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国际化, 认为这些企业作为“后来者”存在追赶成熟跨国公司等多方面的动机^[1], 其国际化速度比发达国家企业更快, 加速国际化特征更为明显。而传统国际化理论主要通过静态的视角进行分析, 只有极少的研究成果开始涉及国际化速度这一维度。因此, 在企业国际化进程研究中关注国际化速度这一重要问题, 研究哪些因素会对国际化速度产生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 已有对于企业资源与国际化速度之间关系的探索集中在企业内技术资源、营销资源等业务层面, 或是从企业的多元化角度来讨论资源的集合, 对于组织冗余这一类重要资源的关注仍然不足^[2]。

传统资源基础观认为有价值、稀缺、不可模仿和难以替代的异质性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3]。然而, 在企业实践中许多拥有卓越品牌、庞大市场份额、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异质性资源的发达国家企业纷纷衰落, 反而是来自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后发企业, 虽然相对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异质性资源, 但却在本土和全球市场迅速发展和扩张^[4], 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迅速成长对传统理论带来了挑战。作为对传统西方战略理论的延伸和发展, 陆亚东等提出了复合基础观, 用来解释拥有普通资源的企业如何通过创造性地使用企业内部资源和外部开放资源并通过独特的整合能力来达到卓越的绩效^[4-5]。复合基础观仍然认同资源对竞争优势的贡献, 但不是对于资源基础观中资源、能力的简单加总, 而是对于这些资源的特征、如何构建资源以及对企业业务战略影响会更加关注^[5]。事实上, 组织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组织的资源池和组织所处环境的丰富性的差异来解释^[6]。此外, 在企业的海外扩张过程中, 探索型和利用型两种不同的行为可能会相互竞争组织内部有限的资源, 从而形成了一种张力或矛盾^[7]。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企业应该如何在加速国际化的现实情境中处理两种活动的关系也成为一个广泛关注的问题。因此, 本文基于复合基础观, 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组织冗余与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如何; 二是组织冗余与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在环境丰富性和组织双元并进程度不同的情境下如何变化。

二、理论背景

复合基础观(composition-based view, 简称CBV)的思想理念由陆亚东于2012年提出。复合基础观是指, 企业对内部与外部可获得资源、能力进行创新地整合运用, 提供具备复合功能和特征的产品、服务, 并用复合竞争的手段来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该视角关注的是只有普通资源的普通企业该怎样生存和发展^[4-5]。传统的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 简称RBV)强调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资源或能力是异质且不可流动的, 并满足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和不可替代的特点^[3]。研究者和管理人员对于哪些资源可以带来竞争优势, 企业如何获取这些资源, 如何将这些资源组合成为企业的能力, 再利用这些能力以创造优势非常感兴趣, 而这正是RBV未能解决的“黑箱”。

CBV认为, 拥有普通资源的企业可以通过敏锐地识别、利用和组合内部和外部的普通资源以创造竞争优势^[4]。同时, CBV并不是对西方传统战略理论范式(如RBV)的否定, 而是对其前提假设放松后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 其与RBV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两点。第一, 它并不强调拥有异质性的战略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CBV强调将开放或通用资源进行组合使用时, 至少在暂时上可能会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第二, RBV还强调资源必须由企业拥有, 企业才能够据此计划和实施旨在提高其绩效的战略; 而CBV并未对此作出假设, CBV认为企业购买和利用可访问的外部资源不一定存在任何成本劣势, 即购买和使用这些开放资源并不涉及时间压缩的不经济性^[5]。

更早的关注企业外部资源的视角来自于资源依赖理论^[8], 该理论认为企业发展依赖外部资源以及环境中影响和控制这些资源的其他参与者。已有研究证明环境的丰富性对组织过程、结构和策略具有普遍的影响, 但其实践指导局限于组织应寻找高丰富性的环境及改善现有环境^[6], 并未对企业内外资源的结合和企业战略调整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将环境丰富性作为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 从复合基础观视角对企业内部和外部资源的角度进行进一步探索。同时, CBV所提到的“复合”的概念不仅仅是多种来源的资源, 其内涵包括复合式提供、复合式竞争以及复合式能力三部分。其中复合式竞争是企业采用组合式的竞争手段并将其整合在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中, 从而实现竞争优势^[4]。例如, 强调二者兼得的“双元战略”^[9], 就是希望通过将两种战略进行复合来提高整体竞争优势。因此, 将企业资源与组织双元并进相联系进行深入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理清CBV中不同要素间的关系。

