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西方哲学发展史, 人类对于世界本原与主体存在的认识之路历经古希腊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的宇宙生成论, 巴门尼德的本体存在论, 从苏格拉底高举理性主义大旗, 洛克、休谟激辩经验论, 人类走入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死胡同, 再到康德重新树立起理性批判的典范, 黑格尔提倡思维与存在同一, 最终发展到今天马克思的辩证主义唯物论。几个世纪以来, 哲学认识论的演变轨迹向人们逐渐描绘出一个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感性经验与理性推理相互依赖的真实世界。然而, 无论哲学家们如何考辩我们所处的大千世界, 有一种实存的物质、一种我们“存在”的方式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即“语言”。福音书里说:太初有言(逻各斯logos)。

近代以来, 西方哲学传统纷纷转向语言哲学, 其思辨的核心即为“意义的意义”。人们对于意义的哲学认识主要有两种:一是行为主义观, 其声称意义来自于外部刺激和机体对刺激的外化反应; 二是语义的使用观, 其认为语义产生于言语的现实使用。维特根斯坦着力强调语言与外部世界是辩证统一的融合体。他曾指出:“无论词语还是语句, 其功能都不在指称外部的对象和事实, 而是在于编织在生活场景中起作用。”^[1]55虽然其思想包含着对前两种意义观的扬弃, 但尚未完全把握意义与形式的本真联系状态。后观韩礼德, 他的功能语义思想可概括为:通过语法将外部经验转化为意义, 以外部语境作为意义参照, 将社会符号观(social semiotic)贯穿意义研究的始终。可见, 韩礼德与维氏的语言观存在跨时空的暗合与超越关系, 主要表现为二者共享辩证唯物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共同推动意义研究在人本主义道路上持续迈进。

维特根斯坦与韩礼德意义观的承袭关系肇始于二人对索绪尔语言符号思想的认同。索绪尔曾指出“要彻底了解语言符号的作用, 必须离开个人行为走向社会事实”^[2], 维氏认为指称符号“要在系统里完成, 而这个系统包括约定, 这个约定无法通过内心的定义完成, 而是通过交往实践完成”^[1]199。韩礼德更是提出“语言系统是社会系统的投射和体现, 同时又投射入词汇语法系统”^[3]85。显然, 维氏与韩礼德都受到索绪尔符号思想的影响, 将意义看做社会规约下的符号集合。然而, 当我们从意义的整体经验、使用及语境等维度来考证时, 二人语言观的继承与超越关系愈加明朗。

受世界事实观的影响, 符号逻辑、分析哲学摒弃了句子意义是其组成词意义加和的思想, 认为句子的意义就是命题, 而其组成词的意义是命题的涵项^[4]。

任何词义x的变化都会影响整个命题f (x)的意义。维氏后期的意义观中始终渗透着这样的整体主义思想, 他曾经用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如“当我们把笤帚柄和笤帚头分开时, 笤帚就被拆散了, 但这是否就可以得出把笤帚拿过来这个命题也是有相应的部分组成的?”^[5]67意义总是以整体经验的形式得以表征, 词语符号本身并无价值, 符号的生命力在于它与整体经验的有机契合。哲学家怀特海曾指出:“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哲学领域的错误认识就是独立存在的概念, 根本就没有这样存在的方式, 每一种实体按照它与宇宙的其他事物交织在一起的方式来理解。”^[6]意义以整体主义为构造逻辑与基本存在。早在《逻辑哲学论》^[7](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中, 维氏就认为逻辑结构与世界结构具有几何图像式的整体同构关系, 逻辑空间的诸事实即是世界(the facts in logical space are the world)^[5]153, 而事实皆可分析为原子事实(Sachverhalt), 我们“可以把命题看做一幅图画, 并依靠自身的形式联系起来”^[5]154。原子事实建构经验图画的过程中存在摹画(abbildung)与逻辑(logische)两种意形关系, 表达命题的语句就像图画一样反映出实体间的原子关系, 我们只有通过对原子事实的积累才能形成经验世界。韩礼德有关“语义与语法形式的关系是自然的而非任意的”^[3]47的论断可看做是对维氏整体图像论的呼应。虽然维氏承认逻辑与命题最终落脚于语言, 但直到韩礼德《通过意义识解经验》^[8](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一书的问世, 意义与形式的两种关系才在语言构造层面得到协作地融合, 二者不再是互相联系但却各自运作的两个世界, 而本应是整体经验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

