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因《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中的物化理论引起广泛关注, 物化一度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议题。霍耐特指出:“在1920—1930年代的德语世界中, ‘物化’概念乃是社会文化批判的核心议题。”^[1]5“二战”后, 物化不再成为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 直到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霍耐特作了《物化:一种承认理论的研究》(2005年)的讲座, 沉寂了几十年的物化概念重新引起西方学界关注。同样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的芬伯格发表了《重新思考物化》(2011年)一文, 明确提到霍耐特对物化理论研究的当代贡献, 并评价了霍耐特对卢卡奇物化概念的研究, 把物化与技术批判结合起来重新再诠释物化概念, 随后他发表多篇论文探索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及其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霍耐特和芬伯格在当代赋予物化新的含义, 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内部推进了卢卡奇物化理论研究, 他们的研究可视为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当代新发展。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批判, “物化”是理解卢卡奇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卢卡奇认为物化表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自己的活动、劳动作为客观的东西具有自己的运行规律, 独立于人并同人相对立。这种物化概念具有双重含义:从客观方面看, 形成了“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2]150, 这个世界有其自动运行的规律, 人能认识社会规律、利用社会规律但无法运用自己的活动改变社会规律和社会现实过程本身。从主观方面看, 由于“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 变成了一种商品”^[2]151, 人自身的活动必须服从社会规律的客观要求, 变成商品的人的活动不再依赖于人自身并与人相对立, 人们只能从意识上认同社会规律并内化为自身的需要。因此, 不仅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物化了, 而且产生了人的物化意识。那么, 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卢卡奇主要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韦伯的形式合理性概念中吸取了理论资源, 作为其开展资本主义物化批判的理论依据。

首先, 卢卡奇在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概念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他的物化概念。卢卡奇指出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有的现象, 其意在说明物化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正如巴克斯特所说:“物化问题, 在卢卡奇看来, 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典型的商品结构中寻找的”^[3]7。商品交换早已有之, 但不必然产生物化, 只有当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 随着商品交换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并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了人类社会生活, 才产生了物化现象。马克思认为, 在资本主义社会, 商品作为人类抽象劳动的产物, 具有一定的价值, 商品的价值反映了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 价值通过交换价值表现出来, 一定数量的商品可以等价于一定数量的另一种商品。马克思指出, 不同商品价值的数量平等背后, 反映的是人类劳动的普遍平等, 每一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社会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 价值是人类劳动社会性质的一种表现, 商品拜物教的概念表明人类劳动的这一社会构成作用被遗忘。交换的参与者把商品的社会属性——经济价值——当做自然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 这样, 构成商品价值的社会关系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卢卡奇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观念中衍生出一种与之相关的“物化”观念, 人们倾向于将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永恒化”, 结果是人们只能遵守社会规律, 而不是改变它们。从商品拜物教理论中产生的物化概念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体系定位为不可改变的“第二性”, 其规律是可以理解的, 并被人们所利用, 但不能进行根本的改变。

其次, 卢卡奇从韦伯的形式合理性概念中找到商品形式是物化的源泉的依据, 把形式理性进步的合理化看成是物化。卢卡奇通过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 考察了劳动力的物化, 认为这一过程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他遵循韦伯的说法, 称之为“合理化”。韦伯主张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它允许经济行为越来越精确地计算达到目的的适当手段, 朝着有条不紊地达到既定的和实际的目的的方向发展。卢卡奇吸收了这一观点, 他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取决于理性的计算, 即以越来越精确的方式预测要达到的结果的能力。他研究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这种理性的、有计划的组织对生产的“主体”和“客体”产生的“碎片化”后果。就劳动过程中的主体碎片化而言, 个人的劳动能力与个性分离, 机械的、标准化的重复劳动导致工人的素质、人的属性被排除在劳动过程之外, 人类劳动特有的积极的目的性被抑制了, 劳动过程的主体在许多意义上是“支离破碎”的。就劳动过程中的客体碎片化而言, 卢卡奇指出:生产流水线的作业表明劳动的产物是各种专门操作的结果的“综合”; 劳动过程的碎片化表明在劳动的每一个阶段, 对物体进行的操作与产品必须是商品的最终“作为使用价值的统一”^[3]16没有明显的联系。那么, 在什么意义上, 这些由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劳动力商品化产生的“现象”可以称为“物化现象”?卢卡奇认为一旦劳动力成为一种可以像其他商品一样买卖的商品, 一旦劳动力成为一种他可以像外部世界的各种物体一样被拥有或处置的东西, 那么劳动力, 一种人的能力, 就被当做一种东西来对待。卢卡奇认为, 在劳动过程中, 人的劳动能力与任何物质生产工具一样都能被计算, 于是, 劳动者就变成了“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2]154, 变成机器的附属物, 他们的工作非人化。从这些意义上讲, 人类的劳动能力被物化了。卢卡奇认为物化现象不仅存在于生产过程中, 随着商品形式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2]149,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并按照自身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2]148, 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一个全面物化了的社会。

