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与风险相伴随的, 风险社会已然来临。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增强驾驭风险本领, 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1]。根据对公开新闻报道事件的不完全统计, 因公众对PX项目、垃圾焚烧工程、核电站建设以及环境污染、水污染等风险的高感知而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事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因而, 在“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2]的过程中, 我们既需要通过技术治理的路径使“风险”最小化, 同时也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降低公众风险感知。为此, 本文将基于连云港反核事件后的调查数据, 吸纳相关理论的合理论点, 试图探析公众风险感知差异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将有利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进一步推演, 丰富风险感知的相关理论成果, 同时, 测量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也将为更好地防范和降低公众风险拓宽可选择的路径。

一、文献综述

在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之后, 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已成为社会科学界所广泛认同和讨论的概念之一, 回顾国内外学术界对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历程, 可甄别出具有逻辑链条的三种解释逻辑:即“风险决定论”“行动者主观论”“中介投射论”(如图 1所示)。

1. 风险决定论

“风险决定论”将研究对象定位于风险感知产生的源头, 认为风险是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决定性因素^[3]。不同类型的设施所带来的风险感知的强度和类型存在差异, 高不确定性和长期后果的风险(如生物多样性, 气候变化等)所产生的风险感知更小, 而风险所具有的发生概率、危害程度以及后果的不确定性等特性也影响风险感知^[4]。总的来说, “风险决定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也存在局限与不足, 正如Adam等所言, “风险也许并没有增加, 增加的仅仅是感知风险”^[5]。

2. 行动者主观论

风险感知是公众对风险的主观判断和评估, 因而“行动者主观论”认为, 行动者(个体)及其主观感受是影响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6]。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居住地区、收入水平等,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风险感知^[7], 高估或是低估风险感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公众的社会身份和地理位置, 对某种社会、文化和伦理的接受程度以及对地点和身份的认同感和依附感, 均可能会负向调节风险感知^[8]。同时, 情感和情绪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风险感知, 若主体具有较多的正面情绪, 那么其风险感知会更低^[9], 而人们对灾难的无法控制感则会引起其风险感知的升高^[10]。

3. 中介投射论

在行动者(主体)基于“风险”建构“风险感知”的过程中, 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中介, 因而“中介投射论”认为外生性因素显著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已有研究证实诸如信息量、信息类型、信息透明、信息获取方式、知识结构、服务保证、社会信任、通讯技术, 媒体传播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风险感知^[11]。其中, 体现后果严重性的信息与体现防范性的信息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不同的影响效果^[12], 信息透明度和信息公开程度也显著影响风险感知^[13]。同时, 也有研究发现, 相关服务的保证及积极措施是有利于风险感知的弱化的^[14]。

此外, 在这三种核心解释逻辑之外, 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解释。如有研究注意到了时间因素对风险感知的影响, 考虑公众的风险感知随时间的一种动态变化^[15]。也有研究从决策主体出发, 认为决策主体的工作背景会负向影响风险感知^[16]。

总之, 现有研究对我们理解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但整合而观之, 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有研究多关注风险感知的大小和强度, 而斯通和格隆豪格的研究已指出风险感知可区分为环境、健康、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不同维度^[17], 因而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加大对风险感知的类型和内容的关注。二是现有的“风险感知”研究多将解释视角定位于“风险—主体”这一环节中, 而对“主体—风险感知”这一环节的研究则有所忽视(见图 1)。三是现有研究虽已发现诸如信息量、信息类型等诸多影响因素, 但却尚未充分讨论各影响机制可能存在的条件性问题。

鉴于此, 在经济理性人的理论前提下, 本文尝试提出“利益关涉度”和“信息饱和度”的双维解释视角, 以探究公众在建构风险感知的过程中所可能受到的利益和信息等因素的影响。其中, 利益关涉度主要是对“主体—风险感知”这一环节研究的一种尝试, 而信息饱和度则是对中介投射论的补充和完善, 并着重探究其可能存在的条件限制。

