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2.005
目前我国各地在城镇化进程中频频出现如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开发失控,建设用地盲目蔓延、拆迁冲突不断等城市病现象,证明过去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冒进式”城镇化和空间失控的严峻态势,我国的城镇化战略不仅会受到影响,甚至将会对我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产生阻碍。 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开始对城镇化战略进行了调整,主要包括将城镇化的战略推进要求确定为以人为本和将城镇化战略的实施路径确定为全面放开小城市落户,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第二个调整实际上暗含当前应该发展中小城市而不是特大城市的战略意图。 学界对于第一个调整基本没有异议,而针对第二个调整则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鉴于此,本文试图利用城市蔓延视角对我国过去城镇化战略的推进效果进行研究,对我国现有城市规模分布体系进行检验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 文献综述本文首先对我国城市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整理,随后对城市蔓延指数的内涵及测算方法进行了回顾。
1. 关于我国城市发展的相关研究学界对于以何种城市类型作为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支持大城市应该作为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的学者认为大城市经济集聚程度高从而经济发展效率较高,不仅能够保障经济发展,同时有助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1, 2, 3, 4]。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部分学者认为大城市发展既不利于区域均衡发展,同时城市无序扩张难以控制,最终使得城市发展质量难以保证。实际上在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及城市发展过程中,部分大城市出现了包括交通拥堵、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严重的城市病现象也很好地证明了大城市发展偏向战略的误区,而中小城市由于规模较小,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产业活动空间布局及与环境资源的和谐发展方面更容易实现,同时其建设成本相对较低,从当前发展实践看,更容易被推行[5, 6, 7, 8]。实际上国外学者也发现一定的城市规模对于提高生产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溢出作用[9, 10, 11, 12]。另一方面关于我国目前城市规模体系的大小情况,现有研究也有不同看法。Fujita 等 (2004)以中国城市规模体系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地级市的规模分布情况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论表明当前中国城市规模体系存在两个显著特征:规模偏小及规模分布的两极化趋势明显[13] 。Au & Henderson(2006)则通过选取集聚经济模型对中国城市的规模与效率进行了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证明在中国205个城市中,规模偏大的城市比例低于6%[14] 。蔡之兵等(2015)运用ROBERT框架构建了城市最优规模确定的理论模型,并通过该模型,利用中国的城市数据检验最优城市规模是否存在,最终结果表明最优城市规模是不存在的[15] 。
2. 城市蔓延的内涵及测算城市蔓延(urban sprawl)是西方学者针对20世纪中叶出现的城市快速向郊区扩张现象而提出的概念。该概念最早见于威廉姆斯的著作[16]。在具体的定义方面,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研究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界定方法,如Gottmann认为城市蔓延就是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其边缘区域向周围区域持续扩张的过程[17],然而 Downs等则倾向将城市蔓延等同于城镇化,他们认为城市蔓延实际上是城镇化,只不过这种城镇化表现形式为过度的郊区化[18, 19, 20]。Dutton等则对城市蔓延的主要表现形式和主要动力进行了研究[21]。
城市蔓延概念一经提出,由于其形象地表现了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快速向周边区域扩张的过程,迅速引起了大量的关注,并形成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文献,在所有的研究领域中,城市蔓延的测算与评价是最为基础的内容,根据测算重点的不同,可以将评价城市蔓延的方法分为单指标和多指标两种。
城市蔓延的单指标评价方法指的是利用单一指标来衡量城市蔓延的程度与水平,其中比较常见的有人口密度、土地扩张速度、住房密度等指标,其中Hasse等以人口密度为指标,巧妙地综合了城市扩张过程中城市人口和土地扩张数据,对美国281个城市的城市蔓延历程进行了研究[22]。Lopez等在Hasse方法的基础上,选取了居住密度指标来替代人口密度指标,并构建了城市蔓延指数,城市蔓延指数值越大,则城市蔓延的程度越高[23]。
