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史的传统研究中, 学者常以“五四”时期作为一个标志点来解读这场中国历史上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 强调正是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冲击和影响, 激起了一批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以翻译为媒介实现解放思想和启蒙复兴的积极诉求, 完成了以“五四”时期为中心的前中后三个阶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摒弃和超越。随之, 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文学迎来了译者主体性迈向现代的嬗变。

从晚清到以“五四”时期为中心, 再变迁到“五四”之后新中国成立前, 译者的翻译活动在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多元系统中, 历经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随后自觉醒悟的反殖民主义抗争, 也构筑了“五四”翻译潮之前以“将亡而始兴学、救亡图存”为目标的思想唤醒, 之中以“求新声于异邦、民智开启”为追求的思想启蒙, 之后以“积大志以月新、社会改造”为宗旨的思想继承。因此, 本文以“五四”时期为中心、前后两个阶段为支撑的视角, 构筑一个历史嬗变连续体, 考察翻译从社会文化的边缘地带进入且占领中心地位的演变过程, 及译者主体性在此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以期深入认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学研究中的价值。

一、译者为翻译主体之介说 1. 翻译主体的多维视角

20世纪60年代以后, 西方的翻译研究逐步从传统语文学、语言学和多元系统等翻译理论转向翻译的文化研究。受文化思潮的冲击, 人们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了质疑、反思和新的探索, 从而淡化了传统的“原文—译文”二元对立的哲学认识论, 动摇了作者中心论和原作中心论的绝对统治地位。随后, 翻译研究走向译者, 不断转换理论的视角:解构主义译论将译者从原文附庸、被动和从属的地位解放出来, 充分享受自由以造就原文的来世或生命的延续; 女性主义译论强调女性译者的存在, 及其对原文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 以实现政治干预手段背后的文化活动; 操纵学派译论刻画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对译文作出的抉择和摆布的过程; 目的论强调译者在翻译中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对译文采取必要的翻译策略; 后殖民主义译论突出译者对文本本身之外的外部世界的分析, 包括批判文化帝国主义、再现殖民地历史、分析被殖民者话语等, 实现译者通过翻译完成解殖民化的目标。这些后现代的翻译理论使译者主体性地位和作用已经浮出水面, 使译者总是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按照自己对原作、源语的理解和对读者的了解去主动抉择翻译策略。因此, 译者主体性便成为解读与分析翻译活动不应忽视更无法回避的要素。

2. 翻译主体的发展路线图

纵观中西翻译史, 翻译研究无论经历语文学、语言学还是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变, 都伴随着对翻译主体的争论与探讨, 主要集中于在翻译过程中以什么为目标确立谁是翻译的中心?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中西方历经了相似的发展路线。

在西方翻译史中, 传统的语文学和文艺学范式以忠实于原作为目标, 将原作作者神圣化和权威化, 从而贬低和轻视译者在翻译转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形成了面向原作和源语的中心论。20世纪50—70年代, 随着语言学范式被引入翻译研究中, 改变了以灵感、顿悟和直觉为基本理论和主要特征的语文学范式, 破除了直觉主义、神秘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枷锁, 建立以语言间对比和分析为主的语言学范式, 重点是解决各种语言之间因语法结构、语义、语用等非对称性导致难以实现“等值”转换的困难, 如奈达的功能对等或动态对等、纽马克的交际翻译、哈特姆和梅森的语用翻译。然而, 该范式以语言学为翻译学研究的依归, 几乎将译者主体排除在翻译研究之外, 译者从低下的仆人进入彻底失去话语权利的语言转换翻译机器, 译者地位始终处于隐身之位。

