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伦理学是当今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重要视角。现代伦理学主张理性的权威, 后现代伦理学抓住了现代主义逻各斯中心视角的矛盾, 发展出去权威和去中心化, 主张彻底多元化等激进包容的基本立场。在他者的问题上, 现代伦理学以自我为中心否定他者, 后现代伦理学则表现出对他者的绝对责任。《白鲸》这部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巨著有着强烈的现代伦理学特征。它描绘了一幅现代性伦理的宏大图景, 这幅图景的底色是一种古老的复仇理性, 把莫比·迪克和亚哈船长塑造为主宰自然力量的化身, 遮蔽了小说其他人物的存在。事实上, 在《白鲸》现代性伦理的表象之下包含着强烈的后现代伦理视角:如果用一种群体心理学的眼光把小说的复仇叙事理解为通过船员的民主而导致的亚哈的独裁, 这将意味着重新思考小说中是否真的存在一种超越性力量, 重新探讨亚哈的复仇何以可能的前提, 重新审视小说人物之间的差异性及重要性, 重新看待亚哈和白鲸的关系以及亚哈和他的船员的关系。这些有待重新探讨的问题暗示着《白鲸》的内在性伦理叙事维度。内在性的概念来自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吉尔·德勒兹(1925—1995)。他认为真正的哲学是内在性的, 超越性可以通过且只通过经验事物及其之间的关系而得到解释。德勒兹以一种超验的经验论来克服传统哲学的同一化倾向, 恢复经验世界的差异性, 为边缘化的生命群体提供伦理学上的证明。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和结构的他人(structure-other)是德勒兹内在性伦理的重要内容, 与《白鲸》有深刻的思想和文本上的联系, 它们将论证群体心理学的合理性, 解释《白鲸》因群体心理学视角而产生的问题, 而群体心理学也构成了揭示《白鲸》内在性伦理叙事中的后现代特征的重要场域。《白鲸》后现代伦理叙事具有德勒兹哲学意义上的内在性特征。

德勒兹对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和创新是理解《白鲸》伦理叙事的哲学基础。德勒兹的内在性概念是相对于传统形而上学中的超越性而言的。他既不从主观认识出发去规定关于感性的各种范畴, 也不在事物之外寻找一个最高原则或终极原因, 而是将感性事物的发生原理视为内在于感性事物的实际发生之中, 重新恢复被传统形而上学压抑和克服的经验事物的差异性, 由此建构起一种平面化的关于内在性的哲学。传统的二元论指涉两种物质间的绝对差异, 或是一种向一元论过渡的临时阶段, 德勒兹想要的二元论则是一种进行于多元论深处、蓄势待发的分派^[1]。德勒兹认为哲学上出现过的二元关系是事物内部强度差异引发的流动性之间相遇、冲突、截断的结果。D.W.史密斯在《德勒兹与伦理学》(Deleuze and Ethics)中认为, 这是德勒兹在继承斯宾诺莎和尼采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流”的概念, 他的内在性伦理思想是一种通过生命欲望在自身范围内的流动来表现资本主义逻辑的形而上学。

在德勒兹哲学中流是生命力的一种体现。流的观念来自斯宾诺莎和尼采, 他们批判救赎和至善的超验价值, 认为基督教和形而上学脱离了实际生活经验, 压抑了生命的力量和强度, 离开生命冲动谈美德不仅不是伦理, 而且会阻碍伦理的实现, 必须用伦理的内部差异来解释善恶好坏。因为伦理关心的问题是“我能做什么”, 而不是“必须做什么/应该怎么样”, 但斯宾诺莎和尼采的伦理学也被批评为退化到一种纯粹的主观主义或相对主义, 缺乏统一有力的评价标准^[2]124-125。德勒兹继承了生命强度的思想方式, 却没有在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作选择。他把生命中产生的多样化可能性称为欲望, 认为欲望是隐藏在特定社会形态背后的无意识驱动力。生成性便是欲望流动引发的结果:生成-动物、生成-女人, 生成不可感知物等。

