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开始由“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变;但与此同时,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也显现出一些弊端、积累了一些问题,成为影响我国今后现代化发展的不利因素^[1]。党的十八大后,我国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并将其定位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大战略。与传统的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确认,伴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突出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而从城镇化的发生、发展来看,其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又是国家治理布局的重要结果;新型城镇化的实施,不仅是城镇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问题,还关系到能否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问题^[2]。然而,在分析已有研究成果时发现:研究者更多是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视角来探讨城镇化议题,较少涉及其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及作用机制,且忽视了第三方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为此,本研究拟从社会公平与政策满意度的角度切入,并将二者作为重要的中介变量,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新型城镇化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机制进行分析、讨论。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两点:第一,国家治理评价体系是一个包含有多个维度或指标的结构^[3],在分析城镇化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时,不可能涉及所有维度或指标。因而,本研究选取国家治理评价体系中的稳定性维度作为关注点,并据此对因变量进行测量。第二,本研究侧重对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影响效应予以关注,因而调查对象的选取范围限定在“目前正处于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农民群体”。

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时代开始,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就引起人们的关注。时至今日,社会公平问题已经成为政治发展、法律、社会经济和组织变革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4]。社会的公平、公正,是平衡和配置社会资源的重要原则,更是缓解社会阶层冲突、强化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作为利益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重建的过程,城镇化在结构空间上包含有物理、社会与心理三个维度,特别是在心理空间中,效能感、公平感与认同感对于城镇化的正向发展至关重要^[5]。城镇化的推进不仅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同时更是社会结构巨大转变的过程,因此城镇化的推进必须考虑到公平正义问题^[6],否则,城镇化的推进将难以持续。而新型城镇化的终极目标,则是在效率基础上体现社会公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7]。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法治维度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保证公民能够在资源分配利益实现上受到公平对待^[8]。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在城镇化过程中忽视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则会加速贫富两极分化进而威胁国家治理的稳定性^[9]。综上提出假设H₁:在城镇化与国家治理的作用机制中,社会公正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在构成国家治理能力的诸要素中,国家的政策能力是其最为关键和突出的方面;作为检验政策能力的重要一环,政策评估不仅是对政策过程与结果的检验,同时也是对政策过程中公共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当然,这种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应当有公民参与其中,因为国家治理本身是强调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性的^[10]。作为承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重建设任务的公共政策集合体,城镇化发展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在于,与其相关的制度、政策的自身有效性和执行有效性水平,水平高则会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反之则会严重削弱国家治理能力^[7]。因此,在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时,一方面应关注公共政策在其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更应关注政策受体(公民个体)对相关政策的评价。只有公民个体对政策形成正向评价与认可,才可能使政策的执行获得有效推进,进而提升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为此,提出假设H₂:公民的政策满意度,是城镇化与国家治理作用关系中的中介变量。

在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平衡就显得愈加重要。为此,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政治目标,而这一目标的达成,首先要求国家政策的公平与公正^[11]。一旦社会公正感知遭到破坏,势必引发公民的消极社会情绪,进而产生连锁反应,形成公民个体对相关政策、法规等制度性因素的认同降低(甚至强烈质疑),这对国家稳定乃至整个国家治理绩效都将是负面的。具体到城镇化发展本身,其目标在于社会公平达成基础上的公共服务产品供求关系改善^[5],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此过程中,国家治理主体往往是通过政策工具来实现上述目标的。如果农民及城市农民工群体因社会不公感知的提升,而对政策工具本身的满意度评价水平有所降低,则可能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形成消极影响。综上所述,提出假设H₃:城镇化通过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水平影响其对相关政策的满意度评价,进而影响国家治理效果,形成了城镇化与国家治理作用关系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机制。

