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绝对贫困、控制相对贫困是我国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目标。贫困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学者们在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基础上, 从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等视角对我国的贫困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 贫困脆弱性这一概念以其在风险管理中的预测性和前瞻性价值, 受到了学界及实践部门的广泛关注。本文引入抗逆力这一概念, 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贫困脆弱性的预测性特征及抗逆力的预防和干预价值, 建构研究贫困农户的“脆弱性—抗逆力”分析框架, 以拓展该领域的研究维度, 为推进扶贫工作提供有效思路。

一、脆弱性与贫困

脆弱性这一概念起初是被地质领域的学者所关注的。Timmerman把脆弱性定义为某个系统受到灾害影响而产生的消极效应程度, 这种效应的程度、范围等与该系统承受灾害并逐渐恢复的能力密切相关^[1]1-10。2000年, 世界银行将脆弱性从地质领域引入贫困研究中, 其在《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贫困不仅是指物质方面的匮乏, 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与健康, 此外, 贫困的概念中还包含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及不能表达自身需求、缺乏参与机会等意思^[2]。之后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研究, 艾吉系统地梳理了概念后指出, 以往的研究主要从生计能力与消除贫困的能力两个视角来衡量贫困脆弱性, 其中, 个体或家庭的生计能力对其所处环境发生变化的敏感程度决定了个体或家庭的脆弱性, 而谋生技能、财产状况、生态风险和社会服务等多方面决定了生计能力^[3]。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00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中将脆弱性定义为个体或家庭或群体所面临的食物供给不稳定或者营养不良的风险, 以及应对此类风险的能力等各种因素^[4]。《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脆弱性与风险不同, 风险是指遭受的外部危险, 且人们对此危险只具备有限的控制力; 而前者衡量的则是在不对未来福祉造成长期、可能不可逆转损失的前提下, 人们应对此类危险的能力。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 人们有警惕危险和潜在危害及其可能引发的附加消极影响的必要^[5]。

国内的研究起步较国外稍晚一些。学者们主要围绕贫困问题来研究脆弱性。它具有不确定性, 对于主体而言, 受到灾害冲击及随之产生负效应的范围、程度等因素都只能表示为一种可能性^[6]。当然, 这种可能性也使其具有了一定的前瞻性意义, 我们可根据主体的应对能力而进行适当地预判。李小云等认为, 脆弱性表示在现有的资产配置状况下个人或农户遭受打击的可能及其承受打击的能力或者缓解生计风险的状况, 不同群体的脆弱性存在差异, 而生计资产的缺乏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直接原因^[7]。进一步讲, 脆弱性与贫困两个概念紧密相连但又不完全一致, 前者与风险密切相关, 具有前瞻性, 作为考量贫困的重要维度之一, 脆弱性又是对贫困的动态度量。对此, 胡洁怡和岳经纶在认可脆弱性具有动态性的基础上作了更深入的探讨, 他们认为, 贫困是静态的概念, 表明贫困家庭的状态, 家庭在各种冲击下而致贫的可能性并非一成不变, 它将受到家庭在时间线条上物质、精神、外界环境等要素的影响^[8]。可以看出, 国内学者对贫困脆弱性的理解在核心上与国外研究保持了一致。基于以上研究, 贫困脆弱性可定义为:个人、家庭或群体在未来某一时期内面临各种风险冲击的可能性, 以及遭受各种风险冲击致使财富减少或生活质量降低至某一水平的可能性。

二、多重维度下的贫困脆弱性 1. 个体风险维度

部分学者以个体为基点, 从外部风险冲击的暴露程度、个体内部的抵御能力和恢复能力等维度构建了贫困脆弱性分析框架^[9]。Chambers等从个体的内部与外部的视角, 建立了“内部—外部”框架(见表 1), 其中, 内部因素是指个人面临风险冲击时的防御能力, 外部因素则是指个人可能遭遇和承受的风险和冲击^[10]。在该框架的基础上, 其他学者作了适当完善: Moser从脆弱性分析个体五个维度(劳动、人力资本、房屋和基础建设、家庭关系、社会资本)的敏感性, 个体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频率和受冲击后的恢复力, 以及个体反应速度等因素来考量, 构建了“敏感—恢复力”框架^[11]。Watts等以暴露于危机、冲击和压力下的风险, 具备的相应的应对能力和这些危机等风险所引发的潜在危害为要素, 提出了“暴露—能力—潜力”框架。较为规范地应对脆弱性的方式就是减少暴露、提升应对能力, 增强恢复潜力及支持通过私人和公众管理的方式控制损失^[12]。

