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是海德格尔思想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他的技术之思奠基于存在问题,技术的本质是“一种解蔽方式”,技术是存在内涵的一种表现,这是探求海德格尔技术思想的根本前提。技术在存在论背景下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技术,它“承担着让存在者的存在得以开显的决定性角色”^[1]。现代技术的本质更是直接表现为形而上学的终结,所以“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科学技术归根结底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必须从存在史的立场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2]394。于是许多学者深入分析了海德格尔技术思想的形而上学意义^①,并注意到海德格尔将技术“作为存在史的一个阶段,作为完成了的形而上学来批判”^[2]393,使技术展现出存在意义转向的特征。维尔纳·马克思在存在的历史中直接将技术作为存在转向的发生。他指出:“技术‘要求我们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去思考人们通常在本质之下所理解的东西’,因为是技术的这一本质转渡到存在的另一个开端的意义之中。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它同时代表着‘最高的危险’和‘拯救’的‘允诺’。这拯救尤其在于:他所谓的‘转折’发生在技术之本质的统治之中。”^[3]174很明显,作为存在转向发生的技术有多重方向的自身显示,而不仅仅是单纯否定性的“危险”。张祥龙先生从意义境域缘生的机制出发理解技术,揭示出“技术中深藏着的原本诗性”,技术的本性绝不是现成的,现代技术只是技术显现的一个方向,“对应的是‘现成’(vorhanden)存在方式和庸俗时间观”^[4]142-143。由此可见海德格尔的技术作为存在转向的发生有多重表现,我们只有在厘清海德格尔不同层面存在之思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理解其技术的具体内涵。

① 如吴国盛先生在其博士论文《技术与形而上学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中论述了海德格尔技术之思与形而上学之克服的密切关系。

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包含着“著名的”转向(Kehre)^[5]461,这必然导致了存在意义的转向和多层次的表现,即由存在之本质的遗忘状态转向存在本质的守护^[6]113。存在之本质的遗忘乃是存在的第一开端,而存在本质的守护是为存在另一开端作准备的存在之思。由于存在的另一个开端并未正式开始,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中只是表现为准备性的存在之思,所以我们可以说存在意义的转向其实就是存在的第一开端向着另一开端的方向的转向,这其实也是大多数学者注意到的存在转向的含义。我们由此可以得到存在的两个意义第一开端中的存在和另一开端方向上的存在。但是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当转向性的危险在其遮蔽着的本质中首度作为它所是的危险而特别地得到揭示时,大抵才会发生这种转向。”^[6]113这句话一是说明了存在另一开端的展开必然要通过第一开端,更为重要的是它指出只有在危险得以揭示时这种转向才能发生。第一开端作为存在本质之遗忘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为危险的,危险是通过形而上学的终结才得以现身的。所以存在本质之遗忘表现为危险也被视为一种转向^[3]174。这样存在的含义在第一开端中又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即存在的第一开端和存在的形而上学意义。所以维尔纳·马克思将海德格尔存在的表现划分为三重方向:第一开端、形而上学及另一开端^[3]239,深刻展现了其存在所包含的意义,笔者将依据这样的理解进一步分析海德格尔存在意义的具体表现和内在关联。

第一开端中的存在的特征最初出现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的思想中,海德格尔称其为“在场”(Anwesen),“在西方历史的开端处,为着西方历史的整个过程,存在者之存在显现为现时出场(Praesenz)、在场(Anwesen)。存在显现为在场者之在场,这种显现本身就是西方历史的这个开端”^[7]150。在场指的是存在者之存在。存在者是有限的,它一直处于变异当中,只有进入到一种无蔽状态中才能走上前来得以展现和产生。在场就是这种存在者开显的平台,它受到时间性的支配表现为“当前”。这种当前“决不能通过传统的时间概念来把握”^[7]151,它不是持续和保留,而是一种瞬间(Augenbliklichkeit)和逗留(Weile),它在将来和曾在之间发生,强调和表达的是存在者出现和产生的突然性和独特性。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在场表达了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所谓的“自然”、去蔽、逻各斯一样的存在含义^[3]140-160。