多指标测度方法:顾名思义,多指标测度方法指的是利用多项指标对城市蔓延进行测度。具有代表性的多指标方法有:Ewing结合了人口密度、居住密度及道路密度等4个指标构建了城市蔓延指数[24]。Sierra Club则进一步地选择了包括人口迁移方向和土地使用变化情况的动态指标对美国城市的蔓延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排序[25] 。Galster等认为评价城市蔓延的指标体系不仅应该包括密度指标,同时类似如区域间联系、集聚程度、向心情况、多中心均衡情况、土地空间布局和交通可达性等指标同样应该被包含[26] 。国内学者方面,刘卫东等人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城市蔓延的评价体系,并利用模糊数学方法对最终构建的城市蔓延指数体系进行了修正[27] 。王家庭则利用类似的指标体系对我国城市蔓延水平进行了测度[28] 。
二、 我国过去城镇化战略存在偏差吗?来自城市蔓延指数的证据学界和政界都认为过去我国城镇化战略出现了偏差,然而这种观点的论据多来自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病现象。实际上,城市病现象固然与城镇化进程具备一定的因果联系,然而根据我国目前发展的实际情况,城市病现象可能更多的与城市管理规划水平相关[29]。 因此,将城市病现象的出现作为判断过去城镇化战略的主要依据是存在疑问的。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城市蔓延视角直接对我国城镇化进程进行研究,为判断我国过去城镇化战略提供较为科学的依据。
1. 城市蔓延指数的测算方法在对城市蔓延的内涵进行界定以后,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城市蔓延指数并运用该指数对我国各区域的城市蔓延指数进行测算,城市蔓延指数的测算方法如式(1)~式(3)所示。
| $ S{I_{i,t + m}} = \frac{{\left( {B{A_{i,t + m}} - B{A_{i + t}}} \right)}}{{B{A_{i,t}}}} $ (1) |
| $ CU{P_{i,t + m}} = \frac{{\left( {U{P_{i,t + m}} - U{P_{i,t}}} \right)PB{A_{i,t}}}}{{S{I_{i,t + m}}}} \times 100\% $ (2) |
| $ CPB{A_{i,t + m}} = \frac{{\left( {PB{A_{i,t + m}} - PB{A_{i,t}}} \right)U{P_{i,t + m}}}}{{S{I_{i,t + m}}}} \times 100\% $ (3) |
如果在城市蔓延过程中,某区域的人均建成区面积增长贡献率小于人口增长贡献率,那么该区域的城镇化类型可能更多地属于人口驱动型;如果人口增长贡献率小于人均建成区面积贡献率,那么该区域的城镇化类型可能更多地属于空间驱动型;如果人口增长率与人均建成区面积贡献率相当,那么该区域的城镇化类型属于均衡驱动型。
2. 城市蔓延指数的测算结果本文研究目的在于根据我国各省份1990—2010年的城市蔓延指数测算出人口增长及人均建成区面积增长对城市蔓延的贡献率,从而判断各区域所属城镇化类型。原始数据皆取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具体测算结果如表 1和表 2所示。
 | 表1 1990—2010年全国及三大区域城市蔓延指数和城镇化类型 |
 | 表2 1990—2010年29个省区市城市蔓延指数和城镇化类型 |
从表 1和表 2中可以得到如下三个结论。
第一,就整体而言,我国城市蔓延速度较快。从表 1中可以知道,全国的城市蔓延指数为2.417,中部地区的城市蔓延指数为1.885,东部地区的城市蔓延指数则高达4.198;就省市地区而言,全国只有8个省市的城市蔓延指数小于1,这也从侧面证明过去一段时间我国城镇化速度较快,城镇化战略取得了明显成绩,1990—2010年20年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率达到1.8%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二,城市蔓延指数显示我国绝大部分区域的城镇化类型是空间驱动型的。在29个省市中,有17个省份城镇化类型属于此类。这充分说明我国过去的城镇化战略可能仍然是更注重城镇空间面积的扩张而不是农村居民的市民化,有力地证明了我国过去城镇化战略的确存在偏差。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也从侧面证明这一点。以2012年为例,201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2%,然而同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只有35%,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表明我国过去城镇化战略的重点并没有放在农民市民化而更多的是放在农村土地城市化这一点上,大量的农民虽然在城市里谋生却并不具有和市民相同的权利,因此从这两方面可以认为我国过去推动城镇化战略的方式存在一定偏差。
第三,通过表 2可以发现一方面城市蔓延速度较快的区域多为经济发达区域,而城市蔓延速度较慢的区域多为欠发达区域;另一方面城镇化类型属于空间驱动型的占绝大多数,这也充分说明我国过去城镇化战略更加重视城市空间的扩张而非人口的城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经济欠发达区域的城镇化战略更注重的是城镇化战略所附有的、潜在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农民和市民的利益,这些区域更多的是将城镇化战略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或获取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这同样证明我国过去城镇化战略出现了一定偏差,这也是导致我国土地财政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三、 我国现有城市规模体系过大吗?基于齐普夫法则的检验通过上述探讨可以认为我国过去城镇化战略过于注重城市空间的扩张而不是新市民的利益,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方向性偏差。因此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将新型城镇化的主旨确立为以人为本是完全正确的调整,然而与此同时该规划也将城市发展战略的重点调整为优先发展小城镇,这种调整可能是缺乏依据的。过去城镇化战略推进偏差所导致的后果固然体现在大城市的城市病如人口规模过大、城市拥挤等问题上,但是这种偏差所带来的后果同样体现在小城镇上,如我国目前绝大多数“鬼城”都是小城镇而非大城市这一方面。因此,将城市发展战略的重点调整为优先发展小城镇是值得商榷的。为了更好地为我国城市发展战略提供调整依据,本文将利用齐普夫(Zipf)法则对我国现有城市规模体系进行研究。