二、假设操作化

风险感知虽是公众依据直觉作出的主观判断, 往往是非理性且受情感等因素制约的, 但已有诸多研究表明, 利益因素是风险社会中公众行为决策的重要考量, 公众在面对风险事物时的反对态度是与利益分配不公直接相关的。但同时, 现有研究主要立足于利益关涉对风险情境下的决策行为的影响, 关注的是“风险感知—风险行为”的环节, 而对利益关涉在“风险—风险感知”环节中的可能影响有所忽略^[18]。为此, 本文提出利益关涉度这一新的解释变量, 将其定义为公众在面对重大风险项目时所感知到的与自我利益的相关程度。同时, 为弥补以往的“五因素”测量模型的局限^[19], 本文分别对风险感知的内容和强度进行了测量分析。基于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利益关涉度正向影响公众风险感知。

假设1a:利益关涉度正向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强度。

假设1b:利益关涉度正向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内容。

同时, 学界在信息量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问题上尚且存在争议, 一方面, 以雷恩和罗尔曼为代表的一派认为, 信息缺失会使民众产生高风险感知^[20], 另一方面, 以温伯格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 信息量是风险的放大器, 大量的信息会对过往的事故加以强化, 从而导致风险被高估^[21]。为解释这一问题, 本文提出信息饱和度这一解释变量, 用以指涉公众所拥有与风险相关信息的饱和程度。基于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信息饱和度负向影响公众风险感知。

假设2a:信息饱和度负向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强度。

假设2b:信息饱和度正向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内容。

学界在知识结构如何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问题上也尚且存在争论, 斯洛维克从知识模型出发, 认为知识结构的不同是导致风险感知存在差异的原因^[6], 而罗威却反对这一观点, 认为风险感知的差异并非源于知识结构的不同^[16]。此外, 已有研究证实决策主体的工作背景会影响风险感知, 为此, 我们有理由认为公众的工作背景也将影响其风险感知。最后, 鉴于摩斯的研究曾证实了时间表征对风险感知的影响^[15], 现有研究尚未明晰变量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境”下产生影响, 为此, 本文将空间表征作为条件机制加以检验。基于前述分析, 我们分别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c:风险相关知识负向影响公众风险感知。

假设2d:公众工作背景与风险的关联度负向影响公众风险感知。

假设2e:信息饱和度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空间特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1. 主要变量

第一, 风险感知。风险感知是指在诸如核电站等重大项目问题上, 公众对其可能的后果不确定性和后果严重性的感知, 区分为风险感知大小和风险感知内容。风险大小的测量被划分为五等并依次赋值1~5分, 得分越高, 表示风险感知越高; 风险感知的内容的测量选择二分赋值法, “是”为1, “否”为0。

第二, 利益关涉度。利益关涉度是指公众认为风险事物与自己利益的相关程度, 包括所能带来的利益与可能存在的危害, 主要包括收入增长、现金补偿、社会交往不便以及健康损害等四个方面。每一方面的测度划分为五等并分别赋值积极面向为1~5分, 消极面向为1~5分, 积极面向得分越高, 消极面向得分越高, 均表明利益关涉度越高。利益关涉度的信度(Cronbach Alpha系数)为0.855。

第三, 信息饱和度。信息饱和度是指公众拥有的与特定风险事物相关信息的饱和程度, 鉴于前文所述, 本文选取了解程度、相关知识掌握度以及工作相关度三个测量指标。每一指标设置五个层次, 并分别赋值1~5分, 得分越高, 信息饱和度越高。信息饱和度的信度(Cronbach Alpha系数)为0.893。此外, 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 信息饱和度变量与利益关涉度变量的相关系数仅为-0.022, 因而两者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第四, 控制变量。为更准确地反映利益关涉度和信息饱和度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 本研究将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模型, 其中, 以对专家、媒体和企业的信任得分来衡量受访者的社会信任, 以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得分来衡量受访者的政府信任。此外, 本研究对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受访者基本信息也进行了控制, 包括年龄、性别、居住社区、教育程度、年收入等。

