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丝·门罗的短篇故事《荒野小站》(Wilderness Station)采用了书信体叙述手法,以十一封信件和一篇回忆录作为主要架构,围绕1852年冬天北休伦县一位拓荒者西蒙·赫伦之死展开。小说短小精悍,却拥有巨大的信息量,但是目前有关它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在现有的评论中,有的关注小说中叙事的不可靠性,有的着眼门罗对家族史的挖掘和苏格兰文化在加拿大的影响,有的从女性哥特主义视角对小说进行解读^①,(①Isla J. Duncun 和Ildiko de Papp Carrington分别在论文“It Seems so Much the Truth It Is the Truth”: Persuasive Testimony in Alice Munro's A Wilderness Station和Double-Talking Devils: Alice Munro's A Wilderness Station论述了叙事不可靠性;C. E. Gittings在论文Constructing a Scots-Canadian Ground: Family Histor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Alice Munro中探讨了家族史和苏格兰文化。王岚、黄川的论文《从女性哥特主义视角解读门罗小说〈荒野小站〉中的历史叙事》利用女性哥特主义对小说进行了解读。) 却鲜有人提及作品中的哥特式荒野叙事,其实,这种叙事风格与加拿大的建国神话及民族国家身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从门罗小说中的哥特式荒野叙事着手,意在展现加拿大早期移民在建国过程中的身份困惑,进而指出加拿大的建国神话事实上是新旧符号体系的碰撞,而小说中书信体的应用则打破了关于加拿大建国神话的一统化叙事模式,促进人们深入思考民族国家身份问题。

在加拿大文学中,荒野叙事由来已久,最早可见于凯瑟琳·帕尔·特雷尔(Catherine Parr Traill)和苏珊娜·穆迪(Susanna Moodie)两姐妹的《加拿大的丛林区》(Backwoods of Canada,1836)和《丛林中的艰苦岁月》(Roughing it in the Bush,1852),描述了早期移民在丛林拓荒生活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后世评论家认为,这些荒野叙事展现了加拿大人对自然/荒野又爱又怕的两难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自然环境对于加拿大民族性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加拿大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Canada)的“结论”部分指出,加拿大人如同被冷漠的荒野丛林四面环绕的孤独者,对自然怀着深深的恐惧,这并非是因为“自然界的种种危险、困难甚至神秘为人们带来恐惧,而是人们心灵对上述种种险象所蕴含的难以言状的东西感到不寒而栗”^[1]259。弗莱进而认为,加拿大人由此产生了一种“屯田戍边的心态(garrison mentality)”^[1]260,即由于担心加拿大的土地上没有风景,害怕受到别国的压迫,在心理上处于一种防范状态,产生了与自然对抗的关系。受弗莱影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荒野叙事诗《苏珊娜·穆迪的日记》(The Journals of Susanna Moodie)中将穆迪所代表的加拿大人“化成了超越历史的集体无意识”^[2],他们对荒野的恐惧和迷恋已深入骨髓,变为了性格的一部分。

从移民拓荒时代至今,加拿大荒野叙事文学总是或多或少地带着哥特式特征:恐惧、厄运、死亡、颓废和疯癫。由于“哥特式作品表达了文化焦虑和社会问题”^[3],特定的意识形态、历史和地理,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成为理解这种焦虑和问题的关键。卡洛儿·安·豪威尔斯(Coral Ann Howells)等批评家认为,哥特式荒野叙事中蕴有大量关于加拿大经历的表述,它们试图回答弗莱和阿特伍德关于“这里是哪里”的问题,因而属于“新兴国家叙事”^[4]。同时,哥特式荒野叙事“能够对野蛮的暴力进行协调,这些暴力包括居民面对的如鬼魅般的土地、殖民统治的痕迹、殖民统治与后殖民主义之间的中间性及加拿大民族身份所代表的神秘的匮乏”^[5]。19世纪的加拿大被强大的邻居美国所困扰,在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中不断地表现为焦虑不安的未婚女子处在强奸威胁之下,如同哥特式作品里受胁迫的女主人公^[6]。到了20和21世纪,加拿大艺术家和批评家开始强调加拿大性(Canadianness)的神秘性:民族身份的似是而非,生活既乏味,又因突发的暴行而显得荒诞不经^[7]。

