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摩门人被界定为“一个独特的族群, 具有内在的同质性, 是美国宏大语境中运行良好的多元文化群体之一”^[1], 但在其18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它因自称是唯一真正基督教而被美国主流社会归为“异端”; 也因公开违背美国立国之基的民主政治主张, 推行多妻制, 而被等同于奴隶制, 被称为“野蛮制度的双生余孽”^[2]。起源于美国本土、扎根于犹他地区的摩门族群是美国西部拓殖史上的一支“逆流”。本文将历时性地考察美国文学中与摩门女性形象相关的文学创作, 重点分析盐湖谷定居阶段、犹他建州前后、废除多妻制的后《宣告》时代三个时期的摩门女性形象, 系统探究其差异与变迁历程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由。历经百年书写, 摩门女性形象已然成为美国文学的有机组成, 不仅影响到后代女性的自我定位与价值认知, 也关系到摩门族群的总体形象建构和普通美国人对摩门人的观感。从摩门作家的创作看, 摩门女性文学形象在摩门族群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主要表现为摩门族群依凭文学创作来表达其宗教观和价值观; 非摩门作家笔下的摩门女性形象, 是深层次文化冲突和博弈的表征, 揭示了美国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 西部地区所发生的异变及这一异质力量的持续作用力。在这场文学博弈的背后, 蕴藏着摩门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调适。

“摩门作为少数族裔, 与犹太裔、华裔等明显不同, 它是源自新英格兰本土的特殊‘族群’, 它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冲突不是与原有族裔心理格局的冲突, 而是从其内部滋生的冲突。”^[3]对于摩门族群独特的文化属性, 美国西部史学与文学巨匠华莱士·斯特格纳曾犀利地指出:摩门人之间有着独特的社群关系, 形成的文化是“一种乡土主义、狭隘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奇特混合”^[4]。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将摩门创始人约瑟·斯密与众多美国文学家甚至林肯总统相提并论^[5], 在《美国宗教》中他称摩门属于“美国信仰中最具美利坚特质”的本土宗教^[6]46。

早期定居犹他边疆地区的摩门人多来自美国东部, 自1847年开始逐步迁居盐湖谷地区。在生计艰难的西部荒野, 这些迁居者“强烈抵触阅读虚构故事, 对撰写虚构故事的偏见尤甚”^[7]。此时的书信、演讲、日记、日志以及布道词等构成了早期犹他文学作品的主体。《虔敬的民族》收录了摩门文学早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相较于小说而言, 集子中的诗歌占比甚高, 可见具有高度文学性和表达力的诗歌在边疆开拓时期颇受摩门书写者的青睐。“可能因为受其宗教信仰和经历影响较深, 摩门诗人往往重内容轻形式。摩门诗歌多以赞美诗开篇, 继而用强劲的叙事诗体来赞颂殉教的先知和壮丽的历史, 以强烈的训导为结语。”^[8]以此为发端, 逐渐形成了19世纪80年代摩门“家园文学”(home literature)诗歌的典型范式。

摩门文学中的第一位女性形象便出现在早期边疆诗歌中。伊丽莎·斯诺被称为“锡安女诗人”, 是摩门历史上社会地位最高的女性。斯诺的身份变化极具戏剧性, 作家吉尔·德尔认为, “她(斯诺)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精神上实现了从基督教原始主义者向末日圣徒、从单身成年女性向两位先知的妻子、从忠实的追随者向著名的领导者的转变”^[9]。在日记中, 斯诺写下在入教当天夜里的梦境:她看到一根超长的蜡烛从脚边燃起。她相信自己得到了神谕, 要用智慧之灯来照亮自己和其他信徒的人生之路^[10]。这样的阐释来自她对自身才华和能力的肯定, 她将创作摩门诗歌奉为宗教使命, 是响应“神的召唤”。她一生中创作了500多首诗歌, 致力于赞颂信徒们的劳作和虔诚, 成为当时以及后世犹他摩门作家的圭臬。“她写作时总是心怀特定的读者, 通过特定的报纸来传达给已知的读者群, 她写诗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庆祝重大的事件、维护某种正义或者进行道德训诫。”^[11]她的作品影响广泛, 《斯诺诗集Ⅰ&Ⅱ》以及日记随笔等记录了摩门族群的西迁和拓殖历程。斯诺最广为人知的诗歌是《啊, 我的父》, 诗人勾勒了一幅天国家庭图景, 明确了上帝妻子“天母”的存在与地位, 突破既有的信念体系, 将女性身份和价值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斯诺在诗中自问自答:

“在天堂里, 我们的父母难道形单影只吗?

