命题的结构必须与逻辑形式的构成相一致;第二,命题的构成要素必须有指称(reference)。对于命题分析的最终结果必然会是一个名称作为一个简单对象事物的原始符号,而且,逻辑本身赋予我们结构及我们所言说的东西的界限。命题的基本形式是:这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2]55-56。他给出了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指出在[ $\overline p ,\overline \xi ,N(\overline \xi )$ ]这个形式当中运用的形式运算是（ $N(\overline \xi )$ ）和命题变量( $\overline p $ ),这个形式可以印证任何命题都是连续运用逻辑运算 $N(\overline \xi )$ 于基本命题的结果^[2]88。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还指出了一类不能够传递意义的命题。例如,“苏格拉底是相同的”是无意义的,因为现实中没有“相同”这个事物^[2]73。又如,“1是个数字”和“只有一个零存在”这样的表达也是无意义的^[2]46。有些无意义命题的确名副其实,而另一些看上去似乎是有意义的。对于那些看上去似乎有意义的命题,用图像理论验证时,便可以证明其是否真正有意义。既然只有在世有指称的事物是有意义,那么对于那些在世无指称与之相对应的事物,维特根斯坦将其描述为“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事物”,“它们是自明的”,“它们是神秘之所在”^[2]111。我们说它们“神秘”,不是说这样的事物在世的方式而是其之所以存在是神秘的^[2]110。不可言说的事物,是神秘的,对此,我们要“保持沉默”^[2]111。至此,维特根斯坦在语言之内划了界限,规定了哪些语言是有意义的、可言说的。

《逻辑哲学论》所展示的意义观贯穿于世界、事实、思想、命题与语言这几者的逻辑关系之中,世界中实存的事实有思想,有思想、有指称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有思想、有指称的语言由组成语言的对象事物或事实的意义确定其语言意义。归根结底,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就是围绕着在世存在、实存的对象事物而展开,实存的事物才能对应着实存的指称,进而衍生出语言的意义。语言的意义由实存对象事物、事实的逻辑图像确定。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世界是日常语言世界,其探讨转入日常语言从语词到语句的语言理解何以可能的全面阐释。他着眼点于日常语言的使用,认为语言的意义源于使用,而使用并非停留在语言使用者自言自语地自说自话,语言使用的实质在于通过使用语言,语言需要被理解,若没有语言理解也便无语言使用存在的意义可言。意义的最终判据不是语言是如何被表达的,而在于语言是如何被理解的。理解构建活的、动态的使用中的日常语言世界。以一个命令的执行为例,维特根斯坦做如下阐释:在听到一个命令,与对该命令作出回应予以执行之间“有着一条鸿沟”,而这条沟必须由“理解活动”予以填平^[3]192。“仅仅在理解活动中它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这个。那个命令它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声音、墨迹。”^[3]192就形成命令的那每一个记号而言,就其本身而言都是死的,是使用赋予了语言以生命^[3]193,语言的价值唯有在其使用中才可得以实现,否则无异于死亡,而且,这种使用还必须延展至理解,因为唯有在理解活动中我们才明白了这个语句是一个命令,我们需要对这些命令作出执行的回应。

语言的使用与语言理解相互交织在一起,使用包含且决定理解。对于语言理解进行深入探讨时,维特根斯坦采用的语言单位是语句。“理解一个语句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3]120,对语句的理解便可以呈现语言理解的样态。就一个语句的理解,维特根斯坦指出了两种情况,情况一是“该句可以被另一个讲同一件事的语句所替代”;情况二是“该语句不能被任何一个别的语句替代”,“正像一个音乐主题不能被另一个替代一样”^[3]217。在第二种情况下,那个语句的思想是某种只能由处于这些位置的这些词所表达的东西,例如一首诗^[3]217。在此,他所强调的是语言的意义产生于使用中,尤其产生于语言使用的语境中。语言在使用中形成的用法“构成了它的意义”,构成了语言使用者对其的“理解概念”^[3]218。因此,语言理解是随着语言使用而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在语言的使用中,意义在发生着变化,理解也随之发生变化。维特根斯坦说:“理解一种语言意味着掌握一门技术。”^[3]120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理解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点,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更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意义在语言的使用与理解中产生,语言使用决定意义,使用变化,意义随之发生变化,理解也随意义的改变而改变。意义、使用、理解处于一个循环的系统之内,相互交织,无法清晰地理清或分离。维特根斯坦把理解语言中的一个语句描述为接近于人们理解一个音乐主题的活动^[3]216。在听到语句时,人们的理解活动是自然自发而产生地,不管是在一个故事的过程中还是孤立地听到一个语句,人们会自己“为它发明一种语境”^[3]216。在理解这个动态的过程中,人们会随时根据语言使用的情况对于理解作动态调节,动态地为其建立语境与解释。

