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特主义的诞生到后福特主义的兴起,20世纪西方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方式、消费行为、心理结构、思想观念等都在持续变化中,相应地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逻辑也悄然改变。正如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了不同的能指形态,它通过不同的中介指涉、干预着现实,使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和结构在新的语境中得到维护和延续。一批学者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权力布展的新场域和新途径,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实质上也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微观权力批判的新范式。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众多,学者们在具体观点上往往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但如果我们超越复杂的表象便会发现,“批判”基本上构成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总体立场。1937年,霍克海默发表了《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对批判理论进行了明确的说明。他认为,相对于传统理论来说,批判理论不是观察解释社会现象和简单地消除各种弊端,其关注的焦点始终是社会危机,即将现实社会看做不断生成的过程,并积极地对其进行质疑和改造。自此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不将资本主义社会视做“问题社会”,文化精神危机、传媒与意识形态控制、不平等与压迫、欲望的制造与诱惑、主体的沦落与消亡等问题,都一一被纳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之中。

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存在较大的跨度,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下,其批判理论的逻辑线索、分析框架和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其中,“文化研究”构成了诸多学者构建其批判理论的主要视角,从早期的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到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列斐伏尔,再到哈贝马斯、鲍德里亚、德波、詹姆逊等都采用了这一研究视角。一般来说,文化研究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主要与经济、政治研究视角相区分,大致蕴含以下几层意义。第一,文化不再被看做与政治经济相分离的、外在的和被决定的部分,而是被视为人类生存的自觉方式和社会存在的内在机理,它主要通过个体的日常生活、观念意识和无意识领域等来体现;第二,在将人类活动和社会生活理解为文化活动的基础上,通过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的人文学科研究方法,揭示各种文化活动与权力的内在关系;第三,它聚焦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结合,将意识形态批评看做批判性文化研究的核心,将文化看做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具体方式。

事实上,文化研究视角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中的凸显决非偶然之事,它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与传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为了坚定地反对“经济决定论”和“机械论”,卢卡奇首先将对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批判延伸到文化层面上,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理性和技术的统治及人的主体性丧失等问题。葛兰西同样打破了以往较多地从经济学、历史学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做法,注重从文化层面研究当下社会现实。对此有学者评价到,正是这一视角的转换“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引入了一种新的革新”^[1]。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体制,而且是一种融合了观念、交往、想象、意义的文化体制,尤其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与商品生产、意识形态控制、社会统治之间的界线已被消除。换言之,现代资本主义中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强制性趋于弱化,它密谋了一种更加复杂、隐蔽的控制方式,异化已经延伸至人们的消费、娱乐、日常生活和无意识等微观领域,演变成一种无处不在的且更具迷惑性的力量。因此,仅局限于在经济、政治领域分析资本主义权力运作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欲望、符号、意义等概念纳入批判范式中,才能顺利揭示资本主义权力布展的新场域和新途径。

总之,通过引入文化研究的视角,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发展出了一条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道路。马克思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出发,通过对客观经济事实和现象的剖析揭露其背后隐匿的经济运动规律,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焦点则集中于文化、美学、意识形态等领域,他们主要将资本主义看做一个社会文化系统,侧重揭示其在日常生活、价值认同等领域所面临的意义危机。这种研究思路的转变也为他们建构一种有别于整体性批判和宏观批判的微观批判范式埋下了伏笔。

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了资本主义权力布展的文化和心理途径,对资本主义控制逻辑做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论断。在他们看来,“生产”“日常生活”和“无意识”相继出场,分别构成了资本主义逻辑布展的主要场域,而在不同的空间场域中统治阶级又进一步发展出权力布展的新途径和新工具。

首先,现代资本主义逻辑藉由“合理化生产”催生物化意识,在生产场域完成了权力布展。在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并未完全失效,生产领域仍然构成了资本主义完成权力布展的最重要的空间。然而,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卢卡奇认为资本实现其权力布展的主要途径不再是赤裸裸地剥削剩余价值、控制利润率等经济行为,而是通过机械地分割生产过程来催生物化和物化意识。

