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以《两种文化》及其引发的争论而闻名, 他还是战后英国最有争议的小说家。斯诺出身于中产阶级下层, 25岁时获得剑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成为剑桥大学的研究员。“二战”期间, 由于在科学方面的专长和经历, 他被任命为英国政府的科学顾问, 专门负责科学人才的遴选和组织工作。几乎在科学研究生涯开始的同时, 斯诺便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他曾自述:“我事实上早在20岁之前就知道我最终的事业是什么”^[1], 这个最终的事业就是文学创作。在1940年后的30年里, 斯诺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集《陌生人与兄弟》(Strangers and Brothers), 小说集共有11部情节独立的小说, 是斯诺一生经历的写照。贯穿小说集的主要人物叫刘易斯·艾略特(Lewis Eliot), 小说集依据刘易斯的一生, 分为早年外省生活——《乔治·巴桑》(George Passant, 1940), 《希望的时代》(Time of Hope, 1949);律师生涯——《富人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Rich, 1958);剑桥学院生活——《光明与黑暗》(The Light and the Dark, 1947), 《院长》(The Masters, 1951), 《事件》(The Affair, 1960);战时及战后官员生活——《新人》(The New Men, 1954), 《归家》(Homecomings, 1958), 《权力的走廊》(Corridors of Power, 1964);以及晚年生活——《理智的沉睡》(The Sleep of Reason, 1968), 《最后的事情》(Last Things, 1970)。小说集描写了刘易斯不平凡的一生, 从童年时期, 到学习法律, 继而成为剑桥大学的研究生, 到担任政府要职, 再到担任剑桥大学某学院教师, 其学术与私人生活有典型的时代性。

《新人》是系列小说的第五部, 出版于1954年, 同年与斯诺的另一部小说《院长》一起获得詹姆士·泰特·布拉克纪念奖^[2]Ⅲ, 所写的是“二战”期间英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以及从事这项工作的科学家们波澜起伏的内心经历, 主人公是卢克(Luke)、马丁(Martin)等科学家们, 他们富于理想和正义感, 卢克富有创造性和高度的责任心, 马丁遇事更沉着冷静, 工于心计, 他一方面追逐个人科学事业的巅峰, 另一方面又对滥用原子武器危及人类生命表示出深深的忧虑, 最终拒绝委任原子弹基地负责人的职位, 去搞纯科学的研究。科学家们是“新人”的代表, 而他们的信念不仅包括科学, 还包括正义、公正和学术自由等人文主义精神, 这涉及到斯诺演讲中“两种文化”的关系问题。如大卫·舒斯特曼(David Shusterman)所言, “或许了解斯诺思想最富有成效的方法就是从他1959年剑桥大学里德演讲(Rede Lecture)引发的争论开始, 了解‘两种文化’的论争, 再看斯诺的‘陌生人与兄弟’系列小说, 就会读出文学之外的意义”^[3]。

