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国外学者和机构对就业质量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就业质量的概念方面。美国最先提出工作生活质量(quality of working and life,简称QWL)的概念,其后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体面劳动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盟提出工作质量的概念,2007年Schroeder等定义了高就业质量。在就业质量的结构与测度方面,国际劳工组织率先设计了度量体面劳动的基本框架。随后欧盟委员会对工作质量的一般度量框架作了进一步调整,涉及就业质量的四个维度[1]。在中国,政府还未就就业质量的概念及度量给出明确的界定,有关的研究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学术界。一些学者根据国外机构的界定与衡量,并基于中国具体情况,提出了有关中国就业质量的测量体系,如李军峰(2003)[2]、刘素华(2005)[3]、赖德胜(2011)[4]、朱火云(2014)[5]等。综上所述,中国目前有关就业质量问题的研究缺乏从理论与政策相结合的角度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实证分析不充分;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讨论就业质量的内涵与如何测量问题上,更没有将就业质量与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联系起来。本文将对该问题进行分析,以补充和拓展有关城镇化与就业质量的理论研究。
一、 城镇化质量的测度 1. 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关于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国外相关研究中主要是联合国人居中心提出了城镇发展指数(CDI)和城镇指标准则(UIG)。在国内,最早关注城镇化质量的叶裕民(2001)[6]认为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现代化;二是城乡一体化。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包括经济现代化水平、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人的现代化水平及城乡一体化水平在内的四大类的16个指标。后续不少学者都提出了度量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如朱洪祥(2007)、王忠诚(2008)等[7, 8, 9, 10, 11, 12, 13]。
本文拟在借鉴陆大道(2009)[9]关于城镇化质量测评方法的基础之上,构建包括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在内的城镇化质量测评体系。人口城镇化主要反映的是城镇化过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经济城镇化主要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的重心逐步从农村的农业向城镇的非农产业转移;土地城镇化主要反映在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的变化过程,土地逐步从农业用地向工业用地继而向服务业和城市基础建设用地的转变;社会城镇化主要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生活方式及消费结构的变化;生态城镇化主要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问题和环境问题。城镇化的这五个方面的指标各有侧重,相互联系,共同反映中国城镇化的质量。
2. 城镇化质量指标评价结果分析在采用综合指标体系测度城镇化质量的过程中,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本文拟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
第一步为具体指标筛选。通过调查问卷提供常用指标供专家进行个人投票并进行得票排序,得票率超过60%的指标作为首选,其余指标作为备选。本文借鉴卢晓彤博士[14]的研究成果,对30个常用具体指标进行专家问卷调查。该调查的专家数量为31人,大于群决策需要至少4~6人的要求。第二步为指标层次选择。在分析具体指标的基础上给出多种可供选择的指标体系,得票率最高的方案作为指标体系层次的基本框架,并根据开放式意见进行修正。第三步,指标权重赋值。在完成前两个步骤的基础之上,根据专家对各层次指标的权重判断和网络性判断,进行一致性判断和权重计算。
城镇化质量的综合测度指标包含三个层次,即目标层、准则层和底层指标层,依据专家评分结果进行综合平衡后,得出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判断矩阵。该矩阵的特征向量为[0.2634,0.0975,0.0615,0.1602,0.4174]T,矩阵的最大特征根为5.068。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1.12可以通过查表得到,而本文计算的一致性指标C.I.=0.017。所以,一致性检验指标C.R.=0.017/1.12=0.015<0.1,说明该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要求。同理,可计算得出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标的各底层指标的权重,见表 1。
根据表 1给出的指标的权重,从指标的权重排序看,一级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是经济城镇化(0.4174)和土地城镇化(0.2634);二级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是人均工业产值(0.1949)和人均城镇住房面积(0.1291)。这说明,1990—2012年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相比之下,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生态城镇化相对滞后。这一分析结果与陆大道(2009)[9]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与简新华(2013)[15]等有关“中国城镇化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人口城镇化滞后于人口非农化、土地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判断相一致,也与现阶段中国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的现实吻合。
 | 表 1 中国城镇化质量权重指标 |
本文拟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模型测算中国城镇化质量,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标的表达公式如下:
| $Y{\text{ = }}\sum\limits_{j = 1}^m {\left( {\sum\limits_{i = 1}^m {{A_i}{B_i}} } \right){C_j}} $ (1) |
其中,Y是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标,取值在[0, 1]之间,Ai是第i个单项指标的值,Bi是第i个单项指标的权重,Cj是j个准则层的指标权重,n是底层指标层内的指标个数,本文中取20,m是准则层内的指标个数,本文取5。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0—2012年的具体数值,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具体情况如图 1所示。
 | 图 1 中国1990—2012年城镇化质量数值 |
