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 杰克·凯鲁亚克收到了挚友尼尔·卡萨迪的一封长达两万三千字的信, 尼尔信中使用的纯粹且极具表现力的语言带给凯鲁亚克无比的震撼。受到这封长信的启迪, 凯鲁亚克于当年4月2日在服用了致幻剂的状态下, 花了20天时间在一卷长达120英尺长的打印纸上敲下了《在路上》手稿。《在路上》出版两年后的1958年, 凯鲁亚克写下另一部重要的小说《达摩流浪者》, 这部小说充满了宗教神秘主义倾向。从《在路上》那“我还年轻, 我渴望上路”的激情, 到《达摩流浪者》中“万事万物永永远远都会是好端端的”的明澈宁静, 凯鲁亚克在所谓“垮掉的一代”群体中尚在《嚎叫》(HOWL)的时候便在精神上呈现出由外而内的转变, 即从外在宣泄转为反求诸己。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他是美国东部“垮掉一代”的先行者。

一、“垮掉”思想溯源

“垮掉的一代”, 英文为“Beat Generation”, 最早由凯鲁亚克本人于1948年前后提出。Beat一词, 在英文中字面意思为“疲惫”“潦倒”之意, 1954年8月左右, 凯鲁亚克返回自己的家乡, 在天主教堂上看到了一幕(vision), 因此发现“垮掉”(Beat)的宗教含义, 即“至福”(beatific, 或称“至福真观”)^[1]。凯鲁亚克自始至终都对罗马天主教有种特殊的感情, 虽然在离开了家乡之后, 自己就不再朝拜, 但是他对上帝的信仰从来没有停止过。目前学界对“垮掉的一代”的研究多停留在外部, 即从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外有冷战格局、内有麦卡锡主义高压的角度来解释这一文学现象的发生, 固然有其合理性, 但是也存在单一的“反映论”之嫌。不过从文化研究的视域来看, 只有将“垮掉一代”置于西方近现代文化发展的脉流以及东西方思想的交流激荡中加以思考, 方能深入理解这一批放荡不羁的“瘾君子”迷狂外表下心中的光和热、怕与爱。

在近代, 西方社会经历了一次“文化大崩溃”, “工业化和民主制的时代使欧洲伟大的文化传统寿终正寝了”^[2]。艾略特也尖锐批判了近代文化的“反艺术反文化”即“非人文性本质”:“艺术不是缓慢地持续衰落, 就是突然地消亡殆尽……经济制度和文化与艺术是对立的; 大规模的群众教育中的理想和思想混乱是反艺术反文化的……精神堕落比比皆是, 无知泛滥成灾。”^[3]神性世界的抽身离去使得人们面临巨大的信仰和存在危机。但是, 现代文化不可能再回到旧的信仰模式中去, 因而在宗教神学内部, 萌生出一股新的思潮。这种新思潮以德国新教神学家、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为代表。他在《论宗教:对有文化的蔑视宗教者的讲话》(1799)里指出, 宗教应该被看做是人类需要的“一种基本表现”, 传统的宗教观点要么将宗教等同于最高的知识(理论的观点), 要么把宗教等同于道德(实践的观点), 而这两种观点都将信仰归结为他物。对此他提出自己的全新的宗教观:“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不同的力量源泉可以给自己绝对的依赖感, 是包含有认识因素的”, “一种对万事万物的终极统一的直觉”^[4]240。中世纪人神相隔的传统宗教观发生了变化, 施莱尔马赫宣称:“宗教从未纯粹地出现过”^[4]242。“因而, 是该使宗教同形而上学、同道德尖锐对立起来的时候了……。宗教在人的特殊力量及其人格表现在彼岸来把握人, 并这样来看人:人必须是人想是的或不想是的东西。”^[4]242在他这里, 宗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样态, 它不但不使人丧失自主性, 反而要求人具有高度的自主性, 认为只有一个人在觉悟到自己、人类、宇宙的广大无限时, 他才能理解宗教。这样一来, 原先固陋地定义宗教的一个基本属性——“排他性”——在此得到了化解, 宗教成为与个体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 甚至径直就是诗性生命的本身:“宇宙在宗教中被直观……。在宗教中, 上帝无非是出场而已, 还没有人否认宇宙的神圣生活和行为, 宗教和存在着的、起支配作用的上帝无关”^[4]245。