斯诺在《两种文化》演讲中表达了他对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分裂的担忧:“两极之间是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 有时是敌意和不喜欢, 但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 他们互相对对方存有偏见。”^[4]斯诺指出, 科学家对文学知识分子的思维定式是“失败主义者、没有男子气概、非常自私、不关心同胞的命运、对社会状况漠不关心”; 文学知识分子对科学家的思维定式则是“爱吹牛、浅薄地乐观主义、对个人状况漠不关心、没有悲剧意识、不易动感情、天真”^[5]。英国剑桥大学文学批评家史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认为斯诺在“两种文化”之间并不恪守中立, 他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科学文化能赋予我们的最大的财富是……一种道德的文化”^[6], 而文学知识分子是“天然的卢德派”, 他提出要通过教育强化科学的地位, 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 因为科技革命会带来经济的发展, 这是穷人和穷国唯一的希望。斯诺“两种文化”的观念诱发了持续的评论, 称赞的人大有人在, 有保留意见, 当然也有最强烈、最鲜明的反对的声音:1962年, 剑桥大学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F.R.Leavis)对斯诺演讲进行攻击, 引起了轰动。利维斯否定了斯诺在科学和文学方面的权威, 指出斯诺“作为小说家并不存在”^[7], 斯诺所定义的文学知识分子成了“艺术和生活的敌人”, “斯诺不理会个人更深层次的人性需求, 一味强调整个社会的终极目标, ……是‘这个文明典型而严重的困惑’”^[8]。美国学者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和英国学者科里尼对这次争论分别进行了评价, 他们都认为斯诺是“技术边沁主义”的鼓吹者, 他忽视了工业革命给人类造成的后果, 然而利维斯对斯诺的态度过于激烈, 他对斯诺文风的批判不乏公正, 但却忽略了斯诺在演讲中指出了一个各界人士关注的重大问题。尤尔根·哈贝马斯(J. Habermas)认为, 斯诺的“两种文化”重新开展了关于科学和文学关系的讨论:“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 被限制在严格的经验科学上, 而文学包括的内容则很广, 从某种意义上说, 甚至包括我们所说的精神科学的解释”^[9]84, 因此“两种文化”亦可理解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

科学与人文的纠结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实际上, 在斯诺“两种文化”演讲产生世界性轰动效应的一个多世纪以前, 哲学家们就开始了科学与人文之间关系的反思, 他们紧扣最基本的概念关系,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 把科学和人文之争引向深处。虽然从西方思想的希腊黎明期开始, 人类知识就分成不同领域, 但在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 对自然的解释始终被普遍认为是“哲学”中的一个成分。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得自然界研究的成果被广泛认可, 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 人们开始尊重更普遍的“实验方法”。自19世纪中叶“科学”一词被用来狭义地指“物理科学”或“自然科学”以来, 西方出现了“科学崇拜”的思想, 并影响至今。斯诺在战后英国强调发展科技, 也是这种唯科学主义的体现。科学技术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多进步和方便, 但科技的罪行也“罄竹难书”, 科技至上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观念, 关系到人类甚至整个地球的生死存亡。如今, 科学研究过程是与技术转化和经济利用联系在一起的, “科学家们被完全剥夺了对这些从他们的实验室里产生出来的力量的控制权; 这些力量被集中在企业的领导人和国家的当权者手中”^[10], 因此, 科学家个体和权力集团之间、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及人文精神之间都存在冲突。哈贝马斯认为:“科学上得到了解决的技术支配(自然界的)问题, 又以同样的规模变成了同样多的生活问题……同过去一样, 冲突要得到解决, 利益要得到贯彻, 生活世界的问题要找到解释都必须通过同日常语言相联系的行为和谈判来解决。”^[9]90-91

科技的发展往往导致对传统的背离甚至异化, 行政合理化使人们失去了自由, 甚至丧失自我。在这一背景下, 哈贝马斯于1981年出版了《交往行为理论》两卷本, 提出合理性(rationality)的概念, 创建了生活世界(lifeworld)和系统(system)范式双层社会结构, 并勾勒了对现代性(modernity)的批判理论^[11]321。哈贝马斯的理论基于与前辈思想家的对话, 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实现超越。哈贝马斯对科技理性批判的逻辑起点始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2], 韦伯从社会学维度上对代表科学技术属性的工具目的理性进行了系统的反思, 提出“合理性”的概念, 既包括形式和工具方面, 也包含人的伦理需要, 韦伯认为“祛魅的世界”不能赋予生活以终极意义和价值美德, 提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同样, 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卢卡奇和马尔库塞均对技术理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认为科学技术导致人性被全面压制。哈贝马斯在继承老一辈思想家批判精神的同时, 建立了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 将哲学反思贯彻到社会分析中, 对西方社会作出诊断, 指出这个社会日益严重的危机和弊病^[13]。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 导致“交往行为扭曲化”和“政治问题技术化”, 并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提出“沟通理性”的概念, 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了基础。

