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国作家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 1928—2016)的小说《湖滨旅店》(Hotel du Lac)斩获1984年布克奖, 被誉为“最具原创性和创新意义的布鲁克纳小说”^[1]。其女主人公埃迪斯·霍普(Edith Hope)是一位情感小说家, 崇尚爱情高于一切, 39岁依然单身的她迫于世俗眼光接受乔弗里(Geoffrey)的求婚, 但却临场逃婚。随后她被迫离开伦敦到瑞士日内瓦湖畔的旅店度假。在此期间, 她接受富商内维尔(Neville)的求婚, 却意外发现他与詹妮弗(Jennifer)偷情, 于是埃迪斯毅然撕毁婚约, 返回伦敦。返程前, 她在电报单上写下“即将归家”(coming home), 随后改为“即归”(returning)^[2]184①。小说到此便戛然而止, 该结尾引人遐思:结束度假、回到伦敦的埃迪斯将有何转变？

^①论文中小说引文出自1993年版Hotel du Lac, 译文参考了2016年叶肖翻译的《杜兰葛山庄》, 部分译文有改动。参见安妮塔·布鲁克纳:杜兰葛山庄[M].叶肖, 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版。

针对这一问题, 评论家往往将小说结尾埃迪斯撕毁婚约等同于故事伊始的逃婚之举, 认为她选择忠于爱情信仰, 离开旅店后她最终回到了原点^[3-6]。此观点忽略了小说中逃婚与撕毁婚约的差异, 未能洞察二者体现的埃迪斯内心变化。马尔科姆(Cheryl Alexander Malcolm)则注意到埃迪斯态度和行为的发展性, 即变“禁欲式被动”为坚决与主动^[7]57。但遗憾的是, 马尔科姆未能注意到这一变化与小说空间元素的关联, 其解读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说服读者而流于表面。普拉迪(Joanna Elaine Pready)明确指出空间元素在《湖滨旅店》中的独特意义^[8], 但她对空间的关注仅局限于旅店, 未能宏观把握空间元素对埃迪斯个人转变产生的作用。

截至目前, 国外仅有普拉迪一位学者以空间理论观照该小说。国内学界对该小说的研究则是寥若晨星, 滕学明是国内少有的布鲁克纳研究专家, 但其研究集中于对该小说语言风格的考察^[9-10]。纵观国内外学界, 尚未见有学者以空间理论全面剖析该小说的空间元素, 并以此就小说结尾问题提出合理解释。笔者认为, 该问题与小说的空间元素密切相关:返回伦敦涉及个体的空间位移, 将“coming home”改为“returning”也暗示出个体对其空间认知的调整。此外, 小说整体架构处处流露出布鲁克纳的空间意识:《湖滨旅店》不仅是她首部以地名为标题的小说^[7]53, 而且故事中随着空间的切换(如伦敦—湖滨旅店—伦敦, 埃迪斯住所—乔弗里住所—埃迪斯住所, 小说—书信—电报等), 小说主题意义逐渐深化。可见, 该小说叙事的特殊性客观上决定其主人公个人转变实质上体现为空间问题。鉴于此, 本文拟从列斐伏尔空间三一论与福柯空间权力论出发, 剖析小说中空间实践、表征空间与空间表征折射出的性别政治博弈, 从而追溯女性意识从萌芽到觉醒的发展历程, 以此揭示埃迪斯的个人转变及其本质内涵。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界的“空间转向”, 使空间不再是时间的附庸或纯粹的地理景观, 而逐渐成为重要的文化实体^[11]。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是空间研究的奠基者。他将马克思的生产实践哲学引入空间研究领域, 如果说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范畴, 那么“列斐伏尔所指认的空间的生产, 更多地是指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12]。基于此, 列斐伏尔进一步将社会空间分为三个互为辩证的环节:“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和“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 即“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居住的空间”(lived space)和“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 三者构成体系化的“空间三一论”(spatial triad)^[13]33-40。