卢卡奇指出克服物化的出路就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因为把整个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的能力正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特征, 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是唯一有能力把社会组织起来的阶级。当无产阶级认识到历史赋予自身的历史使命, 认识到自身与资本的关系, 物化观念就开始崩溃, 当然我们不能误以为仅仅从认识层面就能解决物化问题。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被物化扭曲了, 因此需要回答无产阶级如何摆脱物化意识并获得阶级意识的问题。卢卡奇认为只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获得阶级意识, 正如芬伯格指出:“他断言无产阶级是有组织的, 只有这样, 它才是结构变革的推动者”^[4]。卢卡奇承认无产阶级不是一个没有差别的阶级,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最后一篇文章中, 他从无产阶级划分为不同的阶层中推断出党与阶级组织分离的必要性。“一方面, 阶级意识的真正客观的统一是阶级和党之间尽管组织上分离、然而存在辩证联系的基础。另一方面, 在无产阶级的不同个人、集团和阶层的意识中的普遍不统一、明确和深刻程度的不同, 使得党与阶级在组织上的分离成为不可避免。”^[2]423卢卡奇把无产阶级划分成不同的阶层, 主张必须把党和阶级组织分离开来, 只有这样, 无产阶级意识的统一才能实现。也就是说, 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动地获得阶级意识, 必须依靠党组织的领导。卢卡奇认为, 党组织的存在是必要的, 这是因为它是统一分裂的无产阶级的一种中介手段, 它也是实现经验性的阶级意识和被赋予的阶级意识之间的中介手段。正如卢卡奇所说:“组织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2]396总之, 只有通过党组织这一中介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阶级意识, 无产阶级才能自觉承担历史赋予的使命以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统治。

霍耐特在《物化:一种承认理论的研究》(2005年)的讲座基础上出版了《物化:旧论新探》(2008年)一书, 他着重从两个方面重新诠释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字面意义上的物化指“那些本来不具有事物属性, 却被当做事物来认识和对待”^[5], 霍耐特坚持承认优先于认知, 从本体论意义指出“物化就是预先承认的遗忘”^[6], 他对物化概念的承认理论诠释使物化重新回到了理性论述的舞台。霍耐特对物化的上述理解是以重新检视卢卡奇物化概念为基础, 他认为卢卡奇对物化发生的现象学描述十分正确, 但无法对物化发生的过程进行适当地解释, 因此, 在当代要使物化这个旧概念重新发挥作用就必须赋予其新意。事实上, 霍耐特采用承认理论重新诠释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从而重新激活了用物化概念分析当代社会的理论活力。