哈贝马斯认为, 不断地强化科技地位甚至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就会导致生活世界不断理性化, 以致人们对道德和人文价值的兴趣日益丧失, 这样, “系统从外部侵入生活世界, 就像殖民者进入部落社会一样”, 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统治”^[14]356, 会导致现实生活中许多弊病的产生, 如善恶、真假和美丑意义的解体, 判断事物的标准的模糊, 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破坏, 生活世界的人文内涵变得日益薄弱。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基于对法兰克福学派等的批判继承, 提倡通过“交往合理性”的重建, 来解决“系统通过入侵生活世界导致其殖民化”的问题。哈贝马斯借鉴了康德将理想划分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判断力”的思想, 通过对瑞士学者皮亚杰(Jean Piaget)发展心理学的“普遍有效性要求”的研究, 进而提出“三个世界”概念, 分别称之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 并指出联系三个世界的统一的纽带存在于通过语言进行的人际交往活动中。在此基础上, 他把人类的行为划分为四种类型:目的行为、规范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 其中目的行为是工具性行为, 交往行为则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实现交往合理性的重建才能真正克服生活世界的交往障碍, 只有在“理想的言谈情境”中才能体现出自由、真诚和公正等价值取向, 交往行为的“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才能真正有效实现, 理性共识才能达成, 最终建立和谐、团结、友爱的人际关系。

马克斯·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呈现出的两种趋势是“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后果所作的分析富有启示意义。在哈贝马斯看来, 资本主义世界里的“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归根到底源自对“科技进步”的盲目乐观主义信仰, 西方理性主义将“进步”定位于纯技术层面, 它以人的功利目的为衡量标准, 以能否满足人的欲望、给人带来利益为信条, 这存在严重的误区。因此斯诺在“两种文化与科技革命”的演讲中提倡大力发展科技, 力荐政府培养科技人才, 认为科技是穷人和穷国的出路, 可以带来世界性的繁荣和幸福, 可是这种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仅仅着眼于利益关系而与道德要求相分离, 必然会导致日益严重的自我中心主义、享乐主义和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

斯诺的“两种文化”思想不难在其小说文本中找到回声, 因为斯诺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科学家, 题材也多限定在科学界和政界。和系列小说集的其他小说一样, 《新人》以刘易斯·艾略特为第一人称进行叙述, 他虽出身寒微, 但经过个人奋斗取得了可出席高等法庭的律师资格, 之后当选剑桥大学某学院的研究员, “二战”期间应召到政府部门工作, 参与统筹管理英国的战时科研项目, 小说很多都是他的直接经历和冷眼旁观, 更多的是一个人文学者的思考。马丁等科学家的“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化了, 卢克和马丁一心致力于巴福特(Barford)基地的原子弹项目, 在第一次实验失败的情况下仍锲而不舍, 顶住压力。马丁虽是科学“新人”, 却表现出特有的稳重和老练, 卢克更是为了研制原子弹甘受辐射, 付出了永久失去健康的严重代价, 表现了科学家对科研的进取精神和“不居头功不甘心”的名利观。用哈贝马斯的科技批判理论看待这些科学家, 他们是“生活世界被殖民化”的典型, 对他们来说, 似乎除了研制原子弹生命没有其他意义, 因此当他们知晓美国已经领先有若干枚炸弹制造完毕时表现出极大失望:如在科学家卢克看来, 他浪费自己生命中的好几年, 甚至永远地损坏了健康, 却在目标在望的时候让人把一切夺走了; 另一位科学家埃里克·索布里奇(Eric Sawbridge)则索性认为“科学之外的一切都是无用的装饰品”^[2]84。由此可见科学家的世界是严重被系统支配的世界, 斯诺对他们科学精神的歌颂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他作为技术官僚的局限。如前所述, 科学家在斯诺的笔下是头戴光环的, 他们不仅有优秀的个人品质, 还关心国家的命运, 甚至人类的未来。马丁认为科学成果属于全人类, 保守科学秘密是坏事:

科学是公开从事的, 这是它所以能够所向披靡的原因; 假使它龟缩于一个个微小的秘密集团, 研究成果彼此秘而不宣, 那就将成为无异于一张张的秘方, 不出一代人就会丧失科学的理想, 而它的效用将会丧失过半。……纯科学是非民族的; 真理就是真理, 它在一个明智的世界上是不应受到隐匿的; 科学属于人类。^[2]137

这印证了斯诺演讲中提到的“科学家的骨子里有着未来”; 科学家的乐观开朗形象也在卢克的妻子诺拉·卢克(Nora Luke)身上体现出来:她是首席科学家, 是巴福特拥有这个称号的唯一妇女, 即使丈夫为研制原子弹可能患了骨癌, 她也表现出镇定、理智和从容。相反, 人文学者则更多表现出对科学的不理解, 如在实验取得进展时, 学法律出身的刘易斯表现出不理解:“马丁的进展只有建筑工和他自己能看到, 我却看不出来”^[2]92。在第一次实验失败时, 刘易斯感慨道:“卢克(可能还有马丁)因为一个科学发现失之交臂而感到心灰意懒, 这种感觉我丝毫没有”^[2]123。

此外, 斯诺还安排了一个边缘人物文学记者埃德加·汉金斯(Edgar Hankins), 他在伦敦文学圈子里小有名气, 斯诺把他刻画为只专注于个人悲剧, 缺乏社会意识, 时不时暴露出《两种文化》中描述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弱点:

我不禁想起, 他在文学中表现的性格, 却除了长吁短叹、垂头丧气、乡思缠绵的失望情绪之外, 几乎别无所有。他是当年并不罕见的那种新闻界的文人, 他们的收入主要不靠写作, 而是靠传播, 做官方性的讲座, 替出版商当顾问, 仿佛在文学界充当一名高级文官。^[2]179

汉金斯和马丁的妻子爱丽妮(Irene)有私情, 爱丽妮在马丁事业的关键时刻为了不让马丁分心, 请刘易斯为其挡驾, 当刘易斯告诉汉金斯说马丁正处于一种科学的纠纷之中, 汉金斯说出了他对科学的看法, “有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呢?假使你病倒在床上, 眼看就要死了, 那么即使你的一个科学家朋友跳跳蹦蹦地跑了进来说:‘老伙计, 我有个惊人的好消息！我发现了一个延长人类寿命的方法——不过实际上还得过几年再见功效, ’那又有什么用呢?”^[2]181。如陆建德所指出, 似乎“汉金斯对科学有一种本能的厌恶, 二战刚结束后有消息说巴福特的研究中心里有人把机密材料交给苏联间谍, 汉金斯率先在报上发表文章《罪大恶极的叛逆》”^[15], 指控英国科学家是“新的外国人”, 他已经把他们看做异种。汉金斯被用来表现人文学者对科学的误解, 然而斯诺对汉金斯的态度也是有偏见的, 汉金斯的脸被描述成富有感情而又难以捉摸的, 他是马丁的情敌, 刘易斯感到“汉金斯内心深处需要的是比较间接的东西, 是爱情的气氛、情人的长吟短叹、幻灭的美梦、旧情的热泪、欲望的形象”^[2]309。对爱丽妮来说, 汉金斯是吞吞吐吐犹豫不决的, 而马丁则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同她待在一起, 是愿意保证守着她的人, 所以最终爱丽妮选择和汉金斯分手, 留在马丁的身边。

