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一种旨在用系统、批判的分析方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性别压迫的理论, 它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交叉地带中发展而来。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都关注整个社会系统出现的不平等形式, 前者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不平等, 后者强调父权制社会的性别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两者结合起来, 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入手寻求妇女解放的路径。它与当时盛行的女性主义在立场、方式及分析视角上存有较大差异, 最终成为左翼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因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既能显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性别视域的交叠演进, 也能反映女性主义内部诸多流派的交锋。

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结合的产物。它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妇女受压迫的状况。经典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供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基础, 对私有财产和性别分工、妇女受压迫根源及妇女解放路径等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探索。

1. 从人类学角度研究私有财产和两性关系

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 私有财产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原始社会末期, 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男女间劳动分工更为具体。男子负责作战、打猎、捕鱼及制造工具, 女子负责采摘、准备食物、照顾家庭成员等。由于男性的生理优势, 他们能获取更多生产资料和工具。为此, 女性逐渐丧失对劳动产品的控制, 她们被贬低成为满足丈夫淫欲的奴隶或者生孩子的工具。男性成为家庭内部的统治者, 整个社会从母权制转向父权制。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爱琳娜·李科克(Eleanor Leacock)紧随恩格斯的步伐。她通过研究阶级社会产生之前, 女性在生产、分配及消费过程中的地位, 得出两性的最终地位由控制劳动产品和私有财产的主体决定^[1]。为了探索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凯琳·萨克斯(Karen Sacks)通过比对非洲狩猎社会(姆布提), 两个非国家农业社会(洛菲度、坡东)和一个阶级社会(甘达)的妇女情况, 发现洛菲度、坡东和甘达妇女地位的逐步下降确实与私有财产等有直接的联系^[2]。尽管如此, 萨克斯对私有财产是两性不平等的根源的观点持保留意见。她认为, 阶级社会倾向于把男性的工作社会化, 把女性的工作家庭化。统治阶级通过否认妇女作为社会性成人的物质基础, 将女人限定在男性的被监护人范畴。因此, 阶级社会妇女的受压迫地位不是单一的由家庭财产关系所致, 它很大程度取决于妇女是否具有社会性成人的资格。

2.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讨论家务劳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了妇女解放的首要条件是妇女参加社会生产, 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要达到这一点, 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3]。实际上, 该命题包含了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第一, 家务劳动的性质是什么, 它能否社会化?第二, 妇女摆脱家庭的束缚, 进入社会生产能否获得解放?

1969年,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玛格莉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揭开了关于家务劳动讨论的帷幕。她认为家务劳动被商品市场隔离的现象只存在于前市场和前工业化的阶段, 无酬的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力、商品生产及资本循环的基础, 它赋予了男性控制女性的权力, 是造成性别不平等的关键因素^[4]。费得里奇(Silvia Federici)认为家务劳动工资化虽然满足家庭妇女对金钱的需要, 却由此将妇女家庭主妇角色标签化, 这是对妇女社会角色定位的默认。西尔维娅·费得里奇主张从政治视角分析, 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以“爱”之名遮蔽家务劳动的价值, 固化了妇女的社会角色。要求家务工资化无论从女性主义角度还是就整个工人阶级而言都是革命观点^[5]。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与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在《妇女和社会的颠覆》中进一步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把女性排除于生产循坏之外, 将家务劳动的本质定位为创造使用价值的做法。他们认为, 女性的家务劳动不仅创造了使用价值, 还创造了剩余价值, 无薪的家务劳动使妇女低人一等, 通过家务劳动工资化可打破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

