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理性是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共同关注的理论问题^[1]117, 对于研究语言使用行动的语用学来说也不例外。20世纪后半叶的经典语用学理论, 如合作原则、关联理论和面子理论等, 无一例外地假定交际者是理性的。Grice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观, 将会话看做“有目标的、有理性的行动”^[2]28, 而他本人作为“一个十足的理性主义者, 想寻求事实背后的基础”^[2]29。Kasher提取出Grice的理性假设, 认为Grice的合作原则及其四条准则归根结底可以缩减为一条理性原则(principle of rationality)^[3]200。Horn将Grice的量、关系和方式准则与Zipf和Martinet的省力原则^[4-5]联系起来, 提出交际者推理的Q原则和R原则, 认为话语是说话者的省力和听者的省力相协调的结果, 也同样预设了交际者的理性^[6]。Brown & Levinson明确指出他们的面子理论和Grice的合作原则一样, 假定了会话中的理性和效率, 并且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密不可分^[7]。Sperber & Wilson在关联理论中也反复使用“理性”和“理性交际者”的术语, 并指出说话者的意图形成和听者的话语解读都以对方的理性为前提假设^[8]165。

经典语用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传统, 以Grice的会话蕴涵理论为源头的意义—理解研究, 以及以言语行动理论为基础的行动研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两大研究传统的开创者John Searle和Paul Grice在后期不约而同地转向对理性和推理自身的思考^[9-10]。可以说, “理性假设”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语用学研究的理论基石和出发点。后格赖斯主义和新格赖斯主义不论是扩充、简化还是替代合作原则及其准则, 都严格继承了Grice的理性假设; 21世纪初兴起的“后现代”礼貌研究对Leech的礼貌原则^[11]和Brown & Levinson的面子理论发起全面批判^[12], 但也同样没有脱离理性假设的框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早在20世纪中叶便开始反思完全理性的假设^[13-14], 例如Herbert Simon就曾明确提出用“有限理性”来替代“完全理性”^[15]。在这个宏观的学术背景下, 语用学家时至今日对理性仍然如此倚重、未加批判, 让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人的语言使用行动真的是理性的吗?

这一问题包含了三个关键的概念:语言使用主体、语言使用行动和理性。本文假定语言使用主体指的是掌握一门母语的正常的成年语言使用者, 即Brown & Levinson所定义的“典型人”(model person)^[7]58, 并试图通过辨析“理性”和“语言使用行动”这两个概念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两种理性的区分

理性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 关于理性的争论和理性概念本身一样历史悠久, 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甚至是亚里士多德和荀子的时代^[16]。哲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等对理性的解释角度各不相同, 正如Rescher指出, 对于逻辑学而言, 理性意味着一致性; 对于经济学而言, 理性意味着追求既定目标的效率; 而对于决策论来说, 理性是一种精确的“成本—收益”计算模型^[17]ⅶ。本文认为, 对于语言使用行动来说, 我们首先要从中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理性。

明末清初哲学家王夫之曾指出:“言龟无毛, 言犬也, 非言龟也。言兔无角, 言麋也, 非言兔也。”^[18]换言之, 概念是在一个互相参照的网络体系中存在的, 事物或现象的定义和特征描述也总是以其他事物或现象为依据。这一观点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不谋而合。索绪尔也指出, 一个能指之所以能够联结其所指, 就是因为该能指与其他能指之间形成对立和区别^{[19]339, [20]}。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格雷马斯在“符号矩阵”(semiotic square)的分析中也指出, 义素除了形成反义关系之外, 还存在一种矛盾关系, 以颜色词为例, “黑”的反义是“白”, 但与“黑”形成矛盾关系的则是“非黑”^[21]。按照这一结构主义的意义观,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参照系区分“理性”的两种使用意义, 其一是与无理性(non-rationality)相对应的(有)理性(rationality-n), 其二是与非理性(irrationality)相对应的(是)理性(rationality-i), 本文分别称为第一理性和第二理性。