霍耐特指出卢卡奇的物化不是单纯认识上的范畴分类错误。他认为卢卡奇所说的物化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物之性格”^[1]17, 显然物化涉及认识的过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物的属性, 但物化不仅仅只是一种范畴错误, 不能只是用认识上的误解来解释它。卢卡奇认为商品交易的普遍化使主体用交易等价商品的方式处理他的人际关系, 迫使自己处于一种物化处境。卢卡奇把经济领域的物化扩展至整个社会, 认为商品交易模式同化了日常生活的所有活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所有参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主体, 必然习惯成自然地、以看待无生命之模式看待自己以及周遭的一切”^[1]20。那么, 经济领域之外的物化如何解释?霍耐特认为卢卡奇不能完全用物化的认识范畴进行解释, 实际上后来卢卡奇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如霍耐特所说:“不多久就在概念构思上另辟蹊径, 他的主要关注焦点不再是对象如何因物化而发生变化, 而是行动主体在物化他者的过程中, 自身如何必然经历转变。”^[1]21霍耐特在卢卡奇的物化观念中注意到默想和疏离两个概念, 他认为“‘默想’以及‘疏离’成为卢卡奇用以解释物化如何进而延伸至社会行动层面最关键的两个概念”^[1]22。默想指一种被动而消极的旁观态度; 疏离指行动者情感上不再受任何发生之事的影响, 内心没有同情感, 任由外在事件发生。霍耐特以对上述两个概念的批判为依据, 对卢卡奇的物化解释进行重构, 来解释非经济领域之外的物化现象。在经济领域中, 人们以旁观者而非参与者的态度对待社会中发生的一切, 采取情感中立态度。这种态度在相关社会化过程中得到强化并塑造成习惯, 成为我们的第二自然并决定着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即使与经济活动没有太多关联的活动, 主体仍然用看待物的固有方式看待之。按霍耐特的解释, 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不是一种认识上的范畴错误, 而是揭示了一种疏离而情感中立的态度, “物化塑造了一种‘态度’或一种行为方式, 其使得主体的思想观点破碎而扭曲”^[1]24。霍耐特认为通过这种解释之后, 非经济领域之外的物化现象得以解释, 不能以旁观者的态度看待社会行为, 应采取参与者的立场为实践上解释物化现象提供理论准备。

霍耐特把卢卡奇的物化看成是一种彻底错误的人类实践形式。也就是说, 物化表明疏离的、旁观的、中立的行为模式违背了一种比较原初的实践形式。卢卡奇在进行物化分析时预设了规范性准则, 包含了一个关于人类实践的概念, 说明了人在不受物化制约时形成的实践关系:“一个实践的主体应作为‘有机整体’, 以一种‘参与其中的’‘合作的’方式经历到外在世界”^[1]26。霍耐特认为卢卡奇必须把物化与实践结合起来, 在原初的实践中, 人对自我及对他者皆有一种共感且参与的关系, 存在一种优先于认识的承认关系。于是, 他提出“若将‘物化’所指之事态, 理解为这种原初实践的衰退与扭曲, 以这样的方式, 将物化概念重新引入现今的脉络中, 是否有意义?”^[1]28霍耐特认为在今天彰显物化批判的意义必须以新的方式重述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具体来说, 霍耐特对物化概念作了承认理论的解释。

那么, 他是如何把承认和物化结合起来的?霍耐特指出需先论证“承认先于认识、共感之行为方式先于中立地掌握现实”^[1]59, 这样才能借承认理论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保留下来。受海德格尔、杜威等人关于社会行动领域中承认必然先行于认识观点的影响, 以及受卡维尔采用同情共感, 坚持承认优先观点的影响, 霍耐特认为:“在人类社会行为中皆存在着一种承认优位——承认优先于认识, 对人之共感参与优先于中立地认识他人”^[1]81。在完成上述工作之后, 霍耐特认为重启物化概念还需要解释人究竟是如何失去承认态度的问题, 或者说物化是如何被解释为一种遗忘承认的社会过程的问题。霍耐特指出卢卡奇将客观化等同于物化以此解释社会中的物化现象, 这种理论设想令人生疑, 原因在于卢卡奇把物化的进程解释为迫使先前存在的共感态度中立化的过程, 也就是先前存在的承认中立化, 便形成了物化。霍耐特认为卢卡奇对物化的解释不具有理论的说服力, 必须以新的方式解释物化发生的过程, 于是他引入“承认态度”和“客观化态度”两个概念以重构物化概念。霍耐特指出在承认状态中“认识活动以及采取距离之观察活动皆会意识到其自身存在有赖于先行之承认”^[1]88, 相反, 在客观化状态中“认识和观察活动则截断了自身的依赖性, 以为自己完全独立于所有非认识的前提条件”^[1]88。人们从客观化态度出发便会导致物化, 即承认的遗忘。霍耐特指出:“此种对承认的遗忘, 我们——从一个较高的层面来延续卢卡奇的初衷——可称之为‘物化’。它所指的是一种过程, 过程中我们遗忘了, 人之认识他人并拥有关乎他人的知识, 曾经如何受惠于先在的承认与共感。”^[1]88他认为从“客观化态度”看, 物化产生的过程就是在认识过程中, 人们遗忘了承认优先于认识的关系。霍耐特进一步指出:“一旦我们在认识的过程中忘记了认识活动自身其实依赖于对他者采取承认的态度, 我们便会发展出一种倾向, 将其他人仅仅视为无感受之客体。”^[1]90

