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象学家索科洛夫斯基(Robert Sokolowski)描述了现象学运动发展的一个圆圈:“当前现象学运动正在向胡塞尔中原初点的返回, 近十年开始出现了许多关于他的哲学的许多技术性分析。”^[1]圆圈理论描述了将近50年前现象学的前沿动态, 那么今天情况如何呢？我们认为, 返回胡塞尔始终是有效的, 比如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依然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整个20世纪及21世纪初期, 心理学对那些希望把哲学放入到科学确定道路中的哲学家施加过以及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奎因呼吁返回到心理主义, 这样的呼吁使得心理主义的控告依然活跃。在这些控告者中, 我们可以发现卡尔纳普、达米特……库恩、波普尔、维特根斯坦等身影。”^[2]在本文中, 我们把20世纪60年代看做是当代记忆研究的起点标志, 所以理清当代记忆研究中的心理主义就显得必要了。传统上心理主义主要是指“一战”以前欧州大陆哲学中对逻辑学与心理学关系的反思, 如胡塞尔、弗雷格等人为逻辑学正名; 后来意义变得比较宽泛, 如阐述心理学的哲学意义(George Frederick Stout & James Ward)、阐述心理学的处境(Francis Herbert Bradley & Brand Blanshard)。不同于上述做法, 本文通过梳理和阐述记忆研究与心理学的关系来实现对心理主义的超越。

记忆现象通常被看做是心理状态之一, 从而成为心理学重要的研究问题。在对心理主义展开批判之前, 我们需要梳理清楚心理学与记忆研究不同的关联方式。总体说来, 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联想心理学、描述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等重要阶段。

联想心理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美国心理学家曼德尔(George Mandler, 1924—2016)描述了古代联想心理学从亚里士多德到拜耳(Alexander Bain, 1818—1903)的发展过程; 近代联想心理学传统主要是指从洛克、休谟和霍布斯等人开始直到拜耳的联想心理学。“英国经验主义者经常被称为英国联想主义者, 因为他们的著作基于心理生活的基本原理——理念的连接。”^[3]18这一阶段主要是强调心理的特征, 通过一种联想机制从而保证了心理活动的连续性^①。

① 物理学家马赫把联想看做是分析和综合的基础。

这种说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意识根源于再现和联想:它们的丰富性、容易、速度、活跃和秩序决定了意识的水平。意识不在于特殊的质, 而在于质之间的特殊的关联。”^[4]联想心理学将记忆看做是联想行为, 而对于记忆现象多是采取反省方法来研究意识如何将过去的内容提出。对联想心理学进行批判的是描述心理学, 而代表人物是19世纪德国的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描述心理学旨在描述心理的本质结构, 尤其是阐述心理现象的意向性本质。也正是因为此, 他把心理学划分为描述心理学和发生心理学两种类型。“描述心理学是纯粹心理学而且本质上不同于发生心理学。”^[5]这两个阶段心理学主要采取的是反思方法, 心理学家采用反思与描述方法来描述记忆、认知等行为的结构。

实验心理学的出现意味着新的实验方法在心理学中获得广泛运用, 也意味着心理学开始摆脱哲学的束缚而独立。“实验心理学可以追溯其根源到19世纪中叶的德国科学家。费希钠(Gustav Fechner, 1801—1887)、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 1821—1894)^②、冯特(Wilhelm Wundt, 1832—1920)就是那些努力为科学心理学铺路中的少数人。”^③[6]140实验心理学最初只关心感觉与知觉, 尤其以亥姆霍兹为主。“亥姆霍兹关于知觉的经验起源研究涉及三个问题:被动性原理、知觉经验论和无意识推理”^[7], 而对于较高层次的心灵活动(如记忆、思考、解决问题诸如此类的活动)是不关注的。“如果冯特打开了新的心理学, 他也把他限制在这样的状况中:实验过程不能应用于高级心理过程。”^[3]77艾宾浩斯是一个分水岭式的人物, 他将记忆作为心理学研究的问题确立起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学主要集中在七个问题上:重复效应、遗忘曲线、刺激特性与表现模式、个体差异、干涉与抑制、学习方法和识别与效应。”^[6]143其中遗忘曲线属于记忆问题之一。但是由于心理学方法还未能找寻到有效的方法, 存在明显缺陷。从学科关联度看, 一直到“二战”前后, 欧洲实验心理学常与道德科学、哲学、逻辑学和伦理学联姻在一起, 尤其在英国心理学地位非常微弱; 而在大洋彼岸, 加拿大、美国的实验心理学开始与生物学、神经科学联姻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后者导致主导形式——神经心理学——逐步发展起来。

