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 1883—1955)是20世纪西语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 在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现代技术与人类生活关系问题, 20世纪的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大多追问的是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主要分析现代技术发展对(当下和未来)人类生活产生好的或坏的影响, 进而得出关于现代技术与人类生活关系的乌托邦或敌托邦结论。奥特加技术哲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从哲学人类学视角出发, 超越了对现代技术与人类生活“是什么”关系的追问, 转而从对两者“应该是什么”关系的讨论中, 创立了一种面向人类未来生活的积极行动的技术理论。

按照奥特加哲学人类学的观点, 非人的事物和其他生命体的存在, 在本质上都是既成的、被给予的, 它们不能通过实践和行动来影响甚至改变它们自身向好的或向坏的方向演化的结果。相比而言, 人之为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 “人并没有被给予任何(本质性的)东西, 人(本质)要靠自己建构”^[1]。奥特加由此把“人是什么”这个哲学人类学的基本问题, 转化为“人做什么”的问题。他指出:“人无论是否愿意, 都必须去建构自身的存在, 这是自动、自觉地制造自身的活动。”^[2]88在奥特加的技术哲学中, 制作人类自身和人类生活的技术实践(técnica)的重要性就在于, 人能够通过技术活动创造充足的物质条件, 为自身生活提供富裕与闲暇, 进而能够不再终日为了生存(活着)而斗争, 有机会反思什么样的生活是人应该过的, 以及如何才能活得更好等问题。

几千年来, 东西方哲学家从未停止寻找或创造一种关于人类美好生活的终极理论, 以引导和帮助人们过上更好且更有意义的生活。在古代社会, 人与理性、自然的协调一致就是美好生活的理想目标。在东方, 释迦摩尼教导世人通过修习八正道, 破除执著, 终止痛苦, 进而获得涅槃。中国儒学把“孔颜之乐”的境界视为与天地万物同体之乐。在古希腊, 柏拉图推崇哲学家理性沉思(theoria)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虽然强调沉思之外的实践智慧(praxis), 但仍然认为美好生活在根本上取决于“灵魂活动与理性是否相一致”^[3]175。斯多葛学派则强调, “理性或宇宙精神给予人类生活以道德和精神的指引, 人作为宇宙整体的一部分, 应该通过不断完善自身理性来与宇宙本质相协调”^[3]30。

近代以来, 传统哲学依据美好生活的目标, 要求人们与理性、自然相协调的观念发生了动摇, 如今在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已转变为:“美好生活的实现总是与现代科技发展提供的支配外部世界的力量密切相关”^[4]1。按照布瑞(Philip Brey)等人的观点, 事实上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依赖科学技术所创造的人工环境, 但“最终成就了技术时代和现代社会的, (可能)正是培根等人对科学技术与美好生活关系的描述”^[4]1。例如, 培根在《新工具》(The New Organon, 1620)中讨论了知识作为一种实践力量, 应该用于征服自然以改善人的(生存)状态; 笛卡儿在《方法谈》(Discouse on the Method, 1639)中指出新科学绝不仅只是思想性的, 它的构想屈从于现实的人类利益。进一步说, 启蒙运动之后, 把现代科技视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工具, 并能够使人们活得更好的乐观主义观点, 被西方社会广泛接受。人们把社会进步与科技进步相等同, 对现代科技不断进步的信念逐渐演变为现代人的基本信念之一。不可否认的是, 现代人关于科技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工具主义信念本身, 对现代科技演变为当今创造和改变人类生活的决定性力量的现实, 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一批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家从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繁荣中, 敏锐地察觉到了人类自身与西方文化没落的危机; 加之, 战争与社会动荡的现实威胁, 一种普遍的悲观主义情绪充斥着世纪之交的欧洲知识界。他们开始重新反思科技发展、社会进步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 并明确指出了科技发展对人性、自由和人类生活带来的深层次消极影响。这些有关现代科技发展与人类美好生活关系的消极论断虽发人深省, 但却流露出对人类未来生活过于悲观的倾向。