实际上, 维氏所说的经验世界是由原子事实的表层描摹同构与深层逻辑同构共同形成的虚拟世界, 韩礼德通过使用序列(sequence)、图形(figure)和成分(element)三种具体的图示在描摹经验世界自然逻辑的同时框定了其深层的命题逻辑。其中, 序列表现图形间扩展或投射的语义关系, 是经验世界的高层组织逻辑; 图形是经验现实的一个基本片段, 包括做事、感知、说话与状态四种经验场景; 成分是图形的基本组成部分, 由过程、参与者与环境等场景要素构成。韩礼德通过图示关系将经验的构造逻辑转化为语法表达, 在语言形式与经验事实之间建立天然的整体描摹与对应:一方面, 从序列到成分的层级逻辑符合原子事实的构造形态, 从高层组织原则到底层参与因素是描摹经验世界的必要素材; 另一方面, 成分、图形与序列之间的组合与聚合关系是深层命题的构造逻辑, 任何成分的改变必然导致整体经验的变化。由此可见, 韩礼德与维氏在经验观上都具有客观的图像反映论色彩, 承认客观经验的整体性与相对独立性。

维氏在《哲学研究》^[9](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中倡导通过语言使用来解释意义, 他说:“一个词语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1]185。很多情况下我们用“用法”(Nutzung)代替意义, 这沿袭了维氏早期逻辑经验的证实主义原则, 即语言、语词、语句的意义是由它们所对应的经验事实决定的, 而真理就是命题和经验事实的一致, 真理的标准在于经验的证实^[1]139。在这一点上, 他和日常语言学派主张的语言分析原则颇为相似, 语词、句子均没有独立的概念本质, 它们的意义由人们在日常习惯中所约定的使用环境而设定。与维氏相似, 弗雷格的意义观亦具有经验论的思想, 他认为意义的基本单位是句子, 语词要在句子或者命题的推演中才具有意义。由此可见, 此时的哲学家们已逐步走出早期意义指称论、意义联想观念论的窠臼。意义已不再是随意的指称规约和主观联想, 较小的语言意义单位都可从更高级的使用环境中推演得出。单独谈论语词的意义无疑是空中楼阁, 语义是经验环境的衍生品。“不要问意义, 要问使用。”^[1]185在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功用论中, 他进一步强调了语言的使用环境, 提出语言即用法的观点, 认为语句的意义即是它们在日常活动中的功用。尽管这一观点受到不少质疑, 但是“语言不止是指称事物与描述状态, 语言具有功能”^[3]39的思想逐步为人所知。

在语言使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氏秉持了相对主义语义观, 即承认语义的非规约性, 承认语言符号的选择必须依赖功能与使用, 而在这一问题上, 韩礼德的认识更为深刻。他所讲的“语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与“经验库”(experience base)等概念是在维氏语言功用论前提下对每种具体意义的抽象化与范畴化, 相同的语言形式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中呈现出特定的功能意义, 语言形式与外在经验被融合成为一系列面向功能使用的意义集合。换言之, 在韩礼德看来, 语言的使用即是人们在具体使用环境中对语言形式系统性、多样性的选择工具性, 这种语义观有效调和了维氏语言使用论中关于语义多样性与结构稳定性方面的不匹配。他明确指出在同一使用环境中即便是对同一意义不同形式的选择也蕴含了额外的含义、带有不同的元功能, 理应区别对待, 选择语言符号就是在特定使用环境下限定其可产生的有关概念、人际与语篇外延意义的特殊理解范围, 选择即是意义。“启明星”和“长庚星”不再是早期弗雷格眼中对同一个“金星”的两种不同指称途径, 而是在不同使用环境中的具有显著差别的语义。“母亲”和“妈妈”也不是针对同一社会角色的同义指称。“我的母亲和我有一次长谈”和“我和我妈妈聊了一会儿”本身具有概念、情感、修辞等功能上的差别, 若不加以对意义的形式选择, 就会产生类似于“我下榻在宿舍”这样符合语法、符合经验反映、符合对世界的描摹但是不符合语义功能的命题。

