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国著名左派史家、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 霍布斯鲍姆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哲学立场, 认为技术伴随人类社会的需求而产生, 人类社会又伴随技术的进步而发展; 技术本质上是客体之功能性于主体之需求性而产生的某种效应或所具备的某种意义, 同时体现着表征为自然属性的工具理性与社会属性的价值理性。他以现实的人作为首要着眼点, 视“人类赋予技术以价值”为对“技术社会”或亦称为工业化社会进行哲学反思的前提基础, 并将技术回归历史话语体系以实现技术的价值转向, 通过史实透射出技术在人类实现其本质过程中的现实境遇, 进而研究技术的内在价值与现实价值, 探索其理性意义与人本意义。他以解构实现建构, 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探索以社会主义替代英国资本主义的理想方案, 最终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旨归。本文立足唯物史观, 以多维度探究霍布斯鲍姆的技术价值思想, 力求展现其作为经济发达且已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技术价值论, 对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借鉴意义。

每当提到人类文明史上出现过的生产力大爆发这一命题时, 诸如“工业”“工业化”“机器大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等词汇首先映入脑海。在对于历史的考察中, 霍布斯鲍姆打破史学家“以史料为证”的惯性思维, 认为词汇往往是比史料文献更加有力的证言^[1]1。因此, 研究技术的生产力价值, 就必定要追溯到工业文明的开端——18世纪80年代爆发的英国工业革命。霍布斯鲍姆将1789年法国大革命与同时期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 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 以技术批判、文化批判、社会批判为有力武器, 对这场“双元革命”推动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巨变作出历史的分析与描述。他坚持人类社会经济史实质上就是技术史的观点, 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从工业革命开始, 一部世界经济史, 根本上就是一部科技不断加速进步的历史”^[2]。

霍布斯鲍姆继承了马克思技术生产力理论, 并体现于自己的技术价值思想之中, 认为生产力价值是技术最基本的价值。在他看来, 18世纪80年代开始爆发的英国工业革命, 实质上是起源于以技术创新提升动力为目标的劳动工具改革。英国的棉纺织业有别于其毛织业等民族工业, 是新型工业部门。为了抵御进口印度白(棉)布, 根深蒂固的毛织业采取措施实行进口限制; 同时, 利物浦等殖民贸易港口的兴起也为棉纺织业的“起飞”提供了更大的国内市场。棉纺织业不断引进新技术、发明新机器, 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因此, 英国工业革命的引擎正是开始于棉纺织业。自然科学的进步与生产技术的创新, 直接作用于劳动工具的变革, 有效推动自在的自然物质力量转化为自为的劳动生产力量, 进而成倍提升劳动生产率, 极大地拓展了劳动实践范围, 实现生产领域内的“自我成长”^[1]35。“带动棉纺织业革命的新发明——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骡纺纱机以及稍后的动力织布机——简单方便, 投资低廉, 通过增加产量, 几乎马上就能回本”, 而其利润率“不是5%或10%, 而是100%, 百分之几千”^[1]44。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方式的变革, 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 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3]427由发动机、传动机、工具机等组成的机器, 体现着工业化社会的核心技术基础, 是此时的劳动资料的代名词。随着生产规模的急速扩大, 原有的动力机器已不能满足生产过程的需求, 蒸汽机的革命便应运而生。1815年后, 在棉纺织业中, 蒸汽机已得到推广并投入生产。另外, 随着技术不断革新, 工厂的工人与包括后来加入机器化大生产的独立工匠、农闲时的农民等, 应生产活动要求, 不断提高劳动技能与个人素质, 使劳动者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 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19世纪30年代, 棉纺织业的机器化大生产已初具规模, 由技术革新引发的生产力诸要素变革带动其产量比重、出口数量、所需劳动力数量与机械化水平直线上升。

众所周知, 生产力三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工业革命之前, 欧洲大陆的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与商业为辅, 社会生产力水平主要依靠劳动者的规模与数量判别。在以手工工具为主的生产工具整体落后的背景下, 产品的多少取决于参与生产的劳动者的多少。然而, 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人类文明中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其核心在于解决动力问题。这表现为在以动力强劲的先进机器为劳动资料投入生产的同时, 劳动者为应对技术发展而不断提升个人业务水平, 由此, 技术革新推动生产力结构已由单一的劳动者数量为主要动力转变为先进劳动工具与优质劳动者共同作用, 使生产力水平得到空前发展。