第一理性一般用于描述行动主体是否具备基于推理、计算进行判断和选择的能力, 第二理性则主要用于描述一个判断和选择行动是否基于行动主体的计算和推理。《牛津哲学指南》对“理性”(rationality)词条的解释也提到了类似的区分:“理性既可以用于描述行动者, 也可以用来描述特定的信念, ……或者与无理性相对, 或者与非理性相对”, “一个具有理性能力的行动主体违反了理性评价的原则, 就是非理性的”^[22]。

以树木、石头等事物为参照, 人具有基于推理进行判断和选择的能力, 因此具备第一理性, 而石头和树木则是“无理性的”。亚里士多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 强调理性(即本文的第一理性)是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一个行动主体基于精确的计算和推理选择一个具体的行动方式并实现了自身的目标, 就是符合第二理性, 反之, 则是“非理性”。第一理性是第二理性的前提和基础, 具备第一理性才有可能符合或不符合第二理性。例如, 一棵树或一块石头既不是“(第二)理性的”, 也不是“非(第二)理性的”, 我们不会夸奖树和石头做了一个很合理的决定, 也不会骂它们是个“疯子”, 因为树和石头根本不具备第一理性, 是“无理性的”。换言之, 对于不具备第一理性的事物, 我们无法用第二理性来描述、衡量其符合或不符合第二理性的程度。第一理性是“有”“无”意义上的二元对立, 而第二理性则有程度高低的区别, 是可比较的。

Grice与其后的经典语用学家并没有严格区分第一理性和第二理性, 而是在笼统的意义上使用“理性”这一概念。当Kasher提出“理性原则”时, 他所强调的正是说话者具备推理思维的能力, 能够基于目标、信念和自身状态来进行判断、计算和选择, 例如:

There is no reason to assume that the speaker is not a rational agent.^[3]210

没有理由认为说话者不是理性的。

从王夫之的观点来看, Kasher提出“理性原则”是因为在他看来, 当时的语用学家们都没有注意到或严重低估了理性在会话行动中的原则性地位, 而不是因为前人提出了“非理性原则”(principle of irrationality)。因此, Kasher在此所使用的“理性”与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一样, 以无理性为参照, 属于第一理性的范畴。然而他在后文中又指出“理性原则”等同于“工具有效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effective means), 例如:

Given a desired end, one is to choose that action which most effectively, and at least cost, attains that end, ceteris paribus.^[3]205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说话者会选择最有效的、成本最小的手段来实现一个既定的目标。

可见, “理性原则”所描述的是作为说话者的行动主体, 而“工具有效性原则”所描述的是一个特定的交际行动。根据手段有效性原则, 说话者追求目的和手段的有效性, 在具体行动中表现为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 而这种基于工具合理性的推理正是与非理性相对应的第二理性。

Kasher认为Grice合作原则的四条准则归根结底只需要一条原则理性, 他旗帜鲜明地声称理性是语言使用的最高原则, 在经典理论对语言使用中的理性探讨也最为详尽, 而他对第一理性和第二理性的混淆也最有代表性。他从第一理性的角度将“理性”作为原则引入语用学, 提出“理性原则”, 但在语言使用中阐释该原则时又转向了第二理性。Kasher对理性两种意义的笼统使用在其他语用学家著作中也同样存在。Sperber & Wilson和Brown & Levinson都声称继承了Grice的理性假设, 在第一理性的意义上假定语言使用者是理性(rational-n)的, 但是在最大关联、最佳关联^[8]260和面子威胁度的计算^[7]64中, 他们所讨论的实际上是语言使用者的第二理性, 可以衡量出度的差异。

语用学家们对第一理性和第二理性的表述分开来看都不存在问题, 但混淆这两种理性使我们无法看清语言使用行动中理性的本质特征, 因此难以清晰地判断人的语言使用行动究竟是不是理性的。本文认为, 从第一理性的角度来看, 作为“典型人”的语言使用者具备推理、判断和选择等“理性”的能力和属性, 因此如Kasher所言, 毫无疑问是第一理性的; 但从第二理性的角度来看, 语言使用者在具体的交际行动中是否总是运用了推理、计算的能力来实现效用最大化呢?我们是否应该像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一样, 在第二理性的意义上区分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呢?我们认为,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应该更深入地考察第三个关键概念“语言使用行动”。