作为空间三一论的首要环节, 空间实践既涉及日常生活的社会实践, 又强调社会实践的空间性, “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的建构过程”^[14]。在小说中, 埃迪斯卷入两次空间实践:逃婚以及随之而来的“改造”。逃婚是具有破坏性的空间实践。结婚当天, 埃迪斯坐上婚车前往婚姻登记处。就在临近目的地时, 她看到门口恭候多时的乔弗里和宾客们, 却突然“改变主意”^[2]130。于是婚车驶过门口, 扬长而去, 众人“震惊无比”^[2]130。通常情况下, 婚姻双方遵循规约性的流程和仪式后改变身份状态, 调整社会关系; 而埃迪斯临场逃婚则给这个流程按下停止键, 客观上解构了按既定程序运行的社会空间。究其本源, 这桩婚事渗透着父权规训话语。乔弗里是公认的理想结婚对象, “人人都对乔弗里赞不绝口”^[2]119。尽管埃迪斯是知名作家, 经济独立, 但在父权意识形态下, 无论成就高低, 女性被认为是天然依附于男性的“第二性”。大龄未婚则更是她的原罪, 令她在两性权力关系中进一步被他者化。好友彭尼洛佩(Penelope)和女工邓普斯特太太(Mrs. Dempster)认为埃迪斯嫁给乔弗里实属荣幸, 甚至“有点儿当之有愧”^[2]127。因此从性别政治角度看, 她的逃婚之举解构了男性主体地位和话语主导权。

受到解构的父权逻各斯中心主义随即寻求重构, 犯下逃婚之“罪”的埃迪斯不得不面临惩罚。回到家后, “埃迪斯发现众人的怒气几乎要把房顶震塌了”^[2]132。众人的指责渗透着彻头彻尾的父权意识形态:“她毁掉了自己最后的机会, 这个女人……至少在嫁人方面不会再有什么前途了……出了这样的丑事儿, 这女人怎么还能抬头见人？”^[2]132

然而埃迪斯面临的惩罚远不止于此。在父权话语压迫下, “埃迪斯唯有消失, 才能合所有人的心意”^[2]134。于是在彭尼洛佩的安排下, 她暂时离开伦敦到湖滨旅店度假。依据列斐伏尔的观点, 这是继逃婚之后的又一次空间实践, 体现着父权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控制作用:男性是空间实践的掌控者, 决定女性身体的空间移动。正如列斐伏尔所言, “空间总是政治性的、策略性的……是一种充斥着意识形态的产物”^[15]。

然而依据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观点, 这一空间实践不仅实现对女性身体的规训, 还着眼于对灵魂的改造。不同于列斐伏尔, 福柯将权力概念引入空间范畴, 探讨在一定空间中微观权力对肉体与灵魂的双重规训。在小说中, 埃迪斯坦言:“其实我哪儿也不想去, 可……自己怎么也要出去个把月, 直到大家都觉得我已经找回了自我才能回来”^[2]10。可见, 这次度假本质上是父权社会对埃迪斯的思想改造。具体而言, 这是她打破空间秩序、挑战父权规训后面临的“规范化裁决”。福柯指出, “规范化裁决”是三大规训手段之一, “在一切规训系统的核心都有一个小型处罚机制。它享有某种司法特权, 有自己的法律、自己规定的罪行、特殊的审判形式”^[16]。这个惩罚机制旨在将她“驱逐”出原本所处的社会空间, 以此改造其认知状态, 直至符合原有的社会空间秩序与性别政治规范。

在此期间, 彭尼洛佩充当“规范化裁决”的执行人。“为了确保埃迪斯会消失上一阵子, 彭尼洛佩几乎监督着埃迪斯的一举一动, 埃迪斯先得到许可, 才能和自己的经纪人出去吃顿饭。”^[2]134在送埃迪斯去机场的路上, 彭尼洛佩“像是押解重刑犯去一级警卫的监狱”^[2]10。可见, “规训权力技术通过采取渐进的步骤、细致入微的强制、持续不断的检查、规范化的训练, 最终实现对个体的行为进行重构”^[17]。对此, 埃迪斯并非一味抗拒。出于愧疚, 她也认为自己确有必要接受改造。在某种程度上, 她将这种规训内化于心, 成为福柯笔下在圆形监狱中自我规训的囚徒。然而倘若埃迪斯服从规训, 那么她起初为何有勇气逃婚？通过审视埃迪斯逃婚前后的表征空间, 可以发现她受规训影响的同时产生了女性意识萌芽, 从而做出逃婚之举。