《荒野小站》以早期加拿大移民成家立业的故事为主线,描写了他们在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物质和精神困厄,以及对身份的迷惘。故事中的荒野是指19世纪加拿大的休伦县和布鲁斯县,当时那里到处是参天大树和灌木丛,人烟稀少,初到此地的人们必须辛勤劳作才能幸存下来。门罗在短篇故事《为生计而工作》(Working for a Living)中提及了早期移民的这段经历:他们如何清理农庄,疏浚溪流,建设家园,这些人“对树木恨之入骨,喜欢开阔的土地。男人们管理土地的方式是独断专权”^[8]。《荒野小站》中的西蒙和乔治兄弟俩砍灌木,辟小路,标边界,建房子。房屋盖好后,西蒙在麦克贝恩牧师担保下,给多伦多劳动收容所负责人写信,请求介绍一位姑娘做他妻子。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下,这种求偶方式极为普遍,因为拓荒者脑子里想的是如何创造财富,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钱,也没有那种兴致”^[9]203去追求姑娘。就这样,安妮来到了他们身边。可是,此时厄运却降临到西蒙身上。根据乔治回忆,一根树杈意想不到地砸到西蒙头上,当场将他砸死,乔治和安妮在漫天暴风雪中将他葬进木屋边新挖的墓地。故事始终没有跳出加拿大哥特式荒野叙事传统:早期移民的生活,对艰苦和危险的强调,厄运的突然降临,……接着,在丈夫猝死之后,安妮出现了疯癫的举止:

给了她豌豆和马铃薯去种在树桩间,她也不种;门口长满了野藤蔓,她也不清理。大多数时候,她连火也不生,吃不上燕麦蛋糕或粥……。大门敞开着,显然动物们早已在这里进进出出,……那些见过她的人说,她的衣服因为在灌木丛里穿梭而弄得又脏又破,身上全是荆棘的划痕和蚊虫的咬痕,她不梳头发也不扎辫子。^[9]207

安妮是在身不由己的状况下一步步走向疯癫的:初到荒野时,无边无际的丛林地使她大吃一惊。在嫁为人妻的那段时间,她不仅要进行强体力劳动,还得忍受丈夫的动辄打骂。她怀疑丈夫之死是乔治所为,却想方设法袒护他,但乔治非但不感恩,反而离开了她。独自生活时,她夜夜梦见乔治拿着斧子在身后追赶。她宁愿住在野外,因为那样一来,噩梦就不那么频繁了。最后,她声称是自己杀了丈夫,前往沃利监狱自首。其实,安妮的疯癫行为在加拿大移民中颇为典型,阿特伍德的长诗《一个拓荒者的渐趋疯癫》(Progressive Insanities of a Pioneer)描写了拓荒者远离故土,在陌生的土地经受生活的种种煎熬,最终却被冷漠的荒野击败,逐渐走向疯癫。《荒野小站》中的早期移民具有同样的经历,只是每个人疯癫的程度不同而已。西蒙一意孤行,妄想凭借兄弟俩的力量征服荒野,甚至到了偏执的地步。乔治对哥哥的妄自尊大极为反感,却不愿沟通,宁愿采取过激行为,用斧子将他砍死。麦克贝恩牧师怀有远大抱负,希望在这块未开化的土地上传播信仰,指引荒野中的人们走出心灵的“荒野”,却碰了一鼻子灰。他在给沃利治安员詹姆斯·马伦先生的信中摘引了传道者托马斯·波士顿的宣道:“这世界就像一片荒野,我们的确能够改变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但也不过是从一个荒野小站到另外一个罢了。”^[9]212这段引文充满苍凉之感,反映了人类在一个无序世界所感受到的无奈和无力。麦克贝恩牧师对于加拿大的荒野束手无策,他满怀理想,却从未真正实现,最后疾病缠身,客死异乡。这些早期移民从过去的某个中心进入蛮荒地带,试图寻找了解土地的密码,确立自己在荒野的位置,从而明确自己的身份,然而神秘的荒野令他们心怀畏惧,无法真正融入,工作起来总有一种空虚感没有家园根基、没有此时此地的归属感。《荒野小站》以哥特式叙事手法描写移民经历的时空位移而造成的艰难处境,折射出加拿大移民对自己所在位置的困惑及由此产生的身份焦虑。

