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0日,英国内政部更新了赴英签证所承认的英语考试目录,仅保留了雅思考试(IELTS)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举办的英语考试,此举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无独有偶,早在2014年初,英国内政部就曾出台过“全面暂停托福考试”(TEFL)的政策,使得部分英国学校拒绝接受学生提供托福成绩作为院校申请的语言成绩。在此之后,英国内政部进一步声明:与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的合约在期满之后,将不再续约,其机构组织的托福和托业(TEIC)考试成绩也不再被英联邦签证申请所承认。此后,雅思考试便呈现了一座难求的局面。据英国官方披露,这一系列举措的主要原因是英国广播公司(BBC)《多棱镜》节目曾多次报道过政府认可的测试中存在有组织的犯罪行为,致使托福等考试的成绩信度下降。笔者认为,托福等考试机制的漏洞固然存在,但英国上述系列举措也难掩国家之间在语言推广方面的竞争。

语言推广是国家语言政策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为了自身利益有目的扩大其民族语言或者诱使语言传播,并制定一定政策来巩固其语言地位、加速其语言发展的措施。语言推广政策具有显性和隐性之分,语言考试则属于隐性语言推广范畴。托福和雅思系列考试分别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和英国文化委员会(BC)负责组织,用来评估不以英语为母语者的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听说能力。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作为标准英语的两大变体,代表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身份,是英美两国各自的文化资产、经济要素和政治工具。英语从一个岛国语言发展为当今全球通用语言,得益于英美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强权的共同推动;但英语作为文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乃至文化、价值观、国家认同等无形影响,也导致了两国语言推广的竞争。本文聚焦在英语推广进程中,作为主要推动者的英美两国间始终并存着的合作与竞争,并从语言推广与国家权力的角度,探究这种战略的根源。

美式英语起源于十七八世纪的英式英语。1620年,第一批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抵达马萨诸塞州东南部的普利茅斯,建立殖民地,并将英语带到了北美大陆,这便是美式英语的起源。在早期移民者中,由于英国人居于主体地位,英语也随之在美洲大陆占据了主导。历经殖民地多元文化移植和美洲本土文化融合,英语在北美产生了很大变异,人们通常把当时美洲地区的英语称为“北美英语”(English in North America)或“殖民地英语”(Colonial English)。独立战争后,随着美国民族主义的兴起,美国人愈加意识到语言独立的重要性。1781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约翰·威瑟斯普(John Witherspoon)在《宾夕法尼亚期刊》上提出“美国人所使用的语言不应该模仿那些苏格兰人,否则只会成为一种地方口音”,“应该完全脱离大不列颠王国,寻找一种适合我们自己发音习惯的标准,而不是继续依附于那个岛上的居民。我们要拒绝旧的传统发音,接受新的发音方式”^[1]358。1828年,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出版了《美国英语词典》,标志着美式英语正式形成,人们称之为“美利坚合众国英语”(English in the USA)或“美国创用语”(Americanism),以此来表明它是“这个国家特有的说话方式”^[1]358。美国学者们继承了韦伯斯特的事业,不断把美式英语推向发展,较有影响的是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亨利·门肯(Henry Mencken)汇集有关美式英语素材所出版的《美国英语》,这本书极力强调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的区别,受到了热烈欢迎,被称为“美式英语的独立宣言”。“二战”后,随着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逐渐确立,美式英语的地位也随之被逐步认可。

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在拼写、语法、语音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如美国人表达秋天一直沿用“fall”,而英式英语则换成了“autumn”;美式英语中“mad”可以被解释成“angry”,而英式英语中早已没有这个意思。同出一源,但又代表不同的国家文化身份,致使这两个英语变体的推广中合作与竞争并存。

英美帝国的殖民统治曾暴力推动过英语扩张,为英语日后发展为全球通用语搭建了地理平台,而英美非暴力的语言推广相对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却起步较晚。1908年,美国退还中国“庚子赔款”,并强制将其用于资助中国学生留美,这是美国以隐性方式推广语言的开始。1910年,美国国内成立第一个文化交流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为学术交流特别是对外英语教育提供资金保障。以此为开端,对外英语教育成为美国国内基金会和社会团体活动的主要内容。“一战”后,英国面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也不得不放弃旧有显性语言政策,在著名的《迪·阿伯伦报告》(D'Abernon Report)影响下,先后于1932年和1934年成立了语言和文化推广的两大机构——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文化委员会。