作为空间三一论的另一重要环节, 表征空间指真正意义上的物理生活空间, 是居住者与使用者的空间, 且具有符号与象征意义^[13]39。列斐伏尔指出, “表征空间是有生命的:它能言说。它拥有一个富有情感的核心或中心:自我、床、卧室、住所、房屋, 或者广场、教堂、墓地”^[13]42。简言之, 表征空间具体表现为实际使用或居住的物理空间, 被个体赋予符号意义, 是个体价值观的投射。在小说中, 埃迪斯的居住空间不仅作为物理空间而存在, 也是她精神世界的具象投射, 是呈现其女性意识的表征空间, 与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形成互文关系, 与外部世界的父权意志形成潜在的冲突格局。围绕逃婚前后埃迪斯的房子、房子内部的房间和花园等一系列物理性表征空间, 埃迪斯与乔弗里展开两性空间支配权之争。“这幢小小的房子, 这么多年来都是自己的私人地方, 就像是蜗牛的壳, 自己躲在里面写小说, 睡觉……那些静悄悄的午后, 猛烈的阳光照在埃迪斯身后的窗户上, 她的十指在键盘上上下翻飞, 仿佛有生命的精灵。”^[2]119-120埃迪斯在外部世界与自我空间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界限, 在自我空间中怡然自得、浑然忘我, 不为外人所理解。正如邓普斯特太太所言:“这丫头一半时间在做梦, 编她的那些故事。”^[2]127

然而结婚便意味着搬进乔弗里的房子。与自己朴素而舒适的房子相比, 乔弗里提供的婚房外观奢华, 却令人不自在。“新房里的色彩浓艳得有点儿过了头……床很豪华, 四角立着实木柱子, 可在这种床上自己还能打个盹儿, 睡会儿觉吗？”^[2]122-123此外, 婚房的规训功能也令人不安。如果说埃迪斯的房子是其女性意识的自留地, 那么乔弗里提供的婚房则是消解其女性意识的场域。乔弗里“颇不赞同已婚女性工作……说她把太多时间耗费在写小说上了”^[2]119。埃迪斯意识到倘若嫁给乔弗里, “她的生活同以往将完全不同……不会写小说了……她的日子同其他女人将再没有什么两样:买买东西, 做做饭菜, 准备准备饭局……埃迪斯惴惴不安地望着自己未来新家中那崭新宽敞的厨房”^[2]123。可见, 这个婚房如同一个精美的牢笼, 意在通过空间生产, 剥夺她的空间支配权, 从而将其转化为“家中天使”。

父权意识形态既体现于婚房这一表征空间, 也渗透进乔弗里对婚后生活的展望中。他许诺“会给埃迪斯一个全新的生活, 搬进一个新家, 结交新朋友, 甚至会在乡下买一幢房子, 还有各式各样埃迪斯做梦也未曾想过的奢侈品”^[2]119。在认同父权规训的人看来, 他对埃迪斯可谓是关怀备至。然而通过埃迪斯房子与乔弗里婚房这两个表征空间的对比, 可以发现这与其说是浪漫的诺言, 不如说是乔弗里的男性霸权宣言。乔弗里试图通过表征空间的更换(即“搬进一个新家”), 进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即让她“结交新朋友”), 满足其物欲(即买“奢侈品”), 却抹杀埃迪斯内心实际需求。乔弗里将父权价值观强加于她, 并试图压制其女性意识。当生活随着婚姻变为“全新”, 原有生活模式的价值便被全盘否定。

除了表征空间的对比与更换之外, 表征空间内部物品的更换也体现出父权意识形态对女性精神领地的侵蚀。埃迪斯花园中有一张旧柳条椅, 虽然“那椅子四处都开了口, 人一坐上去就‘吱呀’作响, 摇摇欲坠”^[2]121, 但她并不介意。然而乔弗里则对此“忍不住哈哈大笑”^[2]121。于是他送来一张铸铁长凳, 但埃迪斯觉得“坐在上面可真不舒服”^[2]121。乔弗里以体现男性霸权的铸铁长凳取代流露女性气质的旧柳条椅, 从而夺取空间支配权, 在女性私人空间强行建立男性秩序, 彰显物理空间的政治性与秩序性。

