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此主要是英语写作的文学现象)伴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少数族裔民权运动而兴起, 其话语体系亦是族裔研究(ethnic studies)学科建设的直接产物。不过, 由于华裔文学以及相关批评研究的发展扩大, 华裔/亚裔文学开始突破少数族裔小众群体的影响范围, 而逐渐得到美国主流文学研究界的关注。它们被载入美国国别文学史、文学选集、百科全书等各类国家文学的书写体系之中, 在此脉络下, 彼时以建构华裔美国人文化政治身份为主旨的“少数族裔”视角开始形成与“国家文学”意义话语的对话与融合。

纳入美国国家文学参照体系的华裔文学, 以“美国文学”的面貌被理解和论说, 这使其批评话语面临着从族裔叙述向国家叙述的发展。当美国想象与国家话语成为华裔文学批评的一种范式与机制, 华裔文学将会如何被重新定位并得到表述?其在美国国家叙事中又担当怎样的角色?面临怎样的处境?本文将通过观照主流美国文学史和文学选集中的华裔文学批评, 对这些问题予以回应和反思。其实, 除了文学史和文学选集中的现象外, 华裔文学作家获得美国主流国家奖项的事件也具有重要表征意义, 例如, 美国最具国家意义的三个主流文学奖项——普利策奖(The Pulitzer Prize)、美国国家图书奖(American National Book Award)、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都有华裔作家获奖或入围:汤亭亭1976年获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 1981年入围普利策非虚构类写作奖, 2008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杰出文学贡献奖(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Letter); 任碧莲1991年入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 哈金1999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奖, 2000年和2005年入围普利策小说奖; 施家彰2015年入围普利策诗歌奖, 2019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诗歌奖等。这些国家文学奖的获奖事件亦是华裔文学与主流国家文学建构相碰撞的表现, 但鉴于获奖问题涉及到更为复杂的媒体、市场与时政因素, 因此本文暂且不对此类现象及案例展开分析, 而是选择集中聚焦于文学史写作现象以观照一种学术话语实践, 希冀通过关注华裔文学在美国国家文学叙事与结构中的遭遇而实现对华裔文学批评话语与经验的重新整合。

自1829年纳普(Samuel L. Knapp)的个人文学史著作《美国文学演讲》(Lectures on American Literature)出版以来, 美国文学史著述已在美国学界走过了近200年的历史。但整个19世纪几部影响较大的美国文学史著作无一涉及“WASP”(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的白人清教徒)以外的文学作品^①, 直到20世纪, 少数族裔文学才逐渐真正被纳入“美国文学”的范畴, 开始在美国文学史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 如1917年传特(William Peterfield Trent)等人编撰的《剑桥美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和1948年斯皮勒(R.E. Spiller)主编的《美国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便是包含少数族裔文学的著述代表。直到20世纪80年代亚裔/华裔文学才进入美国国家文学视野, 当时伯克维奇(Sacvan Bercovitch)主编的新《剑桥美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和埃理特(Emory Elliott)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两部影响最大的美国文学史著作, 选取了少量华裔文学和作家进行介绍。其时, 美国文学研究界发出强烈的重写美国文学史的呼声, 很多文学史著作开始以“多样性”“文化多元性”作为自己的编写准则并加大女性作家与少数族裔作家的比重, 如同一时间出现的科恩(Peter Conn)主编《美国文学:一部图绘的历史》(Literature in America: An Illustrated History)(1989)、特纳(Arlin Turner)主编《走向新美国文学史》(Toward a New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1980)、伯克维奇主编《建构美国文学史》(Reconstruct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1986)等。然而处于“边缘之边缘”(华裔文学在美国的影响远不如白人女性文学和黑人文学这些已经较为“边缘”的文学)地位的亚裔/华裔文学(无论华文还是英文作品)却在这些著述中鲜少出现。即使《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六卷有专门论述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少数族裔现代主义文学”部分, 由于执笔者索勒斯(Werner Sollors)从特定的“现代主义”角度出发考察美国20世纪前半叶的少数族裔文学, 华裔文学因为没有典型地体现出其所强调的现代主义经验而无法获得专门篇幅, 只有水仙花(Edith Maude Eaton)、刘裔昌(Pardee Lowe)的写作以及《平凡的美国人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The Life Stories of Undistinguished Americans as Told By Themselves)自传集中华人李楚(Chew Lee)的自传故事, 在第二章“少数族裔的生活和‘人生小故事’”中被简单提及。相比较而言, 《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对华裔文学采取了更为重视的态度, 第四部分“1910—1945”中有专门的《亚裔美国文学》一节, 由亚裔学者金惠经(Elane H.Kim)执笔。她以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历史境遇为背景, 探讨了自19世纪晚期以来亚裔文学的发展历史, 所撰写的内容与亚裔研究领域中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如文化身份、社会历史遭遇等)相一致, 表现出鲜明的历史批评特点。金惠经所提到的华裔英语作家主要包括李恩富(Yan Phou Lee)、林语堂、刘裔昌、黄玉雪(Jade Snow Wong)、赵健秀(Frank Chew Chin)、杰弗里·陈(Jeffery Chin)、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叶添祥(Laurence Yep)、宋凯西(Cathy Song)等。