煤炭是工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 在采矿与冶金的生产实践中所使用的鼓风机、辗压机、抽水机、凿井机等, 都是经过改制的蒸汽机的多种应用, 大大提高了英国钢铁业发展所需煤炭的供给量。由于采矿业除开采需求外, 还有亟待解决的运输需求, 因此进一步改进运输手段势在必行。铁路的应运而生, 符合采矿业特别是采煤业发展的要求。霍布斯鲍姆高度评价铁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 指出:“铁路是人类经由技术而取得巨大胜利的标志, ……还没有其他发明能够如此富有戏剧性地向世人昭示新时代的力量和速度”^[1]54。它是打破被阻断的世界市场、推动各国对外开放、将整个地球连接成为经济共同体的重要象征。同时, 铁路“昂贵的开销”正是其优势所在, 其广泛应用, 还促进了资本产业的发展与变革。据资料显示, 铺设一英里铁路平均需要300吨钢铁, 因此, 在英国广泛铺设铁路以保证工业化进程持续的同时, 使得钢铁的生产量激增并第一次实现大规模化生产, 对于钢铁业、采矿业、重型机械生产业的发展产生重大意义。到19世纪40年代, 标志着英国真正的工业化经济, 随着铁路的广泛修建与重工业的大规模建设而正式建成。霍布斯鲍姆认为, 技术革新确立了机器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地位, 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提保障; 工业化进程是以蒸汽机与铁路为引擎的, 二者相连的统一体共同开启了全球化经济的新纪元。

霍布斯鲍姆的技术价值思想将以技术进步为关键的社会工业化进程置于人类实践历史之中, 技术之于社会的重要性就犹如工业化之于人类历史。可以说, 工业发展史就是社会进步史, 人类社会每一次变革都与技术进步息息相关, 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客观物质性的革命力量。社会的现代性, 不仅体现于技术革新与经济基础之上, 还建立在政治制度与上层建筑之上, 这是技术的社会革命价值的重要表征。

霍布斯鲍姆以工具机的发明与利用作为工业革命的开端, 指出手工工具本质上仅是变化了形态的自然物, 是人类的义肢或“器官投影”; 而机器是人们在工业生产实践中“形成了某种内在性能要求的观念, 并以此为功能目标设计制作出来的”^[4]人工物。工业革命正是依靠机器化大生产而逐步实现的, 人类由此开始告别单个手工工具生产的劳动形式, 迎来了机械化、自动化的精细分工劳动。技术是促使生产方式革命化的重要因素, 这是霍布斯鲍姆技术价值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一方面, 从技术与生产力关系问题的角度着眼, 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 其发展进步必然引起生产力的极大提高, 使劳动实践与人类生活均发生巨大变化; 而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促使生产关系发生变革以继续适应现有生产力的发展, 进而推动了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内的生产方式的变革, 引发社会形态的转变, 最终实现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 从技术与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角度着眼, 技术作为一种客观物质力量, 自其诞生以来就负荷人类一切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全部社会关系, 以机器、装备等物化形式决定了劳动产品交换方式、分配方式甚至人类阶级划分等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 并且通过生产力变革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换言之, 技术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内容, 推动着生产关系变革; 技术通过生产力性质的集中体现, 进一步对现有生产方式加以否定。正如马克思指出:“技术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3]210霍布斯鲍姆之所以将技术史(工业史)置于人类社会的总体史中加以仔细考察, 其目的并不在于解释说明某项技术本身的功能与作用, 而是更注重于探索技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 着重揭示技术发生改变必将导致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关系的变革。