20世纪80年代起, 翻译学的文化研究范式逐步兴起。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通过主体文化与翻译对象之间的关系, 阐释文学翻译与译入语文学生态体系的融合与排斥。在文学新模式的构建过程中, 翻译不仅引进新思想, 还引进新的语言、写作模式和技巧^[1]。图里的描写翻译学提出了“规范”的概念, 认为译者从原文文本开始就面临着众多抉择的可能性, 基于对特定时期的社会分析而对原文制定初始的翻译政策, 通过起始规范找到翻译“充分性”(adequacy)和“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的渠道, 最后在操作规范中完成实际翻译活动的抉择。这体现了翻译主体中译者权利与责任显现的整个过程。“五四”前中后三个阶段, 在中国文学翻译中翻译主体的历时演变过程刚好折射了佐哈尔和图里的理论。

二、“五四”前中后译者主体性之透视 1. 译者主体性的确立

描写译学的兴起开启了走向译者且以译入语为导向的研究范式, 摆脱了语言和语篇对等的局限, 分析历史、文化和社会等文本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通过译者在文本内的决策重新定位和思考其社会角色, 凸显了主体性的核心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起, 中国学者通过译介西方的翻译理论, 转向研究译者的主体地位、人格心理和创造能力等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与文化因素。译者处于整个创造性活动的中心枢纽位置, 虽受文本外因素制约但在语言转换中仍发挥最积极的作用^[2]。随后, 罗新璋指出“大凡一部成功的译作, 往往是翻译家翻译才能得到辉煌发挥的结果。泯灭译者的创造生机, 只能导致译作艺术生命的枯竭。今后的翻译理论里, 自应有译者一席之地”^[3]。到了21世纪, 中国译界借助接受美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理论, 展开对译者主体性的系统性论述, 并借鉴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等理论进行跨学科论证。译者的主体性确立意味着把译者的主观审美意向和历史存在融入译作, 积极建构译作的文本意义, 因此译作被视为是译者主动地变形和改造原文的艺术创造产物, 其核心是把译者作为翻译主体, 反映对翻译美学的追求和创造力, 体现了翻译主体自觉的社会与文化意识及主动的审美创造性^[4-6]。因此, 在翻译史的研究中如果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 那么就遮蔽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实施的主观能动性、意向性与选择性、操作与抵抗^[7]。

2. 译者主体性的变迁路线图

中国翻译史上, 人们曾长期认为翻译只是语言层面的转换, 原文作者和原文本处于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 译者普遍被定为“仆人”的角色^{[8] 59}。这极大限制了译者主体性的能动作用。本文以“五四”翻译潮为中心, 划分“五四”前中后三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探索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第一代人(晚清一代, 1840—1919年)保有社会关怀, 政治意识强烈, 特别注重思想启蒙; 第二代人(“五四”一代, 1919—1930年)拥有文化关怀, 别求新声于异邦以进行文学救国的反殖民抗争; 第三代人(后“五四”一代, 1930—1949年)站在文学或知识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对知识的贡献不可估量^[9]。这一历史路线图刻画了译者主体性与社会变革的融合式发展, 也见证了译者主体性历经了从政治思想唤醒到反殖民抗争, 再到文学翻译继承与创造的嬗变。

“五四”之前的晚清由于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 激发了译者主体的显身与确立, 实现了译者政治思想唤醒的主体性嬗变。这一阶段以林则徐、魏源等清朝官员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导翻译活动, 创建了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等, 以外籍传教为核心建立了墨海书馆和花华圣经书房等。此后, 甲午战争的战败再一次刺激了国人急需借由翻译实现挽救国家和求新求变的诉求。译者不再被动地听命于国家, 而是在翻译中从三方面积极施加译者主体的意向性与选择性:一是以维新派为代表掀起了变法维新, 创办《强学会》和《新民丛报》等报刊; 二是以梁启超、林纾和传教士为代表译介西学, 其成果在《西学书目表》的300多种译书中见微知著; 三是以民间译者为代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大规模的民智翻译活动, 从1896年到1916年间共出版了约800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小说, 如《新小说》和《月月小说》^[10]。这些都折射出译者在弱势政治地位和边缘文化地带上不断奋斗并努力争取翻译的主体地位, 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关注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和意识形态的唤醒。