② 亥姆霍兹在1885年让冯特成为他的助手, 这段时期冯特并没有写关于普遍生理学的著作。

③ 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由冯特建立于1897年; 1890年,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发表《心理学原理》。在曼德尔看来, 现代心理学的诞生与这两个人是分不开的, 另外艾宾浩斯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尽管神经心理学的早期源头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哈特利(David Hartley, 1705—1757), 他尝试为心理学理论奠定一个粗糙的神经科学基础, 他把联想律与肌肉运动联系在一起, 但是真正的起点是加拿大心理学家唐纳德·赫伯(Donald Hebb, 1904—1985), 他被称为“神经心理学之父”。他一度对实验心理学方法不满, 而对生理学的心理学方法更感兴趣。1934年他跟随美国心理学家拉舍雷(Karl Lashley, 1890—1958)学习, 研究空间定向以及位置学习。1936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1947年到麦吉尔大学工作一直到退休。1949年出版关于神经心理学理论的著作《行为的组织》, 专门从脑功能角度解释行为, 在本书中他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赫伯理论, 这一理论被称为“神经突触可塑理论”。“让我们假设反射活动的持久或者重复(痕迹)倾向于诱发用来增加其稳定性的持久的细胞变化。……当细胞A的轴突足够近地激发细胞B, 重复地或者持久地给它放电, 一些增长过程或者新陈代谢变化出现在一个或者两个细胞, 如此当其中一个细胞B放电, A的有效性增加了。”^[8]ⅹⅳ这一理论中有两种假设:①因果关系假设, 即细胞A需要参与到给B放电, 因此如果A放电在前, 那么, 相应的因果关系才会出现; ②还原主义, 他认为, 行为的活动可以通过神经系统的行为加以解释。理解行为的问题是理解整个神经系统活动的问题^[8]ⅹⅳ。但是直到这时, 记忆问题尤其是空间问题依然是在拉舍雷的“弥漫说”概念框架中徘徊。

打破这一局面的是赫伯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布伦达·米尔纳(Brenda Milner, 1918—)。她在记忆研究上做出了标志性成果。米尔纳是伦敦皇家学会和加拿大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的会员, 美国国家科学专业外国联合会成员(Foreign Association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1939年, 她在剑桥大学获得研究生学位, 1952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由赫伯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后来在蒙特利尔神经所、麦吉尔大学神经学与神经外科学系任职。1957年她关于记忆的神经机制研究获得了真正的突破^[9]。2004年获得美国国际科学会的神经科学奖。

20世纪60年代赫伯还指导了两位博士生:约翰·欧基夫(John O'Kefee, 1939—)和林恩·纳德尔(Lynn Nadel, 1942—)。“我们的发现之旅始自麦吉尔心理系, 20世纪60年代我们都是博士生。在麦吉尔, 唐纳德·赫伯建立了一个鼓励学生理论化知觉、运动和认知的神经基础的系, 给予学生检验其理论的自由和机会。”^[10]他们后来合作持续研究空间记忆、情景记忆这些问题, 在其1978年发表的《作为认知地图的海马体》一书中也多次引用其同门师姐米尔纳的相关著作, 并最终于2014年获得诺贝尔奖生物学或医学奖。

加拿大心理学家托尔文(Endel Tulving, 1927—)在1972年的《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中提出了情景记忆的概念, 后来在1983年的《情景记忆的元素》一书中加以完善。自此这个概念成为记忆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基础, 也深刻地影响到了神经科学中记忆研究的实验设计。托尔文后来一直完善自己的概念, 2002年, 发表“情景记忆”的总结性文章^[11]。