其实在《蓝皮书和褐皮书》(The Blue and Brown Books)中, 维氏已然注意到意义的语境嵌入特征, 他说:“唯独命题具有意义, 唯独在命题的上下文中, 一个名称才具有称谓”^[10]。语境与意义的天然联系可见一斑。后来他又补充道:“语言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工具, 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这些复杂的语言游戏(Sprachspeil)从不同角度反映人与人的世界, 同时也折射出语言自身的某些特质。”^[11]维氏认为所谓的“语言游戏”即是“由语言和活动那些和语言编织在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5]8。人类语言的原始形式是和人类其他活动交织在一起, 维氏从语义的个体发生(ontogenesis)视角力图证明在现实与语言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边缘地带, 在这里的现实世界并非现成的、恒定的, 语言不是对现实的被动反映, 相反地, 是具有个体意志的主观化产物, 语义会随着其语境的变化而不断生长、变化。显然, 维氏不仅强调了语境在语言使用时的巨大影响, 更是在说明脱离了语境的语言形式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哈贝马斯所作批注:“维氏的语言游戏试图把理想化的抽象理想重新放回到其语境当中, 把理性定位在特有的活动范围内。”^[12]韩礼德与维氏持有相同的态度, 二人的语义研究路径都不是从现象切入到现象背后的本质, 而是从现象退回到关于现象的陈述, 退回到我们的概念方式。这一思路后来被蒯因称之为“语义上行”(semantic ascend)^[1]35。何为“上行”?这便是语境中的情境、思维里的经验。黑格尔认为真正科学的方法并不是像唯理论所推崇的数学方法或康德的先验认识那样外在于内容, 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或我们认识事物的某种方式, 而是事物内在的生命、灵魂和运动方式^[13]。韩礼德认为语言的核心本质是语境因素与语义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3]129, 这就将维氏“语言游戏”的认识内涵升华为可操作的语义组织原则, 例如, 韩礼德、马丁等人极其重视篇章语义(discourse semantics)的作用, 他们强调篇章为句子意义提供解释环境, 句子又为语词提供解释环境。这种语义的环境意识使得每一次意义与形式的对应体现关系均可成为对语境中人与物质世界、人与人及人与物质载体等因素的具体示例, 意义会随着语境因素的动态变化而变化, 韩礼德后来称之为语域。

单就语言观而言, 维氏的整体主义、使用论和语言游戏为韩礼德的功能语义奠定了意形融合的哲学基础, 而就对意形融合思想本身的贡献而言, 韩礼德无疑取得了更大的突破。虽然维氏认为意义与世界不可分割, 但其对意义本质的探讨却过多地停留在思辨的形而上层面, 缺乏切实可行的观察标准与解释实践。韩礼德从社会符号学入手通过寻求语言形式的组织原则来讨论语言“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并实现其功能的科学理解”^[14]。

维氏反对私人语言形式, 认为并不存在绝对的私有感觉与经验^[1]198, 语言的使用必然存在一定的公知规则, 个人需保持语言用法的一贯性而非随意的使用。韩礼德不仅认同维氏对私人语言的批判, 而且认为语言与社会人是相互融通的整体, “没有语言就没有社会人, 正如没有社会人就没有语言一样”^[15]70。在使用语言中需充分考虑其社会因素, 更是详细地阐释了公知规则究竟是什么, 具体包括社会的情境类型与社会功能。