霍耐特在讨论物化的社会过程中, 主要探讨了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 对人的物化是指遗忘了先前主体间的承认关系。霍耐特随后进一步指出这种物化同样适用于人与自然和人与自身的关系, 物化他人时, 忘记了自身应该承认的他者。物化自然指的是, 我们在认识对象物的过程中不再注意到该物所另外具有的、源自具体他人观点之种种意向, 物化自然意味着我们遗忘了自然对人和我们自己而言的存在意义, 对客观世界的物化, 意味着我们遗忘了各种事物对我承认的他人而言的多样意义。霍耐特继续分析了自我物化, 在他看来, “自我物化的确是可能的, 而自我物化在此指的是, 我们经验到自身感受与愿望的方式, 像是经验到物质存在一样”^[1]120。导致自我物化的原因仍然是承认的遗忘, 只有当主体遗忘了自身愿望时, 自我观察的认知模式才会主导个人对自己的关系, 物化自我者忘记了我们与自我相遇时必然早已存在的承认态度,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寻得通往自我感受的途经。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自我认可, 就会出现不同形式的自我物化。总之, 霍耐特用承认理论再诠释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 把物化看成是承认的遗忘, 再现了物化批判在当代社会中的理论价值。

霍耐特对物化的再诠释, 引起了芬伯格的关注, 一方面芬伯格高度评价了霍耐特对物化理论的贡献。芬伯格认为霍耐特把物化看成是一种社会病理, 正确指出了卢卡奇采取客观态度研究物化, 对当代社会中的物化问题作了新的判断。另一方面, 芬伯格认为霍耐特对卢卡奇物化概念的承认理论解释存在限度, 容易引起人们两个方面的误解。一是霍耐特“援引了一个‘存在’的承认概念, 作为对人的具体人性的认识, 他没有充分区别于作为与其他人的理想关系的承认这一规范性概念”^[7]102; 二是“霍耐特的表述在严格基于词根字面意义的物化描述和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批判和解释之间摇摆不定”^[7]102。在芬伯格看来, 霍耐特对物化研究使这个过时了的概念在当代重新焕发了活力, 物化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议题。不过芬伯格指出尽管缺乏承认是一种社会病理, 但对卢卡奇而言, 扭曲和压迫人类生活的理性结构的压倒性优势才是最大的社会病理, 从人与技术体系的关系意义上说, 霍耐特误解了卢卡奇物化概念, 这促使芬伯格对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进行再思考。

为了澄清霍耐特带来的误解, 芬伯格认为有必要重温卢卡奇的一些论点。芬伯格指出:“根据卢卡奇的说法, 物化意味着把社会关系错误地看成是事物关系。”^[8]他进一步指出:“卢卡奇是左翼第一个对技术理性进行批判的人。”^[8]在芬伯格看来, 更适合把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解释为以对待自然的态度的方式侵害了社会关系, 他引用了卢卡奇的观点进行说明:“一方面, 人的所有关系(作为社会行为的客体)越来越多地获得了自然科学概念结构的抽象因素的客观形式, 即自然规律抽象基础的客观形式, 另一方面, 这个‘行为’的主体同样越来越对这些——人为地抽象了的——过程采取观察员, 纯实验员的态度”^[2]208。可见芬伯格对从技术层面重新解释卢卡奇物化概念产生了理论兴趣, 他紧紧抓住物化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对卢卡奇物化概念进行了重新思考。