不, 这种想法必会招来理性的怒目;

真理就是理性——

永恒的真理告诉我,

那里我的天母无时不在。”^[12]

此诗随后被谱曲并广泛传唱, 天母被塑造成守护神和引路人, 成为后世摩门女性的最高愿景。这首诗确立了斯诺卓越的文学地位, 但需注意的是, 斯诺与当时所有摩门人一样, 她人生中“首要的、终极的、时刻不忘的事, 一直都是致力于摩门的成功”^[13]。

对摩门族群来说, “天母说”的出现是一种必然。“无论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殖能力与性吸引力遭到何种程度的贬抑与商品化, 她们在思想和感情中的平等观念都不会被消灭。男子必须在男性神身上找到彼此相似之处, 同样只要女性神依旧存在并被认为统治着人类生活, 女人就必须找到自身与女神的相似之处。”^[14]摩门女作家埃米琳·威尔斯高度认同天母理念, 并评价说, 哪怕仅凭这一首诗, 斯诺也会永驻摩门人心间^[15]。斯诺为犹他地区特有的修辞话语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也孕育了摩门女性自我认知理念并使之成为群体认同的基石。苏萨·杨·盖茨在20世纪初进一步阐发了天母形象对摩门女性自主思想和母性价值观的影响。她恰当地概括了天母的特殊之处, “神圣的母亲, 与神圣的父亲比肩而立, 平等分享等量的权利、特权和责任”^[16], 并宣称在女性塑造方面, 天母甚至超越上帝, 是“更加出色的缔造者”^[17]。在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运动中, 身处盐湖城、不愿与教会决裂的摩门女性信徒试图为女权运动正名, 她们从教义内部重新阐释摩门神学体系中天母所象征的地位和力量, 借此来论证摩门女性自始至终都享有神权, 因而不需要从摩门男性那里乞求权力^[18]。在文学领域中, 天母形象一直是摩门创作中女性意识与家庭核心概念的根源所在。

早期摩门叙事中的天母形象, 强化了摩门族群的特异性, 凸显了这一时期摩门文学的神学指向和修辞特色, 增加了摩门族群的凝聚力, 培养并赞颂了摩门人的地域意识, 成为摩门族群女性成员的典范与标尺。同时, 天母形象的诞生给摩门女性一种虚假的想象, 以斯诺为首的女性作家大肆宣扬摩门女性是同时代所有女性的典范先锋, 在宗教和日常生活中推动了地方势力实体的建构。然而, 当摩门文化因多妻制问题引起美国主流的关注与声讨时, 文学作品中的摩门女性形象塑造成为文化冲突战场上双方博弈与对抗的工具。

斯特格纳认为, “美国西部”是个“从未存在的过去”^[19], 现实的美国西部与大众认知中的美国西部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因而“西部文学成功与否, 往往取决于它是否具备西部流行神话元素”^[20]。19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反摩门小说, 受益于也进一步固化了这样的神话元素:生活在犹他地区的摩门人是一个可怖可憎的另类存在。反摩门小说中的摩门女性通常以傀儡和受害者的形象出现, 借以坐实摩门是美国文化道德污染源的指控。

1852年著名的废奴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问世之际, 摩门教会宣布了所谓“永世婚姻”的神启, 秘密实行的多重婚姻制度被公开认可, 并成为检验信徒的标准。这等于在现实生活中承认了一夫多妻制的合理性。据统计, 1860年摩门信徒实行多妻制的比例高达47%^[21]。此时世界上第一部女性问题专著《十九世纪妇女》业已问世, 全美妇女代表大会召开, 东部联邦政府正积极立法保护妇女权利。在此背景下, 揭露和批判摩门族群倒行逆施的通俗小说盛极一时, “19世纪的反多妻制文学如此生动、如此有鼓动力、如此流行, 以至于历史学家从未完全摆脱它的影响”^[22]。