家务劳动工资化衍生出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将家务劳动工资化?二是如何区分家庭劳动中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本斯顿对第一个问题提出了家务劳动工资制方案:一是国家对已婚男性征税, 再将税分配给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 二为对所有纳税人征税再将其分配给家务劳动的妇女。罗思玛莉·佟恩(Rosemarie Tong)对此评论道, 前者只是工资形式的转移, 对于整个家庭收入没有益处。后者有失公正, 它会增加单身者的负担。最终, 该问题尚无定论。针对如何区分家庭劳动中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问题, 学界也有过讨论。克莉丝汀·戴尔菲(Christine Delphy)认为将妇女照顾家庭的时间与丈夫从事生产的时间进行对比, 妇女超出男性的部分属于应付工资的范畴^[6]。安·弗格森(Ann Ferguson)认为育儿兼具工作和休闲双重性, 这类活动不好界定。米歇尔·巴雷特(Michele Barrett)指出在对家庭内部工作与非工作、必要与非必要的社会劳动时间缺乏明确标准的情况下, 妇女的家务劳动无法被划分为带薪与非带薪两种性质^[7]。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南茜·弗博尔(Nancy Folbre)提出了将所有的家务劳动折算为有薪劳动的方案^[8]。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又认为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妇女家庭活动的价值不同, 并且家庭内部工作和非工作的界限会发生变化, 所以这种方案过于笼统^[9]。

美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一般不赞成“有偿家务”的做法, 其理由是:第一, 有偿家务是一种“资本中心主义”的体现。这种资本中心主义以二元关系来观察和分析主体在所有经济和非经济过程的活动, 会助长资本主义将亲情关系商品化的趋向。第二, 有偿家务会使妇女与世隔绝, 它不会刺激妇女去做“男人的工作”, 也不会刺激男人去做“女人的工作”, 以至于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固定化。第三, 家务劳动的价值已经包含在工人工资中, 将家务劳动工资化实属多此一举。第四种批评意见来自于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 她认为科斯塔与詹姆斯意识到家务劳动的社会性, 但是家务劳动工资化方案重在强调与资本的关系, 忽略了家务劳动与父权制的关系。他们只不过把妇女压迫看做是资本主义阶级剥削的衍生品, 使性别压迫从属于阶级压迫, 最终妇女的解放被整合到无产阶级的解放中。

3. 从全球化视角审视妇女解放问题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注意到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妇女利益之间存在的分歧, 她认为这种分歧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下才能解决。妇女解放运动不应当只在一定的范围内争取到与西方男人平等的权利, 而要考虑超越家庭和国家的界限^[10]。吉塔·森(Gita Sen)和卡伦·格朗(Caren Grown)^[11]也提出类似的主张, 认为世界性的妇女解放应该关注后殖民地贫困工人阶级妇女的问题。还有很多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经济史学家将性别、种族、阶级置于生产中作了诸多的历史研究。梅格·卢克斯顿(Meg Luxton)认为, 种族和种族主义是反资本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在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最困难的挑战之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如何拓展其概念和框架, 如何对性别、阶级、种族等进行系统性整合是一个重大研究命题。卢克斯顿提出妇女的解放取决于每个人的自由,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对生计最不稳定的人的关切置于中心, 继续使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不平等和建立新的政治愿景。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其他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思想主要有四个传统, 正如玛莎·吉梅内斯(Martha E. Gimenez)分析道:“在妇女解放运动的激动人心的时代, 有关注在资本主义内部实现政治平等的自由主义传统, 有关注于父权制的激进主义的传统, 有集中批判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提出双系统理论的社会主义传统, 还有在美国处于少数、主张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潜力、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12]。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存在相似点和差异性。

1.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从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女性主义思潮。17和18世纪的女性主义者将自由主义的概念和主张拓展到了性别领域, 他们强调理性、自由及平等, 关注妇女在公共领域(外部)而不是私人领域(内部)的诉求。最早的代表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scraft)、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哈莉特·泰勒(Harriet Taylor)等。他们认为, 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在于妇女受到一整套社会习惯和法律限制而无法进入到公共领域, 缺乏与男子平等的机会。因此,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专注于政治权利、教育机会和经济机会领域的斗争, 要求社会建立公平的制度和法律, 保证女性获得平等的机会。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存在相似点和差异性。自由女性主义的理论起点是社会契约论。所以在她们看来, 所有形式的社会统治或权威必须是正当的, 其中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是平等的。然而, 个体通常被迫进入到一个性别通道并逐渐接受某种特定的性别模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支持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这种观点, 即生物差异不是导致妇女受压迫和性别不平等的根源。他们认为, 造成两性不平等的原因是阶级结构, 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阶级结构。由此看来, 这两个派别都同意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和压迫是社会性的, 而非生物性的。