2. 家庭风险维度

受个体维度研究的启发, 另一些学者选择以家庭风险为基点讨论了贫困脆弱性, 但同样考虑了风险冲击与应对能力等要素及其相关关系的影响; 而将家庭资产风险具体化并以此探究农户的致贫机理是此类分析框架的重要特征。Dercon明确地将风险和贫困紧密结合起来。在其研究框架中, 农户风险主要来自资产、收入和福利三个方面, 而这三种风险又分别包含不同的要素(见表 1)^[13]。仅仅作出划分是不够的, 如何衡量这些风险尤为重要。随后, 陈传波对农户风险和经济困难作了评估, 他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收入、支出、福利、社会制度等要素共同对农户的影响, 并根据这些因素各自可能出现的风险作了细致分析, 而不同的贫困地区表现出了不同的风险特性^[14]。当风险得到了细致梳理后, 学者将眼光转向了应对风险方面。例如, 黄承伟等认为家庭能够运用多少种方式应对或管理风险, 主要取决于可供家庭使用的各类正式或非正式的风险管理工具, 而以风险管理降低或应对潜在风险冲击的行动包括事前行动和事后行动^[15]。

3. 风险延伸维度

部分学者在研究贫困脆弱性时更注重风险延伸及其后果。考虑到冲击与风险发生的规模、频率、强度等因素的多变性, Sinha等表示脆弱性在风险冲击之下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并且会因此而延伸增强(恶化), 并将此总结为“暴露—脆弱性—恶化”分析框架^[16]。Prowse在整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暴露—能力—后果”三维框架。该框架中, 他细致地对“暴露”的概念进行了分析, 认为“暴露”的应有之义包含外部风险的范围、频率、周期、烈度和可预见性。“能力”则包括风险应对机制、自有资产, 以及资源支配权等。“后果”表示经过暴露和能力两大因素的综合作用后受险主体在生计策略、贫困程度等方面的改变^[17]。罗宇翔则从健康、财产保障、环境三个层面的脆弱性着手, 对农村的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该研究发现脆弱性因素中的健康状况、政府保障、生活环境及风险承担网络中的亲属支持、劳动力保障都与贫困显著相关^[18]。

4. 可持续生计维度

为适用于我国农村贫困的现状, 李雪萍和王蒙成功地将贫困脆弱性与可持续生计及社会排斥相融合, 建立了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该框架包括四个部分:国家制度(社会排斥/社会整合)、生计风险、农户生计资本、区域交换系统。它表示农户自身的致贫因素将受到产权、公共服务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从生计风险角度出发, 农户以生计资本转换为行动嵌入区域交换系统(自然、市场及社会交换子系统)进行转换, 从而取得生计资本的福利。这种转换将受到土地生产能力、市场规模、信息、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一转换过程中, 农户能够获取不同的生计资本构成及随之带来的资本福利。不同的构成及福利为其提供了相应的抗风险能力而以此维持生计。一旦这种转换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甚至无法承受生计风险时, 较高的脆弱性便随之凸显^[19]。

三、抗逆力对贫困脆弱性研究的深化 1. 抗逆力的内涵

抗逆力最早出现在机械力学与工程学中, 它表示物体因外力产生形变但尚未断裂的情况下恢复到初始状态的能力^[20]。20世纪70年代, 社会科学开始关注这一概念, 但因研究视角、学科背景等差异, 抗逆力的界定至今未达成一致。Timmerman把它和脆弱性联系起来以研究社会对自然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1]31-37。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外学者从交互性的视角初步展开了对风险情境下人与人、人与资源、人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的探讨。Robert认为, 抗逆力是一种使个体即便面对压力和困境也不会作出问题行为的品质^[21]。而Masten等对此有不同看法, 表示不能将抗逆力看做是个体的固有品质, 因其会随环境和危险因素的改变而相应变化, 它应当是一种适应良好的结果更合理^[22]。Howard等认为抗逆力由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构成, 其中风险因素是指对个体生存发展造成消极影响的外在环境因素, 保护因素出现于风险因素之后并与风险因素相互作用, 以抵消或减少消极影响^[23]。Titus认为抗逆力是一种心理变化的过程, 其构成因素包括稳定、应对与建构等, 稳定是指个体所拥有的可以持续抗压的特质, 而应对是指个体处于风险情境中仍然可以取得好的结果, 建构则是指个体身心因风险受到创伤后的恢复过程^[24]。虽然学者们对抗逆力的内涵看法不一, 但有三个方面得到了大致的认同, 即遭受风险、用以抵御风险的能力和资源、摆脱风险的过程和积极的响应结果^[25]。