在新婚之日, 埃迪斯即将前往结婚登记处并搬入婚房。此时, 她对自己的居住空间感到十分留恋。“接新娘的车缓缓停稳, 埃迪斯却陷入沉思之中, 望着这幢小小房子的前门和墙壁, 仿佛自己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2]129她意识到婚后自己即将失去的不仅仅是独立居住空间, 更是个人精神家园, 即伍尔夫所说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列斐伏尔的空间概念具有“双重构序:一是这种空间的本质是关系性的存在, 二是这种关系性的存在却常常表现为非关系的‘自然’物”^[12]26。此时居住空间被赋予个人属性, 寄托个人情感。在此离别时刻, 这种情感甚至从私人空间延伸到公共空间。“她的目光游移到门口那几家店铺上, 今天显得格外诱人……一家丧葬用品店, 一家日杂用品店, 一家报刊店……”^[2]129埃迪斯对自己房子周围的店铺和街道也“突然感到一股强烈的依恋”, 平日司空见惯的街景此时显得生活气息格外浓郁。尽管这些店铺和街道本身并不会因她的搬迁而有任何改变, 但是这个公共空间产生的社会关系将不再涉及她。埃迪斯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留恋凸显其对婚后丧失空间支配权的忧虑。

然而在逃婚后, 面对众人的指责, 埃迪斯选择躲回私人领地, 她“就这样坐在花园中, 直到大家都走了”^[2]132。随后, “埃迪斯上了楼, 走进卧室, 这会儿卧室总算又回到了自己手中”^[2]132。在离开伦敦前, 她最牵挂的仍然是自己的居住空间。此前她雇了一个名叫特里(Terry)的孩子定期养护花园。临行前, 她看到特里照常来花园照料花草, 内心感到安慰, 心想:“至少, 花园算是有着落了”^[2]134。

上述表征空间, 无论是埃迪斯的房子、房子内部各个区域, 还是房子周围的店铺和街道, 无不折射出她的女性意识。埃迪斯精神家园失而复得的过程体现女性意识抵御住了父权意识形态的侵扰, 在两性空间支配权之争中暂居上风。但在这一阶段, 她的女性意识尚处于萌芽状态。逃婚之举固然体现女性个体对自我的追寻, 但在父权逻各斯中心主义根深蒂固的社会空间中, 其女性意识极易受到压制, 其心理空间呈现出父权规训和女性意识萌芽之间的博弈。逃婚后, 面对众人的责骂, “埃迪斯总是默不作声, 不断点头”^[2]132。尽管她当时遵从内心决意逃婚, 但事后仍然感到自责与迷茫, 觉得自己干了件“丢人的事”^[2]132, 因此心甘情愿听从彭尼洛佩的安排到旅店接受思想改造。此时, 女性意识萌芽让步于父权规训话语。居住空间和精神家园固然得以保留, 但自己也不得不面临被“流放”^[18]的命运。那么埃迪斯在旅店接受“改造”期间, 她的女性意识萌芽将被抑制, 直至消失殆尽, 还是进一步发展, 最终彻底觉醒？通过考察埃迪斯的空间表征, 得以一探究竟。

在列斐伏尔空间三一论中, 如果说空间实践停留在实践层面, 表征空间具体体现于物理性空间, 那么空间表征则上升到经验与知识层面。空间表征“界定的是概念化的空间”, 是“被设想和构建出来作为‘真实的空间’来研究的空间, 是构成知识权力的空间”, 是“是一种凌驾于空间实践之上的结构”^[19]。作为空间书写方式, 空间表征不仅基于空间实践而且涉及言语符号系统。正如学者陆扬所言, “此一空间还与生产关系以及这关系设定的秩序相连, 从而控制语言、话语、文本、逻各斯, 总之一切书写的和言说的世界, 由此支配了空间知识的生产”^[20]。在小说中, 埃迪斯以小说和书信两个空间表征书写她在湖滨旅店的“改造”生活。虽然小说和书信均是其空间书写方式, 但二者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空间表征。如果说小说代表父权话语, 那么书信则表露女性意识, 二者呈现出空间话语的对话与“复调”, 展开两性空间话语权博弈。