“垮掉的一代”思想在精神气质上与近现代西方宗教思想是有所契合的。从艾伦·金斯堡那具有泛神论倾向的长诗《嚎叫》, 到凯鲁亚克《在路上》中尼采式的群居狂饮, 再到加里·斯奈德对中国禅僧寒山子诗的接受, 看似思想杂乱的“垮掉”思想背后其实有着明确的旨归, 就是对资本主义现代生活方式的批判, 这一旨归在思想源流上也和近现代西方宗教神学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试看施莱尔马赫对近代文明根本弊病的批判:“现在, 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和各阶层的人都在机械的和无意义的工作的重压下呻吟。老一代人胆怯地屈服了, 年轻一代马上模仿和学会了这种屈服。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能获得自由的、开放的目光, 只有以这种目光, 人们才能发现宇宙。”^[4]249

如前文所述, 近现代西方宗教神学内部悄然发生的转变, 一种具有诗性神秘的新思潮将看似壁垒森严的宗教隔阂打破, 使得许多敏锐的时代心灵获得解放, 一方面他们比普通大众更能感受到科学主义“祛昧”过度所带来的精神创伤, 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自身的精神探索企图为自己同时也为他人寻求出路。“垮掉的一代”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将眼光投向东方宗教, 尤其是斯奈德, 他甚至在1959年前往日本修习禅宗长达十年。以此看来, “垮掉”思想并非是一群战后年轻人对生活绝望不堪之后的颓废自弃, 正相反, 它恰恰是“一代最杰出的心灵”(艾伦·金斯堡《嚎叫》)的蒙获“至福”, 是个体生命内在性的自我发现和释放。这种发现和释放在凯鲁亚克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不止如此, 凯鲁亚克的创作之路, 从《在路上》到《达摩流浪者》, 其内在生命的精神气质更是在不断深化, 其精神境界更是在不断拓展。

二、“我还年轻, 我渴望上路”:《在路上》的外向探索

“因为唯一让我感兴趣的人就是那些疯狂的人, 疯狂地生活的人, 疯狂地说话的人, 想要同时拥有一切, 那些从来不打哈欠、不说陈词滥调的人……, 不断地烧呀、烧呀、烧呀, 就像黄色如蛛网似的罗马焰火筒中间一束蓝色的灯光划过夜空。”^[5]37

在受到挚友也就是《在路上》定本中迪恩·莫里亚蒂的原型尼尔·卡萨迪长信的影响, 凯鲁亚克开始以一种名为“自发性”的方式写作《在路上》。这种写作方式使他思绪自然流动, 反情节, 大胆运用美国口语俗语, 甚至不惜将传统文学的断句方式打破, 从而形成了像上面所引文段那样长而极富韵味的句子。凯鲁亚克的创作过程与小说内部的叙事产生了奇妙的互文关系:凯鲁亚克花了20天时间在120英尺长的卷轴上敲下这部小说, 长卷展开就像一条长路, 而这条“长路”所承载的同样是几个年轻人不断出发上路去追寻生命真谛的故事。

《在路上》描写的故事虽然明白表示大家正在寻找莫里亚蒂的父亲, 但实际上, 寻人并不是真正的目的, 读者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所关注的是主人公萨尔一路所遇到的各色人等与各种事情, 从流浪漂泊中, 他发现自己一路上遇见的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反映。诚如他自己所言:“世界上两种最极端的人, 在人世间默默无闻, 在天堂名声显赫的人, 前者要自由愉快得多, 但是怎么去定义‘天堂’与‘尘世’?都是一些遥不可及的臆想。”^[5]28

