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思想是一以贯之、彼此交融在一起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前苏联分科体系的学习,我们人为地将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分科,这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分野。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欠缺政治经济学的对接而变得无法关注现实,政治经济学由于缺乏哲学的指导而丧失本身的自我批判与发展能力。面对这一学科窘境,很多学者都曾经试图打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之前的学者主要谈论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或者辩证方法在《资本论》中的运用,而没有从马克思的主要哲学资源实践哲学的角度探讨马克思的哲学在《资本论》中的运用,有鉴于此,本文打算在这一方面进行学术努力。

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对于其哲学研究,马克思这样谈到,“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形成“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1]。所以,马克思对德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形态》中,而我们知道,《形态》其实是对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深入细化研究。所以,通过对《形态》和《提纲》中马克思所完成的哲学革命的研究,我们能够开发出马克思的主要哲学资源。

在马克思进行哲学研究的时代,其主要面对的是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这两种哲学观。唯心主义哲学观阐发人文主义理想,其将人的发展状况作为衡量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旧唯物主义哲学观阐发科学主义理想,其将环境被改变的程度作为衡量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对于唯心主义,马克思认为其缺陷在于“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2]54。所以,唯心主义追求的是脱离经验束缚的价值目标。马克思在《形态》中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唯心主义“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作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一般概念的‘自我规定’”^[3]101。与此相反,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主要在于,其“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54,其缺乏对主体的观照而只注重客体的发展。所以,在经济层面,旧唯物主义将物质增长的绝对性作为其理论核心。

传统哲学观都只是抓住了人的灵肉二分中的一端。唯心主义将人的世界理解为单一的意义世界。对此,马克思认为唯心主义者“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3]66。与之相反,旧唯物主义将人的世界理解为单一的世俗物质世界。例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对于宗教而言,旧唯物主义着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2]55。因此,旧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由世俗利益所驱动的。从国内外的发展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到,社会对于人追求世俗利益的肯定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进而促使自然环境变为为人类所用的物质财富。在此意义上,外在环境的改变是社会发展的唯一追求。然而,在对“环境”的追问中,马克思指出,“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2]55。因此,“环境”的改变也是受到人为的影响,而西方经济学将物质财富的丰富作为其唯一的理论追求,所以旧唯物主义为其理论体系提供了哲学基础。环境的改变遵循自然理性和市场理性。在自然理性和市场理性的作用下,社会将趋近于一个纯粹的“科学状态”。在这一状态中,社会整体完全受到客观规律的规制,人的能动性受到完全抑制。此时,“环境”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变,也就是古典经济学所说的福利水平最大。在理性的作用下,人类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来避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发展之痛。有鉴于此,马克思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4]99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视为“宿命论”^[5]的经济学家。

与传统哲学观不同,马克思认为主体和客体能够在实践基础上超越互斥的关系而达到统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55。旧唯物主义用人的肉体存在反对精神存在,唯心主义用人的精神存在反对肉体存在,由此决定了它们只具有一重视角。与此相反,人的双重性在实践的基础上展开为主体与客体相互建构的良性循环结构,因而实践哲学形成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辩证统一的视角。“环境的改变”遵循客观的规律。在此维度中,自然与财富是人类生存的理据。只有按照科技理性和市场理性,才能最大程度地开发和配置自然资源,从而创造出最多的物质财富。有鉴于这一维度的理性特色,我们称这个维度为理性维度。“人的自我改变”则是向人而生的维度,这个维度遵循人文价值,核心目的是人得到最大的发展,由于其是人所特有的价值世界,所以被我们称为价值维度。按照马克思的思维,这两个维度统一于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中,一方面我们遵循理性维度,更好地改变环境、积累财富,另一方面我们创造的财富要用于人类的发展,在这个层面我们要遵循价值维度。得到发展的人类才有更强的能力面对物质世界,从而按照理性维度更好地改变环境。两个维度交替引领,牵引人类前进,达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以,实践哲学包含理性与价值两个维度,并且强调这两个维度之间要保持必要的张力。