“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成为译者主体性凸显的中心。新文化运动代表了这一时期的译者主体性, 通过翻译活动掀起了中国历史上声势浩大的反殖民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 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向现代转型。白话文在“五四”翻译活动中短时间内便成功地取代了文言文, 各地涌现了许多白话小报纸和杂志, 推动了白话译作的迅速发展。以鲁迅、周作人和胡适等为代表的译者采用直译的方法和形式操纵翻译活动, 以彰显其自身的主体性。他们坚持革除封建文化瘤疾, 在翻译活动中破除晦涩的文言文和传统的文学形式对普及新思想的羁绊。同时, 他们延续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儒家态度, 把翻译作为有力武器表述政治理想, 进行人道主义启蒙^[8]63。

“五四”之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掀起了现代文学翻译发展的高潮。一方面, 译者继承了借助文学翻译表达社会和政治诉求的惯习, 保持了主体的创造性。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 然而1936年初自动解散, 但左联创立了中国最早的专门刊登文学翻译作品的《译文》月刊, 助燃了外国先进文学思想与文艺理论的传播, 推进了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 在文学翻译的内容和形式上, 译者主体的创造性更加鲜明。在国统区, 巴尔扎克小说和莎士比亚戏剧等译作美学特点突出, 艺术韵味浑厚。在解放区, 延安曾设有专门的翻译机构出版《苏联文学艺术问题》和《马恩列斯论文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为中国文艺工作者学习与借鉴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创造了条件。这两条路线完成了中国向现代文学的迈进。

三、“五四”前中后的译者主体性 1. 前潮:译者思想启蒙的奏鸣曲

“五四”前期的晚清面对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变局, 一批兼通新学与旧学并有良好国学基础的文人志士把文学翻译当做利器开启民智, 摒弃了洋务运动一枝一节的改良, 意识到要想推进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转型, 并改变封建专制制度, 必须从根本上学习西方, 主动选择了“要学西方, 就要无限量地、全面地输入西学”^[11]20, 而输入之道, 首在翻译。译者受强烈的实用主义影响, 译作覆盖学科门类繁多, 如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 而其中较有影响的译作多与政治联系密切。这折射出译者翻译的目的性非常明晰, 通过肇始于晚清的“强国模式”完成思想启蒙的西学译介, 通过主观能动性使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成为理性的主宰, 解放旧思想, 普及新知识和新思想。

在晚清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时代, 严复对于西学的精髓理解深刻, 对中国的弊病观察独特。严复的翻译一方面直指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及其价值观, 积极译介国人闻所未闻的新思想, 使译作具有了思想启蒙的现代特征, 其代表作是被称为“达旨”的《天演论》, 通过四个方面体现了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具备的意向性与选择性。

首先, 严复侧重于意译, 因为西方学理深奥, 倘直译则无法了解, 故采用“达旨”的译法。这也是为了便于发挥自己的主张, 以适应当时的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需要, 而这是当时的爱国者责无旁贷的^[12]。

其次, 《天演论》的原作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1893年发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选择性地节译了原作的序论和本论, 通过翻译的理性批判, 摒弃了进化论中“任天为治”的消极思想, 而是主张“以人持天, 与天争胜”, 认为人的主观努力、奋斗、变革终可与天争胜, 进而激发了国人保持进化、发愤图强的意志。《天演论》为面临亡国灭种之祸的中国带来了自然科学和伦理学的新知识, 以开启民智。

再次, 严复并不是逐字逐句、原原本本地对译, 而是有所增删, 甚至改造和重写。他将原作第一部分的十五节改作十八节, 其中第一节被译为三节, 并在第十节的基础上, 他作《人群》和《制私》^[11]154。这种翻译抉择是为挣脱儒家道德中心主义和实用理性思维的枷锁以解放思想, 以求客观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