规则不拘,游戏规则模糊也无妨。不遵守规则的情况,语言使用中是存在的;而且,即便出现违背规则的问题也并不足以引起混乱,因为现实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理解中得到消解。维特根斯坦明确阐释了“私人语言”的非现实性^[3]142-145,指出人们“不可能‘私人地’遵守规则”^[3]121。然而,即便人们使用公共语言,遵守着公共规则所做的沟通,现实中仍然确实地存在意想之外的事情。语言中的规则宛如路标,路标可以指明方向,却难以规约行路的人如何选取方向,而且每个走在路上的人看到路标时,对于同一路标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方式^[3]59。此外,在公共语言之下,遵守规则而进行着语言交流的人们在进行这场语言游戏时会如同“在一块场地上玩球取乐”的人们一样,可能在玩的过程中制定和改变规则^[3]58-59。然而,规则的改变不会终止游戏,游戏还是会继续玩下去的。故而,维特根斯坦说,倘若“在游戏的规则中有一些含糊的地方”也并不妨碍其仍是“游戏”^[3]68。现实中存在着千差万别的事物、事态和情况,现实中所使用的日常语言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交流这个目的而存在的。现实不是为了规则而规则,何况“没有什么行为方式能够由一条规则来决定”^[3]121。当规则遵守出现了问题时,理解就成了语言使用现实中的救命稻草。规则是规则,如何做是另外一回事,无论如何做,从现实出发,都可以予以一定合理的解释。“不管我怎么做,在某种解释下,都是与规则相符合的。”^[3]119当然,在寻觅规则这个理据的过程中,不一定总是有清晰的结果的,不一定会一诉诸规则就发现语言表达刚好符合规则。现实的情况是讲话人也可能表述不清,面对理不出头绪的情况,语言使用者就会进行自我抉择,甚而是猜测。虽然讲话人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将自己所能给出的一切说明都已经给了听话人,“但你是真的把自己所理解的东西向别人说明了吗?你难道不是只让他猜测本质的东西吗?你给他举例子,但他必须猜测这些例子的趋向,猜测你的意图”^[3]125。“‘他猜测我的意图’就意味着:在他的心中出现对我的说明的各种各样解释,而他猜了其中的一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提问;而我则能够并且应当回答他。”^[3]125在日常语言世界中,语言的意义不是人为规定,人们真正遵循的是存在即合理的原则,以现实为准绳,即现实中使用的用法即为语言的意义^[3]31,语句的意思来自于其所在的“具体环境”^[3]73中。语言的意义最终在语言理解中予以确定,不管怎样,语言的使用双方都能够给语言确定一个意义,即便这个意义仅仅是语言理解者针对语言使用的具体环境的一己猜测。然而,这就是语言使用的现状。虽然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理解究竟是怎样的样态是存有疑惑的,他试图以“精神过程”来把握语言理解,思考的结果是他觉得自己“混乱不堪了”^[3]91。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对于意义在语言世界中的状态做了描述,意义是存在于语言理解之中的。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贯穿始终的是以给出哲学根本问题的答案为己任,前期揭示世界、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后期围绕日常语言寻找传统哲学经典问题的答案。其前后期所持的不同日常语言观导致其前后语言世界中意义观的迥异。