①   如纳普《美国文学讲话》; 泰勒(M.C. Tylor)《美国文学史(1607—1765年)》(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607—1765)、《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文学史(1763—1783年)》(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3);乔治·杜金克(G. L. Duyckinck)《美国文学百科》(Cyclopedia of American Literature); 格里斯伍德(R. W. Griswold)《美国散文作家》(Prose Writers of America); 理查森(C. F. Richardson)《美国文学(1607—1885年)》(American Literature:1607—1885);温德尔(Berrett Wendell)《美国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等。

除了美国文学史, 其他美国国家文学叙述形式(如美国文学作品选、美国文学百科全书类工具书等)也开始将华裔文学纳入其体系范围。据劳特(Paul Lauter)的《正典与脉络》(Canons and Contexts)统计, 美国学界自1917年第一部美国文学选集出版以来, 截至1962年共有21部美国文学选集出现, 但同文学史的视野发展相一致,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美国文学选集才开始收录华裔文学作品, “1970年代在讨论性别、种族、阶级的文化含义对我们了解、欣赏文学”方面发展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1]ⅹⅹⅹⅳ}。其中劳特主编的《希斯美国文学作品选》(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和尼娜·贝姆(Nina Baym)主编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影响最大。《希斯美国文学作品选》是80年代“重建美国文学项目”(Reconstructing American Literature Project)的直接产物^[1]ⅹⅹⅴ, 多元化的文化要求是其所遵循的根本编选主旨, 即不仅重视文学的形式审美价值, 也看重其历史意义、政治性和社会性, 这典型地体现了新历史主义思潮对当代美国文学批评方法的冲击。出于对此原则的践行, 《希斯美国文学作品选》卷3中关于1865—1910年文学部分和卷5中20世纪后半期文学都收录了华裔文学作品, 包括水仙花的《春香夫人》(Mrs. Spring Fragrance)、《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拾零》(Leaves from the Mental Portfolio of an Eurasian), 赵健秀的《铁路标准时间》(Railroad Standard Time), 汤亭亭《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中《无名的女人》(No Name Woman), 任碧莲(Gish Jen)《谁是爱尔兰人》(Who’s Irish)中的《在美国社会》(In the American Society)以及李立扬(Li-Young Lee)的四首诗。选集中对这些作家作品的介绍评论都由亚裔学者执笔, 包括林英敏、张敬珏、博妮·史密斯(Bonnie TuSmith)、丹尼尔·金(Daniel Y. Kim), 主要围绕着作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文化身份冲突、身份建构等这些在亚裔研究课题中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展开, 但有时也会顾忌选集的整体体系结构而注意将华裔作家置于美国文学的总体发展脉络中考察。如林英敏、张敬珏和多米尼卡·费伦斯(Dominika Ferens)撰写的水仙花一部分, 除了关注其作品中表现的文化冲突主题和维护华人形象利益的精神意义外, 还特别强调了水仙花独立自强的女性意识, 这应当也与这卷书中的一大重要主题“女性作家的发展”相呼应。这种“异质”又“统一”的编写意识在《诺顿文学选集》中也同样有所体现。