霍布斯鲍姆形象地形容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为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孪生火山口”, 英国工业革命决定了19世纪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趋势——资本主义经济, 法国大革命决定了其政治制度革命的性质, 此二者共同推动了当时世界的根本性巨变。他以双元革命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来透视技术价值问题, 提出工业革命的应然意义只有在社会革命的实然实践中才能充分体现; 也就是说, 技术具有推动社会革命的价值。首先, 在18世纪, 资本主义在法国的部分地区已得到较好发展, 借由技术的进步与广泛应用, 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普遍存在。资产阶级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其羸弱的政治地位之间的冲突, 使得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进而推动法国大革命爆发。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热月政变, 法国大革命历时五年, 依靠最广泛的人民力量彻底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 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群众性社会革命, 以《人权宣言》与《拿破仑法典》、科技组织劳动模式与公制统一度量衡等人类社会发展成果颠覆了古老的封建文明。其次, 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互作用、互为补充, 为社会主义的诞生凝聚了力量。法国大革命中产生雅各宾派, 正是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伴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运动而开展革命事业的, 如派发雅各宾主义的报纸、组织公众集会、游行示威、捣毁生产机器等。雅各宾时期还为法国乃至世界提供了一个革命后过渡时期中超越资产阶级政权的治理可能性——无产阶级专政^[5]。霍布斯鲍姆始终认为, 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 就一定要在工业史与社会史有机统一的总体史上下功夫。他坚持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与发展的根本基础, 工业革命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封建君主制度的关键力量, 工业技术水平是造成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差距的主要原因, 并且在经济和政治上予以强化”^[6]。最后, 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还明确指出, 技术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矛盾的核心要素, 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广泛应用是共产主义在未来社会中完全取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力量, 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 人类应更加重视诞生于工业革命的、具备广泛革命性与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与实践作用。

随着生产力水平飞跃式提升, 技术的直接实用性效能从根本上克服了物质资源匮乏、体力劳动苦重、生产效率低下等制约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难题。这时, 人们传统上只重视技术物质价值的观点有所转变, 使技术所荷载的深层次精神性价值即技术的文化价值日益凸显出来。关于技术文化价值的事实存在的问题, 霍布斯鲍姆从唯物史观出发, 认为技术伴随人类社会而产生, 其内部始终蕴含着人文关怀, 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所处的时代精神。因此, 技术是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 从来不曾独立于文化之外。一定的文化及其存在方式, 必定与某一特定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霍布斯鲍姆十分重视作为生产力关键要素的技术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即技术文化价值如何作用于人类社会。一方面, 技术对于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双元革命”铸就了自人类创造农业与冶金术、文字与城邦那遥远时代以来历史上最伟大的转变, 就是推动资本主义的工业文化扩散全球^[7]。同时, 他借史实例证进一步阐释这两次革命的广泛性与深刻性——以技术的物质诉求发端, 以文化的精神诉求推广, 共同作用于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进步。另一方面, 文化对于技术具有一定的规约作用。人类将社会的理念、习俗、价值观等都融合到技术的设计、制造、推广过程之中, 它们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对技术进行陶染与规范, 使技术具有时代特征与民族、地域特色。要科学地理解技术的本质及其表征为文化的命运, 就必然要深入认识技术所根植的文化背景, 理解技术的文化选择、价值取向与权力格局对技术的强大解释力^[8]。霍布斯鲍姆强调要以新技术生成新文化, 以新文化引领人类社会新发展, 这里的新文化主要包括大众文化与共生文化。

面对英国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的数量与规模均急剧扩大, 面对现代主义充分发展后的潜在危机和资本主义进步意义的逐步消解, 人类对于社会主体文化公平正义化的需求愈显紧迫。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广泛实践中渐渐形成了“人类生存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基本思想, 霍布斯鲍姆也十分认同这种文化。他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哲学立场, 以“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方法去探寻人类工业史与社会史的真容。他以技术进步与社会工业化为切入点, 特别重视着眼于社会小人物与普通民众的历史实践, 认为由普通大众主导的文化才可以成就非凡; 资本主义的文化是“高贵化”的精英文化, 其受众群日趋减少以致目前仅剩“年事已高、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有钱人”^[9]序言Ⅸ, 应严肃批驳如此腐化、虚伪、错误的主体文化, 指出“资产阶级文明遭遇的威胁来自被排除在精英阶层之外的大多数人”^[9]序言Ⅷ。霍布斯鲍姆肯定社会下层与人民群众的大众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 否定精英文化, 表现了他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与现实关怀意识。同时, 社会化大生产使得工人数量不断增多, 推动大众文化的主体规模逐步扩大; 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改革, 使工人熟练操作技术的技能日益精进, 推动大众文化的主体素质逐步提高; 技术成果的发明与广泛利用, 推动非工业劳动人民再次扩大了大众文化的受众群体。霍布斯鲍姆将推进工业化后的大众文化作为技术价值研究的重要内容, 并曾直抒胸臆地表达道:“资产阶级评价性的批评意义上的‘文化’正逐步让位于纯描述性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9]18。借以说明他认为的人类新主体文化的生存方式是大众文化, 技术文化的大众化转向体现了文化与生活之统一、工作与休闲之统一、身体与精神之统一的现实特征。

