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基本养老服务的发展, 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上海、成都和青岛等地已经探索出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效应的地方模式。然而, 养老服务供需失衡、区域发展差异化的问题依然不容忽视^[1]。

学界对养老服务水平的影响因素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指出经济发展水平^[2]和老龄化程度^[3]是主要的影响因素。透过《中国城市养老指数蓝皮书》的数据可以发现一些与既有研究相悖的事实: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必然影响地方基本养老服务水平, 数据观察发现, 2015年宁波市的养老指数为80.5, 而与之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杭州市得分只有68.3, 落后于同省的宁波市; 二是老龄化程度不必然导致地方基本养老服务水平提升, 例如黑龙江省鹤岗市老龄化程度虽位居全国前列, 但养老指数却排全国第274位。上述的现实案例促使我们思考:影响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多种影响因素的组合如何作用和生成较高的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基本养老服务的生成逻辑上有何区别?进一步, 既有的经验总结更多来自发达地区的典型模式, 却无法引发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的共鸣, 提升其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可突破路径在何处?

基于此, 本文在整合社会需要理论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基础上, 构建“需求驱动—供给驱动”的理论模型, 通过收集相关的权威数据, 运用混合研究设计分析中国地方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驱动要素, 加深对基本养老服务发展逻辑的理解和认识。

一、文献综述

养老服务是一个涉及多维内容的复杂概念, 因此, 有必要界定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基本养老服务水平”, 以便后文的研究达成一致性共识。目前学界尚未对基本养老服务的概念达成统一的界定, 但已经全面探索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得出的基本共识是:基本养老服务是由政府起主导作用, 企业、社会组织等部门参与贯彻落实^[2]; 服务对象为60岁及以上的全体老年人, 并针对那些依靠自身无法获得养老服务、必须求助政府的老年人及其家庭, 通过公共的财政投入供给基本养老服务^[4]; 根据最新的政策框架, 基本确立了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基本照护服务^[5]。因而, “基本养老服务水平”是衡量基本养老服务供需结构性均衡的重要指标^[6], 不仅要求服务数量的增长, 还强调服务质量的提升。目前关于养老服务水平的评价研究, 学界将其放置在个体需求满足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双重背景之下, 努力在个体与社会的统筹中实现养老服务的供需平衡, 形成了两种研究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基于老年人个体感知差异的微观视角, 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分析城乡老年人的需求意愿、选择偏好、养老服务水平和质量的评价。归纳微观视角的影响因素主要包含三个维度:①个体特征^[7], 包括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 ②家庭特征^[8], 如家庭规模、家庭经济条件及居住安排等; ③社会特征^[9], 包括社会养老条件(如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的满足状况)和社会保障水平等。这类研究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 运用定量方法分析养老服务的供需满足与影响因素, 评价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家庭养老服务方式的水平和质量, 基本观点是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满足取决于个体特征、家庭照护和社会支持的共同影响。

第二种路径是从顶层设计的宏观视角, 梳理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历程, 从理论上探讨养老服务水平的现状和挑战等议题, 多采用文献研究和案例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 呈现出浓烈的对策性研究色彩。少部分研究以省或单一城市为研究对象, 运用熵值法^[10]和多维福祉测量法^[11]评价地方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差异化。归纳现有研究的影响要素, 存在两种解释:一是供给主体, 基本认同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对提升养老服务水平的重要作用^[12]; 二是社会经济, 认为老龄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养老服务的供需满足^[10]。

回顾文献, 微观视角的变量选取主观意识强、变量间存在较强的内生关联, 因此研究成果呈现碎片化, 无法获取具有普适性和指导性的共识。宏观视角的研究大量延续“从现状中寻找问题以提供对策”的研究范式, 虽然提供了多元的研究视角, 但仍停留在“应然”层面的理论探讨, 缺乏经验数据的支撑和可操作化的检验。既有研究常常将养老服务放置在需求驱动的分析范式之下讨论, 以此来构建养老服务供给的逻辑起点。然而, 需求驱动对养老服务供给发展的影响也会存在失灵, 一些研究发现基本养老服务并未向老龄化程度更高的地区集中^[13]。而脱离需求驱动的养老服务增量改革, 也容易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无法对提升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养老服务水平提供有效的经验借鉴。可以发现, 仅从供给或需求的单一维度实证观察养老服务的发展逻辑, 无法为提升养老服务水平给予帮助。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文整合社会需要理论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从中观视角构建起“需求驱动-供给驱动”的模型框架。该模型强调, “需求驱动”体现了社会公众对于养老服务水平提升和均衡发展的需要与预期, 表征为一种内在拉力; “供给驱动”是多元供给主体对养老服务水平的持续化推进, 体现为一种社会化推力(见图 1)。依据模型结合理论分析, 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并进行数据检验。

1. 需求驱动

福利视角下的社会需要是指人类为了生存和福祉的生理、心理、经济、文化要求, 是社会成员需求的集合^[12]。社会需要是具有紧迫性且不宜延迟的基本需要, 产生的危机无法通过个人能力解决, 通过国家建立的社会福利制度运作和规范化的社会分配得以实现^[14]。

服务型政府的本质特征是以公众需求作为服务供给的动力来源^[15], 严峻的老龄化形势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治理压力, 多样化、多层次和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需求与日俱增。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 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化”, 空巢老人和纯老家庭的现象日益凸显, 家庭养老的功能弱化, 迫切要求政府投放资源, 提升养老服务供给的水平^[16]。因此, 提出假设H1:老龄化程度与基本养老服务水平呈正相关。