二、作为社会行动的语言使用行动

与理性的概念一样, 语言使用行动也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对合理性社会行动和非理性社会行动的划分有助于我们从行动类型的角度来回答本文的问题。韦伯将有意向的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类型:目的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23]56。在韦伯的理论中, 目的合理性也被称为工具合理性, 指的是行动者根据自己所要实现的目的选择功能和效率最佳的手段, 其选择只受到追求功利的目的的驱使; 价值合理性行动是受行动者的信念支配的, 行动者主观意志上相信行动本身具有无条件的价值, 无论行动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该行动本身都值得完成。目的—工具合理性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成既定目的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即期望效用的最大化, 至于目的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行动者的意愿, 并不在工具理性的考虑范围之内。例如, 为了实现不留痕迹的讽刺, 说话者刻意设计出巧妙的一语双关, 体现出语言使用中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 而讽刺他人是否符合说话者的长远利益, 并不影响这一工具理性。如果不能产生符合意愿的结果, 作为工具的行动会被行动者放弃; 而价值合理性行动的理性因素存在于行动本身。情感行动由特定的感情和情绪状态支配, 情感行动中, 行动者并不计算行动是否产生一定的、符合意愿的效果, 也并不赋予行动本身特定的价值。传统行动则是由根深蒂固的个人习惯或社会风俗决定的, 例如传统婚礼仪式上主持人所说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以及课堂开始前师生之间的问候语“老师好”和“同学们好”。

韦伯指出, “如同任何行动一样”, 社会行动包括合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 目的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属于合理性行动, 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属于非理性行动^[23]56。社会行动的判定基于两个条件:一是行动者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和目的, 二是行动必须与他人发生联系^[23]54-56。语言的使用显然也符合这样的意向性和交际性:从说话者的角度来看, 说话者以话语承载意图, 并且话语与听者发生联系; 从听者的角度来看, 听者解读话语所承载的意图, 并将所解读的意图归因于说话者。既然言语交际行动属于韦伯所界定的社会行动, 就应该包含传统行动、情感行动等非理性的语言使用行动, 但Grice、Kasher、Sperber & Wilson和Brown & Levinson等哲学家、语用学家都强调语言使用中的理性假设。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呢?

三、交际二重性与第二理性

要回答上面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先认识到言语交际行动的复杂结构。Searle指出, 行动的结构并不总是单一的, 在复合性行动中, 我们以一个行动来执行另一个行动, 例如我们以扣动扳机来完成射击, 以举手来完成投票^[9]51。话语交际正是Searle定义的这种复合行动。Verschueren也指出, 语言使用行动是一个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24]。我们在语码、词汇句法、语音语调和副语言等诸多层面作出“说什么”和“怎么说”的一系列选择, 这些选择行动不是并列平行的, 而在逻辑层次和顺序上存在结构性的差异。Levelt将话语生成分为四个环节:概念生成、构形、发声和自我监控^[25]9。其中, 前两个环节与本文讨论的语言使用行动大致相当, 概念生成负责计划“说什么”, 其输出的结果是一种概念结构“前语言语信”(preverbal message), 而构形模块通过语法编码和音系编码将所接受的概念结构转换成语言结构^[25]9-12。