《白鲸》存在一个深刻的断裂:思想上蕴含着德勒兹式的内在性哲学思辨, 叙述上又对抗着这种内在性。小说围绕亚哈与白鲸展开叙事, 是德勒兹哲学在文学上的一次成功演绎。在内在性伦理视角下, 亚哈和白鲸都不再是超越性力量的象征, 而是两个差异的实际的生命体, 互为他者而趋于同一, 但又没有走向绝对同一。以德勒兹二元论审视之, 亚哈和白鲸处于自我生成又相互共生的二元关系。他们的生命强度差异产生了一股强力, 时而生成为亚哈, 时而生成为白鲸。然而恰恰是这种生成性, 导致《白鲸》在叙事上偏离德勒兹式的二元论, 倒向二元的绝对对立或绝对同一, 常使读者以为亚哈/白鲸就是小说要揭示的某种超越性的终极事物的化身, 并导致其他人物的差异性存在受到压抑和遮蔽。

在《白鲸》中这个断裂具体表现为种种真实与虚构的冲突。在主题阐释上, 小说可以只是一个独立于任何阐释的原始文学文本, 一个捕鲸人与鲸鱼搏斗的故事, 亚哈和白鲸都不具备什么象征性^[3]; 或者根据生态学的解释, 小说反映了现实中人类与自然无法和解的矛盾; 当亚哈被视为人类命运的缩影, 总是想要反思和揭示自身命运的意义时, 小说顿时有了浓厚的亚里士多德悲剧意味, 是一部英雄堕落与复仇的神话^[3]。在人物塑造上, 亚哈既是拥有超越性力量的君主, 又是精明吝啬善于和水手博弈的船长; 白鲸既是世间恶的化身, 又是水手眼中最实在的猎物和利润; 水手们存在的现实性是亚哈复仇的充分因素, 却又总是处于被遮蔽状态。在谋篇布局上, 海上生活(尤其是“鲸类学”等章节)和佩克特号日常作业的描写占据了近一半篇幅, 小说呈现出半现实半神话的写作风格, 令许多学者无所适从。

弥合断裂对于理解和阐释《白鲸》十分关键。这个断裂表面上来源于小说叙事的非内在性, 事实上小说在叙事层面和思想层面上是一致而协调的。《白鲸》的叙事具有德勒兹哲学意义上的内在性伦理学特征。生成-动物和结构的他人是德勒兹伦理思想中的两个重要概念, 生成-动物是德勒兹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尝试, 结构的他人则用于批判传统哲学对他者的理解。亚哈和白鲸的本质在于一种生成性——由于生命强度的内在性差异而产生的流动的共生关系。但生成性的流被白鲸的结构性阻断了, 白鲸作为结构的他人维持着佩克特号捕鲸活动的对象性、亚哈和水手们的雇佣等级关系的现实性以及把小说理解为超越性宏大叙事的可能性。因此亚哈的复仇可以视为一个群体心理学的案例, 内在性伦理为边缘化的水手提供了存在的现实性的证明, 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 促成了这场复仇的最终结局。

德勒兹哲学为理解《白鲸》的思想内涵和文本内容提供了形而上学依据, 使《白鲸》的叙事具备了内在性伦理学的价值, 并揭示出小说伦理叙事的三重内在性维度。这三重维度相互交织, 结构的他人和生成-动物维度体现了《白鲸》伦理叙事中的内在性特征, 并构成小说群体心理叙事维度的形而上学基础; 群体心理叙事维度由于本身富于对现实生活的观照, 而强化了前面两个维度在《白鲸》中的文学表达。

