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犹太作家埃德加·劳伦斯·多克特罗(Edgar Lawrence Doctorow)被公认为是最具才华的后现代小说家之一。从1960年出版第一部小说至今, 多克特罗笔耕不辍, 先后出版了12部小说。这些作品多是表达作者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智慧, 但1994年问世的《供水系统》(The Waterworks)却让多数读者与评论家大呼意外。表面上, 这部小说并无回归政治与历史创作主题之意, 没有延续作者意在匡正美国政治与历史话语的书写模式, 而是将目光聚焦在道德伦理问题之上。尤其是作者在小说中借助灵知主义来探寻是否存在道德真理, 从而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小说的主题虽是围绕着“伦理堕落”与“精神救赎”而展开, 但在后现代伦理观下, 作者锋芒直指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逻辑、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问题, 以此将对形而上问题的思考、对精神世界的探求, 转化为一种有效手段来质疑由科学和理性主义主宰的现代世界观及挑战科学家对真理垄断权, 并逐步引申出作者对人与人、人与精神世界之间关系的后现代伦理反思。

一、“美国梦”的伦理反思

美国评论家理查德·特伦纳(Richard Trenner)评说道:在阅读《供水系统》时, 我们无法忽略其中的一个关键特质, 那便是作者的“道德观”^[1]。对当代社会问题进行道德反思, 的确是这位激进的犹太人文主义作家在其文学作品中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道德沦丧和伦理真空的现实关切之情。这部小说虽是以19世纪末的纽约为故事背景, 但当我们将小说的人物与细节置放于整个宏观美国社会背景下来思考时, 不难发现, 其矛头却直指里根时期的社会问题。正如多克特罗所述, 《供水系统》实际是在影射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在作者看来, 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是“无法避及的。因为无论何时, 你所描述的过去, 都是在反映当下的(社会问题)”^[2]。

作者之所以将小说的时间背景设定为19世纪末的美国, 缘于当时内战结束后的美国社会, 其工业化进程已踏入成熟阶段。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 虽然使当时的美国显露出作为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质, 但也导致整个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剧烈转变。此时的美国民众正享受着科学与经济发展带来的丰盛的物质资源与便捷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梦想与诉求不再只拘泥于做一名虔诚的清教徒, 人们不再视上帝为唯一的精神向导, 而是偏重于将信仰的目光投向科技发展的产物。对精神世界的关切, 也逐步被对物质世界的占有欲而取代。这便造成居于社会权利结构核心位置的宗教文化, 逐渐失去其原初的重要性。相反, 科技进步带来的重要发明和突破, 使类似医生这类职业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随即, 诸如“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生存法则, 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伦理道德主线, 这也使“美国梦”的延续开始偏离了正常轨道, 并引出道德与科学发展、社会进步之间存在的问题^①。

①“美国梦”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重要信念。自建国后, 美国梦一直激励着国人要努力奋斗, 以获得更好的生活。它抹去了传统社会中因阶级、种族和性别决定社会地位的差异性, 提倡人人平等。在某种程度上, 它的确是一种催人奋进的良药。然而,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 美国民众对美国梦的诉求开始出现世俗化的趋势。人们更多地关注物质条件是否丰盛, 而忽略精神层面的建设, 这也导致美国梦成为少数人才会实现的梦想。对大多数底层民众而言, 美国梦着实变成了黄粱一梦, 而这一时期也成为美国伦理观出现巨大震荡的起始点。因此, 多克特罗将故事的时间背景选定为19世纪末, 可见其独到用意。