国内研究方面, 朱华桂阐释了社区抗逆力的内涵, 他将社区具备的有效利用不同资源以良好应对社会风险并快速恢复到风险发生前的水平的能力称为社区抗逆力^[25]。曹朝龙依照研究主体的层次把抗逆力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 分析了不同层面不同抗逆主体对于逆境的处理应对能力^[26]。在陈艾和李雪萍看来, 抗逆力是个体在遭遇风险时, 运用能力和资源抵御并脱离风险的过程及该行动带来的积极的应对结果^[20]。可见, 抗逆力概念的优势就在于解构了逆境必然阻碍发展的观点, 重点强调了个体及其环境系统的优势资源和个体在逆境中展现的积极响应的结果, 而这引出了风险过程中预防和干预的崭新理念。综合来看, 抗逆力可被看做个人或组织在遭遇风险时具有的积极抵抗风险并脱离逆境的适应能力。

2. 抗逆力与贫困脆弱性的共在关系

脆弱性与抗逆力是一组紧密相连的概念, 且两者长期缺乏较为清晰的区分。早期研究中, 抗逆力一度被认为是脆弱性的组成部分之一, 而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 学术界的争议从未间断。Folke等人认为, 脆弱性表示系统受损失或遭到破坏的可能性, 而抗逆力则表示系统对于破坏的回应及系统自身逐步恢复的能力, 二者的力量向度应是相反的^[27]。以Buckle等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 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类似于双螺旋结构的互动关系。脆弱性强度高意味着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大, 抗逆力则会因此降低。当前风险中表现出的抗逆力大小将对下次风险中的脆弱性的高低产生影响^[28]。国内学者对二者关系的探讨侧重于对两者的动态意义与作用过程的分析。朱华桂认为, 脆弱性表现为一种状态, 不同研究对象的衡量方式不同, 而抗逆力的出发点是受到冲击的主体, 表示主体受到冲击后的响应与恢复, 外延更为广泛, 因此, 这两个概念具有较大差异。研究脆弱性利于明确社区在受灾中可能存在的薄弱点, 而强化这些薄弱点则能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对于抗逆力的研究, 能够为社区在受到冲击后如何更为迅速有效地抵抗并恢复提供针对性的认识, 从而最大程度降低损失^[29]。陈艾与李雪萍提出, 抗逆力与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可以就静态和动态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二者的关系在静态上可总结为双螺旋结构, 而它们亦可被看做动态的过程量, 在社区遭遇风险受到损坏时, 脆弱性和抗逆力依次发挥主导作用^[20]。综合以上研究, 脆弱性与抗逆力共生共在, 以静态观之, 二者呈现双螺旋结构, 脆弱性高则农户的受损率高, 资源环境被破坏的程度大, 农户及其环境系统可获取的反弹资源随之减少, 抗逆力也因此而降低; 反之, 若农户及其相关组织的抗逆力大则环境系统将恢复得迅速且良好, 而这会影响之后风险发生时环境系统脆弱性的高低。以动态观之, 脆弱性与抗逆力是风险过程中的尤为关键的两个节点, 风险之初, 脆弱性的高低决定了直接受损的程度; 而风险过后, 抗逆力的大小决定着间接损失的大小和持续伤害的程度。当然, 动态风险过程中, 脆弱性与抗逆力的双螺旋状态并没有消失。风险发生前后的两个节点强调了二者分别在风险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重要性。风险发生前期脆弱性较为突出, 而抗逆力则影响着风险后期农户的生存状态。这种前后影响并衔接的态势体现出脆弱性与抗逆力在动态风险过程中同样保有双螺旋状态。

