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向资本的转化问题是《资本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 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 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性质的不同把握方向。如果认为货币向资本的过渡在理论上是间断性的, 那么货币和资本将构成两个不同层次的世界, 资本主义将被我们理解为一个具有二元结构的社会。这样一来, 资本主义社会将不具有一个一贯的资本逻辑。如果认为货币向资本的过渡在理论上是连贯的, 那么资本主义就能够被理解为建立在资本逻辑之上的一元主义社会。因此,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把握, 意味着我们是否承认资本主义具有一个统一的资本逻辑。宇野学派学者小幡道昭的资本中心主义市场理论, 是后一种思路的最新的代表性成果。本文的写作目的, 即阐明以上两种理论路径的不同, 并基于宇野弘藏的资本观和小幡道昭的资本中心主义市场理论, 论述一种全新的货币向资本转化的理论。

要深入研究货币向资本的转化, 首先需要考察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中, 马克思区别了两种不同的流通形式, 在公式上表现为W—G—W和G—W—G(“W”表示商品, “G”表示货币)。前者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简单商品流通, 后者则是资本的流通。在前一种形式中, 流通以卖开始, 以买结束; 在后一种形式中, 流通以买开始, 以卖结束。在W—G—W这种流通过程中, 流通实质上一次性就结束了, 通过货币联结的两极是两个不同质的使用价值。但是在G—W—G这种流通过程中, 通过商品联结的两极却是在质上完全一样的东西。马克思指出:“G—W—G过程所以有内容, 不是因为两极有质的区别(二者都是货币), 而只是因为它们有量的不同。……因此, 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1]176马克思对两种流通形式的区分, 可以说是对货币和资本所具备的不同流通方式的经典区分。

不过, 马克思虽然对货币的流通形式和资本的流通形式作出了区分, 但在区分的同时他并没有探讨货币是如何转化为资本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的第二节“总公式的矛盾”和第三节“劳动力的买和卖”里, 马克思通过引入了劳动力的商品化, 为资本的流通G—W—G′找到了实体性的依据, 劳动力的商品化使资本流通G—W—G′在真正的意义上得以实现。这样一来, 似乎意味着劳动力的商品化就是货币向资本转化的关键。基于这样的理解,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出:以劳动力商品化为分水岭, 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市场, 一种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简单商品流通的市场, 另一种是资本主导的流通市场, 两者分别以W—G—W和G—W—G这两种形式为自己的流通原理。

但是, 马克思在别的著作中也给出了不能支持这一推论的论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章》的开端部分, 马克思在论述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时认为, 从科学的进程来考察的话, 在货币为中介的交换行为过程中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同一的抽象规定“恰恰是最早的和最贫乏的规定; 它们部分地在历史上也是这样出现过的; 比较发达的规定是较晚出现的规定”^[2]202。即是说, 马克思并不承认有一种普遍存在的以货币为中介的简单商品流通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 以货币为中介的简单商品关系在历史上只是部分地、偶然地出现。另外, 在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时, 马克思指出:他们“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观念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别”^[2]204。以货币为中介的简单商品流通关系和以资本为主导的商品流通关系, 与其说是两种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 不如说前者是资本主义的“观念的形态”, 后者是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形态”, 两者不是在时间或空间序列上并列的关系, 而是处在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中:现实世界只存在一种商品流通, 即资本主导的商品流通, 而货币为中介的简单商品流通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规定”, 却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的形态”, 以至于一方面让资产阶级辩护者借此来粉饰资本主义社会, 另一方面又让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诉之于它来寄托摆脱资本主义的愿望。

综上所述, 马克思关于货币向资本转化的论述中包含有二重内涵:一是货币向资本的转化需要引入劳动力的商品化作为资本实现其实体性依据的契机, 这一点似乎构成货币向资本转化时的一个断裂; 二是现实的经济关系, 并不是基于货币流通的简单经济关系, 而是基于资本流通的发达经济关系, 因此现实中只存在一个普遍的商品流通关系, 那就是资本主义商品流通关系。然而, 这两点的融合似乎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如果我们必须接受货币和资本之间存在的断裂, 那么就需要放弃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一元化理论把握; 或者为了构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一元化理论, 我们就必须面对货币和资本的断裂难题。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就留给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过程中, 关于货币向资本的转化问题存在着一种理论路径, 认为货币向资本的过渡在理论上是间断的, 这种理论首先构建一个货币中心主义的市场理论, 进而基于这个货币中心主义的市场构建关于资本的理论, 也就是说, 它把资本主义理解为货币、资本两个层次的世界。这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二元化的理论路径。这种理论路径以日本学者平田清明、山田锐夫和中国学者韩立新的理论为代表。本文首先尝试简要阐述这种理论的基本思路。