美国从事记忆研究的实验心理学家主要是拉舍雷、斯卡特(Daniel L.Schacter, 1952—)、道格拉斯·豪尔曼(Douglas Herrmann)等人。1950年, 美国心理学家拉舍雷发表了《寻找印痕》(In Search of the Engram)一文, 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①记忆不是定位某个地方而是分布在大脑皮质的功能区域(functional areas of the cortex); ②记忆痕迹不是孤立的, 而是输入与输出间的皮质联结^[12]。拉舍雷的“弥漫说”观点很快就被推翻, 但是其中“印痕”概念后来被接受下来。斯卡特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他是带领我们进入到记忆研究领域的关键。他让我们首次接触到记忆心理学创始人理查德·萨门(Richard Semon)的印痕观念, 这后来成为当代记忆神经科学研究复兴的基石, 让我们了解了许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记忆研究的总体情况。此外, 他将fMRI等技术运用于记忆研究并做出了许多成果。1990年, 他与加拿大心理学家托尔文一起发表了《启动与人类记忆系统》^[13]。这篇文章对启动现象做出了分析, 在作者看来, 启动是内隐记忆的一种形式, 是在前语义层面上起作用的知觉表征系统。它在发展过程的较早阶段出现, 缺乏其他认知性记忆系统的弹性特征; 概念性启动好像是基于语义记忆的操作之上。之后发表《记忆:大脑、心灵和过去》(1996)、《记忆七宗罪:心灵如何记忆和遗忘》(2001)等著作。1978年斯卡特曾经描写过心理学领域1885—1935年间的记忆研究简史, 这段描述主要聚焦在三本代表性心理学杂志:《美国心理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心理学期刊》(Psychological Bulletin)和《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豪尔曼编辑过一本艾宾浩斯之前的记忆研究的文献, 主要汇编了之前的心理学家关于哲学领域记忆研究的主要文献。应该说, 这两本书有其价值, 让我们了解了心理学领域中记忆研究的断代史和文献情况。

总体上看, “二战”以前心理学在记忆研究方面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最初的实验心理学家甚至认为心理学无法对记忆等高级心理现象作出研究。相比之下, 胡塞尔、柏格森等哲学家提出了比较成熟的记忆理论, 前者把记忆放入到时间意识构成中进行讨论, 后者结合同时代的生物学、精神病理学等案例进行记忆现象的分析, 把记忆看做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北美记忆心理学的研究多与精神病理学结合, 以各种失忆、精神病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后来情况发生了改变, 进入到我们所说的以20世纪60年代为标志的“当代记忆研究”时期。“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刻的确定并非偶然, 而是从哲学与科学技术的某种状态交点考虑的结果。这一时期, 神经科学确定了记忆研究的终极任务:如何做到对某一个特定类别的神经元进行控制, 但是并不影响周围其他的神经元细胞^①。此外, 心理学与神经科学逐渐从方法上、研究问题上深度融合, PET、fMRI等技术开始运用。另外, 这个时期也是哲学面临最严重考验的时刻, 因为“哲学本身分化到了各门独立的科学之中”。哲学记忆研究的传统彻底消逝。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心理学逐渐从记忆研究中脱颖而出, 甚至有些生物学家、神经科学家所做的研究也多在心理学相关杂志上发表出来。

① 神经科学家德赛若斯(Karl Deisseroth)描述了科学史上的情况:1979年神经科学家克里克(Francis Crick)指出了这一任务, 他指出了电极刺激和药物刺激的缺陷, 并且尝试了用光进行控制的可能, 但是鉴于当时的技术限制, 神经科学家对此并没有太多的知识实现这一技术手段。