卢卡奇指出,物化是在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活动结果反过来成为自律的、统治和支配人的力量。他把物化现象引申到生产领域,通过借鉴韦伯的工具理性思想提出了“生产过程的物化”,即将生产对象和劳动过程分解为一些抽象的局部操作,根据可精确计算和调节的原则来组织生产。由此一来,“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2]149,“人格在这里也只能作为旁观者,无所作为地看着他自己的现存在成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2]152。生产的物化把人们变成孤立的原子,人们无论是从客观上还是从主观上都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体,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整合进系统中。生产物化逐渐积淀进人的主体结构中,内化到人的意识、思想、生存和一切活动方式中,从而产生了“物化意识”。在物化意识的作用下,人们失去了观察世界的整体眼光和宏观视角,自觉地认同于机械、碎片的生产过程,成为社会事件的旁观者而丧失了自我意识和创造性。正如阿多诺所说,“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先验地按不可避免的命运行事”^[3]。面对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人们无力也无意反抗,最终沦为马尔库塞眼中“单向度的人”。总之,资产阶级借助“物化意识”成功地抑制了工人的斗志和潜在的革命精神,牢牢地将工人禁锢在社会体系之中,工人没有成为马克思所期望的革命承担者的原因便在于此,这也是为卢卡奇和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所感慨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可见,尽管卢卡奇从生产领域出发提出了物化的概念,但他将来自生产劳动中的物化延伸至人的意识领域中,开启了一条从个体心理和意识层面分析资本主义权力运作的新道路,而这条道路则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发扬光大。

其次,现代资本主义藉由“虚假需求”“大众传媒”和“符号体系”来操纵消费,在日常生活场域完成了权力布展。阿多诺、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人沿袭了卢卡奇的思路,并将“物化”范畴进一步应用到对消费、娱乐、需求、本能等生活世界的批判中。他们指出,日常生活是一个充满主体交往和活动的文化领域,20世纪中期以后日常生活取代了生产过程成为资本主义的控制平台及意识形态策源地,而资本主义实现对日常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具体途径是“控制消费”。资本主义步入大众消费时代,社会源源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商品,个体在消费中获得了被关怀的感受,不同阶级在现实生产关系领域的对立和鸿沟也仿佛就此消失了。“统治者所能提供的消费品愈多,下层人民对各种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们的依附,也就愈牢固”^[4]38,资本主义找到了一条将控制逻辑悄无声息地延递到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存层面的有效途径。

要长期将人们禁锢于消费囹圄中,统治者还需借助一系列工具,诸如虚假需求、大众传媒和符号体系等。虚假需求是“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4]6。统治阶级之所以能成功地制造虚假需求并将其移植为个人需求,与大众传媒尤其是广告的作用密不可分。广告通过华丽的辞藻和夸张的手法使各种无意义的需求变得令人着迷,“它并不诉诸于理性,而是情感;像其他任何一种催眠暗示一样,它先着力在感情上征服对象,然后再让他们在理智上投降”^[5]。广告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说服力量,从根本上因为它是一种符号体系。列斐伏尔指出,符号才是现代社会隐匿最深的控制工具。符号将能指和所指任意联系起来,通过自我指涉自由地掩饰、扭曲甚至改写现实,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完成社会区分。除广告之外,时尚、休闲、旅游、美食、影视等也都成为包含着文化和差异的符号体系。消费者在这些符号体系的掩护下安全地生活着,并对丰裕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认同,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消费在这个‘感受’层面上,把对世界(现实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最大范围的排斥竟变成了最大的安全系数”^[6]。

最后,现代资本主义藉由“诱惑”“虚无”“景观”等来抽空意义,在无意识场域完成了权力布展。鲍德里亚、詹姆逊、德波等学者认为,通过符号赋予意义进而使日常生活殖民化的统治方式与后现代主义语境已经不相适应,晚期资本主义逐步抛弃了组织化、系统化、结构化的控制模式,转而通过放逐意义来实现各种关系的连接和互动,在无意识层面实现了对人的最深层次的操控。

鲍德里亚所谓的“诱惑”是指从话语中抽出意义,之后用比真实更真实的“拟真”来阻止本真意义出场。诱惑成为资本主义权力布展的新途径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赋予事物意义或者解释意义来宣传意识形态的做法极易被人们识破;另一方面,操控无意识是一切本质、意义所无法完成的任务,只能藉由其反面来完成。因此,“连根拔出意义,将意义转变为游戏,根据游戏的某些规则和某些无法理解的仪式,将意义任意化,这比起掌握意义来更加冒险、更具诱惑性”^[7]157。诱惑背后的虚无就像一种“没有光源的神秘光线”^[8],更像一个具有偌大张力的磁场,它比意义流动得更快,它无需显现,因而当言语到达人的意识领域之前虚无已经对个人的无意识领域产生了影响。同样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詹姆逊指出,资本主义以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后现代主义,介入了人的无意识领域。后现代文化与“拟真”具有同质性,它也是无根基的,缺乏内涵和深度,它不寻求稳定的意义和固定的真理,只是在浅表层玩弄指符和文本。这种表面化和偶然化的碎片游戏压抑着个体的所有意识和思维能力,“作为主体,我们只感到重重地被困于其中,无奈力有不逮,我们始终无法掌握偌大网络的空间实体,未能于失却心中的迷宫寻找自身究竟如何被困的一点蛛丝马迹”^[9]。在德波那里,“景观”构成了资本主义操控无意识领域的关键。景观社会的特点是,一切存在都转化为表象,物质生产让位于以影像为主导的生产,景观就是现实;在景观中,符号胜于物体,副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事实;景观是主宰性的,它不可争辩也不可接近,更无需人们的应答,它是单边独白的虚构的演说者。“景观使人们保存了一种无意识状态。像一个伪神圣的上帝,景观创造自己,自己制定自己的规则。”^[10]面对景观通过各种媒介所制造出来的光怪陆离的欲望世界,人们难以抵御且无从反抗,只能消极地顺从,真实的自我则濒临死亡。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揭秘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权力巨幕:从物化意识对生产场域的控制,到虚假需求、大众传媒、符号体系对日常生活的操纵,再到诱惑、虚空、景观对无意识的入侵,资本的统治逻辑层层延递、逐渐深入。他们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符号学等研究方法,致力于揭露以意识、欲望、形象、符号、仿真、景观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无所不在的非经济层面的文化权力,逐步开启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微观权力批判范式。