根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公众的风险感知均值为4.229, 感知程度较高。其中对风险大小的感知标准差为1.149, 说明公众的风险感知并不集中, 差异较大; 而公众感知风险构成的标准差为0.989, 说明公众在风险内容上的感知一致性较强。此外, 利益关涉度的均值为12.046, 标准差为0.819, 说明公众普遍感知到的风险与利益关系较大; 信息饱和度的均值为10.308, 标准差为3.792, 说明公众在风险相关信息掌握方面差异性较大。

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7年4月课题组在“连云港反核事件”事发地的实地调研以及在网络平台上开展的随机抽样调查, 研究采用分层抽样和偶遇抽样的混合方法, 调查方式是专业调查员与受访者一对一、调查员依据问卷逐题询问并填答。调研对象分为四个群体:一是核电站内部工作人员; 二是核电站附近的村民; 三是事发地城市市区的市民; 四是非事发地城市且距离事发地20公里以上的市民。实地调研共发放问卷400份, 有效样本为373份, 网络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418份, 数据库总有效问卷791份, 其中, 男性为394人, 女性为397人。采用内在信度指标(internal reliability)检验发现本次问卷量表建构度良好, 总Cronbach Alpha系数为0.831。

三、分析结果与检验 1. 风险感知

在风险感知问题上, 公众对核电项目的风险感知普遍较高。其中, 就感知强度而言, 68.7%的公众认为核电项目风险相对较大。就感知内容而言, 分别有82.3%和75.1%的公众认为核电项目存在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和引发公众心理焦虑的风险, 而认为存在冲击社会秩序、冲击政治秩序、造成经济混乱的公众仅占23.8%、8.6%和8.3%。由此可见, 公众对核电项目普遍具有较高的风险感知, 其风险感知主要在破坏环境、健康威胁及其引发的心理焦虑等方面, 而普遍认为核电项目不会对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造成冲击, 这也可以解释中国社会不稳定事件的“政治无涉性”的问题^[22]。

2. 利益关涉度

公众对核电项目的利益关涉度可分为正向利益和负向利益两个面向。就正向利益而言, 仅有29.1%的公众认为项目建设可以不同程度地促进收入的增长, 而70.9%的公众并不认同这一说法, 并且有高达80.9%的公众并不乐意接受项目建设的现金和实物补偿。而就负向利益而言, 约70.5%的公众认为项目建设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 且高达61.1%公众普遍认为项目建设将对身体健康带来较大的损害。可见, 公众普遍对核电项目具有较高的利益关涉度, 其中, 公众对项目建设的危害感知更敏感, 而对正向利益方面的感知水平较低。

3. 信息饱和度

在信息饱和度问题上, 公众对核电项目的了解程度整体处于偏低水平, 60.7%的公众表示几乎不了解核电项目, 仅13.5%的公众了解得相对较多, 且75.1%的公众并没有掌握风险相关的专业知识。在工作相关程度上, 79.8%的公众其职业(行业)与核电相关性较低, 仅有12.6%的公众从事核电相关工作。可见, 公众对核电项目这一风险的信息饱和度普遍较低, 相关知识和工作关联度均处于低饱和和低关联的状态。

4. 利益关涉度和信息饱和度对风险感知的影响

本文通过OLS多元线性回归考察利益关涉度和信息饱和度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 结果见表 1。通过模型1与模型5可知, 利益关涉度和信息饱和度均显著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 且社会信任、政府信任以及个人特征等控制变量的纳入对此无影响。模型2显示利益关涉度与公众风险感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0.111, ρ < 0.01), 模型3显示, 信息饱和度与公众风险感知显著负相关(β=-0.223, ρ < 0.01), 模型5显示, 空间特征与信息饱和度的交互项仍对公众风险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β=0.013, ρ < 0.01), 即信息饱和度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受公众与风险项目物理距离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模型6综合考虑利益关涉度和信息饱和度, 结果显示利益关涉度和信息饱和度的回归系数显著(β=0.124, ρ < 0.01;β=-0.201, ρ < 0.001), 且与单独回归的方向保持一致。由此可知, 公众与风险项目的利益关涉度越高, 则总体风险感知越高, 而公众关于风险项目的信息饱和度越高, 则总体风险感知越低。此外, 模型7显示信息饱和度显著负向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强度(β=-0.186, ρ < 0.001), 而利益关涉度不产生显著影响。模型8的结果显示利益关涉度和信息饱和度均对风险感知的内容产生显著影响(β=0.108, ρ < 0.001;β=-0.039, ρ < 0.01), 信息饱和度越高, 利益关涉度越低, 则公众风险感知的内容越简单化。综上所述, 假设1和假设2已得到一定的验证。