三、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1. 国际化速度

传统的国际化进程观念只用静态视角对国际化行为进行思考, 忽视了时间概念在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尽管企业国际化速度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 但是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如何定义和度量国际化速度存在困难。一个较为完整、全面的对国际化速度的度量应既包含国际化中的时间维度, 又包含国际化程度的内容, 在Vermeulen & Barkema ^[10]提出这一较为完整的概念后, 也有许多研究借鉴了这一对国际化速度的衡量方法。

对国际化速度的前因变量的研究发现, 企业的国际化速度与企业资源、管理者特质、企业国际经验、网络联系、学习机会等有关。现有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对于组织冗余这一类重要资源的关注仍然不足, 因此, 本文以组织冗余为切入点, 探讨组织冗余资源对于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

2. 组织冗余与企业国际化速度

组织冗余是超出组织维持一定规模产出所需最低资源量的资源池, 包括组织过剩的资源投入和储备, 如劳动力、生产力及资本支出等, 以及能够提高组织产出但尚未利用的机会。Calof & Beamish^[11]认为企业资源的变化可能会改变其国际化模式, 当企业拥有足够的冗余资源从事更高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时, 倾向于不遵循国际化发展的连续过程, 而是选择更快、更具跳跃性的国际化方式。但目前仍很少有研究考虑组织冗余对企业国际化速度的直接影响^[12]。

事实上, 在国际化进程中, 组织冗余对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第一, 组织冗余能够帮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抓住战略机遇^[13]。已有研究认为组织冗余资源是企业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因此, 拥有更多组织冗余资源的企业有更强能力采取措施以更快地抓住新市场的机会或将其业务扩大到更广的全球范围上^[2]。此外, 组织冗余资源具有多样性, 能够使其快速重新部署未吸收冗余来面对不同用途的各种情况, 为引进新产品或进入新的国外市场提供资源^[2], 使企业能够通过更快的国际化战略来抓住新出现的市场和机遇。第二, 组织冗余能够帮助企业应对增加的管理复杂性并提供缓冲。快速的国际化活动在创造机会的同时也可能产生巨大的管理复杂性, 而组织冗余的存在使组织能够在更多变的环境中进行互动和竞争, 以及适应复杂的竞争格局。当企业因国外市场扩张而面临文化冲击和政治风险时, 组织冗余也可以成为一种缓冲, 提高企业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下的生存机会, 能够增强组织抵御意外干扰的能力, 从而保持经营活动的连续性。

综上所述, 组织冗余作为企业内部可被利用的潜在资源, 在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抓住并利用国际市场上的新机会, 更快进入新的国外市场; 另一方面能够为企业的快速国际化行为产生的管理复杂性以及可能面临的新的冲击和风险提供缓冲, 成为企业应对战略机遇或环境威胁的主要力量, 从而为企业快速进入国际市场提供帮助。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H1:企业的组织冗余水平和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3. 环境丰富性的调节作用

环境丰富性被定义为支持组织发展的外部资源的充足程度和可用性, 可以表明企业所处的环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支持企业的持续增长^[14]。环境丰富性会影响该环境现存企业的生存和成长, 也会影响新企业的进入决策。快速增长的市场具有较高的环境丰富性, 表明企业存在增长和扩张的机会, 使企业能够通过积累高财务收入来创造组织内部资源^[14]。丰富性作为外部环境的重要特征, 对组织创新和战略变革所需内部资源的程度有重大的影响。