《供水系统》的故事主线为“寻人”:小说的叙述者麦基尔文(McIlvaine)寻找他的自由撰稿人马丁·彭伯顿(Martin Pemberton)和马丁·彭伯顿寻找他死而复生的父亲奥古斯都·彭伯顿(Augustus Pemberton)。这种看似简单的侦探小说式的情节, 却在多克特罗的笔下, 将个人救赎和对神性知识、精神真理的探寻及对资本主义下“美国梦”的后现代反思融为一体, 书写出了强而有力的批判话语, 来追问美国社会现行的伦理观, 从而强化了文学对伦理探究的可行性。这一点恰如聂珍钊教授所言:“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伦理学批评的对象, 主要在于文学利用自身的特殊功能把人类社会虚拟化, 把现实社会变成了艺术的社会, 具有了伦理学研究所需要的几乎全部内容。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 它通过艺术环境为伦理学批评提供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和生活空间, 通过艺术形象提供更为典型的道德事实。”^[3]18

的确, 纵观整部小说, 多克特罗用其虚构的情节, 将当代美国社会的道德现实娓娓道来。作者用阴雨的天气、破落的街路、阴森的墓地等元素, 将小说的底色涂抹成灰色, 为读者营造出压抑的气场和氛围, 使之不免对书中道德危机描写感同身受。19世纪末, 内战结束后的美国, 由于科技带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 使整个国家看似一派繁荣景象。此时处于“美国梦”蓬勃时期的美国社会, 虽然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 但随之而来的政府腐败贪婪、财阀大肆敛财、贫富差距扩大等现实问题, 也成了社会生活写照中不可抹去的色调。作者笔下的纽约不再是那座代表着美国技术和经济发展最高峰的城市。小说中的纽约街区虽然仍是“巨大的蒸气机给工厂提供着动力。瓦斯灯在黑夜中照亮了街路”^[4]12, 但这种被众人引以为傲的现代化进程, 却遭到作者无情地抨击:“你也许认为你处处都生活在现代社会, 但这却是……无法避及的幻象”^[4]11。在打破幻象之后, 我们所见的是“人们在沙滩街的废弃码头的垃圾船上寻找食物, ……在五点交叉路口, 流浪的孩童靠着汽动炉篦来取暖……”^[4]97。多克特罗的此番话语并非是对科技发展陷入了悲观思考, 而是意在警醒我们资本主义繁荣表象下的社会问题。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晚期现代性时代, 工具控制的体系比之以前暴露得更为赤裸, 并且其负面后果也更为明显, 出现了许多形式的反向作用。”^[5]这种反作用便是诸多伦理危机的导火索。小说中的两条寻人主线相互交叉, 马丁的失踪是因其无意间窥到已故父亲重现街头, 这看似惊诞的一瞥却揭露了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为现代伦理大厦的轰塌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如果说, 一定要为小说中的人物定性, 那么反派萨特里厄斯(Sartorius)医生则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与科学技术。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手段的技术对人类的生存状况可谓是影响至远, 而人性也已然成为技术改造的对象。萨特里厄斯医生的医术高明, 他的研究成果被视为“现代美国医学的成就”^[4]113。他借助科学手段, 有违伦理地从健康人的身上抽取新鲜的血液和细胞, 并将它们注入那些将死之人的身体, 使他们得以重生。他选择“救助”的对象是纽约社会的权贵人士, 其中包括马丁的富商父亲奥古斯都, 而政府甚至特意为其修建了一座孤儿院, 将孤儿作为采集新鲜血液和细胞的生物源。不可否认, 此时的技术已经转化为可以左右人类命运的有效手段, 而作为主体的人类也已被吸纳到技术秩序之中。在技术面前, 人不再是平等的生物, 金钱或地位决定了人在这座金字塔中的等级。人性的异化导致“科学”与“孤儿院”原本两种互无交集的概念被人为地联系到了一起, 结果是“孤儿院”成了技术发展的牺牲品, 它存在的价值也“只是为了测试关于行为、健康或教育的现代理念”^[4]228。