1. “循环”之路

什么是路?凯鲁亚克在小说中问到:“你的道路是什么, 老兄?乖孩子的路, 疯子的路, 五彩的路, 浪荡子的路, 任何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 怎么走呢?”^[5]20在《在路上》这本小说里, “路”是一个隐喻, 显然不是如美国66号公路一样笔直, 相反可能是曲折的。“在路上”的人们, 萨尔(凯鲁亚克)、迪安(卡萨迪)、玛丽卢, 都是在永久的运动和受挫的计划中不断循环, 尽管屡屡受挫, 但是萨尔和迪安继续遭遇着“它”, 即一个不明确的意识。

这是一个西西弗斯神话式的“绝望循环”, 根据凯鲁亚克的说法, 绝望的循环代表的是一个信念, 即“生活的经验”是从人们的目标“整套系列地偏转”。他解释道, 当一个人从目标偏转的时候, 就确立了一个新的目标, 而最终又会从这一个新确立的目标偏转。对凯鲁亚克来说, 这一系列偏转并不是始终向前; 与此不同, 这些偏转是一系列右转弯, 环绕着“对……生存至关重要”的一个不可知的“事物”转动, 直至画成一个圆。任何回避这一循环的企图最终都将以失败告终^[5]102。然而处在这个循环中, 生命的追寻才有可能, 《在路上》试图告诉我们, 先别纠结于路怎么走, 而是趁着“我还年轻”, 赶快上路, 因为在凯鲁亚克看来, 最终的“珍珠”(只能通过经验来认识之)依然如故, 尽管追寻“珍珠”的旅途中会出现条条岔路, 遭受种种挫折。

2. “垮掉”之路

在某种意义上, 《在路上》表现了萨尔对迪恩的超越。两位主人公可以说分别代表了垮掉一代的两个典型的生命轨迹:迪恩是垮掉一代追求感官体验的代表, 而萨尔则更体现着垮掉派这一群人对自我灵魂世界的不懈超越。迪恩引领萨尔走上“垮掉”之路, 而萨尔则走上了一条灵魂探索与自我拯救的道路, 最终将迪恩超越。凯鲁亚克认为, 垮掉派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并非他们所追求的结果, 而是追求生命意义的手段和方式。所以作者笔下的人物是在“疯狂地生活、疯狂地交谈、疯狂地想获得拯救”^[5]8。

在战后美国社会“麦卡锡主义”与清教传统的双重高压之下, 追求自由的迪恩与主流社会背道而驰。主流社会与他个人性格的冲突也体现在了他的生活方式上, 一方面他求知欲很强, 但又酗酒、吸毒、滥交, 尽情享乐。可以说迪恩是由内而外真正的“垮掉”。这种离经叛道的生活对于萨尔这样受到社会和家庭的压抑、为周围人所排挤的青年学生很有吸引力。所以当迪恩走进萨尔的生活时, 萨尔便立即追随迪恩上路。在“路”上的几年生活里, 萨尔随迪恩体验各种亚文化的生活方式。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 萨尔也逐渐变得成熟起来, 迪恩所代表的“垮掉”的生活方式对萨尔失去了吸引力。

迪恩的问题在于, 他对世界保持着否定的看法, 但是缺乏反思的态度。他自己心中也有梦想, 然而他逐渐把放纵的生活方式变成了所追求的结果, 完全沉浸肉欲之中。迪恩的天真与梦想完全被感官享受摧毁。任何一种生活方式, 如若没有高尚追求, 便必然导致堕落。这种堕落逐渐显现在迪恩扭曲的本质上——自私与不担当, 在旅途中, 迪恩多次为一己私利抛弃朋友和女人。萨尔逐渐在迪恩身上看到了一种危险的堕落, 随着他对这种生活方式认识的加深, 萨尔的失望也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 同时也对这种生活方式产生极强的逃离心理。在墨西哥, 迪恩抛下了重病的萨尔独自离去, 二人从此分道扬镳。从迪恩的身上可以看到, 放弃了责任就等于放弃了自己。