韩立新基于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文本的考察, 认为其中“《货币章》的理论世界是市民社会, 《资本章》的理论世界是资产阶级社会”。“所谓市民社会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基础, 平等的市民自由地交换其商品的社会组织。在这一社会中, 占统治地位的物是交换价值和货币。从内容上看, 它与斯密所说的‘商业社会’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相似。所谓资产阶级社会则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社会中, 占统治地位的物是资本, 社会也因此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两大阶级。”^[3]也就是说, 关于近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我们可以按照平等的商品交换关系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雇佣关系, 区分出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不同的层次。

在以平等的商品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即市民社会中, 产生了基于物的独立化的异化现象。本来物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依赖关系, 但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 人们的生产目的变成了为了获得交换价值、货币, 也就是说, 物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纽带。结果是产生了“中介物的独立:货币成为上帝”^[3]。而物的独立所生成的最终成果是物的世界体系的形成:“金银这样的‘物(ding)’是上帝; 商品这样的‘物象(sache)’是平民; 而‘人格(person)’则变成了奴隶。”^[3]而以上的一切, 都是建立在简单商品流通的世界里的。在资本和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尚未发挥积极作用的地方, 商品流通已经独立形成了一个“物的世界体系”的异化世界了。

接着, 资本的形成, 要理解为建立在这个以货币为中心的“物的世界体系”之上的更高维度和更深层次的异化的结果。这就需要引入“领有规律的转变”的理论。领有规律的转变, 指的是基于简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领有规律, 向资本主义的领有规律的转变。韩立新指出:“‘领有规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领有规律’, 即‘第一条领有规律’。它是指劳动者所有自己的劳动成果, 即‘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的领有规律’, 即‘第二条领有规律’。它是指劳动者不所有自己的劳动成果, ‘劳动和所有的完全分离’, 甚至出现‘劳动等于创造他人的所有, 而所有等于支配他人的劳动’的状况。这两条规律在性质上完全相反。”^[4]伴随着第一条领有规律向第二条领有规律的转变, 以货币为中心的简单商品交换关系, 就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货币向资本过渡的关键, 即劳动力商品化和劳动与所有的分离所导致的领有规律的转变。而随着领有规律的转变, 所有权的正义性也就转变成了非正义性。

这样一种理论把握方式是对货币向资本转化问题的极有价值的理论路径, 特别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法理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条理论路径也面临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首先, 作为一种二元化理论, 它难免存在着将资本主义分成两部分, 将其一部分赋予积极意义、一部分赋予消极意义的情况; 但如果说现实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 那么我们需要统一地去理解它的历史意义。其次, 这种理论由于首先确立了一个以货币为中心的简单商品交换世界, 因而它会倾向于先建立一个以分工劳动为基础的简单商品交换理论, 然后才建立一个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理论, 但这样一来, 就要面对以“转形问题”为代表的比较棘手的二重价格理论问题。最后, 美国学者莫伊什·普斯通(Moishe Postone)指出, 通过劳动构筑基本的社会关系, 这一点恰好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5]。按照这一观点,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要从劳动本身开始。而要做到这一点, 有必要构建将劳动这个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都统摄到资本主义逻辑体系中去的理解路径, 这也需要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一元化理解的理论。

日本的宇野弘藏所创立的宇野学派的理论, 是当今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进行一元化理解的重要成果。宇野弘藏的资本观, 为理解货币和资本的转化打开了一条新思路。

在宇野弘藏看来, 资本的逻辑必须通过商品—货币—资本这样一个流通领域的链条得到; 劳动生产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和延续的必要条件, 并不构成资本的积极根据; 相反, 劳动要被纳入到资本的一元化逻辑体系中, 才能加以理解。在宇野弘藏的原理论体系中, 劳动并不拥有理论上的主体性位置^[6]。资本的根据在商品交换的交换关系中, 商品交换通过价值形式的理论过渡必然发展为货币, 而货币也必然发展成为资本。

