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0-41习近平将文化提升到关乎国家命运和民族复兴的新高度, 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历时性视角来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仅是几千年中华文脉传承之一瞬, 是具有当下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阶段。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 经历了数个阶段性文化的起源、传承、创新、繁荣、变迁等历程, 为本阶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前置条件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阶段性的史实借鉴。本文聚焦于当下中国的文化主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发展与养成”研究, 其概念的多维变迁、养成的理路参考、历时的溯源明本研究则是“发展与养成”研究的题中要义, 要充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多关系型发展脉络, 全面认识其存在与推进的理论逻辑, 深入挖掘其养成的历史基础、民族基干与价值向度, 进而培育文化自觉、保持文化定力、增强文化自信。

文化建设在我国发展改革框架下呈现出历时性的不断拔升的变化过程, 从关注其“内部价值”取向逐渐拓展至“外部价值”发挥的向度, 从解决文化内部问题的层面上升至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明, 与道路、理论、制度相协调的国家战略, 其本体内涵也随着内外部关系的变化发生深刻变化和专业细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从狭义上说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但又是文化建设的高级阶段, 其发展脉络可从上位关系、平行关系、下位关系三个层面厘清。

上位关系指国家对于文化在国家整体建设与发展中的地位认知。20世纪80年代, 文化隶属于精神文明体系, 是相对于物质文明而存在的, 还未形成相对独立的“话语权”和自我品格^[2], 其上位关系为精神文化建设, 还未进入国家战略层面。20世纪90年代, 市场化的理论和实践引发了文化定位的变化, 有独立话语体系的冲脱声音。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 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以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 独立的文化话语体系出现, 也标志着文化开始走向独立的国家战略, 之后, 文化一直在独立的国家战略下推进与发展。2005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印发, 标志着文化领域的改革与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 文化发展由原来的行业自发的“边缘性行为”转化为国家主动的、自觉的战略行动。2011年,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 标志着推动文化繁荣成为党的重大战略。2012年,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体一体”总体布局, 文化建设是其一。2016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拓展了“三个自信”, 增加“文化自信”, 正式提出“四个自信”。2017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将文化自信的地位提高到道路、制度、理论自信背后更深层次的战略高度。文化上位关系发展中还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对当代文化的认识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工具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之争, 提高到了执政合法性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高度^[3]。至此, 从“文化建设”到“文化体制改革”, 再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乃至“文化自信”, 文化话语体系的变化反映的是伴随着党和国家对文化认识的深化, “文化”地位得到不断提升。

平行关系主要指文化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平行关系、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平行关系。一是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平行关系。1987年, 党的十三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改变了以往“政治”中心地位, “经济”成为与“政治”并列建设的重要内容;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社会建设”列入, 成为“四位一体”;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 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其发展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文化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居于灵魂地位, 发挥着引领方向、润化发展的作用。二是在“四个自信”中的平行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人代会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4]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5]在2016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6] “四个自信”的形成经历了从文化自信命题提出到重要性阐述再到整合提出的过程。在平行关系中, 文化自信融合、贯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使三者在文化自信中获得最大公约数, 同时更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底色。

下位关系指文化自信或文化发展概念内部包含的元素变化, 例如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社会力量、公共文化、党委与政府分工、不同层级的政府分工等。20世纪80年代之前, 文化的概念更多还处于人们意识和精神文明的话语体系中, 其内涵也更多侧重理想信念、道德追求等意识层面的元素; 80年代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文化行业及相关企业有了一定发展, 文化逐渐由意识层面向实体的文化行业拓展, 文化思想开始实体转化; 90年代, 市场化的理论与实践影响进一步加深, 文化产业开始寻求独立主体地位, 至世纪之交,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分途发展理念基本确定^[7]。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文化分野研究开始走向实践, 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践分野的重要标志,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被独立阐述, 关于党的文化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工等均有新的探索; 第二个十年, 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各自领域进一步细分, 进一步确立了社会效益优先的“双效原则”。文化事业方面, 着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公共文化供给, 推动文化均等化发展; 文化产业方面重点在文化投资、文化知识产权保护、文化企业扶持等方面发力。在概念中明确包含的三个文化主体—文化职能部门(政府)、文化事业单位、文化企业, 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与自信。