由于学术惯性和历史环境的影响,传统研究视域按照“必然性”“规律性”的方式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疑,这样的理解方式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维度。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如下几个缺陷:首先,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那也就是承认我们可以用纯粹的科技理性或者市场理性的认识方式来看待历史的发展,而这样的理解方式属于马克思自己批判过的旧唯物主义。其次,“必然性”的唯物史观只能达到对经验事实的正确解释,这与马克思“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的研究目的相差甚远^[2]57。所以,我们传统层面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单一线性理解,其实极大地抹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本特性,只有前文中阐述的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观才体现了马克思对于理性和价值的双重观照,进而才能代表马克思最主要的哲学创新。

通过对相关文本的解读及学理阐释,我们将实践哲学呈现出来,并在与传统哲学观的比较中展现其主要理论特色,但从马克思的学术理想来看,研究到这一步并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目的,马克思要解释和改变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现实状况。在《提纲》中,马克思认为,哲学家的工作不只是“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2]57。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前,他主要通过异化理论对国民经济学进行审视,但要看清社会问题,必须要借助于具体的经济学知识。基于这一学术理想,马克思必定要将其核心哲学资源运用到其对现实问题展开研究的核心文本《资本论》中。

首先,实践哲学理性维度在《资本论》中的具体体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4]49。其实,这个维度着眼于如何使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量最大,也就是使用价值量最大,即环境被最大地改变。那么,如何使得物质财富总量最大呢?那就要把这些要素合理地配置起来。在《资本论》中要素配置起来的前提性方法是市场。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的序言中,马克思说到:“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8。所以,市场经济是马克思的研究起点。通过详细考察,我们发现《资本论》中的各种理论其实都潜藏着“市场经济”这一前提。比如,其研究的第一个概念是商品,商品这个概念的核心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的交换就形成市场^[4]103-104;第二个概念“货币”是市场经济的媒介,恰恰是频繁的市场交换才催生了货币的出现^[4]109;第三个概念“资本”也是独立的市场要素,其要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遵循市场交易原则^[4]194。此外,在谈到相对剩余价值时,马克思引申到了“技术”和“管理”两种要素,这也是资本在技术市场和管理要素市场获得的^[4]439-441。在《资本论》第3卷中还出现了土地要素所有者。这就涉及到土地要素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在市场上的交易行为。还有诸多关于市场经济的潜在论述,我们在此不再赘述。我们把潜在的市场经济要素勾连起来,就能够看到一幅完整的市场经济图景,构成了一幅国民经济循环图。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家庭部门的劳动力,在要素市场上购买家庭部门的技术、土地、管理等要素,在金融市场获得资金,然后组织生产,生产出商品后,在商品市场上出售给家庭部门。对于这一市场经济图景,马克思对其持有什么态度呢?传统上,我们受教科书的影响,以为马克思对其是否定的,其实,在理性维度上,马克思是肯定的,他甚至把市场经济看成现代社会的一个似自然规律。马克思认为:“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8由此可见,《资本论》中潜藏着一个理性维度。在这一个维度上,《资本论》能够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通约。