毋庸置疑, 上述话语已充分暴露出技术发展造成的伦理问题。溯其根源, 脱离道德规范束缚的人性异化首当其冲。伦理的最低准则是不危害他者, 但在物质和财富统治的社会中, 经济与技术的高速发展却给伦理秩序与人性发展带来了诸多形式的反向作用。人变成了物的奴隶, 人自身也脱离了伦理价值, 沦为商品化的“物”。就像马丁, 他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 被萨特里厄斯囚禁在水库里。马丁成了一个实验品, 萨特里厄斯计划用他的血液进行延续生命的实验。在萨特里厄斯眼中, 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科学进步, 而诸如马丁和那些孤儿也不过只是实验的对象。这种只为“成功”、不问过程的伦理观, 着实说明了“技术决定着人的需要, ……这种需要使得贫困、侵略和非正义永存”^[6]。

因此, 随着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 “美国梦”已经逐步向着极端个人主义与精英论演进, 而它对普通民众而言, 无非是场令人神伤的虚幻梦境。在《供水系统》中, 面对传统道德观的崩塌, 多克特罗另觅他法, 从精神世界着手, 旨在重新建构现代社会的伦理观。

二、灵知主义与后现代伦理维度

从19世纪中叶开始, 宗教的影响力日渐式微, 理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占据人们的思想主体, 呈现出人们脱离其精神本原的极端趋势。这意味着主观意志不再对伦理行为进行约束和控制, 而科学理性意识却将伦理道德和伦理行为实证化, 使其成为一种外在强加的教条。这种缺乏自主性的伦理行为也成为了现代社会诸多伦理问题的根源。正如作者所写, 在寻找马丁的过程中, 他揭示了诸如西蒙斯对童工的非法使用、萨特里厄斯非人道的实验、奥古斯都·彭伯顿的变节, 以及特威德集团(Tweed Ring)的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对多克特罗而言, 上述问题皆源自精神世界的贫瘠, 故而作者的文学指向则是引导读者完善伦理意识, 并廓清通向伦理规范社会的思想之路。

一如鲍曼在《后现代伦理学》一书中提及, “与‘自然法’的知识或者工艺技术相比, 我们更需要道德知识”^[7]20。由于伦理道德本身并非是人类固有的自然属性, 所以学者们致力于在道德与现代理性的矛盾困境中, 寻求一种有效解决方法。这恰恰印证了:“在我们最不相信智慧的时候, 我们却最需要智慧。”^[7]16此时, 古老而又神秘的灵知主义似乎为人们在技术与道德之间找到了某种权衡点。灵知主义(Gnosticism)是产生于古希腊晚期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想^①。其中“灵知”(Gnosis)一词意为“知识”, 但却是指“神秘、属灵的救恩知识, 有别于实际的理知”^[8]2。在灵知主义者看来, 这个世界的造物主德穆革(Demiurge)是“不完善的, 甚至心怀恶意的, 因此这个世界在起源上就被打上恶的烙印”^[8]6。精神都被物质或质料桎梏, 精神与物质处于极端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 只有“知识”(灵知)可使人从物欲的囚笼中解放出来, 因而灵知主义反复“强调知识与拯救的关系”^[9]216。最初, 灵知主义被基督教视为异端邪说, 但从中世纪后期开展的基督教派灵知主义运动开始, 它已显现出对其他哲学宗教思想的影响力, 这一影响一直延续到了现代思想体系之中。尤其是在1979年, 当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提出了“后现代”一词时, 灵知主义更为后现代思潮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无论是反理性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倾向, 抑或是挑战原则主义和反权威主义的思想实质, 灵知主义都为当代学者书写后现代话语及理解和应对现代世界由理性科学技术带来的伦理危机, 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这恰好与后现代伦理观达成了某种一致。

① 国内学者对“Gnosticism”的译法持有不同见解。学者张新樟将其音译为“诺斯替主义”, 而刘小枫教授提出把gnosis意译为“灵知”, 相应地把Gnosticism译为“灵知主义”, 从而强调gnosis的“神秘、属灵的救恩知识”之特质。本篇论文选取刘小枫教授的译法, 着重突显Gnosticism中对神性知识与拯救之间关系的强调。