入住旅店后, 埃迪斯“从行李中取出两个大大的文件夹, 其中一个文件夹里是一部小说的第一章……她打算利用这段人生中的特殊时期, 静下心把小说写完”^[2]9。霍斯默(Robert E.Hosmer Jr.)对此评论道:“写小说和写信(对埃迪斯而言)都是治疗抑郁的秘方与情绪控制的手段……小说创作尤其如此, 是一种自我倾诉形式的心理转移疗法。”^[21]此观点并未准确洞察埃迪斯小说创作的本质。小说虽出自埃迪斯之手, 但她小说创作的主题是“什么样的行为举止对女人来说最合适？”^[2]40可见, 其探讨的是满足男性凝视需求的女性行为, 反映的与其说是女性意识, 不如说是父权意识形态。父权话语渗透进埃迪斯头脑中, 倾注到她笔下。该主题也是“她前几本小说的中心”^[2]40。她曾借用“龟兔赛跑”的典故, 将爱情中的女性分为龟与兔两类, 前者“衣着朴素、举止内敛”^[2]27, 后者则花枝招展, 在爱情中主动出击。然而无论是乌龟还是兔子, 均是从男性视角审视自己的姿态和行为。乌龟处境固然被动, 但兔子把俘虏男人视为成功的标志, 个人价值通过男人来实现, 看似主动, 实则被动。二者均未打破女性依附男性的传统父权话语体系。初到旅店的埃迪斯打算延续这类题材的创作, 侧面说明其女性意识仍处于萌芽状态, 不足以抵抗长期以来父权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后来在旅店的所见所闻让她对上述话题有了全新的思考。相应地, 作为空间表征, 她小说创作进展缓慢, 最终放弃写作。于是, “埃迪斯把手放在字迹工整的稿纸上, 仿佛在告别, 然后把稿纸夹进文件夹, 再把文件夹压到旅行箱的最底下”^[2]172。与此同时, 她将表达欲望释放在书信中。

如果说埃迪斯此前在小说创作中充当了父权话语的代言人, 那么她的一封封书信则呈现其女性意识从萌芽阶段到彻底觉醒的过程。她随行行李中另一个文件夹里便是她写给戴维(David)的信。早在乔弗里求婚之前, 埃迪斯便与有妇之夫戴维长期保持情人关系。离开伦敦后, 埃迪斯对他的思念之情更甚, 于是将她在旅店的所见所感倾注于书信, 且每每以“最最亲爱的戴维”启笔^[2]10-179。依据列斐伏尔的观点, 空间表征可以理解为对客观空间的主观再现。从埃迪斯的书信便可窥见其旅店生活的全貌。这一空间表征可按内容分为三个阶段:前五封信、最后一封信和小说结尾的电报。虽然电报看似异于书信, 但二者均是自我表达的手段, 且表达对象均是戴维, 因此电报可视为书信的变体, 二者共同作为埃迪斯小说创作的对立面而存在。

