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院科学时代,科学家们进行的科学活动所表现出的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的科学精神气质,是科学共同体的普遍特质,科学的自主性彰显。然而,在社会进入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实践方式与以往相比有很大的变化,科学的社会属性日益明显,科学实践活动成为社会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以社会经济功效为指向的科学研究与开发活动逐渐成为主流,科学共同体的精神气质发生了转变,道德产生了危机,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共识受到挑战。道德共识是主体间在交往实践的基础上所达成的关于道德原则的共同认识。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共识是在科学实践的过程中,在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及科学共同体成员与社会其他成员交往实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科学道德原则的共同认识。后学院时代同时也是大科学时代,科学实践活动是集体协作的过程,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共识是科学道德实践的前提基础。因此,分析后学院时代科学共同体产生道德危机的原因,探寻摆脱道德危机、实现科学共同体道德共识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后学院科学是相对于学院科学而言,由英国科学哲学家约翰·奇曼提出,它是指科学家的科学实践活动以社会发展为导向而科学成为社会发展一部分的现代科学实践模式,科学不再是简单的纯粹求知的探索实践活动,科学的社会旨归成为科学活动的价值指向,取代了默顿范式下的以求知为旨归的理想状态下的科学探索模式。后学院科学不再仅仅是知识生产的一种新模式,同时它还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1]。奇曼认为后学院科学在社会发展中呈现出集体化、效用化、极限化、政策化、官僚化和产业化六大特征。这一时期科学知识的生产活动是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进行,社会因素影响和引导着科学发展的方向。后学院时代科学实践活动的社会价值取向决定着科学共同体具有很强的社会依赖性,影响了科学探索的独立性与自由精神。在这种新的语境下,默顿范式下的科学道德规范受到了挑战,后学院时代科学共同体出现了道德危机。

后学院时代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危机是指由于社会因素与科学实践相互嵌合带来的价值多元化造成了科学共同体的伦理困惑,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科学道德失范现象,使科学共同体道德陷入危机。科学共同体在“后学院”语境下的科学实践活动面临着比“学院科学”更加复杂的社会因素的考量和更多利益关系的协调,处于更加复杂、多元的价值选择之中,因此,后学院时代科学道德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2]。科学研究活动需要更多地关注科学知识的社会功效,它依赖于复杂的、多元的、异质的社会行动者的资源与规划,如政府、企业、商业组织的资助等,科学利益主体多元化,以至于要为科学共同体找到能够达成共识的道德原则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后学院时代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危机表现在许多方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科学共同体学术诚信的危机。科学研究活动是对物质世界规律的把握与呈现,这就要求科学共同体要具备客观、严谨的科学研究精神,这种精神是通过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诚信来加以表现。可以说学术诚信是科学共同体的生命,是科学精神的最高原则。后学院时代,科学实践活动已不是在一个密闭的象牙塔中进行,而是在与社会行动者(政府、企业、商业、社会团体等)频繁互动中开展研究,科研立项及科研经费直接主导了科学的发展方向,而学术成果将直接决定科研工作者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并影响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的获得。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科研活动的功利化倾向严重,以致在科学共同体中出现了剽窃他人成果、数据造假等科学道德失范现象,造成了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诚信危机。其次,科学共同体公平竞争的危机。后学院科学的到来,加剧了科学共同体成员对社会资源争夺的竞争,“马太效应”在科学资源的分配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共同体出现了一些有悖科学道德的不正当竞争现象,如科学研究打压异己、申请项目跑关系等,这些行为会严重阻碍科学的健康有序发展。最后,科学共同体社会责任的危机。科学共同体是人类社会中的精英群体,承载着人类求真与求善的使命,其成员的社会责任意识对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与科学知识的社会后果具有重要影响。后学院时代,科学共同体与社会各利益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伴随着利益关系的复杂化,科学共同体缺乏明确的道德观念的约束与引导,“这时对科学共同体的伦理要求比任何时期都要迫切,科学共同体面临的伦理问题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显得复杂和棘手,集体化科学共同体面临许多伦理难题”^[3],从而导致一系列无视社会责任的科学道德失范现象,如科研经费使用不当、科研取向为某些利益集团辩护等。

后学院时代科学共同体所出现的以上这些现象违背了科学精神与科学道德,损害了科学的声誉,动摇了人们对科学的信心,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