本研究被试来自于陕西省的三个县(行政村8个、城中村1个),问卷发放采用入户调查的形式,每户仅限1名被试参与,共发放问卷450份,有效问卷441份(有效率为98%)。在441份有效数据中,被试的平均年龄44.97岁(18~82岁),平均家庭人口数3.97人,人均住房面积31.75平方米。其中,男性267人(60.54%),女性174人(39.46%);汉族421人(97.73%),少数民族9人(2.04%),民族信息缺失1人(0.23%);在教育水平方面,初中及以下253人(57.37%),高中(含高职高专)150人(34.01%),大学(含大专)及以上38人(8.62%);在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90人(20.86%),共青团员30人(6.80%),群众及其他319人(72.34%);在人均月收入水平上,500元以下84人(19.05%),501~1 000元116人(26.30%),1 001~1 500元104人(23.58%),1 500元以上137人(31.07%)。

(1) 城镇化。对于城镇化的认知及现状评价,本研究从城镇化当前开展的效果及重点开展的方向等内容着手,自编调查问卷。该问卷由单一维度的5个题目构成,采用5点计分方式计算得分,且所有题目均为正向计分,其中信度系数α为0.81。

(2) 国家治理。稳定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评价维度之一^[3],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研究从稳定视角对国家治理的效果进行评估,已有研究显示:政治认同是预测国家治理中稳定特性的有效指标^[12]。据此,我们从《中国人政治认同问卷》中选取了各维度载荷最高的一个项目,形成本研究的调查问卷。该问卷由6个题目的单一维度构成,采用5点计分方式计算得分,所有题目均为正向计分,其中信度系数α为0.91。

(3) 社会公平。在薛洁关于中国公民公平感的研究^[13]的基础上,笔者从收入、医疗、住房和教育四个方面编制了由单一维度构成的社会公平调查问卷。问卷由4个题目构成,其中有2个题目为反向计分,且同样采用5点计分方式,其中信度系数α为0.65。

(4) 政策满意度。对于政策满意度的评价,本研究依据已有研究的调查问卷设计^[14],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方面编制了由5个题目构成的单一维度测量问卷,该问卷采用5点计分方式计算得分,所有题目均为正向计分,其中信度系数α为0.93。

在统一指导语和调查流程的基础上,项目组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同时对收集到的问卷纸本进行“双录双检”操作,并采用SPSS 21.0和Mplus 7.0软件进行相关的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具体的数据统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描述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共同方法变异影响进行评估;二是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对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几种关系结构进行比较;三是运用Bootstrap方法对多重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从表 1所呈现的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可知,城镇化、社会公平、政策满意度和国家治理四个变量之间两两相关显著。

表 1(Tab. 1)

表 1 相关变量描述统计结果(n=441) 变量 城镇化 社会公平 政策满意度 国家治理 城镇化 1 — — — 社会公平 0.40** 1 — — 政策满意度 0.46** 0.40** 1 — 国家治理 0.38** 0.32** 0.21** 1 M 3.57 2.56 3.62 4.39 SD 0.64 0.57 0.90 0.64 注: *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表 1 相关变量描述统计结果(n=441)

其中相关系数最低的为政策满意度与国家治理(r=0.21,p<0.01)。本研究对数据的获取,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进行的,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对结果的影响,我们一方面采用匿名作答的形式进行调查过程的控制,另一方面还采用 Harman单因子检验,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对共同方法偏差影响予以检验。具体操作为,同时对所有变量的项目进行未旋转设置的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共有20个项目的特征根值大于1,第一个因子的变异解释率为34.31%,低于总变异解释率(71.16%)的一半,表明由共同方法偏差所形成的变异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并不严重。

