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20世纪80年代之前, 社会理论学者对全球化的理解囿于将其看做是不同地区之间的地理界限互通, 但是,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 学界研究开始超越认为全球化仅仅是空间浓缩和地区边界消解所产生的影响的观点”^[1], 开始对推动全球化的各种因素及其实质进行探讨, 并对全球化概念的基本知识逐渐达成一些共识。斯坦福哲学百科关于“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的研究总结了如下共识:①  全球化同“去地域化”密切相关, 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可以在不考虑地理位置限制的前提下发生。当前, 尽管地理位置仍然十分重要, 但是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意味着经纬位置对主体间行为无关紧要的情形正在逐渐到来。②  全球化同日益增长的、跨越既有地理和政治边界的“社会互联”密切相关。去地域化是全球化的重要维度, 局部社会环境和问题不仅是当地地理环境、政治气候的后果, 而很大可能是远距离地理环境变化和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③  全球化必然涉及社会活动的速率提升。去地域化和社会互联性看似本质上是空间性的, 但不难看出, 这种空间上的转变同社会活动的各种展开形式直接相关。也即是说, 去地域化和跨越地理与政治局限的社会互联性使得各种社会活动的开展越来越便利, 由此引发社会活动发生的速率上升。④  全球化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去地域化、互联性和社会活动加速所体现的不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个突发事件。”^[1]事实上, “全球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构成性特征”^[2]。全球化作为一种现实力量, 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 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经济的繁荣, 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 全球化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比如落后地区更加贫困、环境问题, 以及动植物病毒在全球迅速蔓延等。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本文聚焦于全球化引发的公共问题的国际化及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变化, 进而探讨社会科学参与公共政策的新特征。

全球化以其巨大的力量作用于全球公共环境, 使全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环境现状及其所面对的公共问题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全球化涉及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此, 提出对规范政治理论关键问题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1]在这个层面上, 全球化颇具决定性的维度是“远距离事件和力量对局部和地区性事物的影响方式”。也就是说, 局部地区所面临的现状和问题不再仅受到当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要素的影响, 而通常同远距离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件, 或经济、政治力量密切相关。对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而言, 这种远距离影响主要体现为公共问题的国际化。公共问题的国际化包含公共问题背景的国际化、公共问题本质的国际化、公共问题解决方式的国际化三个方面。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 很多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局部问题都有其深刻的国际根由。以近几个月来德国境内爆发的由国际难民引发的杀人、伤害等社会治安问题为例。2015年夏天, 德国开始大规模允许主要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进入, 并对其予以安置。2015年共有110万难民涌入德国。目前德国很多城市都有大量的难民临时安置点, 且这些安置点中很多与居民区或大学仅一墙之隔。此后科隆发生大规模性侵事件, 2016年7月德国多次爆发难民袭击事件。这些与难民相关的社会治安案件在德国国内造成严重恐慌情绪, 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些学者和德国媒体认为允许难民大规模进入德国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 这一政策导致的后果可能会危及德国的根基。这些负面影响和评价使德国总理默克尔及其所在党派逐渐丧失民众支持, 在2016年的五次地方选举中均以失败告终, 并在最近一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史上最低得票率, 为其政治前景蒙上阴影。

这里的“本质”指的是引发当下很多具体问题的根本原因。全球化最重要的维度就是经济全球化, 其直接后果和最重要的体现方式就是世界各国之间频繁的国际贸易; 但是, 在这种表面繁华的交换活动之下, 是落后国家越来越贫穷的实质。国际贸易中需要遵循统一的原则和规范, 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这样一个通过在组织成员间达成共识, 来制定贸易和资金流向规则, 以及监管成员是否遵守的国际性泛政府组织。但是在贸易组织制定规则的过程中, 每个国家并不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发达国家早已制定了一套有益于自身利益的交换机制, 后来加入的国家及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在国际贸易当中只能遵循既有规则。由于发达国家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因此, 这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进行得越频繁, 落后国家就越贫困。在全球化过程中, 诸如贫困等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全球化所导致的, 没办法也不可能依靠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力量获得解决。上面提到的德国难民的案例也有很多深层次的根本因素, 这一问题绝不仅涉及德国当局的政治判断, 其直接原因与根源都同国际政治局势密不可分。长期以来, 西欧各国作为美国的重要伙伴, 在国际政治的重要问题上多数时候同美国保持立场一致。1949年与美国公开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当时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国成员相抗衡, 直至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此后, 美国致力于维护自己在欧洲甚至全世界范围内超级大国的国际影响力, 不断推行北约东扩。在此过程中, 西欧各国长期以来保持支持和配合的态度, 北约东扩的步调越来越快。但是, 这一长期计划导致东欧各国政局不稳, 越来越多的难民向西进入西欧各国, 这些都是引发当下很多具体问题的根本原因。