造成后学院时代科学共同体道德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科学共同体本身而言,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后学院时代科学共同体内部主体性的价值理性的弱化,使科学仅承担工具理性的责任,从而减弱了科学及其共同体本身所应承担的伦理道德责任,致使科学本身的自由精神气质和德性的品质受到了威胁。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科学共同体主体性价值的表现。科学共同体主体性的价值旨归影响着科学本身能否健康发展。科学共同体主体性的本质体现着科学共同体的最高自由价值旨趣。“自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人的主体性的根本前提和理论基点,失去自由便没有主体可言。”^[4]科学共同体的自由体现的是科学共同体的自由探索精神,是科学共同体作为主体对世界的好奇、关照与揭示。在这种探索过程中既需要工具理性的指导,又需要价值理性的规约。然而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过程是工具理性不断彰显的过程,如果说学院科学时代科学共同体的理性还没有完全被工具理性所异化的话,那么到了后学院科学时代,伴随着社会因素的深度介入,科学共同体的理性突出表现为工具理性,从而成为实现目的的手段。

价值理性的退缩使科学共同体的自由与自律精神受到影响,导致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危机,造成科学共同体社会责任的缺失。后学院时代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危机与其自身自由和自律精神的欠缺直接相关。科学共同体本应自觉地决定自己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那么他是自由的,他的行为才具有道德意义。可以说科学共同体的自由是科学道德的基础,而自律是科学共同体的自我反思、自我规定,这个自律守候着科学共同体的自由。它体现的是科学共同体的理性力量,理性能力越强,科学共同体的自律性也就越强。在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实践与各种社会因素嵌合,科学共同体被各种利益诉求所绑架,其工具理性彰显而价值理性弱化,使科学共同体变成了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它的理性自由受到工具理性的奴役,其自由与自律精神受到了影响和限制。科学实践过程中科学共同体不再自由地探索科学问题,而在某种程度上屈从于社会行动者和自身的利益诉求。当面临人类长远利益与社会、集团的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矛盾冲突时,科学共同体的道德自由与自律性往往会被瓦解,科学共同体受制于利益集团,其自由与自律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科学道德失范问题和一些社会风险。

不仅如此,价值理性的弱化还使科学共同体的责任失去社会根基。责任体现的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义务关系,是二者紧密相关的矛盾统一体。科学共同体的主体社会责任指的是科学家对未知领域的探寻、知识的追求及对社会大众应尽的义务,在后学院时代应更多地考虑社会大众的长远利益,关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科学共同体自由与责任的社会维度。自由不仅是承载主体个人意义的纯粹自身的自由,同时自由也包含着主体因为自由所必须要承担的对于他人和社会的责任^[5]。科学共同体在科研选题、研究过程、成果论证中都应该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去分析科研成果的社会价值,关注科研成果的技术运用。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实践不仅要求真,而且要求善,科研工作者应始终把实现人类的幸福作为自己最高的实践原则。然而在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共同体彰显工具理性,甚至成为追求经济指标的工具,一些科学共同体成员不再作为独立的主体与其他社会主体相遇,而是成为了某些社会利益集团实现目的的工具,无法承担其所应有的社会责任,在一些事件中往往找不到事故的责任主体。

在后学院时代重构科学共同体道德共识具有重要的意义。价值理性的弱化带来科学道德的危机,造成了诸多的道德失范现象,使科学共同体深陷道德危机之中,重构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共识是解决科学道德危机的一种路径。

科学道德原则的共识与科学知识的共识不同。科学知识的共识虽然也要通过争论,因为“认定某些成果是‘确定性的知识’的标准本身,通常是作为发现和证实过程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设立的,并常常会被修正”^[6],科学知识的确定性主要依靠结论的可重复性、逻辑的自洽性等客观性原则获得,而科学道德原则的共识却很难找到大家都认可的客观基础。因为一个规范之所以有效,其前提在于所有人都自愿遵守这个规范,这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自愿接受由于遵守这一规范所带来的对自身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可能造成的一切后果和负面影响^[7]。主体间的道德共识是出于人们的自愿心理,基于主体的道德体验,发端于人的良知,而不仅仅是人们权衡利弊的结果。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共识也同样是科学共同体成员对科学道德原则的共同认知过程和自愿接受与遵循过程。然而,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共识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共同认识,同时也包含了社会其他成员对科学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希望。后学院时代不缺少道德原则,缺少的是道德共识。如何实现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共识就成了这个时代急需解决的问题。

首先,在后学院时代,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强调主体性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原则。要实现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共识就要先提高科学共同体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的培养需要科学共同体价值理性的回归,以此来克服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彰显所造成的科学实践人文关怀的缺失。因此,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原则应该成为科学共同体主体性的价值旨归,使科学共同体成员明确科学实践活动既要求真,更要求善。因为在后学院时代科学与价值无涉的观念已变得空洞乏力,“科学与伦理无涉论的研究范式将科学看作是一个不需要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阿基米德点,这种对科学的超验主义理解势必把科学认识活动等同于无所不能的绝对精神,等同于超验玄思以及脱离现实的恣意妄为”^[8]。针对后学院时代科学实践活动的现实情况,尤其要强调科学的价值理性的内涵,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形成人性高于物性的道德共识原则,把科学的旨归指向为人的目标。