艰苦的环境并未磨灭拓荒者的梦想,荒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孕育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摇篮,因为早期移民是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建国神话。在这些移民中,苏格兰人是最庞大的一支队伍,他们对加拿大的成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苏格兰先锋神话之所以在加拿大文化和历史上具有持久的力量,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苏格兰探险者和定居者在毛皮贸易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建立了各个级别的政府和金融机构;其次,作为苏格兰国教的基督教长老会在民众中有着巨大影响力;最重要的是,苏格兰人拥有强烈的种族和宗族自豪感(远离故土反而增强并促进了这种自豪感)^[10]。虽然《加拿大历史统计》(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Canada)的数据资料显示,到1901年时,英格兰裔加拿大人的数量已是苏格兰裔加拿大人的两倍^[11]12,但苏格兰移民开拓边疆的勇敢精神一直是加拿大文学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门罗的父系祖先来自苏格兰,父亲罗伯特·兰洛(Robert Laidlaw)的小说《麦格雷戈家族》(The McGregors)描述了苏格兰移民如何将安大略的布鲁斯县建设成新世界的过程。《荒野小站》部分取材自这部小说,立足于苏格兰移民的建国梦想,探讨了他们对加拿大民族身份的形成所作出的努力。

乔治1907年在《守卫者报》上发表的回忆录其实就是一部移民拓荒史。根据乔治叙述,兄弟俩才踏上新世界不久便成了孤儿,寄养在别人家,但为了“在广袤的休伦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9]201,在乔治14岁的时候,两人便出发去休伦北部的共有地碰运气。西蒙死后,乔治独自伐木、开垦,与苏格兰移民的女儿结婚生子。乔治暮年时回忆道:

……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而艰辛的一生。但最终,我们是幸福的,而且生养了八个子女。我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接管了岳父和我的土地……

如今,这里的碎石路四通八达,离我农场不足半英里外还有一条铁路。那些丛林和灌木早已消失不见,我经常想起自己曾经砍伐过的树木,要是留到现在再砍的话,我肯定会变成有钱人。^[9]205

赫伦两兄弟是典型的国民建设者,西蒙为建设家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乔治不仅幸存下来,还延续了血脉,见证了历史变迁;而故事中“树枝砸死人”事件来自兰洛家族史,门罗的叔祖父就是死于这样的悲剧。门罗将个人或家族事件织入民族叙事,构成了一部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说的“民族寓言”,因为“对个人故事和个人经历的讲述最终必然包括集体性的整个艰难进程”^[12]292。苏格兰移民离开母国来到陌生荒野的过程并非简单的位置平移和文化平移,克里斯托弗·E.吉廷斯(Christopher E. Gittings)称之为“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苏格兰移民并未简单地将其文化从一个表层转换到另一个表层;他们不得不在旧世界和他们发现自己所在的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将新世界重塑或翻译为意义系统。通过这一过程,他们开始在陌生的环境中认出了那些曾经熟悉的事物”^[13]。赫伦兄弟俩清理荒野中的树木,建造家园,就是想在这个在他们看来杂乱无章的新世界建立秩序和权威,将它塑造并转化为他们能够理解的意义系统。同样,出生在苏格兰西部的麦克贝恩牧师得到格拉斯哥布道团资助,第一个来到“至今仍全是灌木林”^[9]206的教区,希望在上帝指引下在这个“最需要牧师的地方传教”^[9]206,将长老会神学移植到蛮荒地带,使休伦县教区民众从心灵深处铭记教会的权威和恩典,从而在社会和宗教层面根除无序状态,建立起熟悉的符号体系。

然而,在实现文化翻译的过程中,旧世界符号体系却在将自身文化指称与新符号义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改头换面。正如吉廷斯所说:“在两种貌似无从比较的系统不管是语言学体系、时间体系还是文化体系之间架构桥梁必定会创造一种新实体(new entity)。”^[13]吉廷斯还在《加拿大和苏格兰:“后殖民”空间的概念化》一文中指出,门罗在《荒野小站》里“将19世纪格拉斯哥布道团的殖民压迫叙事转为了文本叙事”^[14]。门罗在调查中发现,19世纪格拉斯哥布道团带入加拿大的是一种极端狭隘且粗暴的“原教旨主义长老会教义”^[15],比起在苏格兰时,加拿大拓荒者遵从的教义更为严苛。据门罗推测,长老会教义在移植到加拿大土壤后,其压制性便增强了,“或许是因为这样的生活信条,……早期移民,……往往就疯了”^[15]。门罗认为,那些以更僵化的形式移植并在后来转换到加拿大土壤上的旧世界苏格兰元素包括“毫不妥协的道德规范、死板的社会结构和可想而知的性别角色不平等”^[11]61。这些元素在新世界结合后产生的“新实体”事实上以“严苛和去权”^[11]61为特征,便于统一管理。在麦克贝恩牧师眼里,彼时的加拿大荒野是个堕落的世界,充斥着罪恶的“实体”酗酒、不道德和混乱,一切都与他那追求秩序的神学相对抗:“我住的地方肮脏又嘈杂,我不得不日夜忍受着噪声,这摧毁了我的睡眠和学习,甚至干扰了我的祷告。凛冽的风穿透木墙,但如果我下楼去凑到火堆边,那里尽是些醉酒的灵魂和最污秽的傲慢之徒”^[9]211。麦克贝恩认为,这些邪恶的元素是需要被克服的困难,必须将它们转化到苏格兰自由长老会的基督教秩序之内。詹姆斯·马伦虽是英格兰教会的一员,却非常赞赏麦克贝恩关于教会职责的观点,他在信中声称自己“对于其他新教教派为这个世界的秩序所做的工作一直非常钦佩”^[9]211。