概念生成和构形的区分有助于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揭示话语生成的结构和过程, 但Levelt将语气、语体等具体语言信息的处理归入概念生成, 使两个环节都涉及了具体话语的选择, 对于辨析行动理性来说, 这一区分不够彻底。参照这一区分, 我们根据这些选择行动与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 将这一系列选择行动分为两大类:策略行动和话语行动。前者与语码、韵律等具体的语言符号系统无关, 主要是根据所要实现的交际目标制定宏观的交际策略, 例如对所要实施的言语行动类型的选择、对间接程度的选择, 以及对所有在场听者角色的配置(如指桑骂槐)等; 而后者在特定的语言符号系统中选择具体的话语形式来执行、实施既定的交际策略, 例如语码、词汇、语气、语调、时态、句子结构和语篇修辞等。成年交际者可以熟练地使用母语, 达到自动化程度, 因此掩盖了语言使用行动中两个行动的区分, 而这一区分在使用外语的交际行动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成年的外语初学者在用外语进行交流时往往能够选择恰当的策略行动, 他/她能够根据语境熟练地判断何时需要作出邀请或表达感谢等, 也知道如何通过配置多位听者的话语角色来实现指桑骂槐, 但是由于外语知识和运用能力不足, 他/她可能会难以找出有效的话语形式来实施邀请、感谢等行动或实现指桑骂槐等宏观的交际策略, 这种表达的困难存在于话语行动层面, 而不是策略行动中。跨文化交际的失误也可以发生在策略行动层面。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汉语母语者在跨文化语境中常常否定、拒绝他人对自己的恭维, 这就是在策略行动层面受到来自汉语文化的影响, “拒绝”这一策略与具体的话语形式无关, 在话语行动中说话者可以选用任何一种语码(如英语的no、法语的non或摇头等肢体语言)来执行“拒绝恭维”的策略。

按照Searle对复合行动的描述, 当我们以一个行动来完成另一个行动时, 两个行动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构成和因果^[9]51-52。扣动扳机导致了射击行动, 因此射击与扣动扳机是因果关系, 但举手构成而不是导致了投票行动。也就是说, 两种关系中的行动意图是不同的, 扣动扳机是导致射击的原因; 举手并不会自然地导致行动者的投票, 而是承载了投票行动。话语行动和策略行动的关系是构成性的, 话语形式始终是实施、执行一个宏观策略的手段。我们所选择的话语形式并不自然地导致感谢、安慰和讽刺等, 而是表达和实现了感谢、安慰和讽刺等特定的交际策略, 从而构成了特定的交际行动。

策略行动可以是韦伯界定的社会行动中的任何一种或几种类型的混合。当行动者为实现其总的交际目标, 基于推理和效用计算来选择、制定一个交际策略时, 策略行动是工具合理性的。当交际目标本身即是该策略行动时, 策略行动则是价值合理性的。此时, 行动者采取该策略行动并不是出于目的—手段的考量, 而是主观相信该行动本身具有无条件的价值, 例如基督徒的忏悔告解和恋人之间的情感表白等^①。同样, 策略行动也可以是出于情感和传统习惯的驱动, 这样的行动则是韦伯所定义的非理性的行动。如上文举例, 受到“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文化影响, 以汉语为母语的交际者在回应恭维时大多选择“否定/拒绝”的策略, 即使在话语行动层面选择外语来执行这一策略, 往往也难以避免文化传统在策略行动层面的影响。这是在策略行动层面典型的非理性的传统行动; 行动者的行动不是基于推理、理由和自主的权衡、选择, 而是遵从了传统和习惯。又例如, 由于愤怒、冲动等情感原因, 说话者选择诋毁、咒骂话语接受者, 这种策略行动也是非理性的。

① 当告解、忏悔和表白被作为实现某个特定目标的手段时, 这些行动也可以是工具合理性的。韦伯本人也承认, 四种社会行动的界限并不是严格、清晰的, 而且现实生活中单一类型的行动也不常见。

对于特定的交际策略来说, 理论上总是存在无数种话语形式可供选择。交际者权衡、比较多个话语形式可能产生的语境效果, 进而作出选择, 这样的话语选择行动通常是在“目的—手段”的工具意义上执行交际策略的。Kasher在“手段有效性”的基础上定义其理性原则, Horn基于省力原则提出Q原则、R原则也强调了技术的理性方面, Sperber & Wilson认为交际者总是试图用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8]260, 所强调的都是话语行动中的工具合理性。