如同上文中提到的贫困问题, 很多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都是全球性的, 只有依靠不同地区的政策协同面对才能有所成效。诸如埃博拉病毒的防治, 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水污染防治等问题, 只有通过跨越国别和地区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得到遏制和解决。同时, 全球化过程中社会活动日益摆脱地区限制, 社会互联性越来越强, 也为这种国际性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和保障。解决德国难民问题也一样, 现在德国和其他西欧各国所面对的难民收容和安置的两难问题, 不单单是欧洲地区自己的问题, 同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密切相关。由此可见, 全球化引发的社会公共问题国际化, 其问题背景、本质和解决方式也是国际化的, 这必然导致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越来越复杂, 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各种变化也将越来越凸显。

无论当前全球化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和争议, 它都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和趋势, 因而, 社会科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活动和现象的学科, 需要加深对全球化背景下公共环境和公共问题的研究, 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决策者对应制定出有利于改善这些问题的公共政策, 从而改善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让全球化朝向更有利于所有人发展的方向。事实上, 在全球公共社会环境深刻变革的同时, 由于公共问题的变化, 也使得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些变化越来越凸显。

公共问题的国际化使得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更为复杂。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是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其意义在于通过对人类社会及背后原因的揭示, 从而指导人们更好地管理社会、改造社会和推动社会发展。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前, 人类社会经历了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 社会科学的研究分别以家园共同体和族裔共同体为研究视域, 这意味着研究是有特定边界的, 也有共通的文化范畴。全球化时代下的社会科学研究, 使得民族和文化的边界不断被打破, 这就形成了更具延展性的研究视域。这导致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现象较过去更为复杂, 公共政策理论需求更为多样, 只有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 将其放在世界性的大视野下进行考察和分析, 才能为公共问题的解决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支持。比如:自20世纪中期, 各种旗号的国际恐怖组织在全球已经有1 000多个, 各种恐怖主义行为, 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 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 恐怖主义是一种一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累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产生的毒瘤, 很多反恐专家提出, 恐怖主义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1]。这些体现出, 在全球化时代, 对某一公共问题进行研究, 都不能在原有的封闭领域内单独进行, 而应越来越多地与其他相关领域进行联系, 这样的研究成果才能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对复杂问题的研究使得学科交叉更为普遍。全球化时代, 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需要以多学科共同研究为基础, 还需要来自不同学科学者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协调才能成为更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因此, 在这种趋势下, 社会科学各学科在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相互学习、影响和互补, 形成了越来越多的交叉学科。这些学科有的是由两三个学科交叉而成, 有的是多学科交叉, 横向跨越联合。纵观全球化近几十年来的发展, 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出现的交叉学科远远超过了整个社会科学发展历程中的非交叉学科的总量, 社会科学已经呈现出综合化、快速化、扩大化发展的新特点。以国际移民问题为例, 全球化使移民问题更为普遍化^[3], 这本身是跨国社会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 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热点问题。根据联合国经济与事务委员会提供的统计数据, 全球人口的国际间流动总数从1990年的1.54亿上升到2010年的2.14亿, 并预计在2050年将高达4.05亿。全世界每34人中, 就有1个是非本国人口, 在工业化国家中, 这一比例更高达10人中就有1个非本国人口^[4]。对于人口的国际间流动的研究, 涉及到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公共治理、国际关系等相关领域的结合。

问题的复杂性和学科的交叉性导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样化。全球化本身是一种多维度的过程, 这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以多维度的视角来分析影响因素, 理解问题本质并提出解决方案, 传统的理论及研究方法都不再适用, 不仅需要微观研究, 也需要宏观把握。与此同时, 因为学科交叉越来越普遍, 不同学科原本特有的研究方法间有了更多相互影响和借鉴的机会, 所以同一个问题的研究所涉及到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样化。例如, 如果我们以全球化为背景研究国际关系, 就必须构建基于全球化的新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分析重大国际事件发生的原因, 同时还要重视各国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宏观微观层面的因素。以往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两大类:宏观的研究方法和微观的研究方法。宏观的研究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微观的研究方法包括很多, 比如观察、实验、调查、分析等, 不同的学科有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例如大数据研究多以描述和简单回归分析为主要方法, 还有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支持向量机等; 计算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方法有时间序列分析、语义分析、小波分析技术等; 在复杂性科学中, 在突破传统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 采用了一些传统科学不甚认可或不常使用的科学方法, 例如隐喻; 有些则在传统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革新改造, 例如模型、数值、计算、虚拟等^[5]。全球化使得研究过程中方法运用不再局限, 以问题为导向, 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 时间与空间相结合, 不同学科间方法相互借鉴融合, 新方法不断产生, 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复合化、多样化。