由图 1可知,中国的城镇化质量整体在展现出上升趋势;除个别年份以外,都在逐年增长,并在2000年左右出现拐点,此后上升速度明显加快。
通过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可知,中国的城镇化质量不断提升,其中经济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就经济城镇化而言,其主要依托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性在逐步减小。就土地城镇化而言,在城镇化过程中,建设用地供应总量增长幅度较小,住宅用地供应量增长幅度较大;土地利用效率整体偏低,特别是工业和基础设施用地;由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提高中国城镇化质量,需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就人口城镇化而言,由于服务业在经济活动中占比的提升,在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作用有所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但是“半城镇化”“被城镇化”现象突出,也就是社会城镇化问题突出。就生态城镇化而言,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环境问题凸显,根据巴曙松(2013)[16]的调查,中国70%的城镇处于缺水状态,90%的城镇水域和65%的饮用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50%的饮用水不符合饮用水标准,污水处理量仅为36%,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GDP的1.5%~3%,全国城市的生活垃圾达到了1.5亿吨,且每年还以8%~10%的速度增加。
二、 就业质量的测度本文在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过程中就业质量突出问题的基础之上,结合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确定衡量就业质量的指标体系。在确定指标权重问题上,根据本文的指标体系,拟采用层次分析法。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可以分为以下五个层次:生理、安全、归属感、社会尊重及自我实现的需求。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劳动力能获取报酬可以满足生活必需,这属于劳动者的生存需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城镇化不断推进可以为满足劳动者的生存需求提供基础条件。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参与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有助于实现失业后的生活稳定,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这属于安全需求。由于文化环境等原因,在国有企业等单位就业的人员往往能够赢得社会更多的尊重,这属于社会尊重需求。劳动者参与工会、维护自身权益等,这属于社会归属需求。在劳动中不断学习,提高自身技能,这属于自我实现需求。
在采用综合指标体系测度就业质量的过程中,本文拟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具体操作方法与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标的确定方法一致,分析结果见表 2。
 | 表 2 中国就业质量权重指标 |
根据表 2的结果,一级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是安全需求(0.4174)和社会尊重需求(0.2634),二级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是享受工伤待遇人数(0.2252)及城镇机关和事业单位就业占比(0.1448)。这说明1990—2012年间,影响中国就业质量的主要因素是安全需求和社会尊重需求,这与中国就业的基本情况相吻合。利用多目标线性加权模型(式(1))、表 2中各指标层的概率值及《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0—2012年的具体数值,计算得出中国1990—2012年就业质量的具体数值如图 2所示。
 | 图 2 中国1990—2012年就业质量数值 |
由图 2可知,1990—2012年期间,中国的就业质量在整体上有所提升,但是就业质量的具体数值波动比较大;就业质量在1998年开始下降,并在2003年达到最低点。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1998年开始的大范围、较强力度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国有企业等单位不仅不能够吸收新的劳动力,反而还向社会释放出大量下岗职工,这使得当年及后续几年失业率上升;与此同时,为了缓解巨大再就业压力,中国一些城市政府一方面采取“清岗腾位”“腾笼换鸟”措施,大量清退国有部门的农民工(临时工),另一方面大力度实施“再就业工程”,在后续几年鼓励创业、再就业,同时积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并且放松了非正规劳动市场就业的管制,这使得中国的就业质量在2003年之后逐步回升。
三、 城镇化质量与就业质量的相关分析为了分析中国的就业质量与城镇化质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中国1990—2012年的城镇化质量和就业质量进行实证研究。为了降低数据的异方差并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分别对中国的城镇化质量CZHZL和就业质量JYZL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得到lnCZHZL和lnJYZL。
1. 单位根检验从表 3的检验结果可见,lnCZHZL的ADF统计量为-4.463750,小于5%水平下T统计量的临界值-3.644963;lnJYZL的ADF统计量为-4.575074,小于5%水平下T统计量的临界值为-3.644963。由此可知,这两个指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
2. AR根检验为了检验两个指标是否存在残差单位根,是否满足稳定性条件,是否能够进行脉冲检验和方差分解,先进行AR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两个指标的所有特征值都小于1,且都位于单位圆内,因此不存在残差单位根,满足稳定性条件,能够进行脉冲检验和方差分解。
 | 表 3 ADF检验结果 |
脉冲响应分析检验的是在给定当期内生变量一个单位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该冲击对其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图 3中实线表示随着预测期数的增加,一个变量对于另一个变量的一个标准信息的脉冲响应,虚线表示在脉冲响应图像两侧加或者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本文在VAR模型的基础之上分析城镇化质量与就业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分析结果如图 3和图 4。
图 3反映了就业质量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在本期给就业质量一个正冲击,该冲击会在随后的滞后一期对城镇化质量形成一个负的增长效应,从滞后二期开始,该效应持续减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此本文认为中国的就业质量对城镇化质量无影响。
 | 图 3 就业质量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 |
 | 图 4 城镇化质量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