“结构的他人”是德勒兹在评论米歇尔·图尼埃小说《礼拜五, 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的文章《图尼埃和没有他人的世界》中使用的概念。结构的他人来自萨特对列维纳斯的反驳和超越, 德勒兹通过阐释图尼埃的小说更进一步地超越了萨特。在德勒兹看来, 包括萨特在内的他者思想容易产生超越性的价值判断, 这是许多传统伦理学的症结所在。伦理不能诉诸外在的约束, 而是要表现生命自身的内在差异^[2]125。图尼埃戏仿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只不过他对换了鲁宾逊和礼拜五的主奴身份:鲁滨逊不但没有成为孤岛的殖民者, 而且拒绝离开孤岛; 礼拜五反客为主地成为孤岛实质上的管理者, 最后带着憧憬奔向人类社会。这是因为经过没有结构的他人的时期, 鲁滨逊的欲望生成为一股“流”。在礼拜五到来之前, 鲁滨逊的认知结构经历了深度的转换, 从最初无所适从到后来觉得自己有时变成了女体, 有时变成了孤岛的一部分。礼拜五出现以后, 鲁滨逊不再把他看做一个对象化的有欲望的人, 他自己只对自然和宇宙有欲望。这种生成性是在孤岛上没有结构的他人的情况下产生的, 这说明结构的他人不能表现生命, 生命的生成性只有在一个没有他人的世界才能彻底释放出来。没有他人的世界还是一种“永恒的现时”(eternal present)。现时不属于通俗意义上的时间, 而是世界进入一种彻底的流动性, 生命的可能性通过生成性而得到彰显。生成的过程就是“在他人不在的场合下, 意识及其对象(客体)合而为一”^[4]250。

《白鲸》和《礼拜五》在他人的问题上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他人的缺失使鲁滨逊遭遇无性化, 继而引发生成性; 白鲸作为结构的他人, 以猎物的对象性规定了水手的身份, 所以水手们没有像鲁滨逊那样变态失常。这里的区别不在于人数, 而在于欲望的流向。他人的缺失首先带来的是性的缺失, 但转向孤岛后的鲁滨逊成功摆脱了无性的不适感, 他不再渴望人类同伴, 而是将自己看成接受太阳授精的女体, 其自我意识进而形成一股“流”。白鲸这一结构化的存在却使佩克特号恢复成正常的充满对象化他者的世界, 弥漫着群体心理对每个船员的影响, 因为“正常”是他们融入集体心理、接受亚哈领导的前提。

笛福和麦尔维尔的共同点在于, 二者都以现实案例为原型,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性描写; 不同点在于, 图尼埃改写后的鲁滨逊相比于笛福的鲁滨逊是回归常态了, 但笛福的问题却成了《白鲸》难解的谜题。像佩克特号这样一艘在海上漂流的孤独的捕鲸船竟能够保持正常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秩序, 这就和笛福的鲁滨逊在孤岛上复制一个小型人类社会一样不可思议。在德勒兹哲学的语境中, 一个正常的世界的关键就在于结构的他人, 如果他人缺失了, 这个世界必将无法维持正常的对象性逻辑, 一切都会变成流, 一切都是生成的。

因此, 无论是将亚哈看成专制君主, 还是视白鲸为神秘的超自然神力, 都不能同时解释小说中虚构和真实并存的捕鲸业叙事。麦尔维尔不遗余力地在佩克特号上复原19世纪美国航海生活的各种细节, 但性的缺失打破了小说的现实主义色彩, 将文本推进后现代的思想结构中去。用德勒兹的眼光去看, 虚构和真实的矛盾是内在性的文学表现, 笛福和图尼埃小说的互文性正说明了这点, 因为没有性对象的鲁滨逊在荒岛上该如何独处是一个问题^[4]239。麦尔维尔把小说场景置于一个无性的却又能正常作业的捕鲸船上本不合理, 但白鲸作为结构的他人使一切变得对象化、结构化、合理化。佩克特号没有像图尼埃小说中的孤岛一样见证水手们的失常, 相反它被描述成一个严谨的等级社会, 船上的种种细节不是作为背景, 而是作为体现人物合理性与小说不合理性的重要叙述。水手对性对象的欲望转化成了对利润的欲望, 这保证了船上经济和政治的秩序。以实马利登船前与魁魁格在旅店像夫妻一样待了几天, 这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亲密描写。以实马利和魁魁格的亲密关系一直是小说引人入胜的话题, 描写水手捕获的鲸鱼时也有性暗示。比如小说第九十五章将一只抹香鲸的生殖器官比做魁魁格的乌木偶像, 暗示着麦尔维尔对某种宗教的色情之谜的反思以及对自然的神性的追问^[5]。或认为以实马利和魁魁格关系的疏远是碍于船上的等级秩序, 身份高的水手和身份低的水手必须保持距离^[6]。但在内在性伦理学视域中, 这些性暗示恰恰反映出小说人物精神上的健康。海洋就像一个具象化的内在性平面, 亚哈和水手就在这个平面上相遇、碰撞、流动, 他们有可能像鲁滨逊一样经历他人的缺失导致的精神的失常、流动、生成, 但是白鲸的结构性阻断了流的不断生成, 保证了所有人正常的航海生活。