在拓荒的大背景及长老会制度的大框架下,女性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甚至影响到了她们的生存。故事开头收容所负责人写给西蒙的信为我们勾勒出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她强调了自己推荐的两位姑娘出身的合法性:来自基督教家庭,因为父母双亡才被安置在收容所,不涉及酗酒或任何不道德因素。而那位比较适合西蒙的姑娘虽肤色稍暗,却并非因为混血^[9]199-200。寥寥数笔便刻画了宣扬“道德和精神一统性”^[13]的长老会叙事对安大略拓荒者尤其是女性拓荒者的约束和规范。她们不仅要有体面的血统,还要懂得如何应对艰苦的荒野环境,更重要的是,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服从父权制的权威,遵从宗教的精神引导。安妮发疯后,不再参加教会活动,麦克贝恩牧师认为她的心智和灵魂如同她的农场一样“逐渐衰败……,生活更是混乱无序”^[9]207,这种混乱无序正是长老会神学在移置到加拿大语境之后竭力想要根除的。由此可见,新旧两种符号体系在最初的碰撞过程中给加拿大早期移民带来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在此情形下,他们对身份的追求也更加任重而道远。

罗伊斯·麦吉利夫雷(Royce MacGillivray)在有关安大略先锋神话的论文中指出,神话的一个重要角色是“统一”^[16],即通过它们勾勒出统一的民族文化。在文学的演绎过程中,苏格兰移民的建国神话关于艰难、成就、节操和宗教力量的传统叙事逐渐成为一种元叙事。根据罗伯特·克罗耶齐(Robert Kroetsch)的观点,元叙事是一种“共享故事”,它是“国民性的基础”,但他同时也表明,加拿大人应该对元叙事持谨慎态度,因为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是很难就国家或民族身份问题得到统一答案的,所以要“把不统一当作统一”^[17]。虽然有评论者认为,门罗对较宽泛的加拿大身份的意识似乎不如对开拓继承的关注来得强烈^[18],但是就《荒野小站》而言,门罗正是通过苏格兰移民拓荒建国的神话,对加拿大颇具争议且含糊不清的民族身份的形成进行了思考。作为一个后现代作家,门罗笔下的民族国家概念并非固定不变的,正如霍米·巴巴对民族文本化的阐述:“民族在其自相矛盾且摇摆不定的表述中揭示具有自身史实性的人种志,并且开发出民众及民众差异的其他叙事的可能性”^[12]300。《荒野叙事》采用书信体的叙述手法,从第一人称角度讲述写信人及回忆录作者各自的故事,在这种多元化和碎片化的叙述中,官方叙事所追求的统一性与确定性遭到了质疑。