关于商品向货币的过渡问题, 宇野弘藏认为:价值形式论中就应该包含着商品交换何以可能的内在契机, 通过将商品所有者的交换行为引入到价值形式理论中我们可以推导出货币何以可能。在宇野弘藏这里, 交换过程论作为独立的理论其意义就消极化了^[7]。接着, 宇野弘藏试图通过货币职能的逻辑演化, 发掘出货币内部具有的发展为资本的契机。货币首先具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在履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时, 商品流通表现为W—G—W′这样一个形式。但在流通手段过程中, 货币作为随时可以买任何东西的交换媒介, 能够从流通中独立出来, “它解除了单个商品的特定的使用价值的制约, 可以说是代表商品价值本身的价值物”^[8]35。这样就发展出了贮藏货币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在贮藏货币职能中, 货币从流通过程中被收回; 在支付手段职能中, 商品交换的实现可以暂时脱离货币而通过信用交易的方式事后进行货币的决算。这两个职能体现了货币从流通过程中独立出来成为价值物的属性。以此为基础, 货币发展出“资金”这个货币的新职能:货币体现的不仅仅是货币所有者对商品所有者进行商品购买的关系, 还是从流通外部将货币投入到流通过程中的关系。它表现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的职能, 这就推导出了资本。宇野弘藏指出:“作为商品经济的财富而被贮藏的货币, 必然要用于为了卖出商品得到利益而购入商品这一行为, 或者说用于财富的增殖。W—G—W′就展开为G—W—G′这一新的流通形式。于是货币就成为了资本。”^[8]37-38

宇野弘藏和马克思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在于他强调首先要通过流通领域来定义资本一般范畴(G—W—G′)。当资本一般通过实现了劳动力的商品化而把握住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后, 才实现了产业资本范畴(G—W……P……W′—G′)。产业资本, 显然已经涉及到生产领域, 而不仅仅是流通领域的东西了。因此, 宇野弘藏首先并不是在生产关系的意义上把握资本范畴的。资本一般首先是商人资本(G—W—G′), 这是最符合资本一般公式的资本形式。商人资本范畴进一步发展出了借债资本范畴(G……G′)。不过, 由于这两种资本形式无论哪一种都不构成在自身内部拥有价值增殖的基础的自主性运动, 所以资本诉求着获得价值增殖的稳定基础, 这才要发展出产业资本形式。宇野弘藏强调了资本一般公式和产业资本公式之间的区别。他认为:“资本以商品、货币为前提, 又和这两者一道作为商品经济所特有的流通形态而出现, 因而它并不是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形态。”^[9]也就是说, 资本和商品、货币同样隶属于流通过程。诚然, 资本需要通过生产过程才能获得价值增殖的稳定的实体性基础, 但它本身建立在流通过程中, 需要在流通过程中获得自己的存在根据。

以宇野弘藏的观点为基础, 宇野学派的很多学者都倾向于采用一种“货币增加”的思路来理解资本。比如铃木鸿一郎认为, 资本是“自我增殖的货币”; 伊藤诚使用了“货币的自我增殖运动”这个观点等^[10]159。这种思路很显然是根植于宇野弘藏的基本理论的。既然资本作为G—W—G′这样一个运动体其增殖要在流通中获得根据, 那么首先最直接地看来, 这个根据就来自于货币的增加, 即G经由买入和卖出W增加到G′。

然而正是这个观点, 体现了宇野弘藏理论的不完善之处。首先, 货币本身具有的价值变动性问题被忽略了。由于宇野学派首先悬置了价值的实体性依据, 因此在宇野学派这里, 价值往往被规定为商品的交换性, 但货币的交换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即存在着物价的变动问题^[10]146。因此, 资本的价值增殖不能简单地和货币的增加划等号。

更重要的是, 由于在这里货币首先已经被设定为了价值尺度和商品流通的中介, 仿佛货币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就具有了客观性, 仿佛货币的增加就是价值增殖, 因而这样发展出的资本流通理论, 其中却存在着货币中心主义市场观的残余。因此实际上货币和资本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可能的割裂:一方面,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是流通的中介, 这样建立起的市场是货币中心主义市场; 另一方面, 货币作为能够通过流通运动而实现增殖的货币, 又有可能支撑起一个资本市场。这样, 这种看似已经统一了的货币和资本的理论, 以一个“中立”的货币范畴为中介, 其中仍然潜在地蕴含着货币中心主义和资本中心主义两种市场观并立的二元结构。这一结果可能会导致宇野弘藏苦心建构的关于资本的一元主义理论功亏一篑。要想解决这一问题, 就需要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 而这一点又需要更新对货币的理解方式。这就是宇野学派第三代学者小幡道昭的工作。