奥特加的技术思想无疑是人文主义传统的典型代表, 在反思现代技术时, 他同样看到了技术的危险; 但是, 在技术实践与人类美好生活的关系问题上, 奥特加更倾向于在批判现实的同时避免过度悲观的理论取向。按照奥特加的观点, “活得好”这种客观上多余的需求才是人之为人唯一的必要, 那些能够被我们称为技术的行为、手段和工具, 正是起源于人通过改变环境来适应和满足自身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需求。由此, 他得到了“人、技术与‘活得好’的需求之间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2]69的结论。具体地说, 想要“活得好”是每一个人从事技术活动的内在动力, 技术行为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每一个人想要“活得好”的渴望, 因而通过技术活动对环境进行的物质改造, 都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结果; 技术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服务于人要“活得好”的需求, 并能够为人类更加自由且真实地实现美好生活的规划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倘若我们接受了上述奥特加关于人、技术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相一致的观点, 那么在技术与人类生活的关系问题上, 应该被追问的关键就不再是“现代科学技术(在当下或未来)的发展使人类生活更好或更坏了”, 而是“什么样的美好生活才是技术时代的人们应该追求的”, 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追求”的问题。弄清这些理论问题之后, 我们才能通过把握人类生活与现代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 以指导并服务于人们在技术时代的生活实践。从技术哲学发展史来看, 20世纪70年代以来, 反思现代技术的工程主义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趋于融合, 技术哲学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人类生活的伦理和实践层面。事实上, 出于人类生活的现实目的, 对现代技术实践进行伦理价值反思的诸多进路, 不难在奥特加的技术哲学思想中找到源头或萌芽。

关于什么样的生活对个人、社会来说是一种好的或幸福的生活的问题, 卡桑(Thomas L.Carson)等人把西方哲学思想中的理论资源区分为三类:快乐主义(Hedonism)、欲望-满足理论(Desire-Satisfaction Theory)和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ist Theories)。具体来说, 快乐主义强调幸福取决于当下个人的心理和精神感受。在此基础上, 现代功利主义提出了更具一般性的幸福概念, 即幸福作为人类的终极目标, 超越了时间性、个体性的心理和精神上愉悦的感受, 直接与利弊相关; 衡量利弊(幸福)的关键在于“综合考虑各种行为和各种事件发生(对人)产生的因果影响”^[5]148。19世纪, 作为福利经济学的副产品, 欲望-满足理论迅速崛起。福利经济学家试图通过相对客观的经济指标来评估幸福, 也就是用“对偏好和欲望的满足程度”这种外在的可观察测量的指标, 取代通过精神上的愉悦或痛苦来衡量幸福的内在标准。但是欲望-满足理论会导致幸福价值的多元主义, 并由此面临相对主义的困境。帕菲特(Derek Parfit)就此批评多元主义是一种“没有限制的理论”^[5]237。因为多元主义认为, 只要欲望和目标得到满足和实现就是“好”, 若没有实现就是“不好”, 他们不讨论这个欲望或目标本身是好或不好, 也没有考虑产生这种欲望和目标的具体情境。进一步来说, 客观主义的幸福概念(至善论)正好避免了上述困境。他们认为, “幸福是一种由人的各种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结果, 而非对愉悦的主观体验或对主观欲望的满足或目标的实现; 他们主张一些‘好’的事物或行为能够增进‘幸福’, 尽管我们并无法通过这些‘好’的事物或行为感到愉悦或者满足欲望和目标”^[4]19。按照胡卡(Thomas Hurka)的观点,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 出现了许多(客观的)美好生活的理论, 它们分歧的根源在于“到底是什么性质或特征构成了人的本质或决定了人性, 因为所谓美好生活就是发展了或实现了这种人之为人的本质”^[5]214。例如, 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认为, 人在本质上是有理性的人, 那么善的或“好”的生活就是不断提升人本质之中的理性程度。