首先, 1964年韩礼德在马林诺夫斯基情境和文化的基础上将语域(register)界定为“一种文化的参与者结合某种情境类型所进行的典型语义配置”^[3]121。情景类型的社会符号结构可以从三种维度加以描述:进行中的社会活动、交谈的话题及场所, 所涉及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 话语发生的象征方法与修辞手段, 韩礼德分别称之为话语范围(field)、话语基调(tenor)与话语方式(mode)。人们能够在日常经验的案例中感知语域的存在, 因而也能根据语域特征选择语言的具体表征形式, 具体而言, 话语范围制约人们如何选择语态或词汇。例如, 被动句式更多出现在技术性话语当中, “贯彻”一词也更多地出现在政要文书中而不会出现在小学课本里。话语基调控制着人们表达意义的语气、情态、称呼和人称代词, 表达同样的意义, 交际的双方若关系密切便会更多地使用祈使句、省略句, 在称呼上也会随便些, “老李”“李老师”和“李教授”指称相同但其人际意义的差别却很大, 隐含社会角色、社会关系的不同。话语方式制约着人们意义表达的方式, 口语体简明、随意、浅显易懂, 书面语正规、句式较长、语法结构复杂。聊天时我们会讲“饿死了”, 作文时我们说“饥肠辘辘”, 意义相同, 而使用场合不同。总而言之, 每种情境符号都制约着语言形式的选择与组织:情境属于语言外的社会符号范畴, 词汇语法则是语言符号范畴, 从言外到言内, 二者不再是主客体分离的两个世界, 而是相互渗透的有机整体。

其次, 意义在情景符号与语言系统之间形成功能接口, 情境的符号与意义的功能成分建立系统的对应联系:话语范围对应概念功能, 是对语言表述内容的功能体现; 话语基调对应人际功能, 体现语言参与人际活动的功能; 话语方式对应语篇功能, 体现语言关联的组织原则。由于情景符号为每个具体的社会活动提供语境构型, 因而功能语义也是针对具体社会实践的示例。相比于维氏的语言功用论, 韩礼德将功能语义的概念嵌入社会语境当中, 冲破了维氏单纯认为语言功用仅存在于语句层面的束缚, 解决了维氏语义思想无法辩证统筹语言本体与社会因素的缺陷, 从而促进语义研究真正融入生活、融入社会。对韩礼德而言, 任何语言形式的选择都不只是任意地用于标注客观世界的符号, 语言的产生是满足不同社会功能的结果, 语义完整的呈现是将更多经验、人际、态度、谋篇功能糅合在语言形式当中。在此, 我们使用作为中国古典辩证思想典范的太极图隐喻地展现意形是如何在社会语境中做到融合与统一的, 见图 1。

图 1(Fig. 1)

图 1 语义形式的融合关系图

形式与语义相互对立而又协作统一, 意义是形式的核心内涵, 形式是意义的功能载体, 二者互为依托不可偏颇。相同的意义可以体现为不同的形式, 每种形式变体与基本意义组成新的意形融合整体, 语义相似的前提下, 语言形式随着不同社会语境与场合的变化而调整, 形式的变化体现意义微妙的差异, 以便适应语言的情境构型, 发挥特定语言功能进而推测语义结构。韩礼德在语言本质的问题上始终认为语言是为人类交际服务的, 意义的理解要连同衍生它的外部世界一并进行, 这是对维氏整体论、意义功用与语言游戏思想的继承与拓展, 在语言反映世界的过程中, 进一步凸显人本主义的辩证思想。