小幡道昭既继承了宇野弘藏的基本思路, 又克服了宇野学派理论面临的困难, 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极具独创性的资本中心主义市场理论。要了解小幡道昭的资本中心主义市场理论, 首先需要了解小幡道昭的价值形式理论的特征。他的价值形式理论的终点即关于货币形式的理论, 已经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他对于货币的基本观点, 而这个观点又决定了他对资本的基本观点。

小幡道昭的价值形式理论, 是一种“他律型”的价值形式理论。小幡道昭首先通过界定欲求概念, 确定了简单的价值形式的理论出发点地位; 然后, 他将扩大的价值形式理解为间接欲望的形式, 而所谓间接欲望, 即对他人的欲望进行模仿所产生的欲望; 接着, 他将一般价值形式理解为间接欲望得以统一的形式; 最后, 他将货币形式理解为统一的间接欲望统摄所有财富、给所有财富都赋予价值表现的形式^[11]35-44。在小幡道昭的价值形式理论中, 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 构成货币生成逻辑的最重要的契机, 是扩大的价值形式中一个商品所有者对另一个商品所有者的欲望进行的模仿行为。比如说, 麻布所有者对上衣所有者的上衣有所欲求, 但上衣所有者对麻布并没有欲求, 因此尽管麻布所有者愿意拿出一定量的麻布去交换他所欲求的一定量的上衣, 但上衣所有者并不一定愿意和他交换。这个时候, 麻布所有者为了让交换得以实现, 就会首先试图用麻布去交换上衣所有者所欲望的商品, 比如茶叶, 再用茶叶去交换自己所欲求的上衣。这样, 茶叶就构成了麻布所有者的间接欲望:麻布所有者并不真正欲求茶叶, 但他希望用茶叶作为中介, 去交换自己欲求的上衣。因此, 这里的茶叶其实就是货币的萌芽状态。而随着中介的统一(比如最终不是茶叶, 而是黄金, 成为普遍的交换中介), 货币就形成了。在小幡道昭的理论中, 基于模仿的间接欲望构成了理解商品交换的核心概念。

第二, 当货币产生之后, 货币作为一种统一的“工具理性”, 就统摄了所有的财富。人们所拥有的所有的财富, 都纳入到了价值表现中来。这一点带来的最大的影响, 就是让交换从表层走向了深层, 从瞬间行为走向了持续性行为。由于整个商品世界的全财产都被置于可交换的境地, 因此任何交换都可以而且必然要被置于一个长期的期间中。也就是说, 商品世界孕育着“时间的环节”^[12]65。

这两个观点的意义十分重大:商品交换是一种基于间接欲望的交换, 这种间接欲望是货币生成的最重要契机, 而货币又通过统摄人类的财富而形成了一个让交换走向深层和长期的价值世界, 因此, 货币不再简单地是某种中立的交换媒介, 价值增殖也不再简单是这种中立的、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的增加。毋宁说, 货币和商品一起, 构成价值增殖的重要环节。货币和商品交相辉映, 相互表现。货币不仅可以用来购买用于消费的商品, 也可以购买能够“保值”乃至“增殖”的商品; 商品售出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能够购买其他消费品的货币, 也是为了实现“保值”乃至“增殖”。在这一条件下, 商品经济本身就具备这样一种结构, 即以价值保存和增殖为目的的交换是商品交换的最重要特征。而商品交换所孕育的“时间的环节”, 让这种以保值和增殖为目的的交换成为现实。

接下来的问题是:商品交换过程本身是如何能够实现价值增殖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如果我们只是假定卖者把价值100的商品按价值110出售, 那么他作为买者又会同样失去10的价值, 其结果就是“全体商品所有者都高于商品价值10%互相出卖商品, 这与他们把商品按其价值出售完全一样”^[1]187; 如果我们只是假设某个卖家非常狡猾, 拥有欺骗买家实现贱买贵卖的特殊能力, 那么这也只是改变了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价值分配, 因此无法在普遍的意义上实现商品交换的价值增殖。众所周知, 关于这个问题, 马克思通过引入劳动力的商品化这个“生产环节”的性质转变来给予解决。但如果我们认同了小幡道昭对商品流通的性质的重塑,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在理论上能够首先从流通环节寻求价值增殖得以普遍实现的条件。