后现代伦理思潮的出现, 正值基督教世界主义理想的破灭和现代启蒙运动的落败, 人们思想开始脱离了同一的道德体系, 逐步被理性的科学主义自然观占据。科学主义自然观在思想中主导地位的加强, 促生了现代性话语中对理性的盲目崇尚, 理性被视做一切进步的动力和源泉。这种理性至上论催生出的伦理危机, 已经导致了人类的灵魂无处归属, 并将信仰置于危殆之地。“世俗的生存受到轻视与贬低, 留下的只是人类对自己主体性的自我膨胀的信心。在这里人类绝望地寻求重建生存与意义之间一度失却的联系。”^[10]然而灵知主义, 却为生存与意义之间的有效联接架起了一座桥梁, 从根本上否认了理性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力量所在, 并激励人们获取“知识”来实现道德最高目标。这种“知识”无疑成为后现代伦理观所觅寻的道德力量之源。

诚如上述, 推崇理性道德正是现代伦理观的症结所在。一如鲍曼所言, 后现代伦理则着重强调“道德现象本质上的‘非理性的’”^[7]13。《供水系统》是作者基于对这一伦理问题的思考创作而成。整部小说充分表现了现代伦理问题所在:萨特里厄斯和他背后的特威德集团企图以知识论的言说方式, 通过技术规范社会秩序, 将理性打造成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而导致人们在科技带来的成果与伦理之间作出选择时, 总是倾向于前者。正像麦基尔文和马丁在看到萨特里厄斯的实验后, 他们不免为他的成果而惊叹, 尤其是在面对死亡和生命中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时, 麦基尔文的道德观也游移不定了。一方面, 他深知从道德层面, 萨特里厄斯的实验有违伦理; 别一方面, 他又无法自持地沉迷于萨特里厄斯对跨越生与死界线的研究。马丁则被萨特里厄斯彻底施了“魔咒”^[4]187, 完全陷入道德无意识的状态。这充分证明“高度程序化的现代性及其危险之处就在于用非惩罚性的方式, ……对人进行重新生产, 把人标准化, 使人变成产品”^[11]。萨特里厄斯等人操控供水系统的目的, 无非是为了维系美国社会中等级制度的伦理话语之权威性, 并意在肃清人们对内在精神本原的诉求。

为了证明道德“非理性”的正当性, 多克特罗在《供水系统》中描绘了一个充满神秘知识的世界, 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取这种知识并得到救赎。此处的知识“不是纯粹理性、哲学—知识学意义的‘认识’, 而是一种救世论的宗教性‘认识’”^[8]7。表面上看, 小说中的主线索是麦基尔文找寻马丁, 但整部小说却是围绕着“知识”与“拯救”之间的关系展开, 这种知识可以引领人们从无知的黑暗走向光明。小说中的探长艾德蒙·多恩(Edmund Donne)是“属灵的人”。作为一位看似与当时腐败成风的社会格格不入的探员, 多恩显然是属于“被遴选的类别”^[8]7, 他掌握着某种特殊“知识”。在这种“知识”的引领下, 他找到了马丁, 也查出并摧毁了背后隐藏的骇人听闻的非法勾当和巨大阴谋。多恩的这种知识似乎是与生俱来, 并有某种先验性。小说中这样写道:“在他的眼神中,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似乎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 ……等待着我的到来, ……带着他所期待的东西。”^[4]89这种看似“复杂”又“神秘”的力量, 便是灵知的一种体现, 它可以使人“从被造的存在之束缚中解放出来, 是拯救的主要含义”^[8]7。