前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面对日常语言,人们不得不直面透过日常语言这个乱象看其逻辑本质的烦扰。“人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中懂得语言逻辑”^[2]31,而人们对于语言逻辑了解不清是哲学产生问题的根源^[2]32。由于日常语言中存在“同一个词有不同的标记方式”或者不同词在语言使用上表达的意义和使用功能上是一致的,即“有着不同标示方式的两个词以表面上相似的方式应用于命题之中”^[2]26,这一切是哲学中产生和“充满混淆”的根源^[2]26,为了消除这些混淆,他提出运用“逻辑语法、逻辑句法的语言记号”^[2]27来规避问题,即构造理想人工语言符合逻辑语法的符号语言。因此,前期的维特根斯坦从试图揭示世界本质出发,强调制订、规定在世的存在状态,建立世界、事实、思想、命题与语言之间的逻辑图像,希望用逻辑图像来排除语言中的混乱,规约可言说与不可言说,对于意义作出明确的界定。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明确日常语言不可置疑的学术地位,一切对于语言现象的考察和研究都必须以日常语言为唯一对象展开,明确提出只要是谈论语言,不管是论及语词还是语句,它一定得是日常的语言^[3]73。前期维特根斯坦作为理想人工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从逻辑的角度去构造语言,后期他认为前期用日常语言来构造理想人工语言是奇怪的^[3]74。他认为产生那种奇怪作法的主要根源在于:“我们没有看清楚词的使用。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清晰性(Übersichtlichkeit)。清晰的表述(Die Üersichtliche Darstellung)就会产生理解,而这理解就在于‘看到关联’。因此,发现和发明过渡性环节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清晰的表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它标志着我们的表述方式,标志着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3]74至此,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世界迥异的原因已被揭示。由于对于日常语言及其使用有了清晰的认识,后期便形成了与前期迥异的观察事物的方式。其前期处于人工的、逻辑的世界;其后期坚定地站在日常语言世界的立场,认为对于日常语言的描述才能解决哲学的根本问题,唯有日常语言才是恰当的手段,并警示道,“在这里要使我们的头脑保持清醒是不容易的,我们不容易看到:我们必须只考虑日常思维的对象而不走上歧路,幻想我们应当去描述极端微妙的东西这种东西根本是不可能通过我们所掌握的手段来描述的”^[3]69。日常的实际语言才是值得哲学家仔细研究、考察的对象,逻辑的世界是“一种要求”,是没有摩擦力的“冰面”,是“空洞之物”^[3]69-70。正因为其太过光滑,光滑到没有摩擦力,进而必然限制人的“行走”,因为行走是“需要摩擦力”的^[3]70。因此,回到日常语言这个“粗糙的地面”^[3]70是哲学家解决哲学根本问题必须且必然的选择。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就其前期对于日常语言的无视提出了批判,因为逻辑世界里面的诸如“事情是这样的”的命题恰恰是从日常语言中得到的^[3]78。既然命题也来源于日常语言,那么,为了建立语言的逻辑图像便否定日常语言,无疑是荒谬的。况且,从日常语言找出语句来证明命题,为了命题而命题也是没有意义的,似乎是为了证明命题的存在、为了证明命题的一般形式而找出或者造出了这句话。用逻辑对于语言表达进行演算,“那你就已经站到了误解这一深渊的边缘上了。因为那样一来,就好像我们在逻辑中所谈论的是一种理想语言。似乎我们的逻辑是一种适用于真空的逻辑。然而逻辑当然不是在自然科学处理自然现象这个意义上处理语言或思想的,我们最多只能说我们构造理想的语言”^[3]57。然而,“理想”这个词“听来就好像这些语言比我们日常语言更好,更完满”^[3]57。推崇理想人工语言可以更好地规划现实世界的哲学家们会试图构造理想的人工语言,其做法实则荒谬。其荒谬的原因就在于哲学家们以为日常语言存有问题,而事实上“语言中每个语句显然‘就其现状而言就是井然有序的’”,“即使最含糊的语句也一定有完美的秩序”^[3]67。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前期以逻辑说明、规定语言是哲学家“理智入魔”^[3]71的结果,认为追求理想语言、推崇逻辑是语言意义判据的根源在于对事物本质认识得不够清晰。语言现象“不是某种非空间、非时间的幻象”,对于语言,哲学家就应当“像对待象棋中的棋子一样”,不应当“描述棋子的物理属性”,而是应当着眼于棋子的功用,描述棋的不同下法的缘由和理据^[3]70。哲学家在研究语言现象时必须“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3]73。在对现实语言进行考察时,哲学家“必须抛弃一切说明,而仅仅代之以描述”^[3]71。现实的语言世界不是一个能够被规定的世界,所以,只能对其予以描述。语言的现实只能描述,无法规定,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不会先学习逻辑才学会说话,现实中的人们就是从自身使用语言的目的出发学习语言并且随其意地说出任何语句。从实存来说,任何能够达意、被理解的语句、语言就是有意义的。语言理解才是语言意义的唯一判据。

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日常语言由于出于不同的表达目的和约定而变得复杂,哲学中产生的混乱正是由于人们没有按照清晰的逻辑图像来使用语言造成的。故而,他在自己的语言世界里面说明这个世界由事实组成,事实有逻辑图像,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命题的总体是语言。反应现实世界的思想、命题、逻辑图像同形同构。有着逻辑图像的语言才是有意义的语言,语言的意义由逻辑图像体现。而逻辑图像所呈现的是图像构成要素的图像之和。语言的意义即由对象事物的图像之和构成。语言的意义由逻辑图像决定。有指称、逻辑图像的语言是有意义可言说的,反之,则是神秘的部分,不可言说。然而,运用逻辑对于日常语言进行分析不改变日常语言的使用。逻辑的规定和说明并不可能规约语言或者说规定思想的界限。对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予以规定也变得毫无意义了。因此,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注重对于语词、语句理解的解析,强调语言的发生需要语境,意义即用法,语言的使用宛如游戏,游戏中的人遵守一定的规则。针对规则,参与的人彼此相知,因为,语言是公共语言,总体来说是遵循规则的。然而,不遵守规则的语言可以被理解,违背规则的语言交流依然顺畅的情况在日常语言的实际使用中也是实存的现实。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与需求进行语言表达。总之,不同的日常语言观导致前后期维特根斯坦处于不同的语言世界之内,前期的维特根斯坦从说明、展示哲学根本问题出发,对于世界、事物、思想、命题和语言是理论说明与规定大于描写,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与世界描写而不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