从心理主义发展史角度看, 心理主义的内涵发生着演变, 最初是阐述心理学与哲学(逻辑学)的关系, 从而为逻辑学正名, 而作为知识论核心的逻辑学就成为关键所在。我们从胡塞尔、弗雷格等人身上看到这种不懈努力。后来心理主义在于阐述心理学的价值, 如阐述心理学研究的哲学价值、阐述心理学的科学性。本文中所描述的心理主义其目的并非是要阐述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 而是要阐述在当代记忆研究的任务中心理学所起的作用, 而这种作用至少通过如下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 心理学开始指向一般的记忆现象, 并将之作为科学对象确立起来。实验心理学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将一般意识现象开始作为对象确立起来, 尤其是感觉、知觉和动觉现象, 都得到相应地阐述。后来, 艾宾浩斯对记忆现象进行了研究。可惜的是, 他对知觉与记忆的关系的根据存在问题。在他看来, 记忆是高级心理现象, 而感觉、知觉等都属于低级心理现象。从现象学角度看, 他的这一看法有一定合理性, 记忆行为奠基于感觉行为, 但是实验心理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混淆了意识内容和意识体验。很明显, 艾宾浩斯在记忆问题上研究的是关于记忆材料的滞留时间, 他让被试者记诵含有2 000多个毫无关联的字母表, 最后测试这些字母被记住和遗忘的规律^[14]。在这一实验中, 需要研究的是被回忆出来的是哪些毫无关联的字母以及哪些内容被遗忘。2013年《心理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修改记忆:博物馆旅游中通过再激活记忆来选择性提升和更新个人记忆》的文章^[15]。这篇文章的观点是记忆在被激活的时候会被修改, 激活因此使得记忆可以被选择性提升或者扭曲, 而这进一步支持了记忆具有动态的、弹性的本质。2016年11月, 《科学》杂志刊发了一篇题为《在突然压力下取回实践保护记忆》的文章^[16]。这篇文章对传统的观点——压力对于记忆取回具有负面影响——进行了批判。文章指出:“几个先前的研究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在后压力延迟之后测量, 记忆被压力削弱。我们的结果是反对这种粗糙发现。尽管我们发现:当信息通过再学习进行解码, 在被延迟的压力反应期间记忆取回削弱了, 当信息被取回实践解码的时候, 削弱开始消失。因此, 我们认为当更强的记忆表征在解码期间被创造时, 压力可能不会削弱记忆。未来的研究应该指向通过取回实践保护压力之下的记忆来确定认知机制。这一结果有潜力改变研究者看待在压力和记忆之间关系的方式。”^[16]所以, 这些研究无疑都是说明意识内容如何被回忆以及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但是它们对于记忆体验如何构成的问题却完全忽略。

其次, 心理学为当代记忆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从诸多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 心理学为当代记忆研究提供了双重概念框架:①记忆空间定位的概念框架; ②记忆类型概念框架。就①而言, 我们看到加拿大心理学家赫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培养的两位学生米尔纳和欧基夫确定了记忆的空间位置在海马体中。米尔纳将心理学与病理学结合, 通过研究一些失忆或者记忆缺失的病人, 从而确定了记忆存储于海马体, 尤其是颞叶部分。这种确立是通过外科解剖手术得以完成的, 她的病人多是做了这些部位切除手术, 从而产生记忆问题。所以她是基于经验观察的方法来得到她的研究结论。欧基夫则借助当时的简单成像技术, 以动物实验为基础, 研究老鼠的空间记忆行为, 从而为空间记忆与情景记忆的神经机制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以说他们俩确立了记忆空间定位的概念框架, 后来的研究多是从他们的基础上进行的。就②而言, 心理学主要确立了三种主要记忆类型框架:第一种是基于时间的长时记忆、工作记忆与短时记忆的划分。短时记忆是美国心理学家缪勒(George A.Miller)提出的猜想性概念(1970);英国心理学家巴德里(Alan Baddeley)提出的工作记忆取代了短时记忆(1974、2012)。第二种是基于内容的划分, 即情境记忆与语义记忆的划分, 情境记忆是加拿大心理学家托尔文提出的, 用来表征过去事件的记忆。第三种主要是基于意识功能角度做出的划分, 即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 外显记忆必须借助意识来完成, 而内隐记忆无需借助意识完成。这对区分是瑞贝尔(1967)探讨人工语法问题的时候得出的。他对吉布森(Gibson)的观点进行反思, 指出内隐学习本质上与吉布森赞成的知觉学习过程存在差异^[17]。这些概念框架成为后来神经科学甚至人文科学记忆研究的主要框架, 对于神经科学而言, 主要是解决不同记忆类型的神经机制, 从而为这些记忆类型给出科学的解释; 而对于人文科学而言, 多是阐述这些框架对于哲学问题分析的意义所在。