四部由女性作家创作的小说丰富了人们对多妻制摩门生活的想象, 掀起了第一波反摩门文学浪潮, 激起美国社会对西部犹他人的全面警惕。《摩门妻子》的作者梅塔·富勒指出:“奴隶制在我们看来是令人厌恶的, 但我们认为一夫多妻制对社会和政治纯洁而言更加可恶、毒害更大。”^[23]如书名所言, 小说“记述的事实比虚构故事更加令人难以置信”。故事呈现了两位女性因身陷多妻制婚姻而遭受的痛苦, 指出摩门教会是万恶之源。玛丽亚·沃德在《摩门教徒中的女性生活》中采用第一人称叙事, 着力打造怀疑与惊惧的气氛。小说中“我”既见证了年轻无辜的爱伦在摩门长老压榨下的悲惨遭遇, 也见识了冷酷无情、助纣为虐的布雷迪什夫人逼迫监管年轻女性、为长老遮掩罪行的丑恶嘴脸。这两部小说与《先知》和《摩门妻子博阿迪西亚》共同推动第一代反多妻制、反摩门小说走向高潮。在这些作品中, 笃信摩门教的女性角色多呈现出残酷刻板的性格特征, 而那些个性较为鲜明的女性, 则难免遭受摩门教徒诱拐或胁迫的命运。

反摩门小说的盛行要部分归功于廉价小说, 即“一角钱小说”(dime novel)的兴起。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在1835年便预见了这种小说兴起的必然性:它们“易于获取, 便于阅读, 且无须深入思考便能理解……书中充斥着泛滥的情感和令人错愕的情节……比大部头更具有吸引力”^[24]。这些作品虽然文学价值有限, 但它们巨大的市场占有率对社会事务和大众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早期的摩门人多来自美国东部和欧洲, 但一贴上摩门标签, 便足以让人们立刻心生厌恶。反摩门小说通过文本“再现”的方式, 在普通读者群体中, 固化了文学作品中的摩门女性人物形象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摩门女性的观念, 将她们定型为那个时代西部独特的文化符号。

摩门族群内部对多妻制也不乏反对的声音。范妮·斯坦豪斯撰写的回忆录《知无不言》由《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为其作序, 揭示了摩门多妻制的欺骗性和荒谬性, 轰动一时。哈佛大学摩门研究专家比彻教授认为:“她(范妮)的初衷也许在于攻讦摩门教徒, 主要是攻讦领导人物, 但此书却给摩门女性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25]杨百翰的前妻安·伊丽莎·杨根据自身经历创作了《第十九妻》, 揭露摩门女性所遭遇的不幸与不公。她们二人受邀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说, 客观上增加了反摩门小说的可信度, 也激起摩门主题小说创作与阅读的市场效应。很多美国人并未去过犹他, 但这不妨碍他们通过小说、回忆录、反摩门书籍以及流行讲座, 来“想象一个等待救赎的放荡享乐之地”^[26]。

19世纪80年代的反摩门小说以《拉图尔夫人的命运》《诺斯菲尔德长老的家》和《索多玛的苹果》为代表, 将反摩门书写推向高潮, 为联邦政府通过并实施针对摩门的制裁法令奠定了普遍的社会舆论基础。在《索多玛的苹果》中, 沃内太太的回忆震撼人心:“我还记得在我的一生中, 曾多次向上帝祷告, 让我的孩子, 我亲爱的女儿, 死在一无所知的儿童期吧。这远胜过摩门女孩成年后注定要遭受的多妻命运”^[27]。“对某一时期文学进行研究, 不仅包含历史本身的问题, 也涵盖与历史相关的问题, 二者均需多角度地重访历史。”^[28]考察反多妻制小说中的摩门女性形象也是如此, 不难看出, 她们多被塑造成受害者, 少有生活的乐趣, 成为家庭和社会中被随意放置的傀儡。反摩门小说促成了美国民众对摩门女性的定型化想象:她们精神和肉体上饱受摧残, 生育能力下降, 孩子死亡率高、孱弱畸形。