与文学史和文学选集强调文化多元化的批评声音相呼应, 美国文学百科全书一类的工具书也编写了亚裔文学内容, 所涉及到的华裔作家与上述文学史和文学选集中所收录的作家相似, 较有代表性的如《哈珀科林美国文学百科读本》(HarperCollins Reader’s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Literature)(2002)、《康迪钮美国文学百科全书》(The Continuum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Literature)(2003)、《美国文学百科词典》(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Literature)(2003)、《牛津美国文学百科全书》(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Literature)(2004)等。其中水仙花、汤亭亭两位作家占有最大比重, 这些百科全书工具书以撰写作家词条的方式对她们进行介绍, 内容本身简短而无甚特色, 不外乎是提及作家生平经历、代表作品等基本信息, 也常常借用族裔批评的主流观点概括作家作品所表现的文化冲突主题。但值得注意的是, 百科全书收录华裔作家的意义, 与其说是词条中具体写作的内容观点, 不如说是词条编排行为及形式结构本身。与文学史和文学选集不同, 这类辞书或工具书性质的书籍要求以便捷化、索引化的方式展现信息, 譬如最常见的以名称字母顺序构成全书的词条目录, 这种方式会轻易营造出一种表面客观化、中立化的美国文学信息架构, 华裔作家在此成为构成整体性的国家文学目录的一环。当华裔作家词条不再因其族裔身份而单独分类或独立成章, 而是“自然而然”地与其他各类美国作家编排在一起供读者翻阅查询, 实则在结构形式中淡化了其一贯被强调的族裔特殊身份, 而突显了他们作为统一的美国作家的意义。

总体来看, 无论是美国文学史、文学选集, 还是百科全书类辞书, 这种国家文学式样的叙述与编排实践, 建构起一个将华裔文学纳入美国主流文学的意义体系或话语场域。华裔文学在其中与美国国家框架和共同体想象联结在一起, 当然, 这种联结充满着张力, 族裔与国家的话语关系亦是复杂而暧昧。

美国国家文学史的写作本质上是作为一种国家叙事而存在, 是“国家主义”的历史产物。根据学者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的研究, 国家文学史的概念出现于18世纪晚期。由于此时期现代历史理论的发展, 人们不再追求一种普遍的诗学与修辞, 而是强调每个作者的独特性以及文学文本的历史性发展变化, 因而形成了一种承续性的文学观点, 把文学看做一种在时间顺序上作家与作品的继承; 与此同时, 为了中和这种时序性与个体性, 学者们又迫不得已寻求一种新的约束力量从而实现一种新的“统一性”秩序。由于此时国家的概念在历史中得以发展起来, “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统一性原则”^[2], 因此“文学”(literature)与“国家”(nation)这两个范畴逐渐结合在一起。文学开始被视做国家文化的产物、一种证明国家身份和衡量国家价值的内容, 而国家也成为理解、想象文学的新方式, 国家文学史正是由此得以出现。在此意义上, 美国学者撰写的美国文学史同其他国家学者撰写的国家文学一样, 表现出鲜明的国家主义乃至“爱国主义”叙写特点, 正如学者史班吉曼(William C. Spengemann)所说, “为了不在长长的国家队列中居于落后位置, 这个新生国家必然要通过一种它的文学起源、发展以及神化的历史来强调它的政治独立性和文化身份”^[3]。

因此, 当华裔文学在美国文学史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国文学选集中出现而成为一种美国“国家文学”时, 便意味着华裔文学开始参与美国国家主义的叙述并成为建构美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它在国家文学史及选集中的编排地位及表述方式, 也体现了美国具体的国家建构特点。正如前文所述, 直到20世纪80年代华裔文学才被纳入国家文学的视野, 由于此时经历了60年代的解构思潮和民权运动, “多元主义”“异质性”等成为美国国家身份的新标签, 因此华裔文学也就与其他非“WASP”的“边缘”文学一道, 成为多元化美国建设所必要的一道景观。美国文学研究者对华裔文学的评论与表述也往往刻意突出其作为少数族裔文学的“异质性”特点, 以此更好地呈现美国文学文化的多样性身份, 如《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在介绍汤亭亭时, 就着意强调了其与主流文学文化对抗的逻辑和力量。虽然此类批评在华裔文学研究刚兴起之际的亚裔视角话语中并不乏见, 但当其出现在美国国家文学的总体框架中时, 便与在亚裔研究学科语境下有了根本不同的功能意义, 即不再全然以少数族裔自我主体建构为旨归, 而指向一种所谓多元国家身份的宏大建设。正如马圣美(Sheng-mei Ma)在《亚美与亚洲离散文学中的移民主体》(Immigrant Subjectivities in Asian American and Asian Diaspora Literature)一书中第一章所指出的, 美国亚裔主体在美国被视做“他者”根本上是帮助实现美国国家建设的目的^[4]。