哈贝马斯认为, 若想恢复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平衡机制, 只有重建交往理性, 确立公正、合理、民主的话语规则和程序, 才能促使现代资本主义单向度的工具理性社会向全面发展的交往合理性社会的演进。哈贝马斯指出, 通向“生活世界”的必由之路只能是语言, 因为语言构成了我们行为的边界。“语言作为一个巨大的网络体系……将每一个单独的主体组织在其中, 而且, 只有在语言之网中, 它们才能成为主体”^[14]356, 因此, 交往行为以语言为媒介, 通过语言和行为主体的理性探讨和论证而达成共识。在小说《新人》中, 三位科学家蒙铁尼(Mounteney)、马丁和卢克在为原子反应堆招收新人后前往斯特拉福特(Stratford)的河边进行了亲切交谈。蒙铁尼认为科学是他一生中唯一经常的快乐源泉, 即使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能为改善人类的生活起到任何作用, 他的快乐也不会因此失去力量, 马丁对此表示同意; 而对卢克来说, 他要控制自然界的力量, 以便使人们可以生活得更好些。不同科学家对科学研究的立场不同, 相比征服世界, 单纯地追求研究的快乐更可贵, 然而蒙铁尼继而认为, 科学家的工作以及整个科学, 都对人们的生活有实际的好处。当刘易斯提到科学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实际好处确实比危害大时, 蒙铁尼说:“不错, 科学要对战争中死亡的相当数量的人负责……科学杀死一个相当的数量, 但是它救活的是一个大得多的数目, 简直不能同日而语”^[2]88。刘易斯转而提到了裂变炸弹, 静默之后蒙铁尼说:“假使那些炸弹用于战争的话, ……它们会像一场瘟疫一样杀人。”他接着又补充说:“但是那不会发生”^[2]89。刘易斯提到贝维尔(Bevill)在普拉特俱乐部谈话的时候不认为使用这种炸弹是不可设想的事情, 蒙铁尼回复道:“所以我们才跟他们打呀……我们最好能做到使科学家一旦听见有人轻轻提一句想要轻举妄动的话, 就挺身出来讲话”^[2]89-90。刘易斯接着问道:“为什么特别要科学家呢?”^[2]90蒙铁尼回答说:“因为凡是不能设想到这些后果的人也就不可能这么做。而科学家是能够设想这些后果的……说到底, 科学家不比其他人更差哟”^[2]90。通过科学家蒙铁尼等和人文学者刘易斯的言语交谈, 科学家们明确了自己的职业理想, 更是通过与人文学者的问答阐述了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利与弊, 并声明了炸弹不能用于战争的立场, 实现了对科学的反思和生活世界的还原。

除了言语, 科学家还付出了行动。当刘易斯了解到皮尔森(Pearson)在美国从事研制炸弹的具体装备结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还要对日本试用, 他感到不安, 认为事情会发生到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程度。巴福特的科学家们立即召开会议, 他们意识到裂变炸弹是科学文明的产物, 如果它立刻用于破坏, 科学将不能免于罪责; 但是科学家法兰西斯·盖特列夫(Francis Getliffe)和卢克都认为, 假使没有其他途径来挽救反希特勒战争, 他们准备使用炸弹。然而有科学家认为因为任何外交上的动机而使用炸弹都是不齿于人类的, 马丁立刻提出自己的建议:应该派两三个英国的科学家飞往美国, 送去一份由英国科学家签名的抗议书。人文学者汉金斯在炸弹问题上也认为美国的行为是有悖于崇高的伦理标准的, 是为一切西方文明的追随者所不齿的。可见在原子弹的使用问题上, 无论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 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 如同刘易斯的感慨:“汉金斯那晚上的词藻; 法兰西斯·盖特列夫在去巴福特路上的干巴用语:他们是不同的人, 但是在这一件事上他的感觉是不谋而合的, 他们指的是相同的东西”^[2]198。在禁止使用原子弹这一点上, 科学和人文实现了对话和融通。

正是基于原子弹不能滥用的共同点, 马丁在深思熟虑之后采取了行动, 他感到有责任必须自己来发一封信, 上面写道:

致《泰晤士报》(如该报不登, 则改致《每日电讯报》《曼彻斯特卫报》)编者。先生, 作为受佣制造裂变炸弹已达四年之久的一个科学工作者, 我认为必须就广岛上空使用该弹一事做两点评述。第一, 此事看来与战争无关:消息灵通人士均悉, 过去数周日方早已试图提出投降。第二, 即使事实并非如此, 或投降之议不能成为事实, 从最低限度尊重人道出发, 亦不应使用于男女、儿童群居之所。在广岛上空冷酷使用炸弹一事, 实为迄今最骇人听闻之举。^[2]204

虽然刘易斯在很多实质方面都同意马丁, 但是想到这封信一发表, 那就意味着马丁的事业毁于一旦, 便把对事态所感到的义愤都搁在一旁, 而搬出通达世故的、官腔的论证阻止马丁, 理由是在原子弹没有研制成功的情况下, 马丁在科学界没有权威, 他的建议就无足轻重。马丁在深思熟虑后终于回心转意, 他的内心深处难免受到责任心和个人利益等的羁绊, 于是本来要与原子弹的滥用做坚决的斗争的马丁再次被系统占据了生活世界。

后来巴福特实验室取得了绝对进展, 由于在处理间谍索布里奇方面马丁表现出比卢克更睿智和富有远见的一面, 马丁获得所有官员和大多数老科学家的青睐, 并获得任命代理巴福特的工作, 可兄弟俩却因此发生了口角。刘易斯提出了最尖锐的指控, 他认为马丁利用索布里奇的案子踩在卢克头上向上爬, 这种利用卢克的疏忽和趁卢克健康之危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 而马丁则指责刘易斯的强烈感情使他忘记了该如何行动, 而是听任周围人的摆布, 糟蹋了自己的前程; 刘易斯反唇相讥, 他认为马丁以自我为中心, 为了自己的下一个步骤可以牺牲任何人, 虽然靠手段弄到了职位, 但从长远看缺乏忠诚; 马丁则指责刘易斯一分钟也没有关心过他的感受。兄弟俩争论的焦点是为权力不择手段还是感情用事而在事业上裹足不前。虽然有了交往行为, 却没有实现和谐的关系。对马丁来说, 他并未从“殖民化的生活世界”中真正走出, 此时他在意的仍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而忽视了主观世界, 忽视了感情和精神。

然而当马丁被委以重任之时, 他却迟疑不决。在马丁看来, “巴福特的头头也同其他任何部门的头头一样, 无非是那部机器的一个部件”^[2]312, 因此他决定放弃在巴福特的工作, 回到学院从事纯科学工作, 这意味着他将失去一切权力。正如刘易斯所说:“他将发表几篇像样的论文, 但是他不会进入皇家学会。对马丁这样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来说, 这将意味着失败。”^[2]313马丁拒绝任命时只是借口说他必须在近期做些真正的科学工作, 否则将永远做不成了; 然而他真正认识到的是, 对于研制核弹的人, 只有两条道路可以走:一条是放弃; 另一条是像卢克那样继续挣扎下去。他曾经想彻底放弃科学工作, 但马丁断定, 这样太背离他的做法了, 对他来说只有一条道路, 那就是回去搞纯科学, 可见他没有丧失科学毕竟会带来好处的信念。