最后, 严复加入大量的按语和注释, 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 有些按语之长竟超过原文, 体现了他对翻译的理性主宰。他考虑到译入语读者对思想启蒙之需, 作出了增译按语和注释的策略性选择, 力图详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笛卡儿的唯理论等, 以及希腊先哲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的学说, 实现了翻译文本交际效果的最大化。显然, 这种翻译策略是有选择、有意识的, 是译者为医治中国痼疾和挽救民族危机寻找的制胜法宝。

2. 中潮:译者反殖民抵抗的协奏曲

“五四”时期的西学译介活动促进了现代文学翻译中白话语言规范的流传、演变与形成, 通过在翻译中使用面对民众的白话文, 打破了文言文成为少数文人和统治阶级垄断知识的局面。译者建立起平民文学的语言形式, 颠覆旧的语言规范, 建立新的语言系统。在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来看, 译者像征服者一样在翻译主体地位上改写原文显示权力和抗争, 通过这种操纵强调和张扬翻译主体性, 践行韦努蒂所提出的“抵抗式翻译”^[13]。译者在后殖民语境中采取了“翻译读起来像翻译”的规范, 追求翻译中的文化他者和异国情调, 显示了翻译主体的干预或抵抗。

在清末文坛和新文学运动初期, 被称为“周氏兄弟”的鲁迅和周作人同享跨越晚清文坛和民国文坛文豪的盛誉。1909年, 他俩合作选译国外小说16篇, 出版《域外小说集》收录波兰显克微支、芬兰阿霍、俄国契诃夫等人的作品, 第一次将外国新文艺流派介绍到中国, 以此吹响了我国近代文学翻译史新局面的号角。鲁迅希冀操纵或抵抗国外原作, 实践“让他者离场、让译者登场”的进步翻译观, 以翻译为改良社会和反殖民的武器, 激励国民反抗强权话语和文化霸权主义。

一方面, 鲁迅对译作选材仍保有译者的意向性和选择性, 反映了他亲历殖民侵略、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等一系列革命战争之后, 以操控翻译这把利器成为一名文化战士。在翻译俄国的《工人绥惠略夫》时, 他译出了秉持无治个人主义的绥惠略夫与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影响的亚拉借夫之间的互补与对立, 建构了情节中矛盾与犹疑的丛生、善与恶的交叠。鲁迅在翻译中厉行译者对殖民的抵抗, 他自己亦说:“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 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 ……我想, 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所以我打算将它重印一下”^[14]。

另一方面, 鲁迅坚持直译, 甚至不改变原作语句的前后次序, 折射出他对汉语无法充分表达复杂思想内容的深度思考。他认为汉语要挣脱自身的衰败命运, 唯一途径就是直面其他语言的锤打、挤压、拉伸和延展。正是这种“生存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译者翻译活动的方向, 为其翻译选择预先设定某种模式, 使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总会无意识地按照这种特定的模式进行翻译选择, 发挥他或她的主体性”^[15]。鲁迅预设了读者在反殖民中的生存需要, 选择直译乃至硬译操控翻译及其策略。这表明在社会变革和特定价值诉求的双重作用下, 翻译被塑造为一种暴力的抵抗行为, 通过欧化的白话语言以求向源语文化发起冲击、颠覆与重构^[16]。鲁迅借由翻译坚持文化关怀和文学救国之策, 表达了对殖民意识形态的反抗与咆哮。

3. 后潮:译者继承与创造的赋格曲

左联的翻译活动虽然仅有七年, 却系统地译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为激发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继承并发展新文学翻译活动, 奏响了现代文学翻译转变、发展和高潮的赋格旋律。