高丰富性的环境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获取用于发展企业能力的外部资源, 从而使其在组织能力方面优于低丰富性环境中的竞争对手^[15]。这种外部资源的可获得性为企业提供了机会, 可以通过更大的管理权进行试验和探索来进行创新和投资活动。此外, 在较高丰富性的环境中, 企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 比较容易地获取外部资源, 并可以将这些外部资源转化为内部的资源冗余, 以减轻组织内部的冲突, 帮助企业适应复杂的竞争环境。因此, 在较高丰富性的环境中, 企业可以从外部环境中获取资源来满足快速国际化战略决策对于组织冗余资源提供缓冲的需求, 内部组织冗余对于国际化速度的影响得到削弱。

另一方面, 市场环境对企业战略的选择和实施有着重要的影响^[6]。高环境丰富性的市场为企业冒险决策和实施战略变革提供了丰富的机会, 企业可以充分利用环境丰富性带来的机会, 从而避免进入不熟悉的国际市场带来的高风险。此外, 当外部资源丰富时, 企业生存相对容易, 面临竞争压力较小, 组织内部冲突较小^[6], 采用国际化这一高风险战略行为的必要性在逐渐下降。环境丰富性越高, 企业就有更多的选择以追求其他目标, 并在当前环境中进行战略和组织结构的变革。因此, 在较高丰富性的环境中, 现存市场上的快速增长就可以满足企业成长性的需求, 企业对于探索和进入国际市场的快速国际化行为的需求较小。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H2:环境丰富性对组织冗余与企业国际化速度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的作用。

4. 组织双元并进的调节作用

组织双元性是组织管理中的一个新问题, 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组织的利用型活动可以提高组织活动的可靠性和生产率, 确保其当前的生存能力; 探索型活动可以增强组织向其现有知识库中添加新知识的能力, 从而使组织可以创建新产品和服务或满足新的市场需求, 用来确保未来的生存能力^[16]。如果企业只重视探索型活动, 则其当前绩效可能表现不佳; 如果企业只重视利用型活动, 则长远来看企业将缺乏竞争优势。因此, 组织需要获取新知识进行创新, 以确保其在未来的成功, 同时也必须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能力, 以增强当前的竞争力。为此, 需要对企业的战略以及内外部资源和能力进行动态调整, 从而与环境变化相适应^[17]。双元并进的整合策略有助于组织创新和灵活而又不损害其稳定性和效率。

虽然双元并进有利于跨国公司获得竞争优势, 但相比发达国家而言, 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由于文化、制度、经济因素以及学习优势, 会对双元并进型的国际化行为具有更强烈的动机和更强的组织灵活性^[9]。总体而言, 当前研究倾向于认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 组织双元并进更有利于企业提高生存率、提升创新程度并改善财务绩效。

尽管由于企业内部资源和管理上的限制, 探索型和利用型活动之间的权衡是必不可少的, 但两者之间的适当平衡应当不仅仅是竞争和取舍, 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18], 是同时完成两个不同的目标而不是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7, 16]}。事实上, 双元并进的国际化战略通过重复使用现有的知识和资源, 管理人员能够更轻松地识别并更彻底地分析和了解企业内部的相关知识和资源, 在重新配置现有资源和知识的同时提高探索新产品和新市场的能力^[19], 从而提升了企业内冗余资源的利用效率, 能够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 使企业采取更快的国际化速度来进入国际市场。同时, 外部知识的获取和内部化同时扩展了探索和利用两种策略的知识库, 有利于增强国外市场的新机会与现有组织资源之间的协同作用^[19]。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H3:组织双元并进对组织冗余与企业国际化速度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

四、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依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 选择2008—2017年共十年间的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手动收集整理其间各年度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 从年报中获取样本企业海外子公司的信息, 包括企业海外子公司的数量、名称、持股比例、是否全资子公司、注册地、注册资本等信息。母公司的信息及数据主要来自Wind、国泰安、锐思数据库和企业年报。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①剔除ST, ST*公司样本; ②剔除注册地为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等经世界经合组织认定的“避税天堂”, 并经进一步确认无实际经营活动的子公司; ③剔除子公司信息及母公司信息缺失严重的样本企业。最终得到635家企业共2 903个观测值, 由于不同企业开始国际化的年份并不一致, 因此本研究采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