然而在场并不是存在的本真含义,虽然这种在场并没有外在于存在者,但它仍是以存在与存在者相区别为前提的,本真的存在并不能直接通过存在者得以说明。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当我们思考与存在者有差异的存在和与存在有差异的存在者时,我们才实事求是地思考存在。”^[6]65这里的“差异”并不等同于“区别”,它是一种本源性的差异,一切“区别”都出自于这本源性的差异,“存在者和存在一向已经从差异而来并且在差异中被发现了”^[6]66。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场实际上基于本源性的差异,以它为存在规定是一种对存在本真含义的遮蔽或遗忘。

存在的第二层含义出现形而上学之中,它同样基于本源性的差异也是一种在场规定,“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乃是一个区域,在此区域范围内,形而上学,即西方思想,能够在其本质之整体中成为其所是”^[6]56。所以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来第一开端也被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开端,但是这种形而上学式的在场,已经不再是本真时间意义上的瞬间和突然式的逗留,而是表现出持恒性的特征,海德格尔将之概括为观念、共相。它在形而上学历史中最初表现为柏拉图的“理念”及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后来又逐步被确立为笛卡儿的“我思”、康德和费希特的“自我”,直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及尼采的“求意志的意志”即形而上学存在内涵的终结。其实这种在场是对第一开端中在场含义的遗忘。从本源性的差异角度来看,第一开端的存在内在于存在者,它作为在场是这一个有限存在者本身的规定。这样的在场更加强调存在和存在者的关联,存在与存在者仍然共属于差异。可是在形而上学中本源性的差异被完全遗忘,差异被等同于区别这一自己的表象,从而降低为“差异者”。于是作为差异者的形而上学式的在场最终成了外在于存在者的规定。这种外在规定是以根据的方式让存在者现身。所谓的根据是指不同于存在者自身的存在者整体,它不是存在者自身的直接显现,而是一种理智依据逻辑的同一性的对存在者的表象即共相。于是形而上学的在场彻底屏蔽了差异本身,遗忘了在场本身对差异的遮蔽,最终使得在场本身的含义也被遮蔽了,从而表现出一种危险。

形而上学的存在让在场对差异的遮蔽走向了终结,存在直接以差异为出发点开始展望其另一开端的意义,这就是存在的第三层含义。然而差异本身由于其原初性,它只能以遮蔽自身的方式开显出来,以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来表现自身。此时的遮蔽和区分是在本源澄明意义上阐释的,它们内在于差异本身乃是“在解蔽着的袭来意义上的存在”和“在自行庇护着的到达意义上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区—分”(Unter-Schied)。差异本身也成了“两者的既解蔽着又庇护着的分解(enrbergend-bergende Austrag)。在分解中运作着自行掩蔽的锁闭者的澄明,这种运作给出袭来与到达的相互分离和相互并存”^[6]68。所以说存在的另一开端并不是与第一开端中存在含义完全无关的另辟蹊径,它也源自差异,也是通过遮蔽性来表现存在,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它直接从差异本身出发并认识到差异本身就是一种自身遮蔽的表现,它只有在对这种遮蔽的追问中才能展现出自身,从而让遮蔽性得以在本源处现身。这种存在规定被海德格尔具体描述为一种真理的诗意般的发生本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围绕着差异存在的三层内涵表现出一种整体性。第一开端中的存在基于差异的遮蔽性区别,表现为创造性的在场。形而上学的存在规定遗忘了在场对差异的遮蔽成为持存性的在场。这种对差异彻彻底底的遗忘和遮蔽使得存在与差异愈行愈远流露出一种“急迫”,它意味着存在试图回归差异本身的情调反而让存在更加切近本真。于是存在最终面向差异本身转向到另一开端,存在的本真含义终于得以进入眼帘。这种存在含义的开显是一种“返回步伐”(der Schrittzuruek),我们是通过追问遮蔽而完成了对本真的理解,本真也必然将自身表现为遮蔽着的显现。这表达了一种存在的历史之思^[2]341-342,它也是海德格尔探求技术问题的方式。在这返回中形而上学式的在场成为转向发生的之处,它将遮蔽带到面前又让本真现身,存在的各种规定在此都有表现。所以形而上学式的在场具有一种特殊结构,技术正是作为这种在场的开显从而表现出多重方向的意义。