此外, 虽然作者将其小说中的世界描绘成一个满是敌意的“牢笼”, 整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都被“德穆革”圈禁在这个牢笼中, 但多克特罗还是将这个牢笼书写成一个后现代伦理观中的“善恶面对面存在于人‘最初场所’(primary scene)的中心”^[7]12。这一点恰与灵知主义的二元论相契合。在灵知主义中, 由于精神被物质所禁锢, 所以“精神同质料或物质之间的对立, 无疑都变成善与恶之间二律背反式的对立”^[8]5。灵知主义把世界视为“物质的、凝固了的‘非智’, 即堕落了的智慧”, 只有通过知识, 唤醒内心沉睡的精神使灵魂升华, 才能救赎已堕落的世人^[8]139。小说中, 多恩与萨特里厄斯即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多恩代表着拥有着神性知识的人, 他的任务就是拯救被物质桎梏的灵魂; 而萨特里厄斯则代表着资本主义理性至上的伦理观, 并用物质促生了社会等级制度的出现。从麦基尔文的叙述中, 我们清楚窥见两人之间的差异。对麦基尔文而言, 虽然他臣服于萨特里厄斯的科学成就, 但萨特里厄斯的存在总是让其毛骨悚然; 而多恩却改变了麦基尔文的世界观。在多恩的影响下, 麦基尔文逐渐意识到, 萨特里厄斯和他背后的特威德集团是掌控整个社会的邪恶势力, 而让马丁父亲死而复生的科学技术则象征着邪恶势力的延续与蔓延。相反, 多恩是小说中为数不多以正面形象示人的角色。作为灵知主义者的多恩, 其目的便是救赎他人。多恩的存在是为处于精神困境中的人们提供一种独特的回应和应对方式, 使麦基尔文从满是罪恶与堕落的尘世中走出, 开启了一次觅寻精神救赎的过程。

诚然, 多克特罗后现代伦理观的建构仿似一次由多恩引领的、将马丁和麦基尔文从无知黑暗带向知识光明的旅程。在这次旅程中, 他用灵知主义思想使现世的人们脱离理性思维的钳制, 并运用神性知识与拯救的关系, 重组这个写满荒谬、自私、堕落伦理观的世界, 同时也表达了作者期待一种道德“真理”的出现。

三、灵知与“真理”

在后现代的语境下, 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的相继出现, 导致一位作家要谈及“真理”并非易事。然而, 于作者而言, 他所追求的真理则更侧重于在伦理的维度下, 其作品中的道德叙述是否可给予读者以警示或启迪。这正是作家所要承担的社会和道德责任, 恰如多克特罗所言:“道德价值有着不容忽视的美学潜质”^[12]230。这一潜质在作者笔下, 转化为探求真理的有效方式。整部小说围绕着“寻人”这一线索展开, 主人公们由于其道德观的差异, 显现出他们对真理完全不同的见解。

在《供水系统》中, 多克特罗将萨特里厄斯这一人物设定为典型的知识分子, 是理性的现代科学之代表。对萨特里厄斯而言, 精神的力量早已显得苍白无力, 他拒绝任何形式的精神信仰。在他看来, 道德是“一种原始行为, ……所有的生命都只是偶然事件”, 而伦理则是“极力要摆脱的诗化的……幻想”^[4]242-243。对生命和伦理的漠然使他将科学视做唯一寻求真理的途径, 这便是所谓“信仰不能做的事情可以让理性去做”的原则^[7]7。这种功利的行为使他完全忽视了科学实验的动机和手段, 而伦理道德对其行为的约束也难以践行。当萨特里厄斯被捕后, 他直言不讳地道出真理只存在于少数精英分子的手中:

我们的身躯也总会有潮起潮落, 受着电磁场的冲击而波动。也许我们的生命就像电报线一样, 只是有着不同的波动与长度。……有时, 我真的无法理解, 那些关于真理的苛刻问题怎么没能激励到他们——为什么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是大众中的特例, 而其他人都十分不在意认知的局限性, 有些人甚至以此赋诗。^[4]216

上述文字说明, 萨特里厄斯将生命视做一种机械的动作, 而真理也只是在不断的科学探索中获取。由于他拥有更多的科学知识, 他便将自己视为“大众中的特例”, 而其他的生命也被其视做用于延续权贵人士生命的献祭品。此处, 科学的现实意义被赋予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而“永生”也成为这种生命机械论下, 萨特里厄斯企望追逐的真理。理性科学认识观主导下的社会只能用恐惧和颤栗来形容, 这一切恰恰是非道德的。在这种“危险文化”的蔓延下, 多克特罗在小说中也不得不用一句:科学只不过是“知识的已死精神”^[4]192, 勾勒出作者对科技的理性至上原则的失望之情。