3. “反思”之路

凯鲁亚克和其他“垮掉派”深受“超验主义”影响, 他们追求自由, 强调个人的力量, 向往人与自然的和谐。然而多数“垮掉派”忽视了超验主义者在彰显个人力量的同时, 也强调了社会的革新只能通过个人的完善才能实现, 人是自由与责任的结合。忽视责任是“垮掉派”运动最大的弊病, 凯鲁亚克在潜意识里强调责任, 这也是他与其他“垮掉派”的不同。正如爱默生所言:“没有世界, 人就无法生活。”^[6]因此人的首要责任就是自我完善。只有个人的完善, 才能促进社会进步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通过对迪恩和萨尔两位主人公命运的塑造, 可以看出凯鲁亚克对于垮掉派运动的反思。

凯鲁亚克从本质上来说是人道主义者。小说《在路上》的主人公迪恩因为逃避责任, 所以不可能获得尊重。任何高尚的追求均是以个人完善与社会进步为旨归, 由于没有高尚的追求, 迪恩的自甘堕落在所难免, 他人的疏离是必然的结局。小说对于迪恩结局的描述, 从侧面反映了凯鲁亚克对“垮掉的一代”的看法, 特别是对一些错误倾向的批评以及对自我的反思。同时作者反衬出萨尔自身的精神探索, 因为迪恩的生活大体上是原地踏步的, 萨尔对迪恩不断变化的评价实际上反映出他自己的成长。从这个意义上看, 萨尔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小说以萨尔回忆的口吻开头:“岁月流逝, 迪恩以前并不是这样。”^[7]在小说的开端, 凯鲁亚克就对迪恩所代表的“垮掉之路”作了否定的判断。凯鲁亚克承认萨尔的原型就是他本人, 萨尔就是凯鲁亚克的化身。作为一个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 凯鲁亚克在“二战”之后社会与生活的压力之下感到愤懑, 但是从来都没有放弃对生命本质的反思,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

杰克凯鲁亚克想要表达的并不是那种流于外表的“自由”, 他更关注内心的景致。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横行的时期, 嬉皮士们将凯鲁亚克当做嬉皮文化的鼻祖而对他顶礼膜拜, 一辆又一辆的灰狗大巴跑到他家来朝圣, 而老杰克不得不端着枪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他知道, 他和这帮逃避现实, 成天拿着反战、和平和爱的标语来掩饰空虚, 为他们疯狂的纵欲和毒瘾寻找借口的年轻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追求, 更多地是寻找自我的真面目。所以无论是萨尔还是他自身, 最终选择来自东方的禅宗哲学作为自己的归宿, 这本身也就是他“在路上”的一个写照。

约翰·阿尔德里奇(John W.Aldridge)如是评价凯鲁亚克的写作:“(他)表达了对信仰的需要, 尽管这样的需要是在不可能有信仰的背景之下提出的。”^[5]62《在路上》激情昂扬地上路——受挫——再上路, 其实是一个追寻生命确定性但终不可得的过程, 迪恩一直在重复他西西弗斯神话式的绝望循环, 而萨尔却一直在探求精神世界的路上, 完成着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正如让·保罗·萨特所言:“人没有任何本质, 只是单纯在这个世界上, 人要想证明自己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就必须通过自己言行来证明, 人与其他事物不同, 人对外界最直观的看法就是自己的言行。”^[8]

不断地穿越东西部, 甚至越境到达墨西哥的萨尔最终感到疲惫的宁静, 他孑然一人回到纽约, 且在纽约最后一次见到并告别迪恩, 暂时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代最杰出的心灵”的作家, 凯鲁亚克在另一部小说《达摩流浪者》中, 从另一个角度和深度继续“上路”, 发现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在路上》代表着凯鲁亚克从对外生活的体验中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达摩流浪者》代表着他从内在的精神体验中发现此生的价值。

三、“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达摩流浪者》的内向超悟

正如前文所言, “垮掉”思想有着东西方思想的交融作为背景, Beat是表象上“垮掉”同时也是生命境界上的“圣洁无邪”。在《达摩流浪者》中, 《在路上》里的“绝望循环”被悬搁起来, 凯鲁亚克依靠着他所理解的“禅”从自身内在性层面寻求依归。小说中的贾菲(以加里·斯奈德为原型)与雷蒙(以凯鲁亚克为原型)是两位“达摩流浪者”, 他们参考禅宗, 但最重要的还是依循生命的直觉去亲证世界的美丽和宁静, 最终, 雷蒙明白了:“每个人都是彻底自由的”^[9]261。