2.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国际化速度(SI)。为了在考虑时间维度的同时兼顾国际化进程的核心方面, 本研究借鉴Vermeulen & Barkema^[10]对国际化速度的测量, 将其定义为企业海外子公司数量与国际化时长(年数)之比, 企业国际化时长定义为企业首次对外直接投资当年至报告期的年份之差。

(2)解释变量

组织冗余资源(OS)。借鉴Lin^[2]的研究, 本文将组织冗余资源定义为可利用冗余资源、已吸收冗余资源及潜在冗余资源三个财务指标的平均值, 其中:可利用冗余资源=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已吸收冗余资源=(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总销售收入; 潜在冗余资源=所有者权益总额/负债总额。

(3)调节变量

环境丰富性(EM)。环境丰富性是环境可以维持组织增长或销售增长的连续速度的程度, 外部环境的变化将影响企业的一系列生产经营活动, 导致企业中核心业务的波动, 最终引起企业销售收入的波动。因此, 本文将环境丰富性定义为企业过去五年销售额增长率的平均值。

组织双元并进(OA)。即衡量企业同时进行探索型和利用型活动的程度。相关研究将企业的子公司区分为探索型子公司和利用型子公司。进一步, 为了避免将两者数量简单做差所导致的不够全面、准确的问题^[20], 本文借鉴王凤彬等的测量方法, 用有机平衡度方法进行测量:

其中, 利用型和探索型子公司的数量分别为x和y。x与y的值越接近, 表明组织双元并进的有机平衡度越高, 当该有机平衡度为0时, 表明企业只有利用型海外子公司。

(4)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SIZE), 用企业员工数量的自然对数表示; 资产负债率(LEV), 用企业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政府参与程度(SO), 用国有股所占比例衡量, 政府的支持性作用可能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外资参与程度(FO), 用外资所占股份比例衡量; 研发投入(IA), 用企业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衡量; 独立董事比例(ID), 用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比例衡量, 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可能对其国际化进程产生一定影响; 海外盈利能力(FS), 用海外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表示; 企业破产威胁(Z), 使用Z得分作为破产距离的度量, 衡量企业当前生存所面临的危险程度, 较低的Z值表明企业当前的生存状况较为危险。

五、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为确保回归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借鉴相关文献的做法,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 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①对主要的连续变量, 即因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 在1%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以剔除异常值对分析的影响; ②在建立检验调节效应的交互项前, 先对原始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③对模型中的全部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 结果显示(见表 1), 各变量的VIF值均远低于10, 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④进行回归分析时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经过Hausman检验后, 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 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由表 1描述性统计可知, 在观测期间, 企业的国际化速度均值为0.813, 标准差为0.972, 表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速度很快, 充分体现出“加速国际化”的特征, 同时, 企业间国际化的差异也较大; 组织冗余的均值为1.471, 标准差为1.428, 表明不同企业间组织冗余资源的水平差别也较大; 同时, 组织双元并进程度的均值为0.129, 标准差为0.293;环境丰富性的均值为0.232, 标准差为0.427。

表 2的相关系数矩阵计算了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 结果显示, 绝大多数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 结合表 1中VIF检验均远小于10的结果, 笔者认为该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2. 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控制个体和时间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后, 表 3展示了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模型(1)仅将国际化速度变量和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放入。模型(2)检验了组织冗余与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 检验结果显示:组织冗余(OS)的系数为正且显著(0.063, p < 0.05), 说明组织冗余与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为正相关关系, 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继续放入组织双元并进程度以及组织冗余资源和组织双元并进程度的交互项, 检验组织双元并进对组织冗余和国际化速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0.148, p < 0.05), 说明组织双元并进对组织冗余和国际化速度之间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类似地, 模型(4)在模型(2)的基础上放入环境丰富性以及组织冗余和环境丰富性的交互项, 检验环境丰富性对组织冗余和国际化速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为负且显著(-0.044, p < 0.05), 说明环境丰富性对组织冗余和国际化速度之间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假设2和3得到了验证。模型(5)将模型中涉及到的所有变量都加入其中, 结果显示, 组织冗余的系数仍为正且显著(0.040, p < 0.1), 组织冗余与组织双元并进的交互项系数仍为正且显著(0.143, p < 0.05), 组织冗余与环境丰富性的交互项系数仍为负且显著(-0.033, p < 0.1), 与之前的检验结果相一致, 显示了该模型较为稳健。