其次,提升科学共同体的主体意识,形成科学场域与社会场域的主体间性,达成科学与社会的互动与对话。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共识是主体间的道德共识,是在主体间形成的“理想交往共同体”的道德共识。在这种“理想交往共同体”中每一个人都具有双重属性,他们既是独立的个体性存在,又是具有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资质和诉求的开放性存在;既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私人性存在,同时又是通过与他人交往而试图达成共识的社会性存在;既具有个人信念的自律性人格,同时又会不断地为了追求价值信念的公共性而向他人敞开^[9]。这种主体间性的形成是在科学共同体成员主体性功能充分发挥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后学院时代社会行动者(政府、企业、商业组织等)与科学实践过程密切纠缠在一起,加强科学场域与社会场域的融合,有利于实现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共识,建构科学家能够自我决定的自由精神,让发现真理与造福人类的科学使命得以实现。只有科学共同体成员提升了主体性,才能真正建立起科学共同体成员间及科学共同体成员与社会其他成员间的主体间性,才会有科学良知存在的基础,为主体间的情感共鸣与道德共识创造条件。

再次,彰显交往理性,进行不同语境下主体间的道德商谈。科学共同体既是现代性的产物,同时也促成了现代性的形成。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针对现代性问题提出一个重要概念交往理性。他认为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工具理性的泛滥,“目的—手段”思维成了人的主要思考方式,进而异化成了统治人类的技术与科学。交往理性是理性发展的更高阶段,与以原子式主体存在为基础的工具理性不同,交往理性是以主体间性存在论为基础的,是主体间互为目的的交往方式,以此解决现代性危机,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后学院科学时代是工具理性泛滥时代,工具理性早已跳出了人对自然的原初范围,进入到了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压抑、排挤其他理性空间。在工具理性统治下的科学共同体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外界对象的手段化,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人与物的关系,美德消失了。后学院时代要建构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共识就要彰显以人与人互为目的关系的交往理性,在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及科学共同体成员与社会其他成员间交往实践的基础上,以语言交流为中介,以真诚对话为条件,促成不同语境下主体间的道德商谈。参与道德商谈的成员讨论的主要问题是道德的公正性并就各自责任和义务进行明确的解释和界定,这种道德商谈并不是要提供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具有客观目的论性质的价值标准,而是仅仅提供多方认可的正义原则来协调多元价值关系,从而可以实现道德共识^[10]。在现实性上,“无论是主体对自然界的改造,还是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和理解,都是在实践中进行的”^[11]。科学共同体的交往实践既包括科学家之间的交往,又包括科学家与政府部门、企业组织、社会大众之间的交往,在确定科研选题、项目评审、成果评估的过程中充分地沟通交流,积极促进道德共识的实现。

最后,增强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意识,促成道德共识。科学共同体道德共识的形成不仅要依托于科学家的良知,同时要诉诸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意识。科学家在科研活动中应该确立一种人类共同利益的视角来谋求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能只考虑自身利益而忽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诉求,否则必然会使自己在世界舞台上陷于孤立^[12]。责任伦理思想是针对单纯依靠人的良知维系的道德观的局限所提出的一种伦理解决方案。它关注的是行为的后果,行为主体要对自身行为的后果负起责任,以此提醒行为主体以更审慎的态度对待眼下的工作。因为我们无法实现对未来的准确预测,这可能是我们永远的命运,那么审慎的态度就是勇敢的更好的表达方式,这也是来自责任的绝对命令^[13]。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面临的伦理问题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前现代科学时代,人类可以轻易地预见到自己的技术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但是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当代高新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无法准确地预见这些技术所能产生的作用后果,如生物工程技术、纳米技术等。如果说在前现代科学时代道德原则的基础可以依靠人的良知,那么高新技术时代的道德实现就得依靠人的责任意识。因为无法准确预见高新技术的后果,科学共同体良知的判断已经失效。只有激发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在缜密分析可能出现的后果的基础上,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开展科学实践活动,才有可能尽量避免高新技术的负面效应。

后学院科学时代是大科学时代,科学实践与社会因素紧密结合,科学家忙于获得社会资源的支持,而忽略了自身所承载的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学院时代也是责任虚无的时代。这种责任的虚无带来的是科学共同体成员价值的多元化,使科学共同体陷于道德危机之中。为了走出危机,就要增强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意识,以社会责任为导向,促成科学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共识。

在今天,后学院时代科学道德的危机不仅是科学场域内科学共同体的危机,更是人类的危机。后学院科学实践过程的复杂性给科学技术的应用后果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强调主体性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原则,提升科学共同体的主体意识,形成科学场域与社会场域的主体间性,在交往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道德商谈,增强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意识,促成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共识,是走出科学道德危机的有效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