工业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19世纪70年代, 可将科学理论直接转化为现实机械技术的革新广受欢迎, 世界经济的扩张进程直接受工业化与生产资源全球性流动影响^[10], 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由于工业生产能力的悬殊, 各国间产生了贫富悬殊; 由于政治与军事实力的差距, 各国间形成了强弱悬殊。铁路的广泛应用使生产原料地区、生产区(工业区)、人口聚居地连接成线, 除南极洲以外的六大洲主要工业领域连接成网, 是全球化进程中规模最大的公共服务事业。随后, 技术又推动了新的发明创造, 如电报、电话、无线电广播等让地理上的偏远地区也融入到整体世界之中, 产生更加直接、便捷的联系。到20世纪80年代,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全球开始取代国家成为独立的经济运作单位, 整个世界日益发展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2000年, 霍布斯鲍姆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上公开发表演讲, 综合分析当时国际形势与发展大势, 明确提出21世纪是文化共生的世纪, 文化共生要靠技术来推动。他以人类文化融合为例进而对此观点加以说明:“由于技术原因, (人类文明)目前提供给我们的只是多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特征。再过几年, 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作用下, 情况会大为改观。”^[9]24依靠技术实现的相互融合、互为发展的共生文化, 就是全球化时代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无论以个人为单位还是以国家、民族为单位, 在共同体文化内部, 皆与其他个体处于平等、互惠、互利的和谐文化关系之中。这样一个以技术为现实基础的共同体文化, 既是被共同创造, 也需要被共同维护, 亦可以被共同批判, 其内部所有有关差异性的讨论都是以平等成员关系为前提的。以“同”兼容“异”, 强调差异性的和谐共存, 而非苛求同一性的联合一致。霍布斯鲍姆的共生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和谐性, 在当今如此差异性、多元性极强的国际环境中, 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在技术的本体论意义上, 技术的内在价值体现为自在的对人的直接效用性; 而在一定社会制度下, 受制度与文化影响而间接表现出来的价值, 则是技术的现实价值^[11]。在人类的技术实践活动中, 技术的价值分别展现为生产力价值、社会革命价值、文化价值, 最终统一于技术的人本价值之中。霍布斯鲍姆技术价值思想的逻辑起点与最终旨归, 都直指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 即技术的终极价值在于完善人的本质、克服技术异化、实现技术人化, 进而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人在自由自觉地劳动中表现出了区别于动物的人的“类特性”, 生产劳动是人作为类存在的本质, 简言之, 劳动是人的本质。在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劳动实践中, 技术是人类肢体的延伸, 其产生与发展的初衷就是以作为人的无机身体参与人与自然交互作用过程进而使人本身得到解放的。马克思将以技术发展为核心的工业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 生动地将“工业的历史与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12]比喻为已被翻阅的关于人类本质力量的书。由此可见, 技术体现着人的本质。一方面, 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霍布斯鲍姆在考察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时, 强调历史学家的重任除了追溯工业化的动力来源以外, 还应关照经济资源的动员、配置与社会配套适应对于展现人之所是的重要作用^[1]57-58。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劳动者, 经济资源中的核心因素亦为劳动者, 可见推动社会工业化这一人类技术实践过程的根本动力就是人本身。另一方面, 由于工业革命迅速扩散, 要求其他经济结构让位于资本主义工业的机器化大生产, 使传统农业受到冲击, 大量农民被迫以雇用工人的身份转移至非农的经济生产中。广大新增工人必须掌握娴熟的技能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业革命不仅合理规划生产结构中的劳动力资源分配, 还切实提高了劳动力从事生产的技术含量, 人的本质依托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进一步强化。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 人类的自然属性是劳动。在劳动过程中, 人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自然界的改造目的, 在体现人的主体性的同时, 也实现了对自身的解放。然而,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里, 技术对于人的解放功能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技术不再解放人, 而是束缚与奴役人, 表现为技术的异化现象。技术是一把同时表现着“造福人”与“奴役人”的双刃剑, 但其价值的负面效应呈扩大之势, 与技术产生的初衷亦渐行渐远。在人的现实生活中, 技术异化的悲剧时有发生, 例如人与人之间的贫富悬殊、人口失业、侵略战争等问题, 又如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然而, 一些历史学家却无视技术异化的影响, 盲目乐观地判定工业革命提高了下层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其生活方式, 割裂技术的正负价值, 片面夸大技术正价值而完全忽视其负效应。霍布斯鲍姆始终站在唯物史观与辩证的阶级分析立场, 坚决反对上述历史学家错误地将工人阶级工资提高当做是其命运的改善却无视社会底层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受的剥削与压迫的观点^[13]。他洞悉了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技术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广泛应用在资本主义世界中, 技术作为资本, 是资本家压迫工人、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 成为与自由人对立的异己力量。不容置否, 技术作为人类历史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在社会多样性发展中始终扮演着无可取代的角色, 人不能因惧怕异化而远离技术, 否则必将裹足不前, 甚至走向灾难。因此, 谋求从技术异化回归技术人化之路, 已迫在眉睫。