文化自信三个层面的发展脉络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发展的多维历程, 全面揭示了文化建设的环境关系,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养成要统筹协调好三个层面的关系, 找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与定位。

文化自信养成涉及面广、影响深刻, 非单一学科理论逻辑可全面阐述与支撑。哲学范式中, 唯物史观要求我们用物质、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与现实, 自觉抵制各种非唯物的思潮与主义; 政治学范式中, 矛盾嬗变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作为执政党要敏锐把握发展大势, 顺势而为, 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 管理学范式中, 系统治理的思路和基本观点对于处理好文化技术与价值的互动依存关系, 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制度体系将更加有效。

唯物史观要求我们用全面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与现实, 文化本属于和物质相对应的意识或精神层面的问题, 更易陷于抽象的形而上学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养成需着眼于唯物基础, 要正视文化发展历史, 立足当下中国国情, 进而作出更加科学的文化发展决策。然而当今各种非唯物的极端思潮交锋, 也使主流唯物思想受到极大威胁。一是极端私化, 主要表现为新自由主义思潮, 主张全盘推行私有化, 反对国家宏观调控的绝对自由; 二是极端西化, 主要表现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主张全盘照搬西方国家模式, 完全不顾国情; 三是极端虚化, 主要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主张歪曲、丑化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历史; 四是极端古化, 主要表现为文化复古主义思潮, 主张复古一切传统文化, 对外来文化一律排斥; 五是极端商化, 主要表现为文化工具主义思潮, 主张将一切文化物质化、商业化、娱乐化。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深刻指出:“历史就是历史, 历史不能任意选择,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 要自觉抵制各种极端思潮的误导, 否则就极易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历史和实践证明,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能够引领中国之路更坚定从容地走下去、也只有基于历史与实践检验的文化才可能养成自信的文化。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政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文化则是其外显的基本符号与标识。党的十九大指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9。这是思考当下中国政治问题必须关注的矛盾。准确认识中国社会各阶层、各区域的矛盾并致力于有效化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养成中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否则自信只能是一部分人的自信且是持续扩大差距的自信, 那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 即无产阶级政党, 我们可以看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经济神话, 解决了物质需求同生产力间的矛盾, 特别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 这种矛盾正日渐消亡。致力于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共产党正擘画着另一场矛盾革命, 即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 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共享丰富的精神生活。“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本质上就是以人民为本, 这种“绝对”的民本思想指导了中国建设实践, 不仅在发展成果上人民共享, 当人民面对困难时, 国家依然珍惜每一个生命, 不分贵贱, 不计成本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就是最好的力证。每一场变革都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每一次社会变革都让这个基础更加牢固、更加坚定。

在公共管理领域, 治理的概念也被诸多学者定义, 未有完全统一, 但治理在调节冲突和不同利益中发挥的作用被学界广泛认可。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主要是以政治学和科层制为基础的, 更侧重价值层面, 强调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 而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则更多体现了现代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的要求, 在价值基础上追求技术层面的改进, 强调效率与经济效益。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典型争论之一就是“效率”与“质量”之争, 映射到文化领域就是“经济效益”与“价值效益”之争, 系统治理为这一冲突调整与优化提供了范式支撑。一是治理主体为政府, 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 政府在文化治理中要根据社会发展渐近过程和文化发展阶段需求及时创新文化发展策略,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 二是治理本身为调节矛盾而存在, 其要求在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与经济效益的市场追求之间寻求平衡, 而此种平衡并非妥协式平衡, 而是强调治理的精准性, 避免泛化。文化的双重属性及其价值和效率的目标之间并非对立, 不可偏其一, 亦不可废其一, 且我们在做的就是通过高效的制度运转体系来促进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目标的实现。就像“区块链”一样, 我们用的是技术, 但实现的是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即价值。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养成的指导思想不动摇, 要将新时代矛盾嬗变作为我们党执政理念创新的基本依据, 要统筹处理好价值治理与技术治理的互动关系, 这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养成提供了基本理论参照。