这种以异质性构成多元文化国家的叙述方式, 根本上体现了建构现代国家共同体想象的运作机制, 也进一步构成新的美国国家认同范式。安德森借用本雅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5]23观念而描述了现代人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方式。“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的节奏, 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 恰恰是民族这一理念的准确模拟, 因为民族也是被设想成一个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定实体。”^[5]24这种现代民族共同体想象的基础建立在“同时性”时间观的基础上, 由于个体能够想象出在同时间内活动的他人的存在, 因而这个能够想象出的同时间内的社会群体就构成了一种民族共同体。“一个美国人终其一生至多不过能碰上或认识他2.4亿多美国同胞中的一小部分人罢了。他也不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时点上这些同胞究竟在干什么。然而对于他们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进行的活动, 他却抱有完全的信心。”^[5]24

《哥伦比亚文学史》中由沃纳·索勒斯执笔的“移民和其他美国人”一节, 就典型地表现出其对安德森观点的借鉴和对美国国家共同体建构问题的关注。索勒斯同意安德森的观点, 认为报刊在促进民族国家意识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国家和民族认同意识兴起的体现。安德森认为报刊创造了“通过交混而形成的群体”, 索勒斯写道:“印刷业资本主义不仅积极促进了美国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形成, 同时也推动了种族和区域的‘共识群体’的出现”^[6]465。“祖先毫不相干的读者们, 开始把自己都视为‘美国人’——在种种情形里, 文学、印刷文化、特别是报纸和期刊杂志, 对于各种现代种族群体的形成和认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报刊指引方向, 让读者‘民族化’和‘种族化’; 报纸创造了民族的统一, 同时也促进了种族间的区别; 报纸展现了跨越种族隔阂的希望, 同时也证明了种族间隔膜的存在。”^[6]465索勒斯通过研究18和19世纪美国的报刊以及少数族裔的报刊文学, 揭示了美国多种族多文化国家身份得以形成的原因。他认为美国国家之所以形成, 是由于各种异质群体发生关联和交混形成了共同体, 因此美国是一个既有国家认同又有种族认同、既统一又隔阂的国家形象, 在此过程中, 亚裔/华裔自然与其他移民与种族一样作为美国国家共同体的一个部分而存在。

索勒斯提到了1906年自传故事集《普通美国人经历自述》中华人劳工李楚的自传, 这是他在本文中提到的唯一一部华人文学, 这篇作品在其执笔的新《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六卷“少数族裔现代主义文学”中也再次被提及。李楚的自传以其典型的美国主题表现出少数族裔者宣称拥有美国的强烈意义, 更重要的是在此与其他底层美国人艰辛奋斗的故事相共鸣, 华裔族群由此便实现了走出自身种族圈子与其他美国人发生关联的目的。当“共识群体”^[6]465得以形成, 华人移民就变成了“华裔美国人”, 华裔文学也被纳入到美国的建国神话, 成为多种多样美国故事中的一种、多元化美国的一元。

尽管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以多元化为标榜, 传统的文学经典不断被质疑与修正, 少数族裔文学、女性文学、同性恋文学等也不断进入美国国家文学的建构视域; 但其实, 国家建构过程中“去中心化”的理想很难完全实现, 主流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关系也并未由此轻易瓦解。当华裔文学被纳入美国国家文学的框架之中并且以异质性、主流反抗性作为标签特色时, 也意味着华裔文学再次被美国主流话语所操控。