当多克特罗利用萨特里厄斯来清算理性造成的伦理问题时, 我们难以忽视贯穿整部小说中的灵知主义思想及其伦理寓意。作者的道德意识力图廓清书写一部后现代伦理法典的可行之路, 从而使“非理性的同情心和忠诚重新获得了合法性”^[7]38, 并让精神重新占据伦理观的主导地位。小说中不断出现的神秘思想元素, 正是一种非物质(non-material)力量的存在, 它使被物欲世界遗落许久的无限真理重新闪出一丝火花。当谈及灵知主义与真理之间的关系时, 作者说道:“探求宇宙的过程即为一种灵知主义(的表现)。事实上, 这表明宇宙与自由的灵魂之间永远处于分庭抗礼的状态”^[13]2, 而在探索的过程中, 作者则表达出“数代人……, 为了(寻得)理想中的真理”而不断努力前行的态度^[13]3。作者在小说中描述了一种神秘的“知识”, 它可以使人意识到思想层面所忽略的现实问题。多恩正是拥有这种神秘知识的人, 但在麦基尔文看来, 这种知识是他所欠缺的。小说中这样写道:“这是我永远无法圆满解决的问题, ……而多恩却可以。他是依靠着什么样的信息呢?”^[4]159

这一问题也引出了作者将一位新闻人设定为故事叙述者的独到用意。作为新闻人的麦基尔文仿佛游弋在科学与伦理之间。由于其职业的敏感性, 他的真理就是对新闻事件的捕捉。他总是对事物持有怀疑、批评的态度, 具有典型理性科学的思维模式。在面对宗教问题时, 他认为, 宗教“不再具备权威性……”^[4]46。麦基尔文调查马丁失踪一事的出发点, 也是出于职业需求。但当他最终发现潜藏在马丁失踪、其父亲复活一系列事件背后, 是庞大的道德阴谋时, 他并未像往常一样, 将这一事件作为爆炸性新闻, 以谋得更多的利益。而是在事件发生的若干年后, 他以智者的身份, 将整件事情叙述出来, 以求给他人以道德的警示。文中这样描述他得知事件真相时的心理斗争:“这是否意味着我已经准备好, 将这个故事所带来的利益置于这一事件中人们的性命之上呢?”^[4]207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后, 麦基尔文最大的收获, 便是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真理”。原本的麦基尔文“深信世界是堕落的”, 他在“精神测试中没能成功”并且“已经远离了精神启示与爱的世界”^[14]367。但在多恩的感召下, 麦基尔文逐步接受了灵知的启迪过程, 从而使灵知将道德能力“从其现代流放中接纳回人类世界, 重新恢复它的权力和尊严”^[7]39。

小说的最后, 作者以萨特里厄斯的死亡结束了他对真理的探寻, 否定了他将真理等同于“语言、公式或者数列”的理性论断^[4]243。同时, 作者也以马丁与其未婚妻结婚作为小说结局, 影射出他最终得到了救赎, 在精神上得以重生。这一点也成了作者力证灵知主义在伦理观建构方面的指向作用。

从《供水系统》中可见, 这部小说昭示的现代社会理性思维中的伦理缺陷和蕴藏其中的道德危机, 以及作者对精神世界的崇尚, 可谓是对传统伦理话语的瓦解, 同时也突显出了现代伦理话语中的问题。与某些后现代作家略显急躁的道德无政府主义相比, 多克特罗的伦理观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道德相对主义, 而是寄期于借助灵知主义来书写一种普适道德真理。诚然, 在千差万别的道德信仰中, 作者用灵知主义来建构一种伦理观, 不得不说是一大胆尝试。然而, 从小说的结局中我们依稀可见, 多克特罗并未急于描绘一幅伦理和谐社会的图景, 而是用灵知主义暗示着某种潜在的伦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