第三, 心理学有效抓住了成像技术发展提供的契机, 为记忆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由于神经科学发展, 一些成像技术方法在心理学中普遍采用。1992年, PET开始运用于记忆研究; 2002年, fMRI技术开始普遍应用。“fMRI在过去几年里经历了快速增长, 在许多领域中发现在应用, 如神经科学、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18]这些技术产生了很多成果, 如功能位置(functional localization)和大脑地图(brain mapping), 这些进展为我们理解记忆奠定了扎实基础。后来还出现了高分辨率的fMRI技术。在《记忆的认知神经科学》一书中, 集合了全世界最新的运用这项技术研究人类记忆的成果。从其研究对象看, 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错误记忆(false memory)、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成为主要的研究问题; 从记忆问题看, 诸如记忆的取回、记忆的神经基础、病人的记忆问题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研究。2005年, 光遗传技术被提出来并且用于神经科学研究中, 这项技术发展迅猛, 并且取得了很多成果, 比如记忆痕迹细胞的标记、植入与取回。光遗传技术的作用是“提供一种挖掘记忆神经过程的细微机制, 研究不同脑区、功能联结和神经转化的作用”^[19]。通过光遗传技术, 逐渐揭示出了海马体对于记忆、非海马体与记忆回路与记忆的神经代码等问题。总体上看, 这项技术的最大特征是在精确时间内对目标细胞进行精确定位, 尤其是MIT走在了前面, 在利根川进团队的推动下, 记忆的神经机制研究取得了多点突破。最近他们的视角开始向社会记忆问题转变^[20]。这项研究回应了“记忆存储在哪儿”这一问题。根据这项研究, “这些细胞, 在名为腹部CA1(ventral CA1)海马体区域被找到, 它们存储了有助于形成老鼠指向其他老鼠行为的社会记忆”^[21]。

可以看出, 心理学在记忆研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对心理主义的超越存在多种形式, 在人类思想史有着不同的路径。

第一种是物理主义的超越路径, 即从物理角度理解心理现象。19世纪, 诸如亥姆霍兹、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都提出将心理学还原到生理学最终到物理学的做法。这是人类知识界对心理学反思的比较明显的形式。只是这种做法最终折翼。罗素等人更进一步, 将物理学还原到逻辑学, 表现在其方法论原则上就是逻辑构造的方法, “科学的哲学研究的最高准则是:凡是可能的地方, 就要用逻辑构造代替推论出来的存在物”^[22]。卡尔纳普在罗素的基础上, 把逻辑构造的原则贯彻到底, 把自我心理对象也作为分析构造对象^①。但后来这条路在哲学中最终受到极大地批判。这段历史(19世纪至20世纪)一直提醒着我们将心理学还原到生物学, 再将生物学还原到物理学, 以及后来将物理学还原到数学、逻辑学的做法最终是失败的。当然, 在自然科学中, 我们看到不同的成功超越。一是凯德尔(Eric Kandel)在2000年的诺贝尔奖大会报告中指出, 他1950年开始关注记忆研究, 而这种转变是从心理分析转移到生物学路径的, 原因是他认为心理分析的路径存在局限, 它将大脑当做黑箱处理。随后, 他开始关注学习与记忆的问题, 尤其是关注学习如何导致大脑神经网络的变化以及易变的短时记忆如何转变为稳定的长期记忆这一问题。但是, 他并没有用生物学逻辑取代心理学或者心理分析的逻辑, 而是把二者整合起来, 在细胞信号的生物学与记忆存储的精神心理学之间建立起连接。二是约翰·欧基夫和林恩·纳德尔, 他们从心理系毕业, 但是最终从生理学角度展开他们的记忆研究, 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功。

① 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第四部分第一章中专门分析了作为低等级存在物的自我心理对象, 而他人的心理对象和精神对象是高等级的存在物。这二者的统一性如何建立却是个问题。