然而, 并非所有的话语行动都是工具合理性的, 宗教交际中的“阿弥陀佛”和“阿门”往往是一种符合价值合理性的话语形式, 佛教徒在交际中互道佛号与双掌合十的肢体语言一样, 是因为交际者主观上相信这一话语形式具有不容置疑的宗教价值, 而并不是出于目标和手段的有效性考量。情感因素也会影响话语行动层面的选择, 例如交际者可能会因为强烈的气愤或激动而无法选择恰当的话语形式来执行反驳、拒绝等交际策略, 表现为语无伦次甚至说不出话来。话语行动也可以是一种传统行动, 仍以“否定/拒绝”的恭维回应为例, 传统社会中交际者一般会选择“哪里哪里”或“过奖了”的话语形式作为恭维回应语, 这些话语形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已经程式化, 成为执行拒绝策略的相对固定的话语模式。这样的话语行动尽管有效地执行了“否定/拒绝”的恭维回应策略, 但并不是工具理性的。Rescher指出, 工具理性行动应当符合以下标准^[17]12: ① 从理性的角度看, 行动A是行动者X在特定的场景中恰当的选择; ② 行动者X选择了行动A; ③ 行动者X之所以选择行动A是基于① 的考虑。

按照这个公式, 选择“哪里哪里”或“过奖了”作为恭维回应语, 尽管可能吻合① 和②, 却并不一定符合③ 的标准。语言使用者选择这一话语形式来执行“否定/拒绝”的恭维回应策略, 尽管其最终结果可能符合效用最大化的标准, 但语言使用者并没有通过推理、计算来比较多个可能的话语形式的语境效果, 而主要是遵照传统定式选择了该话语, 因此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工具理性的。

策略行动和话语行动的区分需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 一个言语交际行动的策略行动和话语行动可以分属不同类型的社会行动。例如, 说话者选择诋毁、咒骂话语接受者的策略行动可能是非理性的, 但为了实施诋毁这一策略, 说话者可以选择出最恶毒的话语, 又体现了高超的语言能力, 表明其话语行动仍然是工具合理性的。换言之, 非理性的策略行动可以由合理性的话语行动来执行。其次, 虽然理论上我们可以区分四种类型的社会行动, 但事实社会行动往往不是纯粹的某一类型。某些情况下, 我们可以追溯一个复合社会行动的首要类型特征。例如, 行动者通过精心设计, 说服上司给自己加薪, 这样的语言使用行动尽管也可能包含一定的情感因素, 总体而言仍然是目的—工具合理性的。但更多情况下, 策略行动和话语行动都可能是不同类型社会行动的混合, 例如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三方交际中, 批评、责骂听者的策略可能是一种情感行动, 但这种间接、婉转的交际方式又有效地避免了直接面子冲突, 体现了一种工具理性。因此,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非黑即白式”的二元对立来描述一个策略行动或话语行动是第二理性/非理性的, 而必须注意到事实行动中四种社会行动的复杂组合情况及第二理性在程度上的差异。

四、结语

本文通过“理性”和“语言使用行动”两个核心概念的辨析, 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理性具有第一理性和第二理性两种含义, 语言使用者具备第一理性, 但在具体的语言使用行动中不一定总是符合第二理性。第二, 交际中的语言使用从结构上可以分为策略行动和话语行动, 两种行动都属于韦伯所界定的社会行动, 可能是工具合理性的或价值合理性的, 也可能受到传统和情感因素的影响, 是非理性的。简而言之, 尽管与动物相比, 作为语言使用主体的人具有理性的能力, 但是其语言使用行动并不总是理性的, 语言使用的策略行动和话语行动两个环节都可以兼有理性和非理性的特征, 因此人的语言使用行动存在理性度的差异。

Kasher等语用学家之所以认为语言的使用是理性的,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严格区分第一理性和第二理性, 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主要在话语行动的意义上讨论语言使用行动。但即使对于话语行动而言, 他们也忽略了交际者可能受制于文化传统等因素而具有非理性的一面。我们认为, 语用学领域的第一理性假设固然成立, 但第二理性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和经济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一样, 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反思经典语用学研究中所假定的完全的、绝对的理性, 注意到交际者的主体情感因素和社会文化传统对意义传递和人际互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