自由女性主义者停留在公共领域, 认为私人财产和事务超出了控制范围, 他们主张采取最柔软和宽容的方式将女性主义融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如罗蒂所说:“当代女性主义政治更类似于18世纪的废奴主义, 而不是19世纪的共产主义。”^[13]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更倾向于一种改良主义而非提出彻底消除压迫的革命要求。他们为妇女争取投票权、通过法律来矫正歧视妇女的现象, 甚至以公权力来介入日常生活(堕胎经费补助、家庭暴力经费补助、职业培训)等进行调整。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眼里, 家务劳动计酬、要求男女共同承担养育责任、抚育工作社会化等主张都可以通过内部的某种改良主义, 消除社会的弊病, 建立一个两性平等的社会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不同意这种做法, 他们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 认为性别之间的平等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 性别压迫是建立在私人财产的基础上, 共产主义道路是实现妇女平等权利的一个途径。这两个流派在对两性不平等的分析角度和最终实现路径的主张上相去甚远。

2.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

激进女性主义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她们并非在“体制”中为妇女找到位置, 而是直接参与到激进的社会运动中去。激进女性主义者可分为两个阵营:激进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和激进文化女性主义者。虽然两者在如何对抗性别歧视上存有异议, 但就最基本的问题已达成共识:一是女性在历史上是第一个被压迫的群体; 二是妇女受压迫的处境具有广泛性; 三是女性受压迫的处境不受任何社会形态变化而变化(包括废除阶级社会)。激进女性主义将性和社会性别制度视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他们提出“社会性别”(gender)、“个人即政治”的观念并对妇女的“经历”进行研究, 首次集中剖析私人生活, 将它提升到政治的高度。这种男权统治不仅局限于政治和有报酬的工作等公领域, 还辐射到私人领域中家庭和性生活中。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以一种类比的方式阐述了性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性对于女性主义而言就像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14]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 父权制的法律和政治、家庭结构不能被改造只能被推翻, 因此妇女应该联合起来推翻父权制社会。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都采取“革命”的方式改变社会现状, 但是, 他们对性别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认识不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注资本主义对妇女的影响, 认为私有财产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将阶级压迫的考虑优先于性别压迫。激进女性主义强调男女的差异及其对立, 认为性别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结构是并生关系。既不认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融入资本主义的策略, 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主张, 而是要求将性别问题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分离出去。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采用阶级分析法解释资本主义条件下妇女受压迫状况。以古典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伊夫林·里德(Evelyn Reed)为例。她在《妇女:种姓、阶级或压抑的性别》中, 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和社会关系造成了阶级的压迫、国家间的压迫及性别压迫, 反对激进马克思主义将妇女的压迫作为最广泛、最坏压迫的做法^[15]。她认为, 并非所有妇女都受到男性同等程度的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 资产阶级妇女能够压迫无产阶级男女。资产阶级妇女不与无产阶级妇女团结起来, 而是与资产阶级男性为了捍卫私人财产剥削其他妇女。因此, 她鼓励被压迫的妇女在“阶级战争”中对付她们的共同的压迫者:资产阶级女性和男性。

3.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主要以哈特曼、爱丽丝·杨(Iris Young)、埃利斯·杰格(Alison Jaggar)等为代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同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资本主义是妇女压迫的根源”的观点, 也同意激进女性主义者“父权制是妇女压迫的根源”的提法。以哈特曼为例, 她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把女性放在经济系统之中分析, 将女性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非女性本身来研究, 是一种性別盲(sex-blind)的体现。由于资本主义没有将女性以“女性”的方式, 而是以“工人”的方式进行压迫, 因此资本主义的终结不能说明女性受压迫命运的终结。哈特曼早期试图构建一种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相互独立的双系统理论。哈特曼后期意识到双系统理论难以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分离。双系统理论可以解释家庭内部女性受压迫的状况, 却难以解释家庭以外的性别不平等的情形。因此, 爱丽丝·杨提出要把物质社会关系视为一个系统, 将性别分工作为分析框架的核心的思路。她赞同马克思是性別盲的观点, 不支持哈特曼的双系统理论^[16]。此外, 杰格^[17]试图用异化的概念说明女性的处境。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将女性作为商品的角度来批评《资本论》的男性中心主义。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提出, 妇女受压迫的地位是商品经济结构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共同作用所致。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某种程度的类似。两者都认为男女不存在天然的差异, 它们都看到妇女受压迫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联系。例如, 两者都认为一夫一妻制是私有财产的产物, 主张通过家务劳动社会化来改善男女不平等。其不同点在于,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将资本主义制度看做是不平等的根源, 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共同造成妇女受压迫的困境。因此,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致力于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目标是同时消灭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