总体来说, 国家叙事的大一统原则并不会在解构思潮和民权运动面前全然崩塌, 美国国家建构不断经历着“多元”与“一统”的妥协与调和。国家文学史的书写往往依然习惯于寻找一个总体性的民族归属和连贯性的框架提纲将多元异质收编其中, 这种一统性原则也正是“国家”概念与生俱来的本质意义。新《剑桥美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都在序言中明确表达了这种既统一又离散的矛盾和目标, 伯克维奇写道, “我们这部文学史的与众不同之处体现于其中大量风格迥异的叙述文本和语境的独特方法, 但另一方面又使得这些方法能在书中得以奇妙的统一。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书中对民族归属问题的强调”^[7]。埃理奥特也指出当代文学史写作所遇到的矛盾, 一方面总努力在文学遗产中寻找连贯性和秩序, 指出事件之间的联系, “所以它是属于会聚的、向心的话语类型”^[6]14; 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向秩序挑战的努力, “这种努力使本书同时又具有离心的倾向和发散型的思维特征”^[6]14。因而当代多元化美国文学史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承续着斯皮勒《美国文学史》以及路易斯·帕灵顿(Louis Parrington)《美国思想主流》(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时代的美国大一统神话想象和连贯性叙事风格, 很难从根本上与前代的叙事传统绝然断裂。正如中国台湾学者单德兴曾借用弗莱的父子关系隐喻对不同时期美国文学史之间的关系予以概括, 他认为美国不同时代所撰写的不同文学史如同不同时代的文学创作一样, 都是一种“双面”父子关系, 一个是俄狄浦斯的关系(儿子杀死父亲), 一个是基督的关系(儿子认同父亲)^[8]。因此在这种一脉相承的国家主义原型作用下, 华裔文学在进入美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实则不断向“国家”妥协, 以此成全其一统性和一贯性。这种“妥协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就最基本的语言层面而言, 进入美国国家文学视野的华裔英语文学实则昭示着一种语言正确性, 少数族裔语言文学之所以通常被排斥在主流批评视野之外, 不仅是由于现实操作的困难, 更是美国国家文学建设过程中追求统一民族国家身份的根本意图使然。史班吉曼在追溯国家文学史历史传统时指出, 最早由意大利人迪拉博斯基(Tiraboschi)及其同时代人所建构的国家主义文学史模型其实并不真正适用于美国, 因为“这些历史学家将‘国家’定义为一种本质上是语言的文化, 这种语言的文化有机地进化为一种政治上的自我意识”^[3]。然而美国本质上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没有能标志其独特身份的独特国家语言, 因为其国土境内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他国语言。由于缺少这种“语言的国族性”(linguistic nationality), 美国文学只能从政治上被定义, 被视为美国人所写作的文学。这种定义在史班吉曼看来是有问题的, 因为如果不从语言上定义而是从政治上定义的话, 美国文学就缺少了一种国别文学史所固然要求的身份独特性以及历史的继承性和连贯性。因此为了弥补语言国族性的缺失, 美国文学在建设过程中会通过外部人为力量的干预而选定一种主导性语言(英语)作为合法国家语言, 从而像其他国家文学史一样达到建构国家身份和认同归属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 自20世纪后期以来有学者开始试图提倡多语种美国文学的观念, 其中最著名的是索勒斯的相关说法, 他在《超越种族性:美国文化中的一统与血缘》(Beyond Ethnicity: Consent and Descent in American Culture)(1986)、《种族性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Ethnicity)(1989)、《多语言美国:美国文学的跨国主义、种族性和语言》(Multilingual America: Trans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the Languages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98)等一系列著作中重新反思语言、种族与国家文学的关系, 希冀改变以英语统摄美国文学的现状, 倡导多族裔多语言的国家文学。也是在此语境下, 一些在华人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华语文学也在美国国家文学书写中被提及, 其中出现最多的是华裔文学萌芽之初的《木鱼歌》和天使岛诗歌。不过, 不可忽视的是, 这些华语文学作品之所以受到关注, 也往往依然与被翻译为英语有重要关系, 尤其是天使岛诗歌由于被麦礼谦等著名学者翻译, 其英语版本还被《希斯文学作品选》所节选。

其次, 在结构设计和文本编排上, 尽管当代美国文学史、文学选集以及其他文学百科全书类工具书发掘肯定了“WASP”以外的文学作品, 但其实并没有摒弃和动摇传统的美国经典文学。它们往往采取将各类“多元化”文本与传统经典文本并置的策略, 这使得“边缘之边缘”的华裔文学只能是作为经典文学的“反经典”而存在。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曾在探讨美国国家文学经典与世界文学经典的历史地位时提出过“反经典”的概念, 他指出:

“断言旧经典已消失, 显然太过简单与草率。……‘超经典’被老牌的‘主流作家’占据, 他们在过去的年间不仅神定气闲地守住了自己的领地, 甚至有所拓展。而‘反经典’则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 他们属于强势语言中的非主流文学。但很多主流作家, 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主流作家与这些新作家比邻而居, 相安无事, 因为比起‘主流作家’们所积累的雄厚的文化资本, 这些新邻居中几乎无人能及。这些陌生的新邻居非但不会对‘主流作家’构成任何威胁, 而且往往还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活力, 而新邻居中能够挤进他们圈子的人却屈指可数。”^[9]

达姆罗什认为这种经典与反经典的结构模式, 在国家文学框架之内与跨越国别文学的世界文学层面同样有效, 传统的经典作家地位并没有因为解构主义思潮和新兴“反经典”文学的冲击而瓦解, 反而进一步被巩固。考察各美国文学著作的编排的确印证了达姆罗什的观点, 例如, 劳特就在《希斯美国文学选集》序言中明确提出, 其文学文本的选录编排原则是使以往被忽略排斥的作家与经典作家并列比较^[10]; 《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编辑罗纳德(Ronald Gottesman)指出, 尽管这部文选增加了女性作家和少数族裔作家, 但“和它主要的竞争者一样, 都以男人、白人、名人为核心”^[11]。以重建美国文学史为目标、“向美国文学既有观念挑战”^[12]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也不例外, 尽管埃理特反对斯皮勒《美国文学史》的大一统叙事和民族主义神话, 但在实际的文学史编撰实践中, 他对经典作家的甄选与斯皮勒文学史几乎一致, 出现在《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章名中或者占有一章篇幅的作家较之斯皮勒文学史只有少量的减少和增加, 且增加的作家也都是“WASP”作家^①。少数族裔作家只能在特定的族裔文学章节中有所提及, 像托妮·莫里森这类已在美国主流社会和批评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黑人作家都未能获得同马克·吐温、海明威甚至是迪金森同样的章节地位, 就更不必说华裔作家。华裔文学同其他少数族裔文学和女性文学一样, 只能凭借其帮助建构美国多元化的异质性标签, 而成为国家核心之外的边缘性装点。

①   《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较之斯皮勒的《美国文学史》, 在章名中增加的作家有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查尔斯·昌西(Charles Chauncy)、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福克纳(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斯泰因(Gertrude Stein)、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庞德(Ezra Pound)、艾略特(T.S.Eliot)、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ios Williams)、华莱士·斯提文斯(Wallace Stevens)。

再次, 被纳入美国文学视野的华裔文学,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十分主流化的文学作品。尽管华裔/亚裔文学在进入国家文学范畴的过程中常常被标榜为具有文化异质性特色, 但这种被标签化的特殊性, 本质上是主流视域审视之下的产物, 被选录入美国文学选集、百科全书的华裔作品大部分是获得美国主流奖项的作家作品或是市场畅销书。例如《牛津美国文学百科全书》的编者在序言中明确说明, 对于那些历史上没有那么有名的作家以及当代作家, 其入选的标准是“能够让高中生、大学生以及一般读者感兴趣”, 而是否感兴趣实则取决于一种当代趣味乃至偏见, 并声称任何一种文学史编选都不可避免这种偏见^[13]。在其编选的文学词条中, 为之单列词条的华裔作家只有汤亭亭一人。此外, 谭恩美、任碧莲、黄哲伦等几位在美国市场上知名度颇高的作家, 也是各百科全书常常喜欢提及介绍的对象。