马丁的离开没有改变巴福特, 卢克在下一年的五月就任总所长, 原子弹的制造仍在继续, “反应堆正在兴起, 工地上到处都有科学家和工匠忙碌着……那里的建筑已经不那么粗糙; 上面有一个大烟囱, 鼓风机嗡嗡地响着, 它已经变成卢克的帝国……他已经把怀疑和辩解都关在心里”^[2]325。然而马丁对他的抉择并不感到反悔, 虽然他认识到从任何一个实际的角度看来, 他的抉择都是愚蠢的; 他将滞留在那里, 在学院里教教课, 终生不会再有做出成就的现实机会, 但也收获了“不知不觉间来临的特殊的快乐”^[2]327。在小说最后一章, 刘易斯对两人的关系进行了回顾, 从马丁第一次提到了裂变的验证, 到兄弟俩到了事态的边缘, 再到马丁获得暗暗掌权的机会, 到最后让出了权力并且得到了内心的快乐, 虽然这种快乐仍然为刘易斯所不能分享。原子弹的使用是“非人力所控制的事情”, 马丁和刘易斯都曾为科技理性和权力付出人际关系的代价, 但又都恪守了道德底线, 通过交往行为在认识和道德上达成共识, 最后恢复了大部分旧时习惯的悠闲自在, 弥补了之前所产生的间隙。正如小说结尾刘易斯所说:“在我迄今所经历的各种人与人的关系中, 尽管我们都有错误, 但我发现没有再比同我兄弟的关系更为扎实和令人安慰的了; 我希望有朝一日他也会有这样的感觉。”^[2]329

哈贝马斯认为, 社会是一个由交往行为编织而成的网络,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这一网络起决定性作用, 而这一交往主体间性的核心就是法律和道德。哈贝马斯对当今科学技术进行反思, 重建了对科技理性的批判, 拓展了对科学技术批判的方法论, 从主客观二元对立转变到主体间性, 将交往引入了科技批判的视野, 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和关于社会构成的两个层次的思想, 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将生活世界的范畴与体制系统的范畴联系起来, 并提出一种现代性理论, 即系统的绝对命令导致当今日益明显的社会弊病, 只有通过“有效性要求”^[11]291的语言交往才能将其还原。斯诺1959年在剑桥大学里德演讲《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中提到“两种文化”之间的不理解, 他对科学家高唱赞歌, 而对文学知识分子采取了抗拒的态度, 这正是哈贝马斯所批判的科技理性的内涵, 将产生“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危险。斯诺的小说既反映了他的“两种文化”思想, 如《新人》中“两种文化”的对立和不解, 但小说的鲜活也体现出“两种文化”的对话与抉择。《新人》通过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交往行为深刻探讨了科学家借科学进入权力走廊的道德困境, 科学家“新人”马丁在压力下拼命工作, 但在美国人滥用原子弹后幡然醒悟, 他认识到他的努力最终会导致人类毁灭的危险, 特别是在和兄长刘易斯真诚的言语交往后, 马丁的良心受到谴责, 他在科技理性和道德伦理的博弈中选择了后者, 最终放弃了原子弹的研究工作, 兄弟俩也冰释前嫌。小说表明了作者对人类使用核武器的态度, 反映了斯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的道德取向, 他对科学家和政客们利用科学争夺权力持否定态度, 而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怀有“陌生人可以成为兄弟”的美好理想, 这与哈贝马斯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一致的。

在现代文明中, 科技与生产的结合全面断绝了人们向终极回归的意愿和希望, 面对这种滥觞于文艺复兴时代的科技理性文化观念的困境, 从19世纪开始, 欧洲哲学家就不断呼吁:必须追问人的存在, 探问生命的意义。20世纪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更使人们认识到科技理性霸权造成的“两种文化”分裂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因此斯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演讲中的技术官僚主义论调必须警惕, 所幸他的小说对科技理性的态度有所纠正, 在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上反映出“陌生人可以成为兄弟”的美好愿望和现实主义人文关怀, 这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初衷一致。在现代化过程中, 科技崇拜导致拜金主义、人际关系日益淡薄和道德滑坡等现象, 哈贝马斯为人们彼此间的真诚交流与对话提供规范, 为构建文明和谐的社会提供了积极的理论借鉴。将哈贝马斯的理论用来分析斯诺的小说《新人》, 我们可以看到在科技时代人文精神和道德坚守的重要性, 也得到启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注意防止科技、金钱与权力对“生活世界”的侵犯, 努力为现代化建设健康持续地发展注入人文主义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