英语推广初期,面对德语、法语、俄语等强势语言,英美两国的合作居于主导。“一战”结束后,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和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联合要求改变此前欧洲各国只用法文签订条约的惯例,提议用英文和法文两种语言书写《凡尔赛条约》。这是英美两国第一次联合推广英语,成果是英语成为国际公文正式通用语之一。此后,取代法语成为第一国际语言成了英美联合的首要目标。正如美国福特基金会一位代表所说:“美国应用语言学中心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世界第二语言调查,目的是要同法语争夺世界第一外语的地位和增加国际之间的交流合作。”^[2]由于法国在“二战”期间国际地位逐渐衰落,法语的统治地位也随之丧失,乃至1945—1946年间,法国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方使法语成为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二战”后,随着英美两国战时同盟的持续存在,两国语言推广上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加强。1955年,英国文化委员会首次邀请美国新闻总署参加了在牛津举行的英语教学研讨会。1959年,美国新闻总署和美国应用语言学中心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于华盛顿召开了“海外英语教学”大会,英国文化委员会派遣官员和著名专家参加,这次会议详尽部署了英美国家海外英语推广任务,包括推广目的国、教学方法、教材、语言测试、海外援助等。1961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在剑桥再次举办“英美国家海外英语教学大会”,多位美国专家出席,除再次讨论英语教学方法、教育援助、现行的合作方式及发展外,还提出了在英语教学中增加英美国家经济、社会、人文宣传的议题。自此,英国文化委员会和美国新闻总署开始在语言推广途径、策略和教学方法、教学目标等多方面交流合作。

俄语是英语推广道路上的第二个竞争对手,俄语最初主要在沙俄国内使用,苏联成立后,以所谓“自由选择和硬性规定”的方式,令境内除波罗的海沿岸各族、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意第绪以外的所有民族,都放弃使用源自西里尔字母的拼写法,改用俄语字母,俄语变成了苏联境内的法定通用语。“冷战”时期,随着两大阵营的建立,俄语进一步变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通用语。1980年,全世界有近3.5亿人懂俄语,仅在1989—1990年,苏联各类学校中就有约18万外国人在学习俄语。可以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俄语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最广泛的时期。伴随着“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敌对,语言推广成为文化渗透的主要手段,以广播语言为例,6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每周对外广播总时数从1 492小时延长到2 400小时,增加了60%以上,主要针对苏联和东欧地区,向其推广美国语言和文化。英国政府也为俄语地区的广播增加拨款,广播时长从589小时延长到720小时,增加了26%。苏联也不甘落后,不断向资本主义阵营和其他偏中立地区推广俄语,但因90年代苏联解体,俄语的国际地位也急速衰落,不再是英美两国合作语言推广的主要竞争对手。

法语、俄语等主要强势语言随着其主权国家国际政治地位的下降而衰落,英语却因美国霸主地位的确立,逐渐充当了国际政治、军事、科技等领域的通用语言。然而,英语对其他语言的竞争意识依然存在,正如英国文化委员会2010年度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能忘记,英语并不是唯一的国际语言,现今仍有许多可被使用的国际交流语言,如汉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英语只是比它们覆盖范围更广一些罢了”^[3]。

英美两国语言推广的合作显而易见,而竞争却鲜有人关注。美国始终将美式英语推广定位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有效融入到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宏观战略中。政治上,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美式英语也随之成为了主要国际机构的主导性语言。经济上,美国1947年颁布了以恢复和重振欧洲经济为名义的“马歇尔计划”,1949年制定了以援助亚非拉地区经济、教育为名义的“第四点计划”,这些既方便了美国资本和商品输出,又实现了美国英语在欧洲和亚非拉地区的广泛传播。文化上,美国全力推进文化渗透,搭建起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英语传播体系:第一,扩大美式英语为媒介的教育范围。如通过援助项目选拔和资助各国主要领域的社会精英留美深造;美国派遣大量英语志愿者前往各国进行教学援助;积极与各国主要大学开展教育合作,出资鼓励本土大学按照美式教育体制开展教育改革等。第二,美国学术界积极掌控各领域的教学、学术与科研领域的发展动向,操控世界主要研究领域的主流思想和发展走向。第三,美国积极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如电影、广播、电视、图书等,将美式英语和美国的价值观带到世界各地。这些文化渗透与美式英语的推广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积极地影响了人们对美式英语的语言态度,扩大了美式英语的语言需求。