学界对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集置(Gestell)的分析上,集置是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规定,它的确是其技术思想的主导意义,直接被认作“存在本身的一个本质天命”,成为历史性存在内涵中转向发生的关键。但是除了技术的本质规定之外,海德格尔还分析了技术的其他规定,如工具论的技术规定以及谋制(Machenschaft)。这些技术规定都是海德格尔存在论背景下技术思想的组成部分,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存在意义,共同阐明了作为存在本身开显环节的技术之内涵。

技术的工具论规定是“通行于世的关于技术的观念”、“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7]4,它将技术作为手段和人类行为,海德格尔认为这是一种在日常视野下对技术的理解。日常理解是对理解的前提原则熟视无睹运用起来不假反思的一种思考方式。西方的日常视野植根于形而上学,但是它并没有追溯到形而上学对存在本真的遮蔽性,从而只是一种遗忘了自身遮蔽性的形而上学。技术的工具论规定就是这样的形而上学规定,它以持恒性的在场为特征表现为外在于存在者的根据和原因,它是“人们借以对某物产生作用、从而获得某物的那个东西”^[7]5,在经过近代主体性原则的沁润之后,一切观念和共相都归属于意识规定,这种规定又披挂上自我意识同一性的外衣最后表现为人的意志和行为。技术的工具论规定直接以形而上学为出发点,将本来具有否定性的形而上学在场当做一种积极的肯定性根据,遗忘了技术作为形而上学在场的遮蔽性含义,使得技术在此表现为一种符合形而上标准的、正确的表象。因此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工具论规定始终持有否定态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学者们对这一技术规定的分析和批判^[1]。

正如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历史性思考一样,技术的否定性规定也包含和指示着其原初的含义,海德格尔通过对原因内涵的追溯探寻到工具论的形而上学根源。 他指出形而上学中的原因是“导致一种作用或结果的东西”,这只是单纯以作用因为基础的原因内涵,并不是原因的本源含义,除了作用因之外,原因还有其他三个规定:质料因、形式因和目的因。 这样原因本身在这四种表现形式中表现为“招致”(Verschulden)方式。 这里的招致具有“引发”(Ver-an-lassen)和“进入到达的起动(An-lassen)的特征”^[7]8,说明本源性原因规定并不是外在的,它本身就在要到达和产出的物之中,它源于作为存在者本身构成的在场规定。 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产出”(Her-vor-bringen)“对总是从不在场者向在场过渡和发生的东西来说,每一种引发都是ποιησιç,都是产出”^[7]9。 在产出中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者本身虽有差异但是并不相互外在,由此原因的规定追溯到了第一开端中的在场。 德语中动词性产出即hervorbringen所包含的生产、创造含义,也正说明了其第一开端在场的创造性特征。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工具论规定虽然是一种否定性的技术表现,但是它作为直接单纯的形而上学规定(日常视野)仍然归属于存在意义整体之中,同样它也是凭借着自身的方式指引着技术的内涵。

技术的工具论规定是技术遗忘了自身内在遮蔽性的表达,而谋制则是在明晰了形而上学在场的遮蔽性含义之后对技术作出的规定。所以海德格尔反复强调谋制不是人类的行为,它不同于技术的工具论规定,而是“指一种存在之本现的方式”。这种谋制区别于谋制的通常意义“一种‘坏的’人类活动及其策划的名称”^[8]133,它指引着制作(Machen)的本真含义本真的制作乃是制作和制作者的统一,谋制指引着制作和制作者之间的本源性差异。所以尽管谋制表现为制作和制作者的区别,但是它意识到自身归属于本源性的差异,它是对本源性差异的遮蔽。于是我们可以看出谋制是立足于第一开端之在场含义得出的技术规定。在第一开端中在场作为存在本真含义的遮蔽并没有被遗忘,它本身就是以否定性展现存在的方式。谋制也因此表现出技术作为存在方式所包含的存在之急迫,这种急迫就是存在要在遮蔽中展现自身的具体情态。