图 4反映了城镇化质量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在本期给城镇化质量一个正冲击,该冲击会在随后的滞后一期对就业质量产生一个正的增长效应,该正的增长效应在之后二期之后基本保持稳定,直至之后六期有所下降。由此,本文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质量对就业质量有明显的正向因果关系。
四、 结论在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之上构建的城镇化质量衡量指数显示,中国的城镇化质量不断提升,除2000年左右出现拐点以外,城镇化质量不断攀升,但是经济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生态城镇化。中国就业质量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外),中国就业质量也在逐步提升,在影响就业质量的各项因素中,安全和社会尊重是重中之重,为了提高中国的就业质量,需要在相关方面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脉冲响应显示,中国的就业质量与城镇化质量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可以带动就业质量的提升;反之,这种关系不成立。
五、 政策建议 1. 从经济城镇化的角度出发,促进城镇经济健康发展是提高就业质量的根本办法经济的发展是保证就业数量的基础,而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提高就业质量的根本方法。一方面,新的就业岗位是在经济发展中涌现出来的,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会引起失业总量的增加。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时滞。当经济衰退时,企业订单减少,产出下降,但是企业不会立即解聘员工,一段时间之后确认经济不会好转才会解聘员工;当经济好转时也是一样的,企业也不会立即招聘大量员工,等到确认经济的复苏是长久的稳定的才会考虑招聘新员工。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是以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进行的,在国际分工中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廉价劳动力,这无疑会促使中国劳动力的低报酬、低保障等相对固化。为了提高中国的就业质量,需要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从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高投入、高产出继而向低投入、高产出的节约型发展方式过渡。城镇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有助于促进城镇经济健康发展并为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2. 从社会城镇化的角度出发,改善城镇非农产业就业环境,提高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由前文就业质量的测评可知,影响中国就业质量的主要因素是社会保障因素。为了提高中国的就业质量,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改善城镇非农产业就业环境,提高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重点是提高各项社会保障水平。①进一步发展社会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使其广覆盖、低标准。目前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最大障碍来自户籍制度绑定的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未来几十年城镇化的核心不在于户口变更和户籍改革,而在于待遇一体化及各项社会保障伴随着人口流动的畅通转移,在于各项社会保障相关的各项制度、各地区制度的统一。②充分发展可以弥补地区差异和职业差异的商业保险,形成对基本保障的重要补充。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不仅南北差异、中东西部地区差异大,而且省内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的差异也很大,中国的社会保障仅仅依赖国家的统一标准是很难做到公平覆盖的。基于此,笔者认为,社会保障可以分为基本保障和非基本保障,基本保障由国家统一负责,做到公平覆盖;非基本保障由商业保险负责,形成对基本保障的重要补充;同时,基本保障的实施还应借助商业保险的经验以提高自身的运作效率。基本保障资金进入城镇基础设施既可以保值增值又可以缓解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为改善城镇非农产业就业的硬件环境提供条件。
3. 从人口城镇化的角度出发,加大针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及科技水平的提高,工作岗位对于劳动者的要求越来越高。劳动者如果不继续学习,就很难满足工作岗位的技术要求。提高劳动者素质,不仅需要劳动者自身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还需要政府、企业和相关职业技术学校共同努力为劳动者提供条件。例如,政府加强职业技术培训;企业可以采用差别工资的措施,鼓励已经就业或者即将就业的劳动者自觉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该加大针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一是提高职业技术培训师资的水平,增加职业技术培训学校,要既有实践经验,又有丰富的专业知识的合格教师。二是优化政府财政的教育经费支出结构,增加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保障职业技术学校的培训经费需求。
4. 以农民工为重点,同时提升中国的城镇化质量和就业质量前文的分析可知,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可以促进就业质量的提升,这说明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该兼顾就业质量和城镇化质量。在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既能提高城镇化质量,改善人口城镇化滞后的局面,也有助于提升其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养老、医疗等等,从而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其一,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需要赋权使其享受有“市民待遇”,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社会福利,使农民工真正进城并扎根城镇,不再频繁流动。其二,积极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生在城镇,长在城镇,已经习惯城镇的生活;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较之老一辈更高,观念更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成本相对低,比较容易做到,而且还能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应该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作为同时提升中国城镇化质量和就业质量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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