小说中关于西蒙之死,乔治与官方(教会和社区)说法一致:他是被倒下的树枝砸死的。读者第一次知晓西蒙之死,是在乔治的回忆录中。作为北休伦显赫家族的一员,乔治的语气掩饰不住自得之情,但是关于西蒙如何被砸,他却含糊其辞:“……不知怎的,我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这树上的一根树杈忽然咔嚓一声朝着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砸了下来。我们刚听到小枝丫咔嚓作响,抬头去看,那树枝就砸到了西蒙头上,当场要了他的命”^[9]204。这样的叙述被作为事件真相为官方所接受。在麦克贝恩牧师与詹姆斯·马伦的通信中,乔治是个通情达理的小伙儿,“很得体”^[9]212;而且,在事件发生50年后,《守卫者报》还请乔治撰写回忆录,证明其叙述的真实性已受到普遍认可。然而,读者的先入之见很快被打破。安妮出走北休伦,来到沃利,出现在詹姆斯·马伦面前。她先是坦白说自己捡起一块石头砸向西蒙,把他砸死了;当马伦提出质疑时,她又改变说法,称自己是用双手搬起一块大石头,直接砸向他的脑袋。在这里,安妮与乔治的说辞发生了冲突。读者正犹豫着该信谁时,却看到了安妮写给收容所好友萨迪的信,提到了西蒙的另一种死因:他是被乔治用斧子砍死的。安妮在信中坦白,自己前两次说谎是想逃离乔治,躲进沃利监狱:“我告诉他们的都是乔治经常在梦中对我所说的谎话,他想让我相信,那件事是我做的,不是他。在这里乔治没法伤害我,这也是我过来的主要原因”^[9]223。由此,官方叙事与安妮看似混乱的叙事之间产生了一种张力,引领着读者去思考和判断。

在马伦看来,安妮是“陷入了一种女性特有的妄想症,发病动机是一种对自我重要性的渴望,也是想逃避单调的生活或生来就得面对的苦役”^[9]212。麦克贝恩虽然承认她是“自由教会和恩典之约的孩子”^[9]208,却声称她对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态度颇不“顺服”^[9]207。门罗则认为,新世界的长老会教义因其不肯通融的宗教伦理观产生了压迫而非救赎的力量,使安妮在丈夫死后夜夜噩梦,她的疯癫其实是对压迫性殖民叙事的反弹。对安妮来说,荒野才是安全的所在,自己和它是融为一体的:“当我不在屋里而是在外面睡以后,噩梦没那么频繁了。天气忽然就暖和起来,外面蚊虫也多了,可我并不怎么在乎。我能看见它们咬出的包,却没有任何感觉,这也是我在外面受到庇护的征兆之一”^[9]222。安妮眼中的丛林与权威人士眼里的丛林完全对立。荒野不仅使她摆脱了关于乔治的噩梦,还从麦克贝恩所宣扬的一统化概念中解脱出来。从拓荒者的家属、沃利监狱的囚犯到詹姆斯·马伦家的缝纫女工,安妮的身份一直在变换着。吉廷斯将安妮的位置同新世界等同起来:“将旧世界的法规施加在安妮身上和将它施加于加拿大不可征服的荒野一样没有带来丝毫效果”,“作为苏格兰移民的女儿,她将自己移植到加拿大土壤上,与苏格兰自由教会的一统化体系相抗衡,成为杂交的、本土化的他者”^[13]。

小说最后一部分是詹姆斯·马伦的孙女克里斯蒂娜于1959年写给历史学家利奥波德·亨利的信,后者正在研究政治家特里斯·赫伦(乔治的孙子)的生平。克里斯蒂娜口中的“老安妮”是个充满想象力的女人,对同一事件的说法总在不断变化中,比如关于她有没有结婚的问题,“她有时候说结了,有时候说没结”^[9]225。克里斯蒂娜还在信中提供了安妮对于西蒙之死的另一个版本:有钱人西蒙来到收容所,用马车将她载走了,……树林里的一头熊杀死了西蒙,是克里斯蒂娜的祖父杀了那头熊,用熊皮裹着把她从监狱带回了家^[9]225。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我们在叙述生活中的故事时,会像安妮一样“一会儿这样讲,一会儿那样说,试图赋予我们的生活某种特定的意义。但这是一种建构,而非发现群体、民族和所有阶级中的人们都会如此,他们希望将自己视为有组织的实体中的一部分,能够经历故事般的人生”^[19]。安妮多次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进行重构,为二元对立的阅读和书写方式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打破了具有局限性的单一叙事模式。安妮的叙述看似充满矛盾,却与加拿大提倡的多元文化主义有着不谋而合之处,门罗通过这种碎片化的叙事表明了加拿大一直处在国家民族身份的建构过程中。

《荒野小站》继承了加拿大荒野叙事传统,解构了关于开拓者经历的既定观念,推翻了以它为中心构建起来的神话。这部书信体小说犹如一幅拼贴画,从多元的视角,以多种声音思考加拿大先锋神话的元叙事。这种多角度的叙述让读者倾听到不同的、多个叙述者的讲述,构成了作品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揭示了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因为没有哪种由历史记录证实过的特定事件能够构成一个明确无误的完整故事。门罗通过对苏格兰拓荒者经历的调查,颠覆了单一的加拿大历史故事,使加拿大民族国家身份显得更加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