Zipf法则描述了在一个国家内部城市规模与城市位序应该满足的规律[15]。其形式为:
| $ P\left( {size > S} \right) = - \frac{a}{s} $ (4) |
| $ \ln \left( {Rank} \right) = a - \ln \left( {Size} \right) $ (5) |
笔者利用式(5)及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情况进行了模拟,结果如图 1所示。
 | 图1 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与Zipf规则的拟合情况 |
从图 1中可以发现,一方面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齐普夫拟合程度较低,相比于美国与日本的0.9,中国的拟合程度只有0.56,另一方面中国城市规模明显偏小,大多数城市都位于Zipf曲线以下,其中偏离程度最大的几个城市都是特大城市如北上广深和其他一些省会城市,因此这表明当前我国城市规模体系偏小。从这个角度上看,优先发展小城市和限制大城市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并不符合城市人口规模变动的一般规律,值得警惕。
四、 结论与建议通过上述研究,认为我国过去城镇化战略的确出现一定偏差,绝大部分省市的城镇化类型都属于空间驱动型,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以人为本是完全正确的调整。然而将城市发展战略重点放在小城镇上则没有可靠依据。根据研究结论,笔者认为未来我国城市发展战略应该满足如下三方面要求。
1. 充分利用城市蔓延规律推动城市化进程和保障城镇化进程质量城市蔓延概念诞生之初是一个中性概念,并不含有贬义;但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如强拆冲突、留守儿童、环境污染等不和谐问题使得城市蔓延开始带有贬义的色彩,人们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对城市蔓延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在某种意义上阻碍了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影响了城乡统筹发展。实际上,城镇化作为加快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发展速度的重要途径,对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缓解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保持一定的城镇化速度仍然具有较强的必要性,只是应该更加重视城镇化进程质量。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思想,重新认识城市蔓延所具有的内涵和规律,将城市蔓延在城市空间上的蔓延扩展至包括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基础设施水平等多方面的蔓延,从而最终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2. 赋予大城市和小城市平等地位,避免政府干预城市发展路径造成资源浪费虽然本文研究证明了我国目前城市规模分布体系偏小,因此坚持发展大城市毋庸置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就应该放弃发展小城市。实际上,相比于大城市,小城市在生活成本、生活环境等方面同样具备一定优势,很多小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低于甚至高于很多大城市的发展水平。因此,放弃发展小城市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应该赋予小城市和大城市自然的平等地位,至少在当前发展阶段下政府的发展倾向不能完全倒向小城镇,否则不仅会导致大量宝贵资源的使用效率难以得到保障,同时也会使得发展大城市的机遇被错过。
3. 在大城市和小城镇间构筑良好的交流渠道,发挥大城市和小城镇的系统效应除了要求应该给予大城市和小城镇平等发展机会外,还应该在城市发展战略中将大城市和小城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予以系统性考虑。大城市具有集聚程度高、规模经济、产业多样化等优势,而小城镇则具有生活成本低、要素成本低、生活环境好等优势,因此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该将大城市与小城镇作为一个系统来发展,实现两者在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互补。具体的交流渠道的构建可以从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市场保护政策和区域壁垒逐步消除、要素自由流动、资金技术支持等方面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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