初到旅店的埃迪斯哀叹道:“嗨！女人, 女人, 尽是女人！”^[2]21湖滨旅店可谓是父权规训集中营, 旅店以女性住客居多, 各自接受着不同形式的“改造”。在前五封信中, 她描述了旅店中其他女性的生活状态。起初, 埃迪斯被她们表面的风光所迷惑:博纳伊老太太(Mme de Bonneuil)受人尊敬, 莫妮卡(Monica)美艳动人, 普西太太(Mrs. Pusey)雍容华贵。但深入了解后, 埃迪斯发现她们的命运均为男性所操纵:“博纳伊太太有幢很漂亮的房子……在当地是个颇有些名望的家族”^[2]71, 但“媳妇想独霸大屋”^[2]71, 于是老太太尽管因耳聋而生活不便, 仍被儿子安置到旅店。“她儿子一个月来看她一次”^[2]70, 其余时间便“把自己老娘忘到脑后了”^[2]70。莫妮卡婚后尚无子嗣, “她丈夫是贵族出身, 急需有个一男半女, 于是把她送到这儿, 并严令她调养好身子, 为传宗接代做好准备, 要还是腹中无物, 就只能拿上几张卡, 从府上自动消失, 腾出空位, 让她丈夫另作安排”^[2]80。如果说上述二人是乌龟式女性, 那么普西太太则是兔子式女性。普西太太将昔日丈夫的宠爱视做个人成功的标志。如今丈夫已故, 她对男性宠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便举止张扬, 渴望吸引男性目光。纵观旅店女性群像, 她们人生惨淡的原因均是将自己人生幸福的决定权拱手相让, 这令埃迪斯见识到受父权支配的下场, 从而进一步激发她的女性意识。

埃迪斯写给戴维的最后一封信关乎内维尔。她在旅店结识富商内维尔, 两人多次结伴出游, 并且时常进行精神层面的探讨。内维尔意识到埃迪斯不同于旅店中的寻常女性, 于是劝告她“学会以自己为中心”^[2]95。她受此启发, 深刻意识到女性无须依赖男性, 不应把爱情当做人生的全部, 而应当跳出乌龟与兔子的父权意识形态圈套, 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最后一次出游时, 内维尔向埃迪斯求婚。然而他坦言自己寻求的并非爱情, 而是“一种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合作关系”^[2]166。如前所述, 内维尔倡导“以自己为中心”^[2]95, 因此“不在感情上做出巨大的投入”^[2]94, 也不希望埃迪斯“为了爱而放弃一切”^[2]166, 他只需要埃迪斯做他门面上的妻子。作为回报, 他给予埃迪斯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 并承诺:“如果你愿意, 可以继续写小说”^[2]165。尽管内维尔将爱情等同于商业交易, 其价值在这场交易中被全盘否定, 但他的结婚条件让埃迪斯心动, 因为至少在这场婚姻中, 女性意识可以被包容, 职业生涯也不必中断。此外, 尽管埃迪斯终究没有如愿收获爱情, 但至少她可以成为名正言顺的妻子, 而不是充当见不到光的情人。

埃迪斯最终选择妥协, 打算与内维尔离开旅店并搬进他的住宅。于是在写给戴维的最后一封信中, 她交代了原委, 并表示有意结束与戴维的情人关系。然而第二天凌晨, 她出房门准备去邮局寄信时, 竟目睹了戏剧性的一幕:天未亮时, 身穿睡袍的内维尔面带笑意、蹑手蹑脚从普西太太女儿詹妮弗的房门溜出。这不堪的一幕令埃迪斯的幻想瞬间破灭。她彻悟到依靠男性来维护自身女性意识终归是虚妄的, 而内维尔“以自己为中心”^[2]95的信条不过是父权意识形态的改头换面。此外, “内维尔(Neville)这个姓氏暗示他身上的魔鬼(devil)属性”^[7]59, 他的求婚如同魔鬼与浮士德签订契约, 诱导对方“出卖灵魂”。

埃迪斯回到房间后把信撕碎, 果断订返回伦敦的机票, 并打算发一份电报。小说以如下场景结尾:“埃迪斯接过电报单……写道:‘西蒙兹, 奇尔特恩街, 伦敦, 即将归家。’可埃迪斯觉得措辞还不太准确, 迟疑了一会儿, 划去‘即将归家’(coming home), 重新写上‘即归’(returning)。”^[2]184此举颇具深意:首先, 西蒙兹是戴维的姓氏, 在这份写给戴维的电报中, “home”一词被删去, 表明自己不再依附对方, 不再想当然地以对方之所在为家。因此, 通过这份电报, 与其说埃迪斯告诉戴维自己将回归情人的怀抱, 不如说她告知对方自己将返回伦敦这座自己原本生活的城市。其次, 从“coming”到“returning”意味着视角的切换, 表明她不再从男性视角出发, 而是如内维尔所言“以自己为中心”。在这一转换中, 埃迪斯通过文字对空间进行调度和支配, 按其主观认知进行空间重构。在书信和电报中, 埃迪斯成为空间表征的主宰, 摆脱了渗透在其小说创作的父权意识形态影响。这份电报俨然成为生产反霸权话语的空间表征, 颠覆了传统的性别秩序。正如汪民安所言, “对于空间的非常规使用, 就会变成挑战社会秩序的手段”^[22]。此时, 通过文本空间建构, 埃迪斯摆脱“第二性”从属地位, 重构主体身份, 女性意识彻底觉醒。