相对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优势,英国政府制订了以英联邦、英语世界和欧洲为重心的“三环”文化外交战略:对“第一环”的英联邦国家,主要是通过“援助”的方式,进行英语教学和文化交流,以加强和维护既有联系;对“第二环”的英语世界,则重在发展科学、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改变旧有形象,建构“充满活力和具有创造性的形象”,英美间语言推广合作的顺利进行与英国此时期的战略也有密切关系;在“第三环”的欧洲地区,则以相互间的教育、文艺交流为主,体现在语言推广上则是英语教学推广、英语图书传播等。以广播媒体为例,BBC和VOA(Voice of American,美国之音)作为英美两国最主要的对外语言推广媒体,BBC使用标准的英式英语,早期主要面向殖民地广播,是“连接和协调大英帝国各部分的纽带”;VOA以美式英语为标准,利用庞大的无线电网络在全世界宣传美国对外政策、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化等。此外,两家媒体还专门设有语言教育类节目,以其在中国为例,VOA推出“美语三级跳”“礼节美语”等节目,BBC则推出“跟我学英语”“地道英语”等节目。1994年,VOA成为世界上首家利用互联网的国际广播电台。1999年,BBC也加入互联网,并提供书籍、报刊、英语教学、交响乐和网络新闻等服务。据统计,目前英国本土以外的在线访问者人数,几乎是英国本土人数的两倍。当今备受瞩目的语言考试也是两国竞争的焦点。1965年,由福特基金和丹福思基金资助的托福考试成为美国大学最主要的英语考核标准,此时英国采用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的英语水平测试组合,但其考试人数远远低于托福。英国文化委员会在1989年联合剑桥大学、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开发署共同研制了雅思考试系统,并作为进入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的重要英语水平测试标准,但雅思和托福在初始阶段并不互相承认。针对职业英语考试,美国推出了托普(TPE)考试,英国则有博思(BLTS)考试;针对商务类英语考试,美国有托业,英国则有剑桥商务英语考试(BEC)。英国的语言推广为与其文化外交政策有机融合,不仅推动了英式英语的传播,而且促进了世界各国对英国文化的理解。2012年,英国著名杂志《单镜片》评估了全球30个主要国家在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排行榜,英国居然位居榜首。

在漫长的英语推广进程中,英美两国的合作与竞争一直是相伴相生、如影随形,而其强弱程度则取决于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国家利益。究其根源,是语言的社会属性和文化特征决定了语言推广与国家权力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语言推广依赖于权力,语言推广服务于权力。

权力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其根本含义是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影响、支配或控制其他人或其他组织,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能力和力量^[4]。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在国家层面将权力划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硬权力”是指一定国家和社会的军事力量、自然资源和其他有形的物质力量,它通过“经济胡萝卜”和“军事大棒”威胁利诱别人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软权力”是指文化、价值观、国民凝聚力等无形的优势,它通过精神和道德诉求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相信或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拥有“软权力”的一方所希望的过程和结果。归根结底,“软权力”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力和规划力^[5]。

语言推广依赖于权力。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提出“任何语言都是国家体制所担保的某种权力符号的结果”^[6],比如,法语在法国大革命后上升为官方语言就是通过对其他地方性语言的排斥来实现的,是社会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历史上很多语言的成功推广都曾依靠军事征服:如阿拉米语在古代中东的传播,拉丁语在罗马帝国的扩散,玛雅语在中美洲的应用,阿拉伯语在伊斯兰教地区的蔓延,西班牙语在新大陆的扩展,法语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岛国的推广。英语的通用语地位离不开殖民统治时期的语言强化。社会学家约书亚·费什曼(Joshua Fishman)曾专注研究过20个前英美殖民地国家的语言使用情况,目前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仍保持很高的英语化,甚至有5个国家的小学教育仍使用英语;在整体使用上,半数的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从法律上认可英语的地位^[7]。

暴力之外的语言推广,其动因在于语言的价值,即语言领有者的社会及历史地位和它对语言接纳者的价值体现。在大英帝国逐步分崩离析之际,美国这一新兴的独立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各方面后来居上,使得本该自然衰退的英语停下了步入消亡的脚步。美国在政治领域的强权,使得英语成为跨国维和部队的交际语言、在国际法院和战犯审讯中拥有优势地位、在众多政府和非政府性质的国际机构中充当官方工作语,英语成为了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既定通用语。美国在经济、科技领域的优势,促使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信息传播系统的形成,仅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却垄断了世界近90%的新闻,美国的“软权力”确立了英语的交际价值和文化价值,使得英语成为了对于接纳者最有价值的语言。殖民地英语暴力推广之后,美国的“软权力”以隐性方式影响着个体的语言选择,而最终将英语传播推向高潮。阿尔玛·鲁博尔-洛佩兹(Alma Rubal-Lopez)对117个国家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1977—1996年的20年间,到英语国家留学的外国学生数量不断攀升,拥有英语报纸的国家越来越多,英文报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8]。

语言推广也服务于权力。语言学家爱德华·萨贝尔(Edward Sapir)曾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9]萨贝尔揭示了语言、思维与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当代认知语言学更进一步提出语言是人类主要的认知途径,“不同的语言体现不同的认知途径”^[10];“不同的语言往往意味着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11]。因此,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和象征^[12]。基于此,蔡永良、王克非通过美式英语官方化运动的影响提出语言具有“团结统一国家”“同化异族”和“消解异族文化”的功能^[13]。这也正是语言反作用于权力、语言推广服务于权力的根源所在。1847年,非洲殖民事务局提交的一份方案中,把掌握英语语言知识看做是“教化属地内有色人种的最重要方式”。这种方式被认为是对殖民地的“间接统治”,即通过语言推广,将英国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文化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灌输给殖民地,进而强化殖民地统治的合法化,稳固统治权力的基础。