中华文化基干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那时, 社会发生急剧变革, 旧的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所取代, 新的社会阶层—士—应运而生, 其代表人物为诸多思想家, 如孔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 还有诸多将思想付诸实践的改革家, 如商鞅、许行、苏秦、张仪等。这一时期, 思想的变革引领着文字、文学、艺术、书法、建筑、教育等发展, 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论战, 其中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 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教育家, 他带领弟子传播儒家思想, 著书立说流传后世, 成为后代儒学正统的奠基者。之后历史上共出现过三次文化大繁荣。第一次文化大繁荣出现在汉朝, 著名哲学家、儒学大家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 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 创建了国家统治阶级认可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使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崇儒尚法”是这一阶段思想文化的重要特点, 不仅统治者以“仁政”为执政理念, 还在法制建设方面做了初步探索, 确保了汉朝之治四百余年的稳定繁荣。当今中国文化中多有“汉”字元素, 多数起源于这个时期。第二次文化大繁荣出现在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的思想继承了儒学正统, 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 大量吸收外域的有用文化, 也将中国繁荣发达的传统文化传播至世界各地, 成为了世界政治文化中心。隋唐在文化传承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可以说是建立和完善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的科举制度, 其制度成为士人入仕的基本途径, 更多的儒派学者进入仕途, 进一步巩固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涌现出像李白、杜甫此类千古诗人, 推动中国历史上全盛时期的出现。第三次文化大繁荣出现在宋朝, 儒学复兴并经程朱发展, 产生新儒学即理学, 儒、道、佛三种文化在这一时期交汇深入发展。宋朝文学十分发达, 诗、词、散文等都有伟大成就, 涌现出苏轼、辛弃疾等一大批优秀文学大家, 文化发展达到历史上的巅峰, 推动宋朝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进入高度繁荣的时代。

三次文化大繁荣奠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的心理认同和价值认定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养成应在文化周期律中探寻政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良方。纵观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 窥视文化发展规律有三:一是从时间维度上看, 先有统一政权再有统一文化再有国家长期繁荣稳定, 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是文化统一与发展的基础, 文化统一与发展进一步推动具有统一政权的国家长期繁荣稳定, 这是文化与国家间的互动规律。二是文化统一繁荣对促进国家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意义, 汉朝是儒学正统确立的第一朝; 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建立从机制上确保了儒学正统, 创造中国历史上的全盛; 宋朝进一步发展了儒学, 推动文化创新, 使社会各方面进入高度繁荣的时代。三次文化大繁荣确保了从汉至宋1 400余年历史中有1 000余年处于相对繁荣稳定时期。三是三个时期对于文化发展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汉朝侧重于文化确立、隋唐侧重于文化巩固、宋朝侧重于文化创新, 但围绕的文化基干是恒定的, 即儒家文化。这些规律为我们党长期执政以及推动国家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正面的历史文化规律遵循, 即文化要在一定时期内围绕基干经历从建立到巩固再到创新的螺旋式发展历程, 以保持常新。以此来看, 文化是具有多层次的结构体, 各层次作用发挥不同, 但均不可或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基干, 是居于内在的、核心的文化结构,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居于相对外围的文化结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即是文化创新的过程, 新的文化结构符合中国当时的历史发展进程, 遂被此阶段的历史和人民所选择。

中国历史上共出现过四次文化大重构。第一次文化大重构出现在汉隋之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此阶段的文化重构突出表现在中华文化基干的中心区域由黄河流域转至长江流域,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纷纷成立, 彼此征战, 民族融合伴随着文化融合, 外来佛学文化从印度传入中国, 本土道教发展较快, 中华基干文化在被动地吸纳和包容少数民族、外来佛教、本土道教等文化基因, 此次文化重构历时三百余年后再次实现大一统, 并且奠定了隋唐时期盛世大治的文化基础。第二次文化大重构出现在唐后五代十国时期, 此阶段的文化重构突出表现在统一政权遭遇大规模叛乱之后的国家内部分裂, 文化因政权分立而被分割, 但实为同一文化下的分裂, 因此历时53年便再次实现文化大一统。第三次文化大重构出现在宋元之间历史时期, 此阶段的文化重构与第一次文化大重构相似, 北方金、蒙等少数民族长期统治文化原生地, 进一步促进了文化融合和文化中心南移, 随着蒙古族势力的不断壮大, 才有了新一轮政权大一统。第四次文化大重构出现在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时期, 此阶段的文化重构发生范围更广, 主要表现在与西方外来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 包括资本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 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等, 历时109年, 中华传统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基因, 终于找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之路, 再次回到政权大一统时期。