1. 自然之“悟”

禅宗可以说是一种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宗教哲学, 这种冲击力来源于自然之境, 例如: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

云门文偃:春来草自青。^[10]128

这样回答不知道算不算回答?好像没有——认为没有的, 是没有对问题进行直接回答(例如:佛法是什么)。但是不是回答了问题?回答了, “春来草自青”的自然规律就是佛法之道。

自然是禅宗的重要主题, 禅宗是垮掉一代的精神皈依。当青年们被主流社会所异化时, 他们转向自然, 去感受生命、反思人生, 追求内心的旷达与宁静。受超验主义自然观的影响, 凯鲁亚克笔下的达摩流浪者们相信自然的一花一草一木都是“超灵”般的存在, 与自然对话, 他们可以返璞归真, 和“禅”更为接近。

社会的秩序与文明对于达摩流浪者们来说是一种“界定”般的存在, 他们亲近自然与追求禅宗的目的就是要破“界”。禅宗里有相当多的公案都是从破“界”念入手, 试举一例:“有一外道, 手握雀儿来问世尊云:‘我手中雀儿是死耶?是活耶?’世尊骑门槛云:‘你道我出耶?入耶?’”^[10]124生死、内外都是人为观念的界制, 在自然的大化里, 完全没有这种因寻因解带来的烦恼。没有忧虑与顾忌, 一切都遵从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一切都是那么舒适与自然。

“在这个地方攀爬就像参禅悟道一样, 在这个过程中只要心无挂念, 就可以不断向前进。……虽然你的每一跳都面临着不同的选择, 但是你要决绝, 然后你会发现, 你已经到达了新的目的地, 就像参禅一样。”^[9]72

雷蒙的感受与禅宗无二:在现实世界中, 时间没有尽头, 世界的一切都处于不断改变的状态, “有”和“无”只是相对, 没有绝对。每过一天人的生命就离死亡近了一步, 但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在自然界运作的过程中, 世间万物都具有自己的属性, 这才是最真实的状态。

禅宗的一段公案可以说是《达摩流浪者》自然之“悟”的最好诠释:

问:如何是佛?

师:如何不是佛?(风穴延沼)^[10]124

问者希望得到直接的答案, 就像“如何是佛”, 对问题答案的期待说明内心有一种期待与执念, 一种被直接答案禁锢的思维状态。但是风穴延沼问道“如何不是佛”的时候, 是有意让提问者摒弃直接答案的思维, 不管是“佛”“道”还是“禅”, 都没有直接并且固定的答案。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这样, 道无处不在。凭此想法可打破思维禁锢, 才能不被世俗答案所限制, 始可以无待于风而自由飞翔。

2. “自我”之寻

贾菲在作者笔下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禅者。“贾菲在大学生活中因为特立独行被人们认为是怪咖。……但是说到底大学就是中产阶级的一个缩影, 具有人的特征。在学校外面一排排有草坪的房子中, 每间房子都有电视机, ……思索着相同的东西。但是贾菲却是与其他人不同的一个人, 他喜欢在无尽的狂野中驰骋, 在自然界上寻找自己的乐趣。”^[9]79如“垮掉一代”的传记作者比尔·摩根所说:“现代社会并不要求每个人正常, 而是要求每个人行为正常。”^[11]80