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把亚哈追捕白鲸解释为一种生成-动物的强力:“整部《白鲸》就是关于生成的那些最伟大的杰作之一; 亚哈船长拥有一种难以抗拒的生成-白鲸, 不过, 准确说来, 此种生成避开了群体或集群, 它直接通过与独一者、与列维坦(莫比-迪克)之间的可怕的联盟而实现。”^[7]342-343生成－动物指的是朝向动物的可能性, 其伦理学意义在于打破人类中心主义, 说明强度聚集的差异导致生命向不同的可能性敞开。人可能变成各种非人的生命形态, 比如格里高尔变成甲虫, 亚哈生成白鲸。生成不是指真的变成甲虫或者白鲸, 而是指一种倾向、一种可能性和一种思维方式。生成－动物之所以可能, 是因为欲望具有流动性和生产性, 欲望和生命几乎同时发生, 就像婴儿不是受欲望驱使而吃奶, 是欲望在嘴巴和乳房接触的瞬间形成并流动起来, 器官因此产生了生命的表现^[8]。“生成-动物”是放下人类独大的傲慢想象, 是“通过接近或想象一种非人的动物、机器和分子的视角, 我们就不再将自己当作是位于生命之上并与生命对立的不变的感知者”^[9]155。人类中心主义是传统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设定, 德勒兹的内在性哲学破解的就是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生成-动物不是要达到动物的那种状态(动物应有那种力量或无辜), 也不是要变成动物那样。它不是要我们像动物一样活动。生成-动物是一种对动物的活动、知觉和生成的感觉:想象当我们是狗、甲虫或鼹鼠的时候, 我们会如何看待这个世界。”^[9]165-166在德勒兹看来, 以往他者被视为一个对象或者一种结构是不对的, 主体不应该有他者, 而应该是精神分裂的、生成的, 生成就是鲁滨逊失常之后的各种遭遇:时而成为池塘里的某种生物, 时而成为接受太阳授精的女体, 时而成为荒岛的一部分。因此, 笛福的小说是不正常的, 虽然它看上去很正常。一个正常的世界应该是没有他人的世界, 就像图尼埃的小说一样。