从语言经济学角度看,语言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语言推广也因其经济功能和文化效益服务于国家的“软权力”。美国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之一是依附语言的文化商品,早在1996年,依附语言的文化商品(如影视节目、书籍和软件等)在美国出口产品中占据的份额就已经超过了所有传统工业(如汽车、电子、国防工业等)。根据英国高等教育政策中心的最新统计,包括留学在内的“英语产业”每年为英国带来超过100亿英镑的收入。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曾指出:“英国的黑珍珠不是北海的石油,而是英语。它是我们文化的源泉,也即将成为全世界商业和信息的通用语,而我们所面临的就是如何更好地开发这种资源。”^[14]同时,语言推广所产生的文化效益乃至对经济的繁殖功能更是不可估量的。维基百科显示,自电影产生之初到2014年,世界具有最高票房收入的50部电影都是由美国电影公司出品的英语电影。电影作为文化载体,在创造巨额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将美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带到了世界各地,人们对于电影所展示的美国文化的追崇和对美式英语的积极态度产生了相互促进的效果。

英语的全球化虽是一个多维度、多要素的复杂历史进程,其成功的语言推广战略却可以为我们用作他山之石。我国的汉语言推广应遵从并充分利用语言推广与权力间的内在规律,使汉语推广与提升国家“软权力”和核心竞争力深度融合。

首先,顺应世界语言推广时势,科学制定语言规划。如今语言推广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法国“法语联盟”、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意大利“但丁协会”、英国“英国文化协会”等世界知名语言国际推广组织纷纷借助语言推广宣传本国文化,重塑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权力”。在语言推广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英语的全球化是汉语言推广工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英语的全球通用语地位强烈地冲击了其他语言和文化,甚至导致弱小语言和文化的消亡,罗伯特·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英语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正视这一事实,顺应时势地做好汉语与英语的语言地位规划,既有利于避免汉语受到英语的过度影响,也有利于促进汉语推广工作的成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普及英语教育,使国民英语水平大幅提高,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国际交流、促进了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为汉语的国际推广起到积极作用。因此,科学制定语言规划,既有利于语言生态的和谐,也有利于汉语国际推广的开展。

其次,充分借助国家“硬权力”提升语言传播的推动力。经济、科技、政治等方面的强势是一门语言传播的推动力,英美两国的合作恰好有效地提升了英语传播的推动力。以英语语言推广的投入为例,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组织纷纷赞助国外英语教育,向众多的美国大学提供奖学金,并资助非英语国家的英语教学师资培训。自1964年以来,至少有40个政府机构在辅助语言推广,年均费用达到2亿美元。英国文化委员会每年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语言推广和文化外交活动,仅1989—1990年度的预算就有3.21亿英镑。近年来,我国逐渐增强的经济实力是汉语言推广取得成效的主要动因之一。贸易交流的增长促使各国,尤其是亚洲地区主动学习汉语。经济权力增加了汉语的语言价值,“掌握汉语能够得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的心理拉动了人们对汉语的需求。此时,如果增加汉语推广的投入,并提高其使用效率将会更加有力地推动汉语推广。

最后,发挥“软权力”功能,提高语言声望和吸引力。语言声望是语言价值的外在表现。除经济因素外,文化、历史、传统等因素也对语言声望起决定作用。当一门语言所处的社团具有卓越的哲学、文学、科学、技术时,来自其他社区、渴望获取这种知识的人就会自愿地学习该社团的语言。这是语言声望在某一领域内影响了个体的语言选择。至今,希腊语在科学领域、拉丁语在神学领域、阿拉伯语在宗教领域都保持着很高的语言声望。汉语由于其悠久的文化,曾经在历史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尤其唐朝时期,周边国家纷纷学习汉语,通过借鉴汉字、演绎汉字来创制本民族的文字。汉文化的影响始终是汉语声望的重要保障,因此,汉语传播应该坚持与中国文化密切融合,推进文化交流和语言推广的共赢。

语言推广的权力之争是国家间“硬权力”和“软权力”之争,也是国际话语权的博弈。语言推广与权力间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关系使其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连续统。当这一本质逐渐明朗之时,语言推广便成为塑造国家形象、增加国际交流、提升国家“软权力”乃至辅助国家“硬权力”的有力工具,并构成国家语言战略一部分。汉语的语言推广也应主动顺应当前激烈的语言竞争时局,利用我国逐渐增强的“硬权力”和“软权力”,不断增加汉语的语言价值,全面推进汉语言文化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