“正常”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我们把一些现象视为“异于常态”时, 我们所依据的所谓“常”其实不是绝对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 这些所谓“常”往往只是以前因某种政治利益或社会效应而建构出来的一种运作准则, 多是以偏概全的, 是一种宰制了我们思维的活动空间的器囚, 我们反而看不见这些强势的“常”如何遮盖了宇宙与人性更大的胸怀。“垮掉一代”中, 许多作家出身名校, 他们亲眼所见无数年轻人被纳入到一个缺乏活力的成长体系中, 许多人耗费青春最终却和别人一样过上雷同的生活, 然而这却是主流社会评价体系所认可的。在凯鲁亚克看来, 这些人才是不正常的, 因为他们已经被物化, 丧失了追求自由的天性。贾菲虽被主流认为是个“怪胎”, 但是他却超拔乎众人之上, 带领雷蒙在大千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小说写到贾菲带领雷蒙和莫利去攀登马特峰, 在最后的冲锋阶段, 雷蒙退缩了, 而莫利则事先逃到山脚。在困境中的雷蒙心里想到:“哎, 为什么生命的意义就是这样?上帝让我们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难道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充满无尽的虚空之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吗?”在这个时候, 雷蒙在恐惧中想到了一句禅宗的话, “人在高山的时候, 什么都不要想, 只要前进就可以了”^[9]93, 但此刻雷蒙却丝毫没有感到这句话的隽永, 反而寒毛直竖。正在自我安慰之际, “突然间, 我在风中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我抬头看着, 这个时候我忽然看到贾菲从峰顶上奔驰而下。……就在这个时候, 我忽然意识到, 在我脑海中存在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不用思索是否会掉下去。我完全可以像贾菲一样, 所以我决定在贾菲的后面。我们两个人就像中国一千多年前的子一样在陡峭的山崖上飞驰”^[9]93-94。在贾菲的感召下, 雷蒙明白了纠结于名相本身是虚妄的, 贾菲的无言之至言给雷蒙启发, 正如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威廉斯有一句名言:“只要事物, 不要思想”(No ideas but in things)。

在雷蒙身上, 似乎更有大乘佛教、基督教的入世担当苦难的精神, 他在结束了马特峰的攀登之旅后回家过圣诞, 在打坐冥想之际明白了“万物并非为灭而生, 而是为觉而生！”^[9]166于是, 他听从贾菲的建议, 独自一人住在孤凉峰上做山火瞭望员, 置身神秘的自然之中去“觉”, 最终完成了“自我”的寻找与内向超悟:

有一天晚上, 我在打坐时获得了一个异象。我看到有求必应的观音菩萨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你可以告诉你遇到的所有人, 你们本身就是自由的。”我双手合抱在胸前, 先把“每个人都是彻底自由的”这个重大消息告诉自己, 只感到满心欢快, 情不自禁地呐喊了一声:“它。”张开眼睛的时候, 我看到一颗流星在天际划过。银河上不可胜数的星星, 它们不是别的, 就是言语。……我每天下午都会午睡两小时, 醒来后, 我看了周围的山峰, 然后马上想到:“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我处于一个虚无的海洋中, 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是观众。而突然间, 我感到了真正的自由。^[9]261-263

在孤凉峰顶, 雷蒙找到了自身甚至世界的本质的自由, 油然生发出喜悦, 在宇宙中发现了更大的自我, 并且充满了绝对的信念, 确信它之不朽。正如泰戈尔所言:“在一与一切结合的地方不会有死亡, 因为这里有其真, 有其喜。当一个人在他自己的灵魂中感觉到整个宇宙灵魂的生命颤动的韵律时, 那时, 他是自由的。”^[12]

具有大乘“回向”精神的雷蒙没有安于在孤凉峰继续留守, 而是选择下山, “往世界回转去”^[11]267。这个“回转”, 神似于托马斯·曼的《魔山》结尾, 青年汉斯在“治愈”之后毅然下山, 投身世界大战。大乘佛教中“不舍众生, 不住涅槃”的救世精神在凯鲁亚克身上闪耀着光辉。

在《达摩流浪者》中, 凯鲁亚克借雷蒙和贾菲的对话表达了自己对于宗教精神的看法:

“贾菲, 我要告诉罗丝一些事, 但让我感到压抑的是, 为什么要区分什么佛教和基督教、东方和西方呢?这种区分有什么鬼意义呢?我们现在置身的不就是天国吗?”

“是谁说的?”

“我们所处的难道不是涅槃之中么?”