传统观点认为, 小说结尾埃迪斯撕毁婚约与故事伊始逃婚之举的性质无异, 她忠于爱情理想而最终回归原点。这一观点只看到了埃迪斯“回归”行为的表象, 未能洞察其本质内涵。首先, 倘若埃迪斯为了爱情信仰而拒绝内维尔、回归戴维的怀抱, 那么她必然一如往常以情意绵绵的方式向戴维传达这一消息。但她不再写信而选择发电报, 此举表明她不求传递情感, 只求快速传达信息。昔日书信中娓娓道来的笔调变为如今电报中简短直接、语气坚决的字句, 昔日书信中“最最亲爱的戴维”的亲昵称谓变为仅有指示功能的姓氏“西蒙兹”。凡此种种, 均暗示她此时抽离个人情感, 重新审视自己在两性关系中的姿态。其次, 如果说故事伊始, 埃迪斯为了守护精神家园、延续职业生涯而逃婚, 那么在与内维尔婚约中她的精神家园和职业生涯并未受到干涉。在此情况下, 她仍然撕毁婚约, 其原因与其说是坚守爱情信仰, 不如说是她女性意识觉醒之后决意彻底脱离男性的庇护。最后, 埃迪斯逃婚之后感到愧疚, 全然接受他人的指责; 而在撕毁婚约时, 她行动果断, 态度坚决, 对自己的行为有着明确的价值判断。因此, 与其说埃迪斯经历“改造”之后回归原点, 不如说她女性意识萌芽得到发展, 并最终彻底觉醒, 使她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倘若将此结局与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的结局进行对照, 则可以得出互文性解读:娜拉的家和埃迪斯的旅店均是父权规训的空间, 无论是娜拉的出走还是埃迪斯的回归, 均表明女主人公长期经受父权规训后, 决意摆脱规训, 寻求精神独立。

以列斐伏尔空间三一论与福柯空间权力论审视《湖滨旅店》中女性意识与空间的关系, 埃迪斯女性意识成长历程得以直观展现。首先, 埃迪斯的两次空间实践, 即逃婚以及随后被迫离开伦敦是她挑战父权规训的罪与罚。其次, 埃迪斯与乔弗里在各自的表征空间进行两性空间支配权之争, 从而催发其女性意识萌芽。最后, 在小说与书信空间表征之间的两性空间话语权博弈中, 埃迪斯女性意识进一步发展, 直至彻底觉醒。以上分析中, 空间三一论的三个环节看似泾渭分明、孤立互斥, 但倘若将埃迪斯女性意识发展历程视为一个整体, 便可发现三者在各个阶段既各有侧重又相互交融。离开旅店、回到伦敦的埃迪斯将有何转变？依据上述三方面的分析可做出合理推测:历经空间实践、表征空间与空间表征三次权力博弈后, 从旅店“改造”归来的埃迪斯与易卜生笔下出走的娜拉一样, 已然成长为一位不依附父权规训的独立女性。“二战”后的英国社会在性别问题上维持着传统价值观念。于是, “60年代末, 英国爆发了新妇女运动, 这是一场反对现存体制、道德观和价值观, 促进改革的社会运动”^[23]。这场运动影响深远, 并持续发酵至80年代。在此背景下, 布鲁克纳不仅顺应新妇女运动的时代趋势, 对女性意识这一传统话题进行当代反思, 而且顺应“空间转向”的思想潮流, 藉由空间叙事, 跳出女性主义类型小说的窠臼, 为这一传统话题的探讨增添了新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