摩门多妻制经历了隐秘实施——公开推行——广受批判——法令废止——死而不僵等多个阶段, 催生了纷乱的社会心理, 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素材, 并被赋予了专属这一时代的文学想象。需要注意的是, 这场以纸笔为武器的道德捍卫战, 也是美国国家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序曲, 它诞生于美国内战和种族冲突的大背景下, 根植于西部边疆, 构成了一段不可忽视的历史存在, 是美国西部文学中很值得探讨的一章。

废除多妻制的《宣告》在1890年颁布, 反摩门运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既是美国政府法令制裁的结果, 也是社会舆论和民众意志的胜利。但“约瑟·斯密将两个复数概念联系起来——多妻与多神——想要将这两个基本信条切分开几乎是不可想象的”^[6]89, 所以很多摩门人此时依然对多妻制这一饱受诟病的教会律令有着异乎寻常的坚持。这是个不愿放弃却又无法坚守的矛盾挣扎时期, 后《宣告》时代的“家园文学”首先塑造了贞洁道德的摩门女性文学形象, 继而推出兼具族群特色与美国属性的同质化摩门新女性形象, 并以此为投名状, 向美国主流文化示好。

反摩门文学在此前长达40余年的口诛笔伐彰显了文学创作具有的强大社会影响力, 这迫使摩门族群不得不将书写摩门、宏扬摩门的“家园文学”视为族群建构的头等大事, 树立贞洁而道德的女性形象不仅可以为失去传统定位和价值判断依据的摩门女性提供精神指引, 还成为赢得主流文化接受和认可的一条方便有效的捷径。“家园文学”虽然早已存在, 但是直到1888年才由奥森·惠特尼正式提出, 在宣讲中他呼吁摩门作家, “你们是世人的榜样, 不要成为他们的附庸!”“我们将会拥有数位属于我们自己的弥尔顿和莎士比亚。”^[29]这一主张体现了当时摩门族群在世界观上的乐观主义倾向, 即摩门文学的繁荣是可以预期的、逻辑上的必然结果^[30]。在“家园文学”阵营中, 半月刊《妇女典范》和《少女期刊》大量刊登了伊丽莎·斯诺、苏萨·盖茨、埃米琳·威尔斯、约瑟芬·斯宾塞等女性作家的小说、诗歌和散文。斯宾塞的短篇故事《试炼》突出强调了婚姻的神圣性。“我觉得有必要提前告诉你——除非在圣殿举行婚礼, 否则我不会嫁给你——无论如何必须这样！”^[31]这些作品“由女性撰写, 写女性之事, 并服务女性。通过这种渠道, 她们能够参与女性应否获得权力的论争之中, 为确立积极的性别意识提供了助力”^[32]。盖茨的长篇小说《约翰·斯蒂文斯的求爱》被认为是第一部摩门小说^[33], 立意于净化年轻女性的性观念, 引导她们按照圣约结婚, 提高下一代族人的道德标准。女主人公迪安莎身陷恋爱纠葛中, 遵循摩门“永世婚姻”的神谕嫁给了正直可信的约翰·斯蒂文斯, 得享幸福与荣耀; 而故事中迪安莎的好友、她的反面参照物艾伦, 则被非摩门男友射杀, 落了个悔不当初的结局。如此叙事, 一方面可以看出作家故意淡化当时依然“阴魂不散”的摩门多妻制语境, 向主流社会道德标准作出靠拢的姿态; 另一方面, 也借此来凸显摩门族群对天国婚姻的维护与依赖, 强化族群道德意识, 设定摩门“好女人”标准。由此可见, “家园文学”取得的初步成果为摩门女性形象赋予了象征意义, 以此引导犹他女性衡量并确立新的自我归属, 逐步摆脱了固有的负面形象。