对城镇化、社会公平、政策满意度和国家治理4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检验上述变量关系的结构效度,结果如表 2所示。其中,基准模型包含有4个变量,分别为城镇化、社会公平、政策满意度和国家治理;备选模型A包含3个变量,除去政策满意度和国家治理2个变量外,将城镇化和社会公平合并为1个变量;备选模型B包含有3个变量,除去城镇化和国家治理2个变量外,将社会公平和政策满意度合并为1个变量;备选模型C包含有3个变量,除去社会公平和国家治理2个变量外,将城镇化和政策满意度合并为1个变量;备选模型D包含有2个变量,除去国家治理变量外,将城镇化、社会公平和政策满意度合并为1个变量。通过模型的比较发现:包含有4个变量的基准模型在拟合度和简洁性方面,均显著优于其他四个备选模型。因此,可以认为基准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能够更好地代表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

表 2(Tab. 2)

表 2 研究变量结构模型之间的比较 模 型 结 构 χ2 df CFI TLI AIC BIC RMSEA 基准模型:CZH;SHGP;ZCMYD;GJZL 537.08 164 0.92 0.91 18 509.18 18 777.39 0.073 模型A: CZH+SHGP;ZCMYD;GJZL 652.56 167 0.90 0.88 18 618.67 18 874.68 0.082 模型B: CZH;SHGP+ZCMYD;GJZL 708.48 167 0.89 0.87 18 674.59 18 930.60 0.087 模型C: CZH+ZCMYD;SHGP;GJZL 1 043.67 167 0.81 0.79 19 009.77 19 265.79 0.110 模型D: CZH+SHGP+ZCMYD;GJZL 1 173.30 169 0.79 0.76 19 135.41 19 383.30 0.118 注: CZH表示城镇化; SHGP表示社会公平; ZCMYD表示政策满意度; GJZL表示国家治理。

表 2 研究变量结构模型之间的比较

首先,对城镇化与国家治理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RMSEA小于0.05,CFI、TLI均大于0.95。进一步对其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除社会公平与国家治理之间的路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各条路径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p＜0.001)。运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统计分析^[15],模型检验中变量间的路径系数、95%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以及中介效应值结果,如表 3和图 1所示。从城镇化到国家治理的直接效应值为0.493。总体间接效应(即模型的总中介效应)为各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值之和^[16],具体到本研究,在城镇化与国家治理的作用机制中,以社会公平和政策满意度为中介变量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143,95%的置信区间为(0.075,0.219),该区间不包含0在内,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2.52%。总效应由直接效应与在模型总中介效应相加获得,即0.635。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社会公平到国家治理的路径系数并不显著(β=-0.004,p＞0.05)。 同时,社会公平在城镇化与国家治理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值为-0.001,95%的置信区间为(-0.133,0.130),该区间包含0在内。

表 3(Tab. 3)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及效果量 中介模型 中 介 路 径 效应值[95% CI] 效果量 直接效应 — 0.493***[0.345,0.637] — 中介效应 城镇化→社会公平→国家治理 -0.001[-0.133,0.130] -0.16% 城镇化→政策满意度→国家治理 0.117***[0.067,0.183] 18.43% 城镇化→社会公平→政策满意度→国家治理 0.027**[0.014,0.050] 4.25% 模型的总中介效应 0.143***[0.075,0.219] 22.52% 模型总效应 — 0.635***[0.503,0.766] —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及效果量

图 1(Fig. 1)

图 1 城镇化与国家治理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

城镇化的核心并非简单的城镇建设,其关键在于通过将农村人口转移至城镇,进而实现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化后各项权利的落实与保障^[17],这其实是政治学领域中关于“治理问题”的重要内容。从实践内生性与发展可持续性角度来讲,新型城镇化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使其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2]。因此,非常有必要就城镇化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作用机制开展系统、科学的探究和分析。

本研究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一方面对城镇化与国家治理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将社会公正与政策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纳入二者的关系模型,对其具体的作用路径形成了初步的了解与把握。从本研究所构建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结果来看,公民的社会公正感知与政策满意度评价水平是城镇化影响国家治理效果的重要内因。除假设H₁没有得到验证外,假设H₂(通过政策满意度的中介路径)和假设H₃(通过社会公平、政策满意度的中介路径)所代表的两条中介路径的效果量分别为18.43%和4.25%;其中,总的中介效应效果量达到了模型总效应的22.52%,说明该链式中介模型对解释城镇化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在中介模型的构成及对核心变量之间影响机制的解析中,政策因素的作用更为突出。本研究所验证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包含有两条显著的中介路径,依据模型检验的统计分析结果,可以从以下三点对模型进行具体解析。