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评价 1.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流派

弗雷泽曾提到,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发展历经诞生、衰落、复兴三个阶段^[18]。首先,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初妇女运动高涨的背景下产生, 其主要成员是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被边缘化的女性主义者。此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一方面与女性主义有冲突, 另一方面又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之后,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围绕马克思主义对妇女压迫问题及其研究方法, 将批判视角从公共生产领域转移到家务劳动领域。他们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中, 同时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新分析妇女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 以女性主义的方式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国际上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所接受。巴雷特为此编写了一份名为《当今妇女的压抑》的讨论报告, 其中主要围绕父权制、再生产和意识形态三个概念研究性别组织、家庭内部再生产及家务与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 该报告成为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蓝本。随着20世纪80年代红色浪潮的退落和新自由主义的盛行, 女性主义者从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关系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转向日常生活, 并将妇女的经验和日常生活作为研究对象, 从文化和意识形态入手展开批判。由此,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逐步走向衰退。随着90年代经济危机的再次出现,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重新获得关注。总之,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课题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2.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历史地位颇受争议

随着资本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发展变化,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遭到很多流派的否定和歪曲。在2014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上, 女性主义者专门就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历史地位展开过讨论。卢克斯顿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当前的反资本主义政治至关重要, 它在对抗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处于中心地位^[19]。对于该说法, 三位加拿大女性主义者有过回应:丽贝卡·谢恩(Rebecca Schei)认为, 注重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而不是合作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实践提供一个更好的政治蓝图。苏珊·弗格森(Sue Ferguson)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具有政治行动力, 但是,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存在局限性^[20]。他们过分关注性别和阶级内部之间的关系, 而没有重视种族、性行为和其他压迫等问题。虽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承认并力图在实证经验中解释这些问题, 但其概念和解释往往过于模糊。琳达·卡蒂(Linda Carty)认为, 虽然卢克斯顿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在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差异, 但她没有把交叉地带作为研究重心。面对来自女性主义内部的质疑, 卢克斯顿再次回应道,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的讨论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强有力的视角, 它提供了一个政治运动的美好愿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为政治实践提供了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其社会再生产的视角对当今政治依然有所启发, 它是批判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对于性别、阶级和种族压迫等错综复杂的关系, 卢克斯顿认为“社会再生产”将这些因素囊括起来。因为, 人的再生产包括人的生物繁殖、维持人每日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及人“类”的再生产, 它是政治经济的核心。社会再生产能指代人生物意义上的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阶级和性别是相辅相成的。人的繁殖和满足日常生活需要都建立在性别分工上。针对种族问题, 卢克斯顿解释道, 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也能解释种族问题。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需要资本积累和低廉的劳动力, 为此它驱使人们离开土地, 破坏其赖以生存的基础, 夺取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等, 社会再生产是种族冲突的病症等。因此,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再生产解释依然有效, 其历史地位不能被磨灭或贬低^[21]。

3.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任重道远

正如弗丽嘉·豪格(Frigga Haug)分析道,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性别关系、阶级、种族关系的“交集”的理论和实践方法缺乏强有力的解释。二是在没有建立起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归化和本质化二分法的前提下, 如何将妇女性暴力这一问题概念化^[22]。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受到来自于其他流派和思想冲击。例如, 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就性别、阶级及种族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行批判。另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内部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意见而产生分歧:例如, 一些女性主义者集中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 其中杜娜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性别研究的起点。巴雷特认为应该从马克思中晚年的性别组织、家务劳动及生产模式的转变等入手进行重新解读。罗莎琳德·科沃德(Rosalind Coward)认为要扭转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不同的方式从马克思主义中攫取力量, 有的偏重于阶级分析视角, 有的偏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等, 它们无法达成共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错综复杂的挑战中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