生成-动物很好地概括了亚哈与白鲸流动的二元关系:亚哈—生成—白鲸。生成不是一方压倒性地战胜了另一方, “人不会‘真实地’变成动物, 当然动物也不会‘真实地’变成别的什么东西”^[7]334。亚哈既没有变成白鲸, 白鲸也没有变成亚哈, 而是双方在对抗过程中展开对对方的意义的搜寻, 二者相互制约又相互规定。白鲸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神, 亚哈也不只是主宰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的君主。二者都脱离了预设的欲望, 白鲸拒绝像别的鲸鱼一样被人类做成工艺品, 亚哈抛弃了追名逐利的常人生活, 都不代表绝对的至善或至恶, 而是相互凝聚成一种共在共生的强力。他们之间的共生关系实际上是一股富有生产性的欲望之流, 在不同的强度下有时表现为一个暴虐专制、精明强干又善于操纵船员心理的船长, 有时表现为一头狡猾任性、洞察人性的幽灵一般的白鲸。所有水手都被卷入了亚哈-生成-白鲸这股欲望之流, 流的强度决定了水手们总是在亚哈和白鲸之间进行周旋。德勒兹写道:“这就是亚哈船长对大副所说的:‘我与莫比-迪克之间没有任何私人的过节, 也没有任何要清算的恩怨, 更没有一段连篇累牍的神话, 但我确实有一种生成！莫比-迪克既非一个个体也非一个种类, 它就是边界, 因此, 我必须冲击它, 以便赶上整个集群, 以便达到整个集群, 并穿越它。’”^[7]345这就是为什么以实马利常常分不清亚哈和白鲸之间谁更主动谁更被动。亚哈的生成不等同于鲁滨逊的生成。鲁滨逊的生成发生在他人缺失的情况下, 而亚哈的生成伴随着白鲸的结构化存在, 因此他在生成-白鲸时像个疯子, 在以白鲸为猎捕对象领导水手时他是个出色的政治家和统治者。《白鲸》就像一个介于图尼埃的《礼拜五》和笛福的《鲁滨逊》的中间文本, 综合了生成-动物和结构的他人两个思想维度, 创造了一个真实与虚构交错的复仇叙事。亚哈对白鲸的无意义的疯狂追寻和水手们以捕鲸为目标表现出的精神健康, 把小说的两个内在性伦理维度表现的淋漓尽致。

《白鲸》表面上是这样一个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世界, 它既是文学版本的美国现代捕鲸业传奇, 又是虚构版本的埃塞克斯号捕鲸船罹难记。然而, 小说现实色彩不仅来自“鲸类学“等章节对捕鲸史的考证和鲸鱼加工细节的真实记录, 更在于亚哈和水手以及水手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一般海洋小说中罕见的友谊与和谐^[6], 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博弈。小说描写的复仇是一个奇特的群体心理学案例, 古斯塔夫·勒庞用群体心理来解释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历史上诸多暴民事件, 在这里群体心理却成了一个参差多态的队伍如何在集体冲动的驱使下走向毁灭的最合理的说明。奇特之处在于只有同时具备结构的他人和生成-动物两个维度时, 对《白鲸》的群体心理学理解才是可能的, 因为作者显然不是要表现一个政治寓言, 而白鲸和亚哈的意涵又是多义的, 他们一方面扮演着猎物和猎人的角色, 一方面将文本引向内在性伦理的深度。《白鲸》的复仇叙事正是通过这三个维度巧妙地将超越现实和贴近现实的元素融为一体。

小说借斯塔巴克(Starbuck)之口把佩克特号比作独裁者的王国, 这不仅是航海制度的残余, 更暗示着亚哈和水手共同走向一场被预言过的死亡的命运。这场死亡既是亚哈独断的恶果, 也是水手们集体心理导致的下场。亚哈和水手之间从来不是绝对的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在追捕白鲸一事上, 双方上演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较量。小说第三十六到四十章生动描写了这个群体在亚哈的诱导下从惊讶、恐惧、反抗到集体狂欢的过程。亚哈用金币诱惑船员捕杀白鲸, 标枪手们从亚哈口中认出他们要追捕的就是莫比·迪克时, 亚哈终于公开了他的复仇计划, 并极力煽动船上的情绪。他用船长甚至君主一般的威严压制斯塔巴克温和的反抗, 随后用仪式将副手们强行收编。当斯塔巴克独处时他流露出矛盾的情感, 这是小说群体心理和个人特质冲突的一次深刻展现。群众作为一种随机组合的团体总是倾向于追求空洞宏大的目标, 而后激动善变缺乏责任, 时刻准备爆发巨大的破坏力。以实马利的心情就有力说明了当一个空洞的目标成为群体的信念时, 群体会极大地团结起来。“我, 以实马利, 是水手中的一员, 我的喊声汇入大家的喊声里, 我的誓言也和他们的誓言融为一体, 我喊得越响, 我就因为我灵魂中感受到的恐怖而越发捶钉我的誓言。我有一种疯狂、神秘而怜惜的感觉, 好像亚哈难以扼制的仇恨就是我自己的仇恨一样。我贪婪地听了关于那只残忍的大海兽的故事, 我和其他所有人都发誓要对它施暴复仇。”^[10]144这种集体的狂热为最后三天捕鲸行动作了心理上的准备。小说花费大量笔墨塑造了亚哈政治强人的形象, 对其沉稳的政治性格、娴熟的心理操纵、柔软的政治身段、杰出的演讲口才和果敢的形势判断等特质的描写丝丝入扣。这些品质充分展现了一个深谙民主心理机制的独裁者如何掌控平民精神生活, 也说明亚哈如何一步步将自己和水手引向死亡的结局。亚哈的王者形象暗示着捕鲸船的群体心理导向, 这样的群体心理甚至延续到麦尔维尔的其他作品中^[11]。