小幡道昭提出, 价值量是一个“种”的概念。“在事物中, 存在着有个性的因而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事物。这样的事物作为商品, 虽然拥有交换性意义上的价值, 但没有价值量。”^[11]281独一无二的东西没有办法同种比较, 也就很难存在模仿性关系; 而同一个“种”下的诸多相同事物, 则存在着模仿性关系, 因此一旦价格形成, 别的同种商品就很难不向这一价格靠拢。因此, 按照价值量的“种”的概念, 同“种”商品之间就存在着价格的收敛关系, 这种收敛关系表现为一种“带、束”关系。这里的所谓“带、束”关系, “并不是以内部存在一个重心规定着单个的价格的形式形成的”^[12]74, 即是说这里尚不需要设定生产商品所投入的劳动时间作为规制价格重心的因素。在流通论阶段, 价格的“带、束”关系是由于同“种”商品之间的相互模仿而成立的。这一点要实现, 则需要一个市场内部存在着同种商品的多量库存。而正如前文所述, 商品世界本身已经孕育着“时间的环节”, 即是说货币产生之后由于全财富都被纳入到一种价值表现关系中来了, 因此商品交换得以从瞬时走向长期化。交换所具有的“时间的环节”支撑了市场中同种商品多量库存的存在。

同种商品基于相互模仿其价格所形成的“带、束”关系, 意味着同种商品的价格之间既存在着一致性, 又存在着一定的偏离。这种“带、束”关系, 不仅意味着时间上同种商品彼此存在着价格的波动, 还意味着同种商品基于空间差异的价格偏差纳入主体的经验后而呈现为时间上的偏差。宇野弘藏所设定的资本在流通领域的原初形态:商人资本(G—W—G′), 即可以纳入到这个同种商品内部所孕育的“带、束”关系中来获得理解。这样, 我们就能理解资本如何通过流通过程而实现价值的增殖了。小幡道昭指出:“正是资本, 将同种商品诸价格的带、束结合到自己的运动过程中, 因而它是字面意义上的使价值概念得以实现的主体。”^[12]78-79他又指出:“商品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所构成的市场, 伴随着不可避免的买卖差额的产生, 其内部诱发着资本家的活动, 它必然发展为‘向资本出售并向资本购买’这样一种以资本为主导的市场构造。”^[10]138这样一来, 小幡道昭的理论就通过重塑流通理论而实现了在流通过程中寻求货币向资本转化的内在根据。

有了这一理论, 我们可以得出:传统理论所揭示的货币中心主义市场观, 表现的并不是现实的市场关系。传统的货币中心主义市场观, 用公式来表示是这样的:W₁—G—W₂, W₂—G—W₃, W₃—G—W₄, ……。但现实中的市场关系, 是资本主导型的市场关系, 用公式表示如下:…… —G—W₁—G′—W₂—G″—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只不过是货币的一个消极职能, 并不代表现实的流通过程, 但传统的货币中心主义市场观, 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误认为是现实市场关系了。货币的积极职能, 是形成一个资本主导的市场, 在这里, 商品W₁所有者和商品W₂所有者都通过将商品卖给资本而实现商品的互换, 资本利用同种商品的利差实现价值增殖, 因此主导所有商品的交换关系的其实是资本(G—G′—G″— ……)。因此, 在小幡道昭的理论中, 并不是同一个作为价值尺度和商品流通中介的货币既能够支撑起货币中心主义的市场, 又能够支撑起资本中心主义的市场, 而是货币概念从一开始就指向一种资本结构, 资本形态是货币的现实形态, 而货币的流通手段的职能只是货币的消极职能, 按照马克思的用语: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是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抽象规定”, 而不是货币的现实的形态。

事实上, 当今西方经济学的主流采用的市场观仍然是前一种市场观, 即货币中心主义的市场观。可以说主流西方经济学仍然在试图将资本主义的“抽象规定”上升为资本主义的“观念的形态”。而通过小幡道昭的理论创造, 后一种市场观即资本中心主义市场观得以实现和完善, 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形态”得以彰显。因此, 小幡道昭理论下资本中心主义市场理论的建立, 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新时代所具备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体现。

资本中心主义市场理论的完成, 意味着宇野学派关于货币向资本转化的理论得到最终完善:我们可以在引入劳动力商品化这一个契机之前, 就首先基于流通领域而建立起资本范畴, 实现货币范畴向资本范畴在理论上的无断裂过渡, 从而立足资本逻辑实现对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把握。这样, 前文所提出的为了构建一种对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一元化理论而不得不面对货币和资本的断裂难题, 就得到了解决。这种解决是立足于马克思的立场而实现的对资本主义的更完整和更现实的把握。它修复了货币和资本的断裂, 重构了传统的货币向资本转化的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重大创新, 为我们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