要明确的是, 在人与技术关系问题中, 人是逻辑起点与最终旨归, 是主体; 而技术仅为人类实践的手段与工具, 是客体。因此, 必须是人, 而不是技术, 成为价值的最终落脚点。要以人的异化分析技术的异化、以人的本质科学认识技术的本质, 进而以人的解放实现技术的人化。在资本主义世界中, 交换价值是人的全部行为目标, 利润是人的唯一追逐对象, 人的发展体现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资本主义制度将人类本应丰富且全面的社会关系简化为商品交换的利益关系, 完全物化的人在物欲笼罩中迷失了自我, 严重偏离了人自由而全面的理想的发展状态。霍布斯鲍姆直言资产阶级的社会机制根本上是残酷不公且非人道化的^[1]278, 时代呼唤平等、正义、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社会主义一词的原初并无任何政治意蕴, 仅是派生于“社会”一词的、与个人利己主义对立的集体价值观, 其本意体现为“合作”“集体”“互助”。社会主义的着眼点是以社会底层的最广泛人民的现实利益与自由理想为宗旨, 其核心追求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 符合人自由全面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使人摆脱了物质的奴役、克服了劳动异化、成为了自己的主人。科技异化随着人类劳动异化的克服而回归人化, 即实现人文化、人性化与人道化后的技术进一步发展, 大力提升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生产能力, 推动着社会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更加丰富, 使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最终成为理想中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作为史学家, 霍布斯鲍姆虽以人类重大史实“双元革命”为关键切入点来研究工业史与社会史相统一的人类发展史, 但并不意味着他带有“技术决定论”或是“经济决定论”等曲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负面色彩。相反的, 在所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中, 霍布斯鲍姆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最坚定的维护者与捍卫者。在他看来, 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来不曾将人类社会历史描述为一种理想中的高度抽象且具有不可逆性的单向线性运动模式^[14], 而是极力将历史回归本真, 努力试图展现其个体之可变性与发展之反复性的曲折状态。他十分赞同恩格斯所言“根据唯物史观,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中的生产与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未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 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至极的空话”^[15]。霍布斯鲍姆反对一切超越“现实生活中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一“归根结底”的“决定因素”以外的其他任何“决定论”。他依托大量史实对于唯物史观作出竭尽全力地说明, 并逐渐完善了自身的技术价值思想。

首先, 他明确指出技术并非中立概念, 它是涉及善与恶的价值判别的。其次, 他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角度进行阐述:技术的生产力价值与社会革命价值属经济基础范畴的价值体现, 技术通过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推动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的革命化, 为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促使民主与自由诞生于世; 技术的文化价值与人本价值属上层建筑领域的价值体现, 技术与文化之间的有机互动作用, 要求须以技术关切表征广大人民利益的大众文化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人类共生的共同体文化; 技术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是高度重叠的, 其逻辑起点与最终旨归都直指人的自由解放, 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克服技术异化、实现技术人化。最后, 霍布斯鲍姆反对以抽象的逻辑理论解释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社会发展、人类解放等问题, 而是强调坚持以唯物史观回归历史“本体”、发掘历史“本质”。他主张以“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方法研究社会底层历史与人类实践的微观史实, 明确将研究重点锁定于工业史与社会史相统一的“总体史”, 并穷其一生探索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与有效路径, 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理念、构想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