第二种是现象学式的超越路径, 即从意识本身理解心理现象^②。对物理主义的批判必然导致现象学路径的出现。“几百年来被谈论得如此之多的起源为问题, 一旦摆脱了错误的、悖谬地歪曲它们的自然主义, 它便是现象学的问题。”^[23]39面对物理主义的泛滥, 胡塞尔曾经在1911年《哲学作为严格科学》一书中也作出了批判, 他认为自然主义的特征在于“一方面将意识自然化, 包括将所有意向—内在的意识给予性自然化; 另一方面将观念自然化, 并因此而将所有绝对的理想和规范自然化”^[23]9。胡塞尔的意识分析路径可以看做是对心理主义的批判。海德格尔对心理学的批判不同于胡塞尔, 他向我们展示了生存论的批判路径。在《形而上学的概念》一文中, 他描述了对心理学批判的核心。他认为心理学提供的是一种客观的解释。“我们的精神生活——本身或与历史相比较——如今在很大程度上被逼入了这种死胡同, 既不能前进, 也不能后退, 在错误想法的死胡同中, 如果从心理学或人类学方面说明了其来源, 就算把握或占有了某种东西。因为人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一切, 似乎在客观地面对它们。人们相信, 这种心理学的客观解释和对一切出自其心理学源头的东西的认可, 都是宽容和优越的自由, 而其实却是最惬意和最无危险的压制, 在这种暴政下, 人们根本无所适从, 甚至连自己的立足点都没有; 因为对于这些, 人们同样会给予心理学的说明。”^[24]271他认为面对情绪现象, 最为根本的是理解, 把其放入到世界语境中才能使得情绪成为其所是。“我们更加必须学会理解, 情绪, 只有当它感染着的时候, 也就是说, 规定一种现实的行为时, 才是其所是的东西, 在这里, 我们的行为就是一种特定的追问活动。”^[24]272保罗·利科尔的超越路径显示出了其对当代神经科学的关注。他的切入点非常地恰当。他敏锐地抓住了神经科学最为依赖的“印痕”概念, 然后加以批判。当谈到记忆痕迹的时候, 他作出了三重区分:书写痕迹、心理痕迹和脑部痕迹。“正如早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蜡块印痕的比喻, 我提出要区分三类痕迹:书写痕迹, 在历史操作的层面上变成了文件痕迹; 心理痕迹, 被命名为印象而不是印痕, 通过标记某个事件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情感意义上的痕迹; 最后脑部印痕, 这是神经科学家处理的对象。”^[25]从这几处, 我们发现利科尔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 他已经开始从现象学角度反思神经科学中记忆研究存在的问题, 而且他的分析非常精准, 抓住了神经科学的问题所在。当然他的有些概念用法还是不甚准确, 比如“脑部印痕”。事实上今天的神经科学家主要是使用“记忆印痕细胞”这样的概念, 他们很少使用“脑部印痕”这样粗狂的概念。此外, 利科尔的分析还是存在局限, 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印痕是实体意义上的概念, 或者是心灵的印痕或者是身体的印痕, 当然也可能是细胞印痕。所以利科尔所做的分层并没有切中印痕概念的要害。此外, 印痕都是一种在刺激语境下有效的概念, 是一种被动的概念。根据常见的定义, “印痕是记忆存储方法理论化的结果, 记忆存储在大脑(或其他神经组织)中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的生物物理或生物化学的变化”, 但是人类记忆远不止于此, 更准确地说, 是基于一种互动体验。

② 这里所说的现象学对心理主义的超越, 主要是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超越, 可以看做是经典式超越路径。胡塞尔的意识分析与海德格尔的生存分析有效地批判了意识理解的心理主义, 他们的批判按照现象学内在逻辑推演的结果, 有着很强的现象学展开逻辑, 而对自然科学自身的进展关注不多。这也成为后来塞尔批评德雷福斯的地方, 他指出经典现象学家完全不关注自然科学的进展。所以本文中当代超越则力图体现出方法论的超越。