四、贫困农户“脆弱性—抗逆力”分析框架的重构 1. 现有框架及其局限

先行研究中, 学者吸纳脆弱性与抗逆力的核心观点构建了诸多分析框架。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陈艾和李雪萍的研究, 其框架强调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在农村减贫机制转变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脆弱性和抗逆力是影响可持续生计的关键因素, 目前已有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尚未将抗逆力概念纳入其中, 而且这类分析框架忽视了脆弱性与个体生计方式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脆弱性和贫困以生计方式为中间变量而相互联系, 这一关联深化了对贫困问题的理解^[30]。此处的脆弱性意味着多重性的风险, 它受到自然和社会等多因素的复合性影响。抗逆力的主体包括个体、家庭、社区及政府。降低脆弱性、提升抗逆力是减贫的主要措施,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重要的减贫途径^[31]。

在引入抗逆力概念之前的有关贫困的研究中, 虽然多维贫困“行动—结构”框架将脆弱性、可持续生计及社会排斥等观点作了整合, 并融入“个人”和“结构”两条思路, 但是仅以市场为载体实现宏观层面(国家制度)与微观层面(农户生计资本)的衔接, 仍有提升空间。虽然该框架指出了微观生计过程受到宏观风险及制度环境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并说明了潜在因素可能引发的威胁, 但对贫困形成的机理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引入抗逆力后的研究中, 尽管“脆弱性—抗逆力”结构在脆弱性和可持续生计概念的共同基础上更加具体化了抗逆力, 但却未考虑社会排斥这一关键因素。同时, 该框架对于抗逆力的解释尚不够精细^[31]。此外, 抗逆起点(脆弱是抗逆的缘起)中的农户的生计脆弱偏重于农牧民的贫困状况与生计能力, 忽视了政府及社会对抗逆起点的影响; 在分析外部作用对贫困脆弱性和抗逆力的影响中, 着重强调全方位的公共产品供给对可行能力的提高作用, 而忽视了农户的自主性。“脆弱性—抗逆力”结构下生计分析尚未将多元抗逆主体与“脆弱性—抗逆力”结构的作用过程清晰地结合起来, 并且脆弱性概念的重要性在该生计分析中有所降低^[20]。

2. 框架重构

基于对脆弱性、抗逆力、可持续生计分析视角的整合, 本文拟建立新的分析框架(见图 1)。该框架体现了在政府、社会因素影响下农户应对风险时展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可行能力和生计状况及应对冲击的恢复能力。框架优势在于联结脆弱性与抗逆力的同时综合地考虑了风险动态过程和静态情境中农户生计状况与致贫可能性及多元主体参与抗逆以增强农户适应性等。

(1) 动态风险过程

脆弱性与抗逆力共同作用于风险发生的过程, 其中, 脆弱性是风险发生前期的预测性因素, 农户脆弱性的高低决定了农户在未来风险发生时抵御风险的能力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抗逆力是风险发生后期农户的反弹能力, 农户抗逆力的大小决定了农户在风险冲击后受损的程度和恢复的速度和质量。风险冲击的破坏程度、农户个体因素、政府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决定了农户脆弱性的高低和致贫的可能性; 同时, 三种相关因素的抗逆主体本身具有的能力、抗逆主体在风险后期的行动及风险破坏程度、脆弱性高低共同影响农户的抗逆力。如图 1所示, 风险冲击包括自然灾害、家庭意外事件、经济衰退、地区动荡等。我们将可持续生计内嵌于贫困农户“脆弱性—抗逆力”分析框架中, 在以政府和社会为结构和环境背景的风险过程中, 农户的可持续生计主要依靠行动能力和生计资本的转换、参与政府和社会活动得以实现。重构的框架中的农户因素包括可行能力和生计方式两个方面。农户的可行能力包括处理打击和冲击的能力、发现和利用机会的能力; 而生计方式则包括生计策略和生计资本, 其中, 生计资本由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等构成。而农户可持续生计的结构和环境背景则以政府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形式展现, 政府因素表现了法律、政策、制度等体现出的政府治理能力, 而社会因素则指非政府组织在扶贫方面的参与程度、基层组织能力和社会整合程度等方面。