第一, 如何重新解释物化?芬伯格指出卢卡奇把物化的社会现实视为“第二自然”, 其法则与自然科学描述的第一自然一样。物化的主体以自然科学的模式解释社会现实, 并在技术上对其起作用, 技术操作是基于对法则(规律)的了解, 而不是改变它们。这一方法的内容, 恰如卢卡奇所言:“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面对着的是由他自己(作为阶级)‘创造’的现实, 即和他根本对立的‘自然’, 他听凭它的‘规律’的摆布, 它的活动只能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利益而利用个别规律的必然进程。但即使在这种‘活动’中, 他也仍旧是——根据事物的本质——事件的客体, 而不是主体”^[2]213-214。这就是卢卡奇所说的, 物化的实践反映了人与社会的直观关系。芬伯格部分地认同霍耐特对卢卡奇物化观的解释, 即卢卡奇用客观化态度描述物化现象, 并指出卢卡奇用来描述这种态度的词是“直观”, 直观概念强调了人与社会之间的疏远和被动关系。他说:“《历史与阶级意识》并不批判日常意义上的直观, 而是理解为技术上操纵世界关系的一个方面。”^[7]105与霍耐特不同, 芬伯格认为这种疏离与技术操纵有关, 个人不能改变其规律, 只能理解和操纵技术并运用这些规律以达到个人利益。芬伯格认为“技术是卢卡奇物化的一个重要例子和来源”^[7]102, 技术在社会结构和人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需要从理论上解释被困在压迫性经济、行政和技术结构中的人的本质问题。芬伯格在卢卡奇的论述中, 看到了物化与技术批判的关系, 认为必须从技术层面重新解释物化:“如果说物化, 我们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形式和相关的技术配置, 那么这个概念显然仍然有着有趣的应用”^[7]111。

第二, 为什么要把技术与物化问题结合起来?芬伯格认为这与当代社会运动及其与技术的联系紧密相关, 当代激进运动, 如环境运动和基于性别的运动, 在卢卡奇的意义上并不是总体革命性的, 这些社会运动只是回应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物化在一个或另一个领域达到的极限, 并不必然是对整个社会的挑战。然而, 芬伯格认为这恰恰是我们重新理解物化概念的新社会背景, 而且许多运动都涉及到技术和其他技术中介系统的斗争, 这些争论通过挑战资本主义对技术知识的应用间接提出了权力问题。芬伯格认为当代社会运动与技术应用紧密相关, 技术中介已经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他举例进行了说明:“政府官僚机构使用越来越复杂的计算机技术, 并且越来越受到模仿市场运作的问责制形式的制约。市场越来越依赖于通信技术, 实现全球化, 而生产则由高度官僚化的管理层组织。这些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往往会创造一个越来越技术化的社会理性系统, 并传播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7]112。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技术形式已经取代商品形式成为物化产生的原因, 技术官僚制将其限制性的生活形式强加给有能力为自己利益而抵抗的人们, 正如卢卡奇时代, 资本主义社会采用商品形式强加给有抵抗力的工人阶级, 在芬伯格对物化的解释中, 物化的技术逻辑取代了商品逻辑。

第三, 如何去除物化?芬伯格认为现代技术构成了物化和去物化的中介。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发展的过程中, 技术的选择和决策深受资本主义阶级利益的强烈影响, 因此, 芬伯格指出:“当前的技术体系不仅符合人类的普遍利益, 而且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要求”^[7]116。他认为在技术发展的结构性中, 技术对工人、消费者和自然环境的福利漠不关心, 这是因为资本家及其代表拥有经营自主权, 他们掌握了技术代码。恰恰因为这些漠不关心构成了当前技术斗争的背景, 与此同时, 技术的传播和官僚行政打开了其他斗争的局面。芬伯格认为围绕技术的斗争发生在很多领域, 涉及环境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网络问题等, 人们采取了从黑客攻击到诉讼、消费者抵制, 再到抗议和示威等手段。尽管这些社会运动与民权、税收、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相比, 它们显得软弱甚至微不足道。然而, 随着普通人在技术体系中参与技术代码的设计, “技术先进社会的性质正在逐渐发生变化”^[7]116。这些代码等同于法规, 在物化的视野下, 技术行动必须符合“法规”, 但是去物化意味着可以修改“法规”, 使之符合人类的需要。芬伯格指出:“我们才刚刚开始对技术进行民主干预。最终的调整可能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7]117正如阶级意识突破了物化的表象, 对技术官僚思想的抵制构成了一种新的传播形式, 这种传播形式植根于技术社会的日常经验, 通过改变技术规范间接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从技术和规范的角度来批判物化, 改进技术法规和技术, 以技术规范为基础继承技术系统, 在公众被系统性地剥夺权力的地方展开斗争, 有利于形成民主的技术政治。芬伯格指出:“这些思考表明, 卢卡奇中期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并没有耗尽。他们对理性的批判可以帮助我们再次理解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形势, 这次不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 也不是在反乌托邦式的进步批判中, 而是通过发展技术政治的民主含义。”^[7]118