在赢得主流社会认可的诸多尝试中, 兼有族群特色和美国属性的摩门女性新形象的塑造成为摩门书写的当务之急。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第三代摩门作家已经习惯了面向美国东部进行创作, 他们虽然在摆脱还是依托地方文化的两难抉择之间纠结摇摆, 却取得了这一地域前所未有的文学成就。享有“犹他第一女才子”^[34]美誉的弗吉尼亚·瑟恩森于1942年出版了《比天使小一点儿》, 这是第一部真正广泛得到认可的摩门小说, 它汇聚了早期殖民过程中的土地之争、迁居、多妻制、与印第安人交往等叙事元素。穆德在《摩门与文学》中指出, 瑟恩森时代的摩门作家“面临着艰难的挑战, 既要创造出可被理解的人, 又要创造出可被理解的摩门教”^[35]。《比天使小一点儿》做到了这两点, 成为摩门“家园文学”向美国文学过渡的成功之作。小说中, 后加入这个家庭的女性莱维特顺从、勤劳、无私, 几乎是完美的传统女性信徒, 女主人公摩茜则与她截然不同, 代表着摩门内部为数不少的“嗣子信徒”, 二者之间的明争暗斗展现的是犹他女性文学形象在此时发生的裂变。在昔日的摩门王国日渐破除封闭状态, 或主动或被动接受美国主流文化的大趋势下, “忠诚至上”的女性品质遭遇挑战, 在瑟恩森笔下摩茜接受洗礼、加入摩门是出于对丈夫的深爱和敬重, 在专制权力下她拒绝盲信盲从, 甚至鼓励孩子们去抗争, 能够在承受时事变迁带来的压力同时保持清醒, 是更具美国风尚的摩门新女性。这部小说重构了族群故事发生的历史语境, 消解了摩门习俗的神秘性和怪诞感, 将多妻制书写成为历史阶段故事, 以或然的摩门文学叙事叩开了美国主流接受的大门。她展现了新一代摩门作家族群书写的矛盾纠结, 也开启了创作能够被教徒与非教徒共同认可的摩门小说的无限可能。

当小说中的摩门儿童与非摩门孩童结为玩伴时, 当摩门形象慢慢闪现在西部融合景象中进而驻留时, 当人物的言谈不再刻意强调对摩门的拒绝和贬抑时, 新的摩门文学图景日渐鲜明。这样的族群女性形象是“家园文学”作家将西部先驱者意识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仕女观念(以家庭为中心、虔诚、贞洁、顺从)^[36]融合的产物, 是他们急切扭转自身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负面印象、建立符合主流社会审美标准的意愿表达。“二战”后, 摩门的族群书写走向辉煌的同时, 也越来越主流化、美国化, 曾经刻意凸显的族裔特色也呈现出被淹没其中的趋势。

摩门女性形象的嬗变, 是时势变迁中主流社会从排拒到接受态度转变的直观表征, 呈现出美国西部民族融合大趋势下被遮蔽和忽视的文化裂痕。摩门经历与美国西部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 两者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 相比特纳认为边疆经验形成了美国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西部假说, 摩门无疑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反例^[37]。摩门女性形象在摩门人创作的作品和反摩门作品中呈现出显著的双面特性, 并随着犹他地区与联邦政府关系的变化而发生戏剧化的变化。纵览180余年的发展历程, “摩门文化、社会形态、宗教影响力的确立、有限同化于主流进而向世界拓展, 可谓是美国国家集体无意识形成的一个典型缩影”^[3]。通览摩门文学作品, “从约瑟·斯密去世到1938年为止的百年中, 摩门信徒没有为国家市场创作过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实事求是地说, 我们创作的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实际上都没有超出摩门族群范围”^[7]。但摩门女性形象塑造却突破了“小民族文学”的局限, 传达了这个族群在性别角色、婚姻观念、性道德、救赎使命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认知, 她/它承载着摩门人的凝聚力和族裔精神, 表征着这个族群的现实诉求和未来愿景, 为我们进行摩门作品阐释提供了文化依据, 成为中国学者剖析其族裔特质、价值取向与伦理观念的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