根据上述分析美好生活的理论框架, 我们能够对奥特加关于技术实践与美好生活的理论作出一种客观主义(至善论)的阐释。按照奥特加哲学人类学的观点, 人是技术性的动物。也就是说, 假如没有技术实践, 人和动物一样, 由于自然生存环境的残酷, 迫于外在的紧迫危险, 他不得不总是站在“自身之外”, 关注自身以外的东西, 而“对于外在自然的关注是生命本身的行动, 纯粹根据生命本身行动的人, 是纯粹的动物”^[6]。然而事实却是人通过技术行为, 从对外在自然的“入神”状态中解脱出来, 将注意力转向“自身之中”, 从而获得了“沉思”(ensimismamiento)的能力。按照奥特加的观点, “第一个走向内在和自身世界的动物, 才是人”^[2]191。换句话说, 虽然人和动物都生存于自然之中, 但是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疏远”(un extrañamiento)而非一致的关系, 这就是人之为人的起点。由此可见, 在奥特加的哲学人类学理论中, 基于人之为人的善的本质就是一种保持与外在世界相“疏远”的适当关系, 即拥有能够自由回到自身之中去“沉思”的能力; 把人从“入神”的动物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技术实践, 则可被视为实现这种善或“好”生活的不可替代的、必要的实践活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这种实现善的美好生活的实践活动本身构成了幸福的根本, 是一种德性实践。因此, 可以说能够实现人之为人的善的技术实践, 就是一种通达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德性实践。

奥特加关于制作人类自身及其生活的技术实践是通达美好生活的德性实践的观点, 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 从制作人类自身的技术实践来看, 技术实践是实现人之为人的善的德性实践, 而非实现某种善的目的的可替代手段。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像所有其他物种的成员一样, 人类的成员有一种特殊的本质; 这种本质决定了他们都有一定的目的和目标, 并使他们在本性上朝着一个特殊的目的迈进; 善是根据目的的特殊性来界定的”^[7]187。事实上, 根据奥特加的观点, 这种与动物相区别的人之为人的特殊本质的先天基础在于, 人偶然获得了记忆、想象和筹划的能力。正如他所述:“当人拥有了想象力之后, 他就不会像其他动物那样, 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自然之中, 而这种超越自然的存在方式, 就是决定人之为人的关键所在。”^[8]正是基于这种先天基础, 人才产生了“不仅要活着, 而且更要活得好”^[2]67的渴望。可以说, 只有理智(想象力、记忆和筹划的能力)才使人能够超越机械的、外在强加于人的生存需求, 并把“幸福”“活得好”这种客观上多余的需求视为必要的(先天)基础。

然而, 对于奥特加来说, 仅仅拥有想象、记忆和筹划的先天基础, 人只能偶然地回到自身之中去沉思, 而这只能是“偶然成为人”。换句话说, 偶尔通过神秘的或天启的方式回到自身之中去沉思, 这还不是完全的人, 这时的人只是拥有了成为人的先天基础; 真正意义上的人, 对回到自身之中去沉思的这种善的追求, 必须是一种认识到了自身本性之后的自觉追求。按照麦金太尔对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与德性关系的解读,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体系中同样存在“一种‘偶然成为的人’与‘一旦认识到自身基本本性后可能成为的人’之间的重要对照”^[7]14。“亚里士多德认为, 善是人类本性意义上的目的, 是人作为一个种类所特有的追求目标, 善对人就意味着幸福, 或者说, 拥有善, 就会使一个人获得幸福; 因此, 就亚里士多德的本意而言, 善是人所过的全部最好生活, 而在这种生活中, 德性的践行是其必要的和中心的部分; 这样, 德性在人认识到自身的目的后向人自身的目的的追求过程中, 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而使人从偶然形成的人性向认识到目的后可能形成的人性转化的, 就是德性。”^[7]14-15在这里, 麦金太尔强调了德性实践与善的关系, 必须要和一般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相区分。按照麦金太尔的观点, 一般意义上的手段与目的之间是一种充分但不必要的关系。一方面, 在有序世界的前提下, 手段的实施就能够引起目的被实现这个结果; 另一方面, 这个目的的实现本身并不依赖于某一种特定手段的实施, 一些大相径庭的手段都可以实现同一个目的。但是, 德性与善的关系却是一种充分必要的关系, “因为, 构成人类的善的是人的最好时期的全部人类生活, 德性践行是这种生活的必要的和中心的部分, 并非仅仅确保这种生活的准备性实践; 这样, 如果不参照德性, 我们就不能恰当描述人类的善”^[7]188。正是在此意义上, 在奥特加的理论体系中, 把人类从“入神”的动物状态中解脱出来, 追求人的“沉思的善”, 以及保持一种与自然相疏远的适当关系的技术实践, 才应该被描述为实现人之为人的善的德性实践, 而非一种实现人类善的目的的可替代手段。