然而谋制的这种内涵也并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它包含的形而上学本身的遮蔽性是通过遗忘的方式形而上学而展现的。 也就是说这种遮蔽性本身也是以否定的、遮蔽的方式展开自身,这是一种对于原初状态的二次遮蔽,也恰恰印证了技术的工具论规定对于技术内涵的积极作用,作为手段的技术正属于二次遮蔽。 所以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列举了古希腊的隐德莱希、中世纪的actus(行为)及犹太-基督教的创世观等等这些形而上学式的在场规定,他认为谋制一直隐蔽地保持在这些“持续的在场状态”中^[8]134。 但是这些形而上学的在场规定只是部分地表达了谋制的规定并没有显露出其完全的本质,因为谋制中形而上学的遮蔽性已经处于明晰状态,谋制必然根据遮蔽性来理解和表现形而上学的在场和诸种规定。 那些原本呈现为正确性表象的形而上学的规定不能真正体现出谋制,它们只有在面对着自身开端时意识到自身一直以来对源头的忘却,从而以内在于自身的否定性表达自身,这才能代表谋制的本质状态及谋制所诠释的技术内涵。 这种形而上学自身否定性的出现必然带来形而上学的终结,谋制就出现在形而上学终结之处^[9]77。 此时人的意志和活动以“体验”(Erlebnis)的方式现身,谋制本身与这种体验共属一体。 此处的体验虽然也是将在场归为人的意志和活动,但是它突出了人类学的思想方式,认识到这是本源性在场的遮蔽性表现。 所以体验揭示了形而上学在场规定内在的否定性,让形而上学规定以否定的方式出现。 于是存在者的根据和在场作为持存性在体验中成为了一种“巨大之物”(Riesenhafte),即无法计算之物表现为持恒性形而上学在场是一种量的规定。正如康德所理解的范畴作为存在者存在根据被降低为一种知性概念,它与感性有着一种固有关系,这种关系通过时间图型得以具体说明,而所谓的时间图型正是范畴的量化表达。。它说明形而上学规定只能以否定的方式彰显存在,而反过来从存在的角度看来就是需要否定形而上学量的规定来说明自身。由此存在作为在场最终以量的否定性的方式现身为“质的量”^[8]143。这样看来,谋制作为体验是站在第一开端中存在的立场上表现出的形而上学式的在场,突显出在场自身的遮蔽性,以否定性的方式规定了形而上学式的在场。

技术的工具论规定和谋制都揭示出技术乃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在场,谋制更是上溯到形而上学的开端指明这种在场源出于产出(Her-stellen),技术就是对这种产出的遮蔽。然而这种否定性的技术规定并不是海德格尔技术思想的终点,海德格尔在后期著作中直接基于产出和摆置(stellen)以集置(Ge-stell)作为技术的本质规定,从而展现出技术的整体规定。虽然这种规定同样将技术作为形而上学式的在场,但不同之处在于由于集置包含着存在本真意义开显的方式,它是一个面向存在本真意义的技术规定指引着存在的另一开端,所以它让原本否定性的在场含义有了积极的意义。很明显海德格尔这里所谓的集置并不是“书架”“骨架”这样的日常含义,后者直接写作“Gestell”是在没有意识到原初本真含义的前提下对本质遮蔽性表达;而前者则是关联着摆置(stellen)的本真含义产出(Her-stellen),被当做摆置的聚集即本质。对此海德格尔特意在原词中加入连字符写为“Ge-stell”以突出其与存在原初含义的内在关联。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运用集置的规定十分复杂,它固然包含着否定性意义对存在本身的遮蔽,但是它也根源于对本真性存在的指引。于是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不能只单纯强调集置的否定性它还包含着“拯救因素”,从而将技术直接理解为存在转向发生之处^[3]176-177。其实这种转向的可能性已暗藏在海德格尔对集置的运用中,他具体区分了两层集置的含义:一是我们所熟知的对于现代技术本质规定的集置,它被理解为促逼着的摆置即订造、订置(Bestellen)的聚集这也是大多数出现在海德格尔论述中集置的含义;另一种是创作和产出、生产(Hervorbringen)的聚集,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具体表现为艺术创作的本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出自孙周兴所译《林中路》。孙先生在此处将Ge-stell译为“座架”,而在《演讲与论文集》中Ge-stell则被译为“集置”。座架和集置都是国内对于海德格尔Ge-stell一词的常见译法,本文统一采用集置作为Ge-stell的中文翻译,而引用的海德格尔著作则仍依照孙先生的译文不做修改。^[10]48。创作和生产也是一种摆置的方式,它与现代技术的订置的不同之处在于能够更为原初地展现摆置的含义。所以海德格尔说:“实际上,我们后来把它当作现代技术之本质的明确的主导词语来使用的‘座架’,是根据这里所说的‘座架’来理解的(而不是根据书架、蒙太奇来理解的)。本文所说的‘座架’是根本性的,因为它是存在命运性的。作为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座架源出于希腊人所经验的‘让呈现’,亦即逻各斯(λογοç),源出于希腊语中的创作(ποιησιç)和设置(εσιç)。”^[10]68