前面提到, 脆弱性作用于风险过程之初, 是农户致贫的关键要素之一。农户的生计分析以脆弱性为基础背景, 农户个体的行动能力和生计方式的转化与农户遭受风险时贫困脆弱性的高低紧密相关。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造成的威胁主要通过直接损害生计资本和影响生计资本转化两种方式持续发挥作用。直接损害生计资本的形式包括自然灾害造成的房屋倒塌、意外事故导致人员伤亡等; 农户的谋生方式影响着生计资本的转化, 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谋生方式预示着未来担负一定的生计威胁。农户的生计策略在风险冲击下相应减少, 例如, 面对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风险, 外出务工的农民由于缺乏知识学历和高级技能, 风险之下薄弱的就业竞争力更易暴露, 而个人的失业会加剧家庭自身的脆弱性。农户的行动能力构筑于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基础上, 二者受损则农户抵御风险及利用机会的能力也会受到制约, 农户生计因此脆弱。换言之, 农户个体因素与脆弱性相关联, 即风险冲击越大, 农户个体的行动能力越弱, 生计资本转化的形式越少, 生计策略越单一, 则农户的脆弱性越高, 农户致贫的可能性越大。同理,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高低还与政府因素和社会因素存在同样的相关关系, 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有赖于农户主动参与政府和社会过程, 政府的管理和调控及社会力量的介入有助于在风险前期预防和缓解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政府将国家制度、文化环境、政府管理等深刻嵌入农户生产生活, 这些一方面作为调节枢纽影响生计资本的转化, 另一方面则制造和管理着生计风险。例如, 政府因素中, 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缓解农户生产时遭受的风险冲击, 而经济制度嵌入农户生计资本转化的过程中, 建构并改变农户生计资本与市场交换的秩序。社会因素则与社会组织对一定区域内农户的扶助程度和基层自治组织的能力及管理水平相关, 同时包含社会整合程度等因素。随着社会组织的数量的增加和影响力的扩大及类似组织对贫困问题关注度的提高, 该类组织未来对贫困事业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基层自治组织(村委会)的管理能力和水平则与农户联合抗灾能力、生计经营方式、政策执行程度等息息相关。

抗逆力作用于风险后期的恢复过程中, 是农户致贫的又一关键要素, 多元主体抗逆是增强农户抗逆力量的有效途径。多元主体抗逆同样以农户个体因素、政府因素和社会因素为视角, 并将多元主体分为三个层面的力量。其中, 农户个体因素层面包括个体抗逆力、家庭抗逆力; 政府因素层面包括政府抗逆力; 社会因素层面包括社区抗逆力(文中的社区是指村庄一级的社区)和社会抗逆力。农户的个体抗逆力最初来源于自身, 主要表现为风险来临时的意志品质, 个体抗逆力在政府、社区和社会抗逆力的参与作用下得以增强。家庭抗逆力体现为农户家庭的行动能力和生计方式在抗逆过程中构建生存基石的能力。政府抗逆力主要体现为政府通过制度安排和资源输入等, 供给大量的公共产品, 改善农户生计^[20]。社区抗逆力则主要通过调动社区内部资源, 发挥社区优势, 增强农户对风险的适应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 社区抗逆主要从组织力量、人员调动等方面实现。社会抗逆力更为宽泛, 表示在个人、家庭、社区基础上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对风险的应对能力, 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资本、社会组织程度等, 这些要素与个人、家庭、社区等主体的抗逆力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32]。社会组织等作为外部资源和互动力量对于农户抵御风险能力的获得与提升正在逐渐发挥效用。重构的框架中, 农户个体和家庭是抗逆的主体力量, 不同于以往的以政府抗逆为主体的大量供给均衡性公共产品的外助方式, 在该生计分析框架下, 农户的抗逆力将要过渡至另一阶段, 即培植农户的主动性和自我发展能力以维持生计。在这一阶段中, 农户个体与政府和社会依然存在着互动, 农户以自身的意志品质、抗逆能力和生计方式为抗逆资源, 以政府和社会的抗逆力为辅助力量, 实现可持续生计。多元主体共同抗逆的结果表现为生计输出呈现可持续生计的特点及减贫效应。因而, 降低脆弱性、提高抗逆力理应是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和减贫效应的重要途径。同时应当看到, 农户与社会的互动呈现出较高的动态性, 农户自身的脆弱性和抗逆力在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地表现为线性增长趋势。毕竟在当今社会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日益增长的时代特征下, 全方位的抗逆力建设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实现, 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不断刷新人们对于风险抵抗的认知。即便在本次风险抵抗过程中农户大大降低了未来承受该风险的脆弱性, 但下次到来的或许将是全新类型的风险, 此时的脆弱性会再次提高并呈现出低抗逆力。因此, 脆弱性和抗逆力共生共在的双螺旋结构将在动态过程中非线性地发展, 而我们对其加以治理的思路也应当保持动态的视角, 扶贫减贫过程中出现农户脆弱性和抗逆力强弱的波动是可以理解的, 让其呈现出长期可持续提高的态势才是治理的根本。