四次文化大重构锤炼了中华文化持久的向心力, 形成了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主流的汉族文化, 即中华文化基干。分析四次文化大重构, 探得有如下四点规律:一是文化重构要围绕中华文化基干, 方能最大程度减少文化重构成本, 围绕基干则后建立政权统一时间长, 反之则短。四次文化重构中仅有第三次文化重构对中华文化基干围绕不足, 更多以武力形式取得统一, 后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因没有中华文化基干支撑仅持续97年, 为自汉朝以来中国历史上执政最短的统一政权。二是文化争夺主体呈递减趋势。第一次主体为“三国两晋南北朝”, 其间还有“五胡十六国”, 第二次主体为“五代十国”, 第三次主体为契丹族的辽、党项族的西夏、女真族的金国和蒙古国的元, 第四次虽然主体较多, 但更多是帝国主义强制性的资本输出和强占租借地, 划分“势力范围”, 文化领域和领土的实质大面积占领主要以日本为主。封建社会后半段, 从元朝建立至鸦片战争, 其间虽然经历了元、明、清三朝政权, 但文化大一统形式基本没有断绝, 其政权的更迭仅为文化同一背景下的内部一对一调整。三是文化大一统割裂时间呈递减趋势, 第一次割裂时间为361年、第二次为53年(内部重构)、第三次为144年、第四次为109年, 中华文化基干的向心力愈发强劲, 恢复原生文化的时间越短。四是文化重构形式主要分为两种, 或“外生”或“内生”, “外生”指在域外文化刺激下发生的变革, “内生”指同一文化内部发生的变革, 按此划分, 第一、三、四次文化重构为外生, 第二次文化重构为内生, 可以看出, 外生文化重构时间较长, 内生文化重构时间较短^①。在数千年的民族文化、外来文化融合中, 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 包罗数十个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共同体, 之所以中华民族文化流传至今, 其本身便是一个包容开放的文化体, 既围绕一个文化基干, 又兼具少数民族特色, 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内化、提升便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也就形成了打不散、割不断的文化向心力。但国家发展与世界形态的变化一刻未停, 还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长期保持开放包容、实时更新的文化结构形态, 哪一层次的文化停滞不前, 都会影响文化自信, 且可能会面临被动更新、改造甚至淘汰的境遇。

① 为便于明确文化节点, 对文化发展趋势加以量化精准分析, 此中将大部分政权大一统视为文化大一统, 难免有不完全对应之处, 但不会对分析基本面造成较大影响, 甚至结论偏颇过多。

曾几何时, 半殖民地社会的痛苦和屈辱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调, 文化自卑心理一度蔓延, 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一度否定。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长技”, 到“保国、保种、保教”的“改制”, 到“三民主义”的“起共和而终帝制”, 再到“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 乃至“姓资姓社”的“黑白猫论”, 百余年的救国兴邦运动背后是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不认同、批判再到回归的过程。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运动, “打倒孔家店”思想, 这些对中华文化价值的伤害阵痛不可否认。然而, 民族文化内部重构阵痛之后的回归也是大势所趋、历史使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是在同中华传统文化否定与自卑、肯定与弘扬的斗争中, 因红色革命文化和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注入才逐渐明确和坚定的。立足当下中国, 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当代中国文化的最原点是什么, 解决价值回归到哪儿的根本性问题, 文化自信养成才有根基。

溯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的三个主要元素, 我们可以找到各元素的初心源处, 也就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文化最原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初心, 是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了数千年的文化底色, 是身为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文化根基; 革命文化代表的是新中国的国家初心, 无数革命先辈为今天的新中国建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今天国家的富强是建立在红色革命文化基础上的, 这是当下国人必须坚守和珍惜的奋斗精神;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初心,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伊始, 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领导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后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不懈努力, 这是九千余万党员的永恒指引。三种文化、三个主体、三个初心统一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应用并取得诸多重大成果, 构成并强化了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础, 指引着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强国之路走得更加铿锵有力。

本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发展与养成脉络、理路、根源作了初步研究探索, 以期为科研工作者深入研究和政府文化决策提供有益参考。下一步, 应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养成的长效机制作为研究重点, 以期将此理论研究成果进阶为实践框架体系, 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入脑入心入行进一步贡献智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