这两种路径是都反思心理主义的。物理主义的路径认为心理学的设定不够彻底, 需要彻底地还原, 但是这种彻底还原却导致了整体的瓦解; 随着进入到神经机制的研究中或者神经活动数据的表征中, 记忆整体开始远离生活。此外, 它还面临着重新陷入逻辑实证主义的危险, 在20世纪, 科学哲学家已经指出, 将自然科学还原为物理学、逻辑学的做法中存在的问题, 但是, 记忆的心理学研究却极力向生物学重新靠拢。客观地说, 自然科学中的确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趋势:将心理现象还原到物理层面。尤其是当心理学和生理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种倾向更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 心理学家米尔纳等人开始对医院的患者进行研究的时候, 记忆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物理主义的烙印。随着凯德尔摆脱心理分析的限制开始对心理的神经机制进行研究, 这条路已经显示出其内在的生命力, 不容忽视。现象学注意到这一缺陷, 它从现象本身来看, 走出来一条不同的颇具生命力的道路。然而它的危险却隐含在与神经科学保持的张力中, 所以传统的现象学路径则需要超越, 最起码它需要直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解释心理学与自然科学关系不同的形式的根据？19世纪是从本体论层面上体现出心理现象还原到物理现象; 而20世纪则是从方法论上的依赖, 心理学更多的是在方法技术上依赖神经科学。

传统现象学家的批判仅仅看到了在本体论上心理学对于生物学的依赖, 他们看到了意识自然化这样正在发生的事情:意识自然化意味着意识现象成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他们的论断除了本身的合理性之外, 还可以得到自然科学史的支持。自然科学史的发展也间接指明了意识现象成为科学对象何以可能。19世纪德国生物学家亥姆霍兹表明心理过程是可以通过实验进行研究的, 作为心理代表的神经系统可以成为实验控制的对象; 20世纪美国科学家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M.Edelman)通过将意识看成是过程而非实体对象的方式完成了这个过程。但是, 对心理主义的当代超越则更多体现为方法论层面的超越:这就是诸如PET、fMRI等成像技术的迅速发展。这种情况对现象学而言是一种不妙。正如塞尔(John Searle)等一些心灵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 现象学无视自然科学尤其是神经科学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 对于大多数后来的现象学家来说, 这一点命中要害, 但是这种指责并没有注意到现象学对于技术方法论反思的无力。所以在这个阶段并非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超越, 而是反思方法论意义超越时存在的问题。

因此, 当代超越应该基于记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之上, 开始关注自然科学领域新技术如何影响了记忆研究。在科学领域中, 很多神经科学家如凯德尔(Eric Kandel)、米尔纳、欧基夫、麦克港夫(MacGaugh)等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关注记忆研究的, 有力地推进了20世纪的记忆研究。比如在《看到未来》中, 莫泽夫妇研究了动物空间行为的预演特征。这篇文章探讨的是动物的情景记忆问题, 里面提到的诸多概念都非常有趣, 比如路线的重演与预演、海马体的再激活。文章对动物在空间中的预演(preplay)与重演(replay)的关系进行了说明, “令人惊异的是, 在事件发生前, 相应的脑部活动也会发生”^[26]。支持这种观点的经验证据是, 重演依靠海马体的CA3区域中的经验—感觉联结网络, 而预演在来自海马体之外的区域。他们的成就是在传统的电刺激技术上取得的。

新的光遗传技术能够让科学家在以往的基础上, 实现对大脑神经元进行激活或者抑制。这意味着开始超越出记忆理论的层面, 而进入到实践层面。如此, 批判当代记忆研究中的心理主义设定依然显得必要。在理论层面, 哲学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 面对自然科学设计的新的实验、发现新的现象以及给出新的解释理论, 哲学必须善贾于物, 利用上述方法、实验、现象以及理论来夯实自身。20世纪初的哲学和心理学对于记忆的研究已经被神经科学、脑科学的飞速进步远抛在后面了, 远无法适应20世纪60年代以后科学发展的速度。所以需要面对新的情况并给予应对。另一方面, 也要意识到科学发展带给哲学自身的冲击和危险, 保持自身的警惕。科学的进展是飞速的, 但是这种飞速也加剧了其自身的分裂的速度。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单方面地增进它所研究对象的知识, 发展越快, 差距越大。哲学不能因此而陷入到这种分裂之中, 要坚守自身整体把握的优势, 指出科学发展存在的这种内在缺陷, 从而为人类提供关于记忆的整体的知识图景以及为理解记忆现象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对于实践层面而言, 问题才刚刚显示出来。对于哲学而言, 需要突破理论—实践的二维划分, 而重新面对记忆现象本身。