六、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08—2017年间635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共2 903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对中国企业“加速国际化”现象进行了研究, 基于复合基础观探索了组织冗余对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 以及环境丰富性和组织双元并进程度对组织冗余与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①组织冗余与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即组织冗余水平高的企业, 其国际化速度更快; ②环境丰富性对组织冗余与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的作用, 即处于高丰富性环境中的企业, 其组织冗余与国际化速度之间的正向关系会减弱; ③组织双元并进程度对组织冗余与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 即对于组织双元并进程度高的企业, 组织冗余与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的正向关系会增强。

2. 理论贡献

相比于已有研究, 本文观点在理论分析上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 本研究基于中国企业加速国际化的情境, 认为组织冗余是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动因之一, 为研究新兴市场国家企业作为“后来者”快速追赶成熟跨国公司这一广受关注的现象的相关研究^[1]提出一定创新性见解; 第二,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快速国际化情境, 用动态的视角对包含时间维度的国际化速度进行了分析, 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只从静态的视角进行分析的传统国际化进程研究的框架, 丰富了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 第三, 复合基础观的提出为拥有非异质性资源的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成长提供了新的解释, 并突破了资源基础观的部分限制, 将企业可利用的资源从企业拥有的内部资源拓展到了企业外可获得的资源, 并将企业整合利用资源的能力纳入其中^[5], 但对于复合基础观在相关概念的操作性度量上研究仍不足, 也较为缺乏相关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实证分析为复合基础观提供了一些经验证据的支撑。

3. 管理启示

本文对管理实践的启示意义在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 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扩张有利于把握住全球范围内的市场机会, 获得新知识、新资源、新技能, 但是国际化的扩张速度需要一定的企业内部资源支持。组织内部冗余资源一方面可以迅速且低成本地转化并重新部署为企业国际化所需要的资源, 从而提升企业国际化的速度, 有利于企业准确把握国际市场上的新机遇, 增强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战略柔性; 另一方面能够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作为“缓冲带”, 减少因为国际扩张带来的管理复杂性和作为后来者进入不确定环境时可能面临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冲击和风险, 保护企业的核心活动不受影响, 从而为企业的快速国际化行为提供保障。

第二, 企业的国际扩张和成长不仅仅依赖于企业的内部资源, 企业也可以通过利用其他资源的丰富性来弥补企业资源池的短缺^[6]。当企业所处环境丰富性较高时, 企业较易于获得外在资源, 并可以通过外部资源的内部化来补足企业内部资源。但是同时, 环境丰富性较高意味着当前市场增长较快, 企业可能更注重于在当前市场加大投入来获得成长, 因此企业的国际扩张意愿和行为会受到限制, 长期来看, 并不利于企业的风险分散以及获得新机遇和新知识, 可能导致企业对内部资源的利用效率下降, 导致“安于现状”。

第三, 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同时采取探索型和利用型行为的双元并进行为有助于企业内部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在相同资源约束的情况下, 双元并进的海外战略会使企业有更快的国际化速度, 从而能够比竞争对手抢先一步进入国外市场。同时, 双元并进的海外战略会使企业在探索型和利用型活动中相互补充, 而不仅仅是企业资源的权衡与取舍问题。因此企业在海外扩张中应注意双元并进的平衡程度, 过分倚重某种活动可能导致企业的当前或长期成长受到限制。

4. 不足与展望

由于时间、成本和数据可得性的限制,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例如, 本文仅将研究对象限制在制造业企业中, 对服务业企业没有给予相应的关注, 这可能导致研究的普适性不足, 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对服务业样本的检验, 探索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否依然成立。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主题的研究进行探索:①环境丰富性只是企业所处环境的一个方面, 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其他方面环境因素的情境作用; ②组织冗余对企业国际化进程是否有负面的影响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③本文的数据均来自企业年报、公开数据库等二手数据,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这些二手数据基础上, 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得一手数据对相关概念进行度量, 将一手数据与二手数据相结合, 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