现代世界的整体化为社会科学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基础, 同时产业化催生的国际联合研究又进一步推动着社会科学的发展。由全球化带来的现代世界的整体化, 知识信息的国际化, 国家、地区利益关系的多边化, 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在方向选择上, 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性、实用性和效益性要求越来越高, 这些都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迅速产业化。社会科学产业化的重要特征是, 委托研究项目越来越多, 资金投入越来越大, 国际联合越来越紧密, 由此而催生了一批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国际联合研究组织。如美国的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东西方文化技术交流中心、国际生态协会、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第三世界论坛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等等。此类跨国专家委员会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人才、资金、技术优势, 根据不同国家、地区、企业和组织的需求, 承担大型研究项目, 组织世界不同国家的著名学者开展联合研究攻关, 取得重大研究突破并推动成果转化。与此同时, 全球化使许多国家的著名学者通过日益增加的学术交流、国际互访自发结成纽带, 共同承担研究课题, 研究优势互补、信息成果共享, 也推动了现代社会科学发展。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 全球化引发了社会公共问题的国际化, 导致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新问题和新对象层出不穷, 这些问题和现象引发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变化不断凸显。从相对微观的角度看, 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引发了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复杂化, 研究对象的复杂化引发了学科交叉的普遍性, 学科交叉的普遍性又引发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同时, 从相对宏观的角度看, 全球化导致的现代世界的整体化, 为社会科学产业化创造了发展基础, 与之相应, 社会科学的产业化所催生的国际联合研究又反过来推动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从社会科学参与公共政策的视角看, 公共问题和社会科学的上述变化, 也必然导致参与方式呈现新的特征。

全球化在引发公共环境变化的同时, 也引发了公共问题的国际化。同时, 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 公共问题国际化直接导致了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一些新的变化不断凸显。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共同引发了社会科学参与公共政策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出下几方面特征。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 对很多本国或本地区面对的具体问题进行治理的时候, 需要跨学科、跨国界甚至跨文化的多种科研力量参与研究。也就是说, 社会科学参与公共政策的多元化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跨学科, 二是跨地域和文化。

首先, 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需要多个学科介入, 社会科学的发展本身呈现出跨学科发展的新变化, 因此, 面对公共事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也不再局限于单一学科。前面提到过“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6], 在全球化过程中, 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这些资源和优势都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面对全球化的发展势头, 更好地利用贸易国际化提升本国经济水平, 竭力避免本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压榨是发展中国家的共识。但是, 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决策者制定有效的政策去改变本国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具体规则, 以适应和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使这种挑战成为助推发展的动力。这要求社会科学家面向现实, 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国际政治、国际贸易等多个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以产生更为全面和实际的研究结果。以我国为例, 通过学者对我国具体国情及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进行分析, 综合考察我国发展的历史、经济基础、在国际政治和国际贸易中的角色等多方面的因素, 制定了以下两条政策方向:一是, 更好地使用境外投资来促进我国工业提升, 在引进资本的同时, 学习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 二是, 将更多的资本投向高新技术工业中, 以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从而提升我国工业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其次, 由于同一问题可能会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 而各个地区和文化对同一问题的研究可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 因而, 跨文化和地区的交流和共同研究可能会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全球化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 但即使是发达国家, 在这一浪潮中也同样面临挑战, 存在由于不当应对而逐渐失去竞争力的风险。因此, 为应对全球化浪潮, 变挑战为机遇, 多国政府积极合作, 试图通过联合的力量寻求不断进步。G8峰会、金砖国家会议及其他的区域性合作组织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以对水污染的治理和海水淡化, 以及节约用水问题为例。面对全世界水资源短缺且情况逐渐严重的趋势, 如何更好地利用占据全球70%水量的海水资源是关乎全人类生存延续的紧迫问题。然而该项技术的改进不仅需要考量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 更是一项需要投入巨额资金的研究项目。各个国家针对改进海水淡化技术、降低海水淡化成本、简易海水淡化装置等方面开展合作将极大地促进这一技术的发展和普及。2016年在中国杭州召开的G20峰会, 是在全球经济持续疲弱、投资与贸易增长迟缓的背景下召开的。如何让全球经济恢复活力, 重新走上增长之路, 成了峰会最关注的话题。习近平主席在开幕致辞中表示, 全球经济不平等增长情况严重, 导致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 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G20峰会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召开, 要起到为全球经济会诊把脉、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的作用。要想做到这一点, 靠一个国家的单打独斗是难以发挥实效的, 这需要G20各成员之间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强化全球经济治理。事实上, 参与公共政策力量多元化既是全球化对公共政策分析、制定、实施过程产生影响的结果, 这个模式本身也是公共政策全球化的一种具体体现。