第一,政策因素表现出明显的功能性驱动。国家治理进程中的社会结构改变,有赖于治理主体对政策工具的运用^[18];而突出“以人为本”特征的新型城镇化,同样需要发展出强调公民意愿与参与的政策过程及绩效评估体系^[2]。这使得城镇化对国家治理效果的影响机制,被天然的由政策因素所连接,形成了可供研究者和实践者进行问题观察、分析的一种备择视角。一方面,城镇化所引发的并非单纯的个体对应条件下物理空间的变化,而是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政策调整与支持。例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对于西部省份而言,资金投入、高规格的基建项目等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适合本地城镇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和可持续性的政策保障,新建的城镇不但无法提升农民的生活品质,反而会给基层治理带来新的难题。另一方面,从个体对政策是否满意来看,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有效性是其基础。国外城镇化的经验表明,城镇化是否顺利进行,是以政策法规能否有效贯彻执行为前提的,同时也关系着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7]。

第二,社会公平作用发挥的内隐性特征不容忽视。社会公平问题既是新型城镇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同时也是导致现有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差异的重要原因^[19];从治理角度看,这其实是包括有关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政策制定、偏好等在内的体制与制度问题。因而,在考察城镇化与治理关系时,本文倾向于从社会公平切入对政策评价进行分析。虽然在本研究的模型检验中,社会公平作为城镇化影响国家治理关系的中介变量假设没有获得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作用发挥的缺失。社会公平正在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成为城镇化与国家治理关系链上的一环。不同阶层对于公平的感知存在差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不同阶层个体对导致公平与否的归因方式有所不同^[20]。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对立条件下,农民群体一直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其各项权利饱受“倾向城市”的政策影响而处于一种被不公对待的状况。如此一来,农民个体可能更倾向于将与其对应的“社会不公”归因于诸如制度政策、社会环境等外部原因,从而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评价在城镇化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中发挥作用。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过去传统形式的城镇化发展,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与冲突^[21],这与其忽视公平、一味追求效率是有显著关联的。

第三,多元诱因的系统性及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新型城镇化,是在过去城镇化发展基础上的总结与提升,其所强调的以人为本,要求在实施过程中更多关注以物理、社会与心理共同构成的系统形态。因而,在理解城镇化与国家治理的影响机制时,要充分考虑涉及上述三个方面的各类诱因作用及诸多诱因之间的关系。从本研究中我们发现,作为城镇化影响国家治理效果的重要内因,社会公正与政策满意度两因素之间的作用发挥具有序列顺序特征,即社会公正感知路径虽未对国家治理中的稳定维度直接发生作用,但却通过影响政策评价而对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形成影响;但是,也不能排除还有其他变量在其中发挥作用,并与现有的影响因素形成交互效应,对城镇化与国家治理的影响机制予以调节。基于此,在充分理解社会公平与政策满意度作用的同时,还应对相关因素积极关注与思考,这也是今后研究改进的方向之一。

通过对本研究的结果分析,针对未来的实践,我们得到了以下两点启示:一是政策过程的完整性与科学性。不论是城镇化的实施还是国家治理的效果考量,都要在政策制定与执行有效性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政策评估和公民参与的重要性。这是考察政府政策能力的重要方面,也是对政策过程进行动态调整、矫正的重要手段。二是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内在一致性。一方面,政府要关注对既有社会不公影响的消除;另一方面,更要避免可能对农民群体造成持续不公情况的发生,进而降低由于社会公平感知差异所引发的国家治理能力及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受阻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