其次,实践哲学价值维度在《资本论》中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要研究市场经济框架下,资本、劳动、土地、管理、技术等要素的变动及它们所引起的“价值分割”的变动。必须说明的是,此处“价值分割”的“价值”指的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价值维度”的“价值”指的是人的发展、自我改变的维度,但是,两个价值概念具有学理上的一致性。通过“价值分割”的研究方法进入到现实的物质利益层面,我们才能够透视出经济发展对人的自我改变的促进或是抑制作用。“价值分割”发生变动,不同主体的发展基础就会发生变动。比如,技术要素的出现和增益,虽然能使得社会总产出最大,但是会出现技术所有者这一新的价值分割主体。同时,技术的进步会使得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价值分割关系发生变动,因为,社会技术的一般变动会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增大相对剩余价值,这使得价值分割向着更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变动。管理要素的出现和增益,与技术要素的出现和增益所带来的价值分割变动是基本相似的。土地要素的私人占有虽然提高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但也使其成为剥夺价值的工具,正如《资本论》所认为的,地租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一个具体形式。同时,我们知道,资本会进一步细分为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我们发现,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参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6],并受到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影响,而金融资本不参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其主要原因在于,实体利润率下降导致金融资本的利息率也要下降,因而,金融产品的价格要上升,金融资本的收益增加。一般的经济学观点认为,金融资本的收益增加会使得更多资本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随着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加剧,金融产品的价格会下降,金融资本的利润也会下降,所以我们可以放开金融市场。但是在《资本论》的分析中,随着制造业的利润率的下降,利息率下降,金融产品的价格不断上升,从而使得更多资本进入,进一步拉抬金融产品的价格。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是在完成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以及一般利润率的研究后才进入金融资本的研究。从这一点上看来,马克思认为金融资本是不参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这样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就会出现不公平的价值分割关系。价值分割的研究是《资本论》的特有研究视角,其进行价值分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弱势群体得不到发展的理由,对人的发展充满了强烈的人文关怀。从这个角度来说,分工、市场与私有制从某种程度上限制着人的发展。

最后,实践哲学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保持必要张力思想在《资本论》中的具体体现。通过细读《资本论》我们很容易读出《资本论》关于价值分割维度的思想,马克思通过其强大的抽象力,找到了价值这一核心范畴,其以该范畴为基本分析视角,对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价值分割关系展开了详细的研究。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开发出了《资本论》的这一维度,其实《资本论》中包含着极强的理性维度视角,其认为,以市场逻辑为基础的理性维度是现代社会的“自然规律”,我们“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4]9-10。市场逻辑引导不同的利益主体基于自己的利益展开选择,从而完成资源的配置,这必然带来价值分割的不公平。马克思认为,市场这一理性逻辑,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那么马克思费尽心血所进行的价值分割研究,究竟意义何在?难道只是为了现代社会的人看到自己的悲惨命运?其实不然,马克思认为,社会领域的“自然规律”和自然领域的“自然规律”是不同的,其至多只能是“似自然规律”,因为,通过我们的制度设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规范市场经济这一自然规律。现代社会的很多制度设计也体现了《资本论》中的这一思想。比如,劳动合同法规范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价值分割关系;金融监管法规范了金融资本和其他主体之间的价值分割关系等。

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开发了马克思的主要哲学资源实践哲学,从某种程度上拓展了关于马克思的主要哲学创新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学术观点。同时,集中探讨了马克思的这一主要哲学思想在《资本论》中的运用,我们既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文本学验证,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阐发,对《资本论》中所包含的理性维度与价值维度及其张力关系进行了不厌其烦的阐释。我们在一个更广的维度上对《资本论》的思想进行了解读,发现在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现代社会,《资本论》仍然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一方面,其关于价值增殖的分析让我们真正理解了市场经济的正面效用,另一方面,其关于价值分割的分析让我们理解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分割关系。同时,它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以最大程度地规范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而将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发展到极致。这在中国社会展开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无疑是意义重大的。