霍耐特在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基础上对物化概念进行重新诠释, 把物化看成是一种社会病理, 主体采取了一种认知立场, 他认为物化就是承认的遗忘。芬伯格则从技术层面着重分析了技术体系与人关系中产生的物化现象, 对卢卡奇物化概念进行了重新思考, 着重把握了物化概念与技术批判之间的关系, 赋予物化新的内涵。由此可见, 霍耐特、芬伯格都是在反思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物化观, 他们的物化理论可以视为是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当代新发展。对于这种新发展, 三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 彰显了物化作为现代社会批判的核心议题地位。卢卡奇提出物化理论是为了解释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 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以及物化意识导致无产阶级丧失了革命意志, 因此需要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革命。霍耐特则认为争取承认斗争已经取代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成为社会批判的焦点。他认为不能从工具理性的认知层面解释物化现象, 他把物化重新解释为承认的遗忘, 人们需要争取为承认而斗争, 从而获得主体间的承认, 把物化批判引向规范层面。芬伯格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 社会及其技术系统发生了新的变革, 与此同时, 技术的传播和官僚行政打开了其他斗争的局面, 必须适当解释技术与物化之间的关系。技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新的法规, 人们可以通过规范来解决抗议、黑客攻击和技术创新等所带来的副作用和机遇。在这种情况下, 从技术和规范的角度来判断和改进技术法规, 使技术运用在重新确认的范围内运行, 将有利于摆脱技术带来的物化现象。可见在霍耐特和芬伯格看来, 必须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进行新诠释, 从而彰显了物化作为现代社会批判的核心议题。

第二, 突显了物化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理论地位。国内外学者们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多有研究, 然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物化批判理论的研究并不多, 事实上,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 如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人对物化批判有较多的研究。这种局面在霍耐特2005年做了《物化:一种承认理论的研究》的讲座之后得到了极大改观, 不仅霍耐特本人的物化理论得到理论界的关注, 而且法兰克福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的物化理论也得到研究^①。芬伯格推进了霍耐特的工作, 他把阿多诺、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物化概念分别概括为同一性和非同一性关系中的主体导致“客体的丧失”^[9]118的物化、“作为生活世界殖民化”^[9]122的物化和“不承认其他人”^[9]127的物化。总之, 物化批判一直以来都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直到霍耐特对物化概念的新诠释才最终使法兰克福学派物化批判的理论地位突显出来, 芬伯格则在霍耐特之后继续推进了卢卡奇物化理论研究。他们的研究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再现了物化批判的当代价值。

① 霍耐特对物化的研究对法兰克福学派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新生一代罗萨的异化观。另外国内外出现了不少研究物化的论文, 主要以研究霍耐特物化理论为主。

第三, 必须正视物化理论新发展的现实情境和批判立场的弱化倾向。首先, 不能脱离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境孤立地分析物化理论, 三位思想家的物化理论都是对他们各自所处社会现实情境的理论回应。需要看到的是卢卡奇所处的社会现实情境与霍耐特和芬伯格所处的社会现实情境不同, 这种不同必然导致他们用来解释物化现象的理论的差异, 且霍耐特立足德国社会, 芬伯格置身于美国社会, 再加上他们各自所接受的理论传统不同, 最终导致两人对卢卡奇物化理论新诠释的理论进路不同。正如卡沃拉科斯所说:“在努力更新卢卡奇的概念时, 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方式来解释它。”^[10]47-48其次, 霍耐特和芬伯格失去了卢卡奇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激进立场。卢卡奇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普遍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产生的必然结果, 克服物化现象需要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革命, 而霍耐特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必然产生物化形式, 他割裂了物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联系, 否定了物化的历史性, 因此, 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性变革不可能成为霍耐特选择的方案。查理认为霍耐特“把政治局限在承认逻辑中, 而不考虑为现存社会经济关系结构变革而斗争的政治运动维度”^[11]。芬伯格尽管提出了去除物化的技术民主化方案, 但与卢卡奇相比, 同样失去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激进立场, 他认为物化批判的“目标不是革命, 而是现代生活中微小但重大的变化, 我称之为‘民主合理化’”^[8]。总的来看, 霍耐特和芬伯格已经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革命的激进主张, 他们的物化理论的批判态度存在弱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