李鸿儒^[16]曾认为在世界—语言—人组成的系统中, 语言发挥着中介作用。正是凭借语言的帮助, 人才同世界建立联系。在这个意义上, 维氏后期所探索的“语言”, 同“世界”和“人”具有相同的地位, 也就是说人处于语言和世界之间, 属于多元世界的一元, 就是因为“人”被赋予了和语言与世界一样的地位, 语义的人本主义思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也是对西方哲学主客体“二元论”的反叛, 语言不是对客体世界的镜像反射, 相反, 是添加了人们意向、体验、情感及所处现实环境等个人因素的意义集合, 语言描写与映射世界的过程并非语符与客体间被动的简单契合与对应关系, 而始终伴有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 客体世界的现实存在性与社会机构(institution)的规约性是语言表征的基础, 无论是整体经验、使用环境还是情境构型, 都需要依托客体世界而存在, 从而保证意义的相对稳定性; 而另一方面, 语言使用的主体也在通过自己的具身意识与环境意识对语义进行修补、润色甚至重新创造, 兼顾语言环境存在的多变性与不确定性。语言的结构与意义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因此, 在语义研究中, 人与人所在的世界这一重要维度不可缺失。绪可望等^[17]曾认为, 人类的思维世界和语言世界是基于人类的体验和经验的, 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一切认识都烙上了人的印记, 永远都是隔着镜子在看事物。

维氏后期反思了前期的语言图像论, 提出语言游戏论和意义功用论, 可以看做是对纯客观主义语义观的摒弃, 转而为语义研究注入人的因素, 可谓是将意义研究推向主客相结合的一元化道路的先导之一。韩礼德在继承维氏人本语义思想的基础上, 拓展并细化了语义中人的因素和与人相关的因素。语义研究的维度参照了语言在社会语境中的具体功能。语言由功能成分组成, 每一个功能成分都是直接与人所在的社会语境要素紧密相关的, 外部语域的调整伴随着语言内部的变化。韩礼德的语域本身就是一个语义概念, 可见他认为语义概念本身就包含语言的功能变体, 而这些变体都体现着人们在不同情景中的语义表达需求。高生文^[18]认为韩礼德语域中既有情景语境的成分又有语篇语义的成分, 将二者结合起来才全面。后来, 韩礼德又将语域放置于更抽象的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中, 意义的人本主义特征更为明显, 语言与其所处文化环境有着天然联系, 如果说语域是主体的语言生成环境, 那么文化语境就是基于主体之间的、言语社团成员共享的知识图式。“社会系统可以解释为社会符号系统:构成文化现实的意义系统, 语义系统是社会符号的一种体现。”^[2]135语言的生成与理解离不开其所缘起的文化民俗模型与主体间附有的社会组织模式, 例如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思维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 而语域内任何语义构建都是文化语境的具体示例。维氏和韩礼德人本主义的语言研究取向摒弃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形而上的缺点, 而韩礼德在重视语言个人属性的基础上深化了语言的社会属性及群体属性, 从微观命题意义到宏观社会文化意义, 人们对语义的社会性认识逐渐深化。

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及语言或语词意义的问题。以韩礼德为首的功能主义学派对言外社会语境与语言意义之间对应制约关系的探索是维氏的语义辩证哲学思想在语言运用中的物质体现, 也为如何将客观世界切实物质化为语言世界提供了指导原则和分析角度, 更是对人本主义语义观的深化与发展。功能语义观重视语言的社会符号性及在语义生成中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是以人与社会因素作为客体的研究取向, 将人本主义推向社会人本主义的研究范畴。

离开了言语社团群体共识, 语言符号及其表达的意义就是失去了存在的家^[19]。在维特根斯坦早、后期的著作中, 我们都能找到功能语义中经验表征、功能思想和语境思想的理论雏形, 并且在韩礼德、马丁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维特根斯坦的整体主义、语言使用及语言游戏等思想上逐步深化并发展成为韩礼德的功能语义, 为我们深刻理解语言符号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范式。当今语言教学界以功能语义观指导的语境教学法、互动教学法、语篇体裁教学法正得到广泛关注与应用,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维氏语言思想的巨大价值和长远影响。从维特根斯坦到韩礼德, 意形融合思想的传承促进语言哲学观发生了从单纯客观主义到崇尚经验现实的人本主义的历史转变, 个体与群体因素被纳入语义讨论的范畴, 物质经验反映于语言形式, 语义的本质是融合个人因素的产物, 主客体辩证统一的一元意义世界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