为进一步回答“利益关涉度和信息饱和度如何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问题, 本文分别以整体的风险感知、感知强度和感知内容为因变量探讨其微观影响机制(见表 2)。模型1显示正向利益关涉度对公众风险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β=-0.179, ρ < 0.001), 负向利益关涉度与公众风险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86, ρ < 0.001), 且负向利益关涉度的影响程度远高于正向利益关涉度。模型2显示, 信息了解度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84, ρ < 0.01), 而风险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工作背景与风险项目的相关程度均负向影响公众风险感知, 且工作背景相关性的影响程度更大(β=-0.232, ρ < 0.01;β=-0.698, ρ < 0.001)。模型3综合考量各自变量, 与单独回归的方向保持一致(β=-0.163, ρ < 0.001;β=0.458, ρ < 0.001;β=0.367, ρ < 0.001;β=-0.337, ρ < 0.001), 印证了模型1和模型2的研究发现, 即正向利益关涉、负向利益关涉、信息了解度、工作背景与风险项目的相关程度等因素均显著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模型4显示, 正向利益关涉度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强度有显著负向影响(β=-0.214, ρ < 0.001), 而负向利益关涉度对公众风险感知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75, ρ < 0.001)。模型5显示, 公众工作背景与风险项目的相关度对公众风险感知强度有显著负向影响(β=-0.504, ρ < 0.001), 模型6综合考量各自变量, 结果与模型4和模型5的研究发现一致, 利益关涉度和信息饱和度均显著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强度(β=-0.194, ρ < 0.001;β=0.253, ρ < 0.001;β=0.094, ρ < 0.01;β=-0.181, ρ < 0.001)。同时, 可以发现公众风险感知的强度受利益关涉度的影响更大。在模型7中, 负向利益关涉度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内容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12, ρ < 0.001), 负向利益关涉度越高, 则公众的风险感知越复杂。模型8显示, 公众对风险项目的信息了解度和相关知识掌握情况以及工作背景的相关度均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内容有显著影响(β=0.277, ρ < 0.001;β=-0.144, ρ < 0.01;β=-0.244, ρ < 0.001), 可见, 公众风险感知的内容更多地受信息饱和度的影响。

5.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上述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我们进一步尝试运用逻辑回归分析来对此加以验证。为此, 我们选择针对多分类变量的定序回归模型(ordered logit), 并分别在模型中纳入利益关涉度和信息饱和度, 分析结果证实了前述研究结果, 即利益关涉度和信息饱和度均显著影响公众风险感知(见表 3)。其中, 利益关涉度每增加一个单位, 风险感知会提高0.14个logit单位(β=0.139, p < 0.001), 相反, 信息饱和度每增加1个单位, 风险感知则会降低0.29个logit单位(β=-0.291, p < 0.001)。此外, 将正向利益、负向利益、信息了解度、相关知识掌握、工作背景相关度等指标纳入模型, 分析结果仍然是显著的。尽管采取了不同的分析方法, 但主要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四、结论与讨论