在当代记忆研究中, 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再次验证了海德格尔批判形而上学与实证科学关系的准确性。海德格尔批判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分工协作理论, 在这种理论中“形而上学提供基本概念, 诸科学提供事实”^[24]279。他认为:“科学和形而上学之内在的统一是命运的事情。”当我们回想海德格尔曾经在1966年指出, 哲学消解到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多个时刻时, 这一切都变得容易理解了。在当代记忆研究中这一点是符合的。一方面, 实验心理学延续了某种形而上学的功能, 不断提供着概念, 如海马体是记忆的空间所在、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的区分、短时记忆、工作记忆与长时记忆、记忆巩固与提取, 等等; 另一方面, 神经科学则依赖新的技术方法提供着经验事实, 如动物空间行为的预演与重演发生在不同的区域、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出现在不同的大脑区域。“关于人类的神经图像研究识别出认知记忆的巨大型脑部网络。……起初的fMRI研究显示了与记忆内容的组织和生产有关的大脑前部区域的活跃情况, 后来也显示了与记忆提取和空间记忆有关的后部区域的活跃情况。”^[27]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技术方法的胜利^①。

① 这一次的技术方法的胜利似乎对应了哲学史的关于方法论的变迁。在尼采看来, 19世纪是科学的方法的胜利; 而在海德格尔看来, 20世纪是控制论的胜利。而我们当前技术方法的胜利则是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图景, 一种与数字技术、数据技术结合的方法逐渐成为新的技术形象, 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深思。

无论何种超越路径, 都需要面对记忆现象本身。这显然需要记忆现象学的出场。但是, 本文所说的记忆现象学并非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尔在《记忆、历史与遗忘》中所说的记忆现象学。他的记忆与遗忘观念过于守旧, 顽固地指向过去这一单一维度, 并且将二者放入到极其浓厚的历史—宗教—社会语境中。这一做法也受到了以伽达默尔为主的严厉批判。本文所希望构建的记忆现象学是将记忆体验放入到科学—技术的语境中, 从记忆研究中的心理主义考察开始, 然后直面记忆现象本身。在这样的情况下, 需要做的事情是“放弃解释”而展开“尝试理解”:理解作为生命形式条件的记忆现象, 直接触摸到记忆作为认知、情感和人的历史性存在的先验条件之维。如果说, 当代现象学必须要回应曾经遭受到的来自约翰·塞尔的诘难, 经典现象学无视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记忆现象学更是如此。面对记忆科学、记忆心理学纷纷涌现的研究成果, “尝试理解”的有效方式并非仅仅是将所有的科学知识宣告无效(胡塞尔式的), 胡塞尔忽略当时生理学、实验心理学的发展; 也并非从“命运”的角度将科学理解为历史性的自由存在方式(海德格尔式的)。值得肯定的是, 海德格尔直面他所在时期的生物学、动物学研究, 并且将上述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理解核心命题——动物缺乏世界——的基础。然而有趣的是, 在记忆问题上我们碰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动物拥有记忆, 人也一样拥有记忆。不存在缺乏与不缺乏的差异。构建记忆现象学需要做的就是深触记忆体验自身。

当直面记忆现象本身, 我们的方式是将焦点放置在技术方法上, 尤其不可忽视神经心理学所提供的实验设计。在不同发展时期, 关于记忆的知识可以发生变化, 但是其依据的实验设计却是恒定的。这些将成为后续分析的起点。此外就是关注心理学所提出的基础概念框架。心理学发展到当前提出了不同的记忆类型框架。相比之下, 尽管哲学无从提供更多的经验性东西, 但是它所拥有的“回到事情自身”和“让事情本身如其自身般地显现”的精神是其最为重要的东西, 这些使得我们能够面对诸多的记忆研究成果, 不至于慌乱, 从而理性有序地展开进一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