现代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生态环境恶化、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诸多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学者对这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例如,对于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尽管现代性的核心是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但是,全球“仍然存在大规模的剥夺、贫困和压迫”^[7]223。著名文化专家保罗·谢弗认为,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而是“被迅速拉大”^[8]1。对于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阿马蒂亚·森认为,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伴随着人类对“环境及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维系力不断加深的威胁”^[7]23。保罗·谢弗则警告说:“随着世界人口达到60亿并持续加速的增长,随着地球载荷能力受到严重的限制,如果找不到有效的防范途径,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必将崩溃。”^[8]1-2对于市场经济语境下的信仰危机问题,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使得“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以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神圣情感的发作”都被“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消解^[9],进而引发了道德缺失等社会问题。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按照理性的发展模式进行社会建设,理性维度也就成为了驱动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甚至唯一的车轮,而这一理性维度在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市场理性。在这一框架下,每个经济主体基于个人利益的增加与否进行选择,从而完成资源的最佳配置。这样的思维方式关注财富总量的变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按照要素禀赋形成全球产业链。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高而研发成本低,其主要从事科学研究、产品设计和开发,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而技术研发成本高,因而占据劳动力密集的生产制造环节。从理性维度看来,各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效率得到提升,社会物质财富增加;但从价值维度看来,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发达国家凭借技术、管理、创新等要素而完成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分割。与此同时,制造环节需要耗费大量自然资源而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并且,生产制造并不需要研发人才和创意人才,所以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这三者的综合作用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进而加大了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同样地,一国之内各要素的竞争也拉大了不同经济主体间的贫富差距。此外,生态环境的保护并不能给任何个人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所以其并不进入理性的考量范畴。因而,在以理性计算为主的思考方式中,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问题都无法进入理性人的视角。随着理性社会模式的充分发育,人类生活所需的自然资源日益减少,生态失衡日益加深,进而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再者,现代社会以利己主义为其核心理念,其不可避免地要冲击以共同体意识为主,强调道德、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爱、共同发展的人类社会的意义世界,进而产生道德滑坡、信仰危机等发展难题。因此,全球发展问题的产生来源于当前全球发展中只注重以效率、竞争为特征的理性尺度而忽视了人类发展中的价值维度,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的不协调是全球性发展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有鉴于此,保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整合理性维度与价值维度。马克思通过实践哲学的创立实现了双重尺度的整合。他认为,在环境受到改变的层面上,我们依然要遵循理性原则,以理性视角看待社会发展,而在自我提升的层次上,我们依循价值原则,进而构建出人类特有的意义世界。然而,理性僭越人类的意义世界,消解人类意义世界的价值含量,进而引发一系列的以价值失范为特征的社会发展难题,所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保持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之间的张力。当社会理性不足时植入理性维度,引入竞争机制,放宽对资源流动的限制;当社会价值维度不足时,呼唤人文关怀,并主动地建构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价值目标。

然而,马克思认为,研究到这一步仍然是不充足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具体的现实物质利益层面。所以,在《资本论》当中,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将其实践哲学更加具体地展现出来,从而完成了他对现代社会的全方位透视。

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的序言中,马克思谈到,“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8,从而,对发达国家的理性化给予高度评价。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是依靠理性这条逻辑主线逐渐生成的,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运用数学工具分析出完全理性化,才能导致整个社会的总剩余最大。这一结论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派坚定不移的信念。然而,在上述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理性的过度发展将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发展难题,并最终造成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失衡。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我们既要充分运用理性维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效应,又要防止理性过度发展所带来的价值维度障碍,这需要我们在理性维度与价值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具体地,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及法律规范向社会植入价值维度,从而减轻理性发展给社会带来的痛苦。因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8章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对“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例如,马克思对工厂法中的童工年龄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从资本增殖的层面上看来,童工的年龄规定得越小越好,因为这样可以使得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在劳动力上的花费就可以减少,从而能够加速自身的增殖;但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看来,过早地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会使得儿童失去应有的受教育的机会,并严重地损害童工的身体健康。降低童工年龄尽管符合资本自身的利益,但极大地损害了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发展。所以,法律在这里介入,并通过法律规定选取一个平衡点,保持资本与人本的平衡,进而使得社会有序发展^[4]323。

因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现代社会进行详细的研究,从而找到造成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物质利益层面的根源。在此基础上,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及法律规范向现代社会植入价值维度,从而在现实的经济发展层面上实现马克思在实践哲学中提出的保持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之间的必要张力的学理追求,这为我们在哲学层面和具体运用层面找到了破解现代社会发展难题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