首先, 鲁迅指导的《译文》从创刊到停刊历经近三年, 共29期, 先后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等著名文学翻译家的小说、戏剧和论文等100多篇, 如《奇闻三则》和《皇帝的衣服》。《译文》诞生于文化围剿的危难之时, 正值国民党残酷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 疯狂查禁进步书刊。因此, 《译文》具有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时代特定性, 是过去任何一个刊物所无法比拟的, 在我国文学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次, 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发行的《世界文库》标志着有计划、有系统、大规模地开始翻译世界文学名著, 囊括了苏俄、法、美、英等12个国家的100多部作品, 如《死魂灵》和《吉诃德先生传》。译者将众多外国文学遗产引进我国, 选取一个崭新的社会参照体系将原作中争取自由、反抗黑暗的进步思想和精神与当时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桎酷的呼唤相融合, 使译作在我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土壤中获得了新生。这对发展我国文学事业和拓宽广大读者视野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最后, “八一三”日寇炮袭使上海沦为“孤岛”, 在这儿译者自觉地从事公开或隐蔽的文学翻译活动。此后, 文学翻译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条战线分别进行。解放区的译者大都是懂外语的作家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翻译了一批苏联文学作品, 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恐怖与无畏》, 有力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封锁, 在无烟的战场上不懈地抵抗强权话语和文化霸权。在这种情况下, 译者的主体性实际上等同于权力主体性, 助推了政治和革命的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与此同时, 国统区的文学翻译译者受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影响, 有意识地选择以反法西斯战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 如《俄罗斯人》和《高尔基戏剧集》。这一波苏联文学翻译的高潮推动了翻译风格的形成及译者能力和素养的发展, 翻译质量明显提高, 也掀起了翻译法、英、美等国文学作品的热潮, 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在选择文学作品和确立翻译标准中的操控。

以翻译普希金诗歌而著称的戈宝权主张直译, 忠实于原作, 但仍能突破语词的束缚, 给读者带来美学享受。例如在《海燕》中, 他将瞿秋白译的“一忽儿, 像箭似的冲到乌云”译为“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云霄”, 译文更加文雅, 体现出向汉语自身美感靠近的归化翻译方法。在戈译诗歌中, 译者主体创造性体现在运用相当多的排比、对偶句式, 能把原诗的节奏和韵脚等形式全力保留在译作之中, 甚至语句排列都可对照, 改动很少, 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原诗的风格和精神, 使中国读者所获得诗学美学效果与原作读者十分相近^[17]。

相比之下, 倾毕生精力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朱生豪极为重视保持原作的神味和神韵, 但不赞成逐字逐句对照的硬译。已有研究基于朱生豪汉译莎剧语料库发现, 他通过显化手段完成翻译中释义转换和必要的调整^[18]。这说明受到启蒙文学翻译运动和“五四”白话文文学翻译的影响, 他竭力调和传统诗学与欧化诗学的对立, 模糊英语诗节的局限, 通过归化按汉语散文形式改写原作诗节, 主动采取了增译、节译和改写以顺从现代汉语白话诗学的要求, 以流畅的行文和华赡的文词, 弥合了原作文字游戏带来的语言、文化和美学空缺。例如, “你婉妙的清音就像鲛人的仙乐”(sweet mermaid, with the note), 将原诗两个短语合并, 增译了明喻词“像”, 传达了对现代文学翻译中白话的体验^[19]。朱生豪显然意识到莎剧文体的多样性和语言的变化性, 有意识地操控翻译, 将莎剧中的英语与汉语典雅练达的品质相互融合, 力求白话散文在风格上正式严谨, 赋予莎剧译作在中国土壤的重生。

四、结语

中国文学翻译的现代转折滥觞于清末民初, 完成于“五四”时期, 发展和蓬勃在“五四”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段连续转变和特点鲜明的历史记录了受政治、文化和科技等因素影响, 不同时期的译者在心底将自己作为西学译介的主体, 主动肩负文学翻译救国的使命, 经历了从晚清民初启蒙主义的发轫期, 到“五四”时期现代人道主义和国民焦虑与对抗的前行期, 再到革命主义的急进期, 随之译者的主体性意识油然而生。在不同时代背景下, 译者通过将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化译入本国, 发挥主体的创造性、意向性和选择性, 以操控和抵抗, 使它们在中国语言和文化中获得了新生并延续生命, 实现了中国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现代转型。总之, 这段续变演进的历史给了译者强烈的归属感, 提升了译者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性价值, 塑造了中国文学翻译的现代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