汤亭亭作为第一位被美国主流社会广泛认可的华裔作家, 其在美国文学研究中具有绝对优势地位, 几乎所有谈及亚裔文学的美国文学研究著作都必然涉及汤亭亭, 尤其是她的成名作《女勇士》。尽管美国文学研究对《女勇士》的分析介绍多是围绕着华裔女性的成长和文化身份建构、母女关系和代际冲突等具有华裔族群特色的主题而展开, 但《女勇士》本身实则是十分美国化、本土化的作品。正如学者黄运特所说, 其运用标准化英语的写作方式使其并不是对亚裔经验的“民族志”书写, 而是对中国文化的文本翻译^[14]。关于汤亭亭写作的美国化问题, 她自己也曾明确声明坚持美国性的立场, “我是一个美国人, 我是一位美国作家, 像其他的美国作家一样希望创作出最伟大的美国小说”^[15]。“我甚至不再说那些是中国神话。我觉得自己写的是美国神话。”^[16]尽管《女勇士》涉及到大量中国神话传说等文化元素, 并且围绕着华裔女性面临的文化、种族冲突困惑而设定主题和营构情节发展, 但无论是其极为标准化的英语运用还是写实性的自传成长小说模式, 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文化与亚裔经验被“美国经验”所挪用。这种主流化的写作风格甚至打动了在后现代社会中依然坚守“西方正典”的哈罗德·布鲁姆。尽管布鲁姆编选的《亚裔美国女性作家》一书标示着他对传统经典以外的作家给予关注, 但从这本书的编选内容依然可以看出布鲁姆的保守文学观, 那些书写了较为激进的性别与种族经验的亚裔女性作家如白萱华、宋凯西等都未能进入该书(进入该书的是张粲芳、水仙花姐妹、汤亭亭、谭恩美、黄玉雪), 而汤亭亭和谭恩美在该选集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一般认为, 最有影响的华裔美国文学应当追溯到汤亭亭的《女勇士》和谭恩美的《喜福会》”^[17]。

布鲁姆对汤亭亭和谭恩美的肯定意味深长地显示出部分华裔作家与美国主流文化的暧昧关系, 也正是在此层面上, 汤亭亭、谭恩美才遭到赵健秀等人的攻击, 被认为是“虚假”写作的代表。而就赵健秀在美国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和命运而言, 他显然没有在美国主流社会中获得与汤亭亭比肩的地位, 这应当与赵健秀一向秉承抨击白人文化霸权、提倡亚裔真实经验的激进姿态有关。但即使是这样一位有着更为自觉的族裔革命意识的华裔作家, 在进入美国文学视野之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主流化的命运。《希斯美国文学作品选》选取收录了赵健秀《太平洋的中国佬》(The Chinaman Pacific)小说集中的《铁路标准时间》(Railroad Standard Time)一篇, 而之所以选择这篇小说是因为《太平洋的中国佬》获得了美国图书奖, 赵健秀那些塑造反英雄主人公、揭示亚裔极端经验、建构亚裔阳性身份的激进之作如《龙年》(The Year of Dragon)、《鸡笼里的中国人》(The Chickencoop Chinaman)、《唐老亚》(Donald Duk)等却并未收录。这种选录标准反映了美国文学建构者的一般倾向, 华裔文学始终面临着主流标准的甄选屏障。

关于华裔文学在美国文学格局中只能被异质化、边缘化乃至收编化的问题, 也已经有学者开始注意到。莱斯利·鲍(Leslie Bow)为《哥伦比亚美国女性文学》撰写的《亚裔女性文学和使命艺术的前景》(Asian American Women's Literature and the Promise of Committed Art)一文就反对一味强调华裔文学特殊的族裔异质特征, 而认为它们有与美国其他文学以及人类文学共通性的一面以及平等的审美价值, 提倡应当多从形式审美的角度对待华裔文学以及华裔女性文学^[18]。但即使突破当前主导性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回归审美批评, 依然存在着审美标准如何确立的问题, 其中的政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力量依然不可避免。例如索勒斯就认为族裔性、现代性和现代主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20世纪美国文学的高峰, 在他那里获得肯定的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往往是具有现代主义形式革新手法、受弗洛伊德等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作家。实际上, 现代主义的意涵从诞生起就蕴含着不可避免的“白人”学术意味, 《剑桥现代主义伴读》一书中就曾明确表示, “它(现代主义)在盎格鲁美国人背景中的高峰阶段存在于1910—1925年之间, 而它的学术成形包含着一系列术语的到来, 这些术语伴随着有关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的思想”^[19]。索勒斯也正是以盎格鲁白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主导经验为标准, 对少数族裔文学的表达进行统摄与评判, 也正因如此以写实手法为主要特色的大多数华裔英语文学未能进入索勒斯的视野。因此, 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华裔文学在美国文学框架中的地位和意义, 还依然有待于美国国家叙事逻辑的进一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