微观权力是与宏观权力相对而言的,宏观权力是指中心化、理性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在现代社会中主要表现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及宏观的经济力量。微观权力则是宏观控制机制向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各个层面渗透的结果,它主要是指内在于日常生活和意识观念层面的弥散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在微观权力层面,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文化权力,以及其他各类型的知识权力趋于合流,相应地,在微观权力批判范式中也往往呈现出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与融合。

西方马克思主义微观权力批判范式的开启充分契合了20世纪中后期整个西方的哲学和文化研究转向,是对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传统研究范式的反思,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一方面,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把时常被遗忘的生活世界呈现在批判理论的前台,敏锐地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现代统治的若干隐蔽方面,描绘出了被许多古典社会理论所忽视的微观和边缘现象。在他们眼中,现实的社会控制网络是多维的,是中心化的宏观权力和多样化的微观权力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的产物。相应地,大众要有效地反抗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便不能再沿用传统的政治革命与变革模式,而是需要借助来自各领域包括边缘化领域在内的多元化斗争。因此,在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理论中,实现日常生活的总体化、诗性化、审美化、象征化、艺术化等成为他们为社会变革所提供的主要方案,呈现出强烈的激进性特征。另一方面,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批判的触角延伸到现代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尤为重视对个体日常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主体在现代及后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内在心理体验与文化感受进行了深刻剖析,其社会批判理论蕴含着浓厚的人文关怀。他们把包括政治、经济等在内的所有社会历史因素都放置在生活世界的文化意义结构中加以审视,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不同于自然进程的人的生成的历史,从而与各种线性决定论和唯经济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

由此可见,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与马克思不同的道路。客观而言,这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息息相关。每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现实都提出了不同的理论研究任务。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人类历史主要由资本、市场、机械化大生产等所构成的宏观经济力量,以及由资产阶级所主导的宏观政治力量所主宰。而进入20世纪中期以来,信息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使得原本自律而分离的社会领域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并走向融合,社会结构呈现出非中心化和多态化。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启的资本主义微观权力批判范式具有独特的解释力和说服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超越或者取代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视角。

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批判”是最为核心的部分。马克思全面揭示了资本产生的历史过程及资本运作的社会后果,阐明了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历史实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问题是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1],现代人本质的异化及社会矛盾的激化都来自作为经济权力的资本的历史作用。正是通过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超越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德国古典哲学家,他站在历史本质的高度消解了资本主义的神秘性,通过哲学问题的经济学解决,使人的解放不再是仅存在于彼岸世界或天国中的幻想。总之,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为人们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提供了一把钥匙,正如俞吾金先生所评价的那样:“现代社会的全部权力都是在作为‘经济权力’的资本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诠释活动若要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上,若要获得真正的批判性的识见,就必须对它自己置身于其中的这个无所不在的‘权力场’先行作出深入的反思”^[12]。因此,当人们直面由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共同编织的权力空间时,必须始终坚持资本的基础性地位。如果撇开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资本批判而一味地从被殖民化的欲望、意识、日常生活层面来展开批判,必然会导致独断且偏狭的结论,其所规划的未来革命道路和社会前景也必然由于缺乏实践性而跌入犬儒主义和乌托邦陷阱。凯尔纳、贝斯特也对这种倾向提出过批评:“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为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及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13]337,没有马克思的资本批理论,就“没有政治经济学,也就不能形成适当的社会理论”^[13]336。也正如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意识到的那样:“‘宏观’和‘微观’层面之间虽然存在着间距和鸿沟,但这并不意味着容许我们把其中一个层面与另一个层面二分开来,更不允许我们‘忽视’其中某一个层面。”^[1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完整的社会批判理论应该是多向度的,它既关注宏观权力又关注微观权力,既包含政治经济学分析又包含文化分析;应该是辩证的,它拒绝把社会现象还原成任何一个向度,而是要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之间的关系作出全面分析并揭示其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