(2) 静态风险情境

在静态的双螺旋结构中, 脆弱性和抗逆力都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情境下, 脆弱性和抗逆力既可呈正相关, 也可呈负相关。脆弱性与抗逆力不可分隔, 抗逆力的产生与农户生计脆弱有关。可持续生计在静态的双螺旋结构中主要依附于脆弱性和抗逆力及其变化趋势来体现。政府与社会的多种复杂因素共同对农户生计施加影响, 政府高效的治理能力、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及社会组织的扶贫投入和社区资源等支持农户个体抵御风险、维持生计以消减脆弱性。脆弱性低, 意味着农户在自然灾害、经济衰退、意外事件等风险情境中受损概率低, 被破坏程度低, 则农户在风险情境中可获得的生计资源、生计策略和生计资本相对较多, 风险冲击下适应良好的生计状况会增强农户的抗逆力, 可持续生计的能力也会随之增强。而拥有较强抗逆力的农户在风险后期展现出强大的反弹能力, 农户的间接损失和持续伤害的程度将因此降低, 且农户的生计状况将恢复得既快又好。另外, 当前抗逆力的大小, 会影响农户生计状况在未来风险情境中脆弱性的高低, 两者在相互作用过程中, 力量的强弱均会发生变化, 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随着脆弱性的降低、抗逆力提高得到改善。由此可见, 影响脆弱性和抗逆力的要素既有重合的部分, 也有冲突的方面, 换言之, 某一对抗逆力有积极影响的要素也许对脆弱性有积极、消极或无直接影响^[25]。沿着政府与社会因素对农户的支持和影响, 农户的生计资源和可行能力将提高, 生计渠道和生计方式将进一步拓展, 随着农户脆弱性的降低和抗逆力的提升, 农户生计状况将逐步改善, 从而达致维持生计和减贫目的。

五、结语

综上所述,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贫困脆弱性及抗逆力的综合性分析框架, 呈现了风险发生时期, 农户个体因素及政府因素和社会因素对农户可行能力和生计方式的作用过程和贫困发生的动态过程。此外, 该分析框架还阐释了在风险后期, 多元主体共同抗逆增强农户抗逆力量, 减小受损程度, 降低致贫可能性的过程。不可否认, 考虑到同一地区外部自然环境的相似性对农户之间贫困脆弱性和抗逆力的影响差别甚微, 本框架并未过多强调自然因素, 后续研究如着眼于不同地区, 则还需进一步完善。后续研究将关注该框架下致贫因子、贫困测度及各层面之间动态关系的研究。显然, 一个框架难以囊括具体农户的所有的致贫因子, 且各贫困地区状况不同, 其特殊致贫因素亦有待补充。同时, 贫困测度方面, 现有的研究主要使用贫困线和贫困程度两种测定方式,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同样需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整。此外, 该框架以农户为核心, 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联结可进一步深化, 例如政府制定使社会团体和慈善机构进入扶贫领域更加制度化的方针政策, 以及政府动员社会力量的治理能力的提升等。框架并非万能, 结合现实灵活运用才能合理制定各个层面的扶贫干预措施和综合性治理方案。当然, 措施、方案的有效性来自于实践, 因此, 最终将该框架应用于贫困地区的实证研究中而对其进行检验与完善才是建构本框架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