其次, 从制作人类生活的技术实践来看, 技术实践是通达美好生活的德性实践。正如麦金太尔所述, 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中, “作为人的好(善)生活的目的是和德性联系在一起的; 德性的践行本身是好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7]233。在此意义上, 奥特加所谓人之为人的沉思的能力或保持一种与自然的适当关系, 既是人之为人善的目的, 同时也包含了人类最好的生活; 技术实践作为实现人之为人的善的德性实践, 本身也是通达美好生活的德性实践。具体来说, 按照奥特加的观点, 制作人类生活的技术实践本身就是去生活。一方面, 通过技术行为, 人能够自由地从对自然的“入神”状态, 暂时退回到内在的思想领域; 以他个人想要“活得好”的渴望, 或者某个时代、某个文化中理想的生活规划模型为基础, 在思想领域对个人的生活进行自由的想象、规划和决策活动。另一方面, 这种想象与规划的内容本身又总是与外在的环境相关联。也就是说, 他的规划总是围绕着如何解决自然给予的各种困难和如何完成生活中的各种任务展开的。正如奥特加所述:“技术就是设法去生活, 完成生活给予的任务, 在环境的限制之中去实现某个生活规划。”^[2]90换句话说, 生活规划在现实世界被物质实现之前, 通过他在思想领域的反复实验并修正之后, 就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然后, 人带着这种具有实现可能性的规划再次回到世界之中, 通过技术行动不断地在自然或环境中实施, 一步步地把自然或环境人性化。最后, 带着对这个被改造了的环境的经验回到自身之中, 再进行新一轮的规划。正是在这一规划和实施的不断循环中, 人一步步地获取人之为人的本质。事实上, 技术实践对生活规划的物质实现过程, 可以看做是对(原初的、自然的)人去“自然化”, 以保持人与自然之间适当的疏远关系的过程, 也就是人通过技术活动不断实现着人之为人的善的过程, 以及通过技术活动不断制作人类生活的过程。由此可见, 实现人之为人的善的技术实践本身就是人类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 奥特加把技术实践是实现人之为人的善及美好生活的德性实践, 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通过技术史的分析, 奥特加认为, 随着现代机器技术的发展, 包括想象、规划和实施活动的完整制作生活的前现代时期的技术实践, 在现代却被简化为仅仅与物质实践活动直接相关的“实施”活动。换句话说, 更多地包含了人们想象、渴望和规划等内在活动的前现代时期的技术实践, 在现代却发生了过度外在化、物质化的转变。奥特加担忧这种状况会导致现代人越来越无法回到自身之中去沉思, 同时基于个体独特性的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想象力也会随之枯竭。如此一来, 现代人类生活就会越来越远离一种真正意义上符合人类本性的善(沉思)的生活, 而这正是奥特加所发现的导致一系列现代性危机和问题的根源。比如, 在大众批判理论中, 奥特加极力批判的“大众人”的生活方式和大众统治的社会运行模式, 就是这种远离人之为人的善的生活的典型表现。