是什么因素影响公众对重大风险项目的风险感知呢？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 本文发现:第一, 在重大风险项目问题上, 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普遍较高, 且主要集中在破坏环境、健康威胁及其引发的心理焦虑等方面, 同时, 公众的利益关涉度普遍较高, 其中, 对风险项目所能带来的正向利益感知较低, 而对于危害感知则较敏感。此外, 公众对风险项目的信息饱和度较低, 在相关知识的掌握上较为匮乏, 且工作多与风险项目无关。第二, 利益关涉度和信息饱和度均是影响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其中, 公众的利益关涉度越高, 相对应的风险感知也会越高, 而信息饱和度越高, 公众风险感知则越低。总体而言, 利益关涉度侧重于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内容, 而信息饱和度则侧重于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强度。第三, 公众正向利益关涉度越高, 风险感知越低, 而负向利益关涉度越高, 公众风险感知越高, 且负向利益关涉度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更大。此外, 针对风险的相关知识掌握的越多, 总的风险感知越低, 风险感知的内容也较为客观; 而工作与风险项目的相关程度越高, 公众风险感知越低。

基于前述分析, 本文得出以下三点结论:首先, 本文肯定了风险感知依赖于理性的认知判断, 而不仅仅是情感和情绪这一论点, 证明了利益因素并非仅影响公众的风险决策行为, 而是在风险感知型塑的过程中已发挥作用^[23]。这一发现意味着政府需要尽可能地使风险项目与公众利益的相关程度最小化, 同时, 需要对正向利益和负向利益加以区分, 尽可能提供满意的现金补偿或促进收入增长, 并尽可能地降低风险项目可能给公众带来的不便。其次, 本文肯定了信息量的差异、风险相关的特定专业知识、工作背景的相关程度影响风险感知这一论点。这一发现意味着政府可以采取开设针对于普通公众的特定风险专业知识的公共课程或相关讲座, 有针对性地提高公众在特定领域的知识水平, 而克服个人特征意义上知识结构的限制。同时, 政府也可尽量将部分公众纳入风险项目, 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岗位需求, 从而降低公众风险感知。最后, 本文肯定了将风险感知的强度和内容加以区分的必要性, 公众所感知到的风险“处于何种程度”更多地受信息饱和度的影响, 而公众所感知到的风险“是什么”则更多地受利益关涉度的影响。这一发现意味着政府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此外, 为进一步探究信息量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 本文尝试构建新的测量模型并作OLS回归分析。为此, 我们借鉴孙晓冬^[24]、于晓宇和陶向明^[25]等的处理方法, 通过在模型中引入平方项, 以实现对不同阶段的分析。其中, Y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公众的风险感知程度, x₂为解释变量, 表示公众拥有的与特定风险事物相关信息的饱和程度。模型调整后的R²值为0.187 5, 证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分析结果显示(见图 2), 信息量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包括两个阶段(β=-0.016 7, ρ < 0.001):在较低水平的信息量时, 两者呈现正向影响关系, 而一旦信息量达到某一特定水平后, 公众信息量与风险感知之间则转变为负向影响关系。

基于此, 本文尝试提出“信息饱和点”这一概念, 以实现对学界现有分歧的整合。所谓“信息饱和点”, 即当公众所掌握的信息量在这一水平上时, 所对应的公众风险感知最高。而在达到信息饱和点之前, 信息量的增加正向影响公众风险感知, 公众掌握信息越多, 风险感知越高, 印证了温伯格^[21]这一派的观点; 而在越过信息饱和点之后, 风险相关信息的增加将降低公众风险感知, 这一观点也印证了雷恩和罗尔曼^[20]的说法。可见, 现有学界关于信息量对风险感知影响机制的讨论, 需要考虑条件性的问题, 信息饱和度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是相对复杂的。而“信息饱和点”这一概念的提出, 也意味着政府应依据公众信息掌握程度与“信息饱和点”的相对位置, 相应采取加大信息提供或减少信息提供的策略, 从而有效实现公众风险感知的最小化。

当然,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 本研究探讨的是重大项目公众风险感知, 但是正如“风险决定论”所支持的, 公众风险感知因风险本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那么本文所探讨的利益关涉度和信息饱和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其他风险所引发的风险感知问题则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 囿于研究者精力, 本项调查仅围绕L市核电站风险项目开展, 无法提供更多城市有关核电站项目, 以及关于其他重大风险项目建设的公众风险感知的数据, 所以无法结合城市层面和风险项目层面的数据开展立体的、大数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