“21世纪的公共政策越来越私人化, 并且, 其中非营利性组织、非政府组织、服务交付组织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在全球化浪潮中, 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以后, 全球化速度加快, 公共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过去依赖大学校园中学者针对公共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和政府针对已经出现的问题组织专门人员研究的运行模式越来越难以应对层出不穷的公共问题。与此同时, 各种非营利性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蓬勃兴起, 随着科研领域的市场化, 一些以盈利为目的服务交付 (service delivery) 组织也应运而生。这些组织针对自己所关注的社会问题, 或以客户指定的社会现象为目标, 进行专门化的分析、调查, 产生了诸多重要成果, 在公共政策的分析和制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的影响力既在私人组织日益增多的数量中体现, 也在其研究成果产生的影响力上体现。“金砖国家”(BRICS) 峰会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五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会议, 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 后南非加入。其影响力举足轻重, 并日益受到国际关注, 而这一概念首先由美国高盛公司提出。也就是说, 高盛公司在该组织成立之前就看到并以报告的形式说明、预测了发展中国家联合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事实上, 这种合作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抵制发达国家的压制, 逐渐摆脱在全球化浪潮中处于的不利地位确实具有实际意义。人们对发展中国家联合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的意识, 正是在高盛公司逻辑严密、数据详实的报告中被更加明确地唤醒。这样, 大学和政府作为过去公共问题主要研究者的角色, 在所占比重上有所下降。但是, 由于大学和政府以外的社会科学研究由多种性质的机构承担, 其权威性和客观性较以往有所减弱, 特别是受到各种商业基金赞助的社会科学研究, 其研究结论总是与基金设立者的观点和意图更为融洽。此外, 大学中社会科学学者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也有所变化。学者比过去更为关注现实, 参与公共政策的态度更加主动, “能够走出教室, 接受政府给予的制定政策的任务”^[9]。

理论上, 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参考社会科学家对相关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 然后制定出合理的公共政策; 但事实上, 社会科学研究同公共政策的实际制定总是脱节。社会科学家通常潜心研究理论中凸显的问题, 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研究不足, 不利于政策制定者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采纳意见, 加之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在具体政策的分析和制定中借鉴社会科学家既有理论成果的意识相对薄弱, 因此, 过去二者间的融合十分困难。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更为复杂, 因此仅依赖主观经验进行决策很难确保政策的有效性, 所以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非常迫切, 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总是积极邀请社会科学家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调研中, 换言之, 社会科学家经常接受政府的任务, 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此外, 由于研究机构的私人化发展, 越来越多的研究岗位和研究机会提供给科研人员, 研究者不再被指定研究任务, 而有机会选择与自己志趣相投的组织和方向对相关问题进行长期跟踪和调研。由此可以看出, 社会科学参与形式从被动变主动, 是由于调动了研究者充分的主观能动性, 这对于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发展均有所促进。

社会科学及其参与公共政策方式所出现的新特征, 是其应对全球化语境下社会环境和公共问题所作出的合理调整, 以更好地求得自身的发展并加强其对公共政策的智力影响。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 社会科学研究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因此, 社会科学研究更应严谨, 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切实可行的引导作用。尽管很多学者仍然认为社会科学在公共政策中的应用程度还有所欠缺, 在研究队伍和政策制定中始终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较为积极的态度, 认为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跨越, 只需在他们之间引入合适的媒介, 让二者充分了解和沟通就能使他们之间产生良性互动。这些思考为今后社会科学研究在辅助公共政策制定、发挥社会科学的现实作用方面提供了新的方向^[10]。同时, 学者们还强调了由于全球化对公共环境和公共问题产生的深刻影响, 社会科学研究应当继续遵循一些学术规范以确保其研究的精确性, 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