所以艺术与技术不同,它是对集置本源含义的运用,它聚集的摆置是艺术创作。创作虽然也是一种生产制作,但它生产出来“作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被生产者而是一种本身承载着生产本身的被生产者。作品中生产和被生产者相互构成,海德格尔将它们的统一称为争执。争执的双方 “相互进入其本质的自我确立中”^[10]33。这正是海德格尔所理解的真理的结构。真理“亦即无蔽,由一种否定而得到彻底贯彻……,真理的本质就是非真理”^[10]38。真理本身就是澄明与遮蔽的统一和争执,它是另一开端中存在的表现,在场已经被融于根源性的差异之中了。所以海德格尔最终认为艺术乃是真理之设置,它说明了集置的渊源真理的开显。作为技术本质的集置源出于艺术中的集置,它是集置自身规定的具体展开。由于集置本身是真理的开显,所以这种开显方式其实就是对其自身的遮蔽以非真理表现真理自身。原来的摆置基于存在本身是一种产出式的在场,而在现代技术中成为订置(Bestellen)。这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的摆置,它破坏了原来争执的结构,生产者与生产处于外在关系中,生产者被生产统摄并以生产为根据消失在有用性当中^[10]48-49,真理也以被遮蔽的形态现身成了一种展现现成之物的正确性。可见作为现代技术本质的集置是对集置本身的遮蔽,虽然它是集置开显的方式,但它仍然表现出形而上学式在场的含义,并由于自身的遮蔽性而显露出一种远离根源的危险(Gefahr)。然而这种来自技术本质的危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否定性了。一方面集置的内涵内在包含着存在本真含义即真理的开显,另一方面现代技术的遮蔽性正是存在真理自身开显的构成性环节。在真理开显的过程中澄明和遮蔽相互构成,真理和存在正是在这种遮蔽中现身。所以海德格尔引用了荷尔德林的诗句:“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7]28于是作为集置的技术表现出一种高度的模棱两可,“这种模棱两可指示着一切解蔽亦即真理的秘密”^[7]33。所以说作为集置的技术通过自身的形而上学式在场指引着本真存在的开显,集置本身包含着存在不同层次的意义,它揭示出技术成为了存在意义转向发生契机的内在原因。

在海德格尔思想中,技术是存在历史中的命运和遣送,由于海德格尔理解的存在表现出不同层次的意义,其存在之思包含着转向,我们只有在海德格尔存在论背景下才能弄清其技术的具体表现。其实技术在存在历史中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在场,它作为转向的开启包含着存在各层意义的表现,技术的规定也随之有着不同方向的表达。技术的工具论规定是在日常视野下对形而上学式在场的规定,这是直接以形而上学为起点理解形而上学之在场,形而上学式的在场因而被表现为正确性的表象,在双重遮蔽下成就了对本身具有遮蔽性的技术的肯定性诠释。但是由于在存在的历史中形而上学乃是对其开端的遮蔽,形而上学式的在场毕竟遮蔽了在场原初含义。所以在存在的第一开端中,技术这一形而上学式的在场以谋制突出了其自身的否定性。谋制揭示出技术实际上是一种体验和量的规定,它透露出对存在的遮蔽和存在彰显本真含义的急迫。然而不论对形而上学式在场的肯定性理解还是否定性诠释,它们都是立足于形而上学的技术规定,真正完整表现出技术内涵的是技术本质的规定集置。在存在之思中集置直接面向存在的另一开端,它指明技术这一形而上学式在场实际上乃是形而上学的终结,技术的遮蔽性正是存在本真含义开显的方式,这让技术这一形而上学式在场在存在本真意义上得以全面展现。由此可见技术的多重表现乃是形而上学式在场在不同存在意义观照下的规定,我们正是通过海德格尔存在论背景下的技术分析才能得以弄清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看出海德格尔的技术同样遵循着存在历史性思想表现为一个多重含义的整体,并在这样的结构中为存在意义转向的发生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