“其实, 我们是活在涅槃和轮回这二者之中。”

“关于这些, 其实那都仅仅只是话头而已, 还记得吗?曾经有一个大胖黑妞就这样说过, 佛教战场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新的战场。”^[9]126

贾菲对此感到非常愉快, 并且已经隐隐有了泪光。“毕竟充斥在我们身边的战场已经在等待着每一个人前来。”^[9]126

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在《禅学入门》中如是说:“知性的任务本就是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但是禅则需要与人进行沟通与交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哪些经教那都是能够算做假设, 并不存在任何的意义与可能。但是对于禅来说, 一定要将生命的核心事实把握起来, 并由此将其内存的精神所在挖掘出来, 最终归于禅宗。”^[13]有论者试图比较《达摩流浪者》中的“禅宗”和学术意义上的“禅宗”, 这种比较或者会得出凯鲁亚克理解的“禅”其实是半吊子的“禅”, 然而以真正的禅宗精神来看, 这种实证性质的比较其实就是禅宗所说的“执念”, 根本上是反禅宗的。“垮掉”思想其实就是关于生命存在的思想, 在达摩流浪者看来, 宗教的分判本身只是“方便假设”罢了, 真正重要的是生命本身, 是生命因信仰而获得的诗意本身。凯鲁亚克和德国新教神学家施莱德尔马赫一样, 看重的是“宇宙神圣的生活和行为”, 而这生活是切切实实的, 因而他忍不住呼唤一场“背包革命”的诞生:

仔细去考虑一下, 假如说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想法, 在世界的中心将处处布满背着背包的流浪汉, 全部都信奉“达摩流浪者”这一点, 那么此时的光景又会是怎样?……在我的眼里其实一直都保有一个美丽的愿望, 希望能够出现一次伟大的背包革命。在这个时候, 在世界上一定会出现大量的背着背包流浪的青年们, 他们爬高山祷告, 逗小孩子开心, 取悦老人家……这一切的一切都会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禅疯子, 将美妙的感觉传递给每一个生灵。^[9]106

从《在路上》的外向探寻, 到《达摩流浪者》的反求诸己, 看似殊途, 其实同归。正如雷蒙找回了贾菲所送的念珠时, 他感慨道:“在一条千万人踏过的道路上, 佛法是不可能遗失的, 没有什么是可能遗失的”^[9]158。

四、结语

凯鲁亚克受教于基督教家庭, 后来转而向佛, 这造成了凯鲁亚克精神上深刻的矛盾性。一方面, 他对人生苦痛的深刻体会、天主教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 等等, 让他对世界的看法有些许悲观, 所以佛教的四大皆空这一思想自然会轻易地被他接纳。在另外一种情况下, 超验主义的“超灵”观、自由观与自然观又深深地影响着他, 激发他探求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种矛盾体现了禅宗与基督教关于“此生”追求教义上的差别——禅宗追求心灵上的空灵自由以摆脱世俗羁绊, 而基督教则是探求人生存在的目的; 禅宗追求的是此生的安稳与幸福, 基督教追求的是此生的意义与价值。由此看来, 前者的自由本就是空灵且飘逸的, 后者就具体情况而言则是非常沉重的。这种思想上的矛盾性造成了他一生一直处于痛苦纠结的状态中。虽然禅宗在特定时期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他的痛苦, 但却如昙花一现, 直至最终也无法把自己从这种痛苦的纠缠中解脱出来。虽然不能肯定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但他的精神探索注定了永远“在路上”。

正如比尔·摩根在评价整个垮掉一代运动时所说:“从根本上看, 垮掉一代对个人的重视, 其实与绝大多数人相信的美国梦没什么不同。他们反对以财富作为个人成功的标准, 认为应该以精神成长与思想自由来界定‘更好、更富裕与更幸福的人生’。垮掉一代掀起的风暴, 反对的其实是这样的观念:自由、繁荣与安宁的实现, 必须以牺牲人性为代价。对他们来说, 让每个人获得解放, 应该排在最优先的位置。”^[11]311凯鲁亚克作为垮掉一代中当之无愧的“王者”, 为这场运动留下了最为珍贵的思想结晶, 尽管他家乡洛威尔居民谈起他, 脑海里第一浮现出的是一个喝得烂醉的酒鬼形象而非文学大师, 但在萧条异代中, 关于他酗酒的记忆终究会烟消云散, 而他墓碑上所刻的铭文则将永存:“他荣耀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