承认技术实践并非只是人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 而是直接或间接地与人的本质和人类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相关联, 这是探讨技术实践与美好生活“应然”关系的起点。从至善论的视角重新阐释技术实践与美好生活关系的目的, 就是要超越对二者“是什么关系”的思维定式, 摆脱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在现代技术与人类生活关系问题上的乌托邦或敌托邦的争论, 把理论研究的重心转移到如何使现代科技发展在当下和未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生活。在此意义上, 奥特加以“精英—大众”互动的历史理论为基础, 对技术时代实现美好生活可能途径的理论探索, 为我们当下深入反思该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具体来说, 在奥特加“精英—大众”互动的历史理论中, 蕴含着一种通过教育实现美好生活理想的可能性。首先, 对于奥特加来说, 精英示范、大众服从, 是一种好的社会运行和组织形式。在《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España invertebrada, 1921)中, 奥特加通过对他所处时代状况的分析, 揭示了两种基于精英与大众互动关系的社会形式, 即精英统治形式和群众统治形式。按照他的观点, 精英统治形式是更为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的基本问题在于人群要分成领导者和被领导者; 这意味着有人有能力去领导别人, 有人内心愿意接受别人领导; 但凡在没有少数对多数群体实行领导或者群体不接受这种领导的地方, 就没有社会组织, 或者说, 差不多等于没有社会。”^[9]从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状况看, 奥特加认为:“所有社会的运行机制都是少数人的‘示范性’(ejemplaridad)和多数人的‘顺从性’(docilidad)的有机结合; 也就是少数精英的示范性, 作为实际的榜样在群众中传播开来; 同时, 多数人依据榜样提供的方向不断地改善自己的智力、品德和能力”^[10]87。奥特加把这种普遍的社会基本运行机制称为“示范性-顺从性机制”(mecanismo de ejemplaridad-docilidad)^[10]91, 而这一机制的实质就是“大众与少数精英在社会中的现实互动, 而这一关系的互动本身就建立在整个社会及其向善和向恶演变的动因基础之上”^[10]86。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奥特加认为, “历史上总是有两种时期不断地交替发生, 那就是精英的形成时期即新社会的开始, 和精英腐败堕落的时期, 社会也就随之瓦解; 在印度古书中, 这又被称为‘Kitra’时代和‘Kali’时代, 历史按照固定的节奏, 一个时代接替另一个时代, 不断演进”^[10]81。在这一历史观的基础上, 奥特加对于我们的时代的基本判断是“大众时代已然来临”^[11, 也就是说, 我们正处于大众兴起、精英衰落的“Kali”时期。

其次, 按照奥特加的观点, 这种大众兴起、精英衰落的时代状况能够通过教育加以改善。在奥特加的“精英—大众”理论中, 无论是应该被统治的大众, 还是理应领导大众的精英, 都不是某一个固定在具体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之中, 或者在社会中无法被轻易改变的社会阶层或群体。他所谓的精英和大众, 都是可能出现在社会任何个体身上的典型心理特征或行为模式。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相比较, 奥特加一方面认同亚里士多德关于在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 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有益的”观点^[12]; 但另一方面, 奥特加却并不接受亚里士多德关于这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是天生的、注定的或自然给予的观点。按照奥特加的理论逻辑, 当下处在被统治阶层的大众人, 能够通过适当的教育和引导摆脱典型的大众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 从而成长为未来社会的精英, 并适合从事社会管理工作; 而一时居于社会统治和管理地位的精英, 也可能疏于教育和自我约束, 出现大众人的典型心理特征或行为模式, 因而不再适合领导和统治大众。由此可见, 依据奥特加“精英-大众”的互动理论, 通过教育实现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就是“大众人”通过适当的训练和充分的教育, 能够成长为时代“精英”或“有德之人”。在此基础上, 基于精英统治大众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良性运行, 就能够确保人类生活无论在个人还是社会层面上, 同时实现美好生活的理想。

从现实反思的角度, 奥特加对技术时代颇为流行的技治主义或专家治国(tecnocracia)的社会治理模式表示质疑。他指出, 现代的科技人员是“大众人”的原型, 由科技专家掌权并进行社会治理的模式是“大众统治形式”的典型表现。换句话说, 现代科技人员和技术专家并不符合奥特加关于技术时代精英的理想标准, 但正因为如此, 才存在着通过教育途径把大众人转化为时代精英的可能性。严格来说, 奥特加对技术专家治国模式的批判, 促使我们在技术时代去思考一种更为理想的精英治国模型。尽管奥特加试图通过教育把“大众人”培养成时代精英, 并以此实现美好生活的理论探索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倾向, 但却为我们反思该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

综上所述, 奥特加在20世纪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在于, 他基于人、技术与“活得好”的渴望的内在一致性, 强调技术实践不仅是决定人类如何“活着”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 同时更是决定人类要如何“活得好”的道德实践。关注技术实践与人类生活的“应然”关系, 对当前的技术活动进行伦理反思, 积极探索技术时代美好生活的理想及其实现途径, 更好地指导并服务于人们的生活实践, 这既是奥特加技术哲学思想的要旨, 同时也能为经验转向之后的技术哲学, 提供一个具有启示性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