事实上, 群体心理真正揭示的是水手们共性中的个性, 一个重大的人性问题。表面上这些水手来自不同的地域, 拥有不同的信仰和动机, 生活习性不尽相同, 平时相互隔绝, 只有捕鲸的利润能驱使他们一起行动, 也正是这点才使亚哈成为这支队伍的领袖。然而, 真正打破水手们人性隔阂的是白鲸。虽然小说没有直接描写白鲸的结构化存在, 它却支撑着所有人的精神世界。白鲸满足了以实马利对海洋的渴望和幻想; 亚哈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变成仇恨, 为了复仇而以白鲸为目的; 魁魁格也是为了向往的超越的彼岸而以航海生活为业; 斯塔巴克为了生计而出海, 出于正义而陷入和亚哈的博弈; 斯塔布、弗拉斯克、塔什蒂哥和达古出于天性的乐观、对海洋的天然的厌恶和天生的技艺而成为水手。小说在第十九章借衣衫褴褛的以利亚(Elijah)预言了佩克特号的命运, 又在第四十一章借以实马利之口说:“你孤身一人在最偏远的海洋里漂流, 纵使航行了一千英里, 从一千个海岸经过, 你不可能在那些地方的阳光下走到一个家庭轮廓分明的壁炉前, 或是受到任何热情款待”^[10]145。这是对人性深刻的拷问:人在孤独的处境中会怎么样?但小说给出的不是一个哲学的答案, 而是再次预告白鲸和亚哈的故事以及佩克特号沉船的灾难, 字里行间浸透了对亚哈和水手人格与命运双重悲剧的强烈悲叹:“他们的灵魂被邪恶的魔法控制住了, 以至于亚哈的仇恨有时会成为他们的仇恨, 那头白鲸也如同他们深恶痛绝的仇敌一样……有谁不会感到一只无法抗拒的大手在拉扯他呢?……对我而言, 我决定把自己交给时空的安排, 但当大家蜂拥着去进攻白鲸时, 我从那只野兽身上看到的只有最致命的灾难”^[10]150-151。那只无法抗拒的大手, 就是一种群体心理的深层机制, 它揭示了白鲸的结构性和亚哈的生成性, 它诱使水手们在亚哈的号召下联合起来和白鲸一起走向了坟墓。

后现代伦理学是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资源, 德勒兹的内在性伦理思想为《白鲸》提供了宝贵的后现代视角。德勒兹的伦理思想是他的哲学在欲望问题上的反映, 强调内在于生命强度之间的差异, 以提升个体生命力为旨归。结构的他人和生成-动物是德勒兹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和传统他者概念的思想尝试, 也在无形中使笛福、图尼埃和麦尔维尔的小说产生了有趣的互文观照。《白鲸》在思想上和内容上的书写的不一致, 看似深刻的断裂, 事实上是结构的他人、生成-动物以及群体心理三重叙事交织融合的产物, 德勒兹哲学因此得以为小说开辟一个朝向内在性伦理的叙事空间。《白鲸》为读者展现了不同人物身上丰富多样的生命形态, 在生成和他人两个内在性层面上把这些生命写成一个富有群体心理色彩的后现代伦理文本。德勒兹内在性伦理思想在《白鲸》研究中发掘的后现代伦理维度为这部小说注入了新的理论生命力, 也为今天的后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次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