2. 供给驱动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福利多元主义强调政府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 还主张重视来自市场、社会组织和志愿组织等多元主体的作用。在养老服务需求日趋个性化和复杂化的背景下, 仅依靠传统的政府供给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 迫切要求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基于社会需要与福利多元主体的对应关系, 彭华民对不同的供给主体进行了结构性划分:政府利用科层体制提供正式的社会福利, 通过资源再分配形式, 使社会福利制度起到托底作用; 市场基于竞争的原则向消费者身份的福利接受者提供增值服务;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基于社会责任提供非正式的社会福利^[17]。

(1) 政府维度

在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过程中, 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的“影子”随处可见, 政府在多中心治理格局中仍处于主导地位。本研究从中观主体的供给能力视角, 侧重从政府执行层面来审视地方政府的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政府维度通过财政资源、政策支持和领导重视三个因素加以衡量^[18-19]。

首先, 中国公共服务资源更多来源于地方财政, 已有研究从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和财政支出偏好的视角出发, 认为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的府际竞争下, 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了“重经济, 轻服务”的扭曲^[20]。在人口聚集的背景下, 地方政府需要不断提供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 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取决于地方财政的健康程度, 地方财政越健康, 对中央的依赖程度越低, 就越有充足的财政资源投放到公共服务。因此, 提出假设H2:财政依赖与基本养老服务水平呈负相关。

其次, 基本养老服务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 其发展依赖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出台相关的投融资、土地供给、税费优惠等供给型政策驱动养老服务市场的塑造。同时, 依托需求型政策的支持能够改变养老服务的支付能力和成本, 直接打破养老服务业的“低水平均衡陷阱”^[21], 促进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可见, 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支持对养老服务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据此, 提出假设H3:政策支持力度与基本养老服务水平呈正相关。

最后, 领导干部的主观意愿在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驱动”作用^[19]。在公共治理实践研究中, “领导重视”普遍存在领导话语体系之中, 其本质意涵是科层运作中政府注意力分配的一种方式^[22]。地方政府在发展公共服务的过程中, 需要根据现实需求和政府能力制定发展战略与规划, 在此过程中, 领导对于基本养老服务的重视程度和选择偏好对其发展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提出假设H4:领导重视程度与基本养老服务水平呈正相关。

(2) 市场维度

市场是服务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 是多样化养老服务的生产者。市场通过利润机制和成本机制调整服务的供给效率^[23], 影响养老服务水平的提升。养老服务从属于服务业范畴, 服务业发展为养老产业的硬件设施投入和护理员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24]。此外, 随着国民对高质量的养老服务的支付和消费能力的提升, 老年人在服务业市场中寻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机构养老、日间照护和专业看护的意愿不断增强。基于此, 提出假设H5:服务业发展与基本养老服务水平呈正相关。

(3) 社会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福利国家经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后, 社会供给机制被推上了公共服务生产的前沿位置, 因此,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从总体性支配转向技术化治理的过程中, 社会结构在诸多领域赋予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以释放基层的活力^[25]。这种治理技术体现为行政科层制的项目化治理, 社会组织通过承包政府发包的项目, 直接承担起具体养老服务的供给职责。所以, 社会组织的承接力对政府购买绩效产生直接影响^[26], 即社会组织数量越多, 服务能力越强。张继元发现社会组织在城镇的养老服务供给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驱动效果^[24]。因此, 提出假设H6:社会组织数量与基本养老服务水平呈正相关。

除了社会组织之外, 志愿者是社会供给机制的有益补充。互助养老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与家庭养老、集体养老和政府养老一同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养老的主要方式^[27]。在推进养老服务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中, 已经探索出多样化的互助养老模式, 如上海的“老伙伴计划”、全国试点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等。可见, 志愿者成为养老服务的合作生产者, 共同投入到养老服务的递送。基于此, 提出假设H7:志愿者数量与基本养老服务水平呈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描述 1.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结合的混合设计, 综合探讨中国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和可能的作用机制。首先通过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 识别影响地方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因素。然而定量方法很难识别出多重并发的前因构型, 定性研究通常更适合解释涉及因果复杂性的研究问题^[28]。基于此, 运用定性比较分析进行前因构型分析。定量分析遵循“先因后果”研究路径, 定性研究则通过“先果后因”的路径进行探索,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设计能够实现两种方法的优势互补。

2. 变量与数据测量

本研究选取了293个地级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 以此分析地方政府的基本养老服务水平与需求驱动、供给驱动的关系。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权威性资料。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因果关系反转的不良影响, 在数据测量上, 随着时间变化的自变量都比因变量滞后一年。

(1) 因变量

因变量数据来源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研智库联合北京甲子征信公司发布的《中国城市养老指数蓝皮书》, 中国城市养老指数以养老保障和养老负荷为研究切入点, 通过对各地的养老保障水平和养老负荷水平的映射关系分析, 直观反映各地的基本养老服务水平。城市养老指数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于各城市的公开数据, 避免了人为的主观性。

(2) 自变量

第一, 需求驱动。需求驱动主要采用人口老龄化率指标。人口老龄化率是公认的衡量社会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就意味着进入严重的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程度越高, 老年人对养老服务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也逐渐提升, 地方政府面临的治理压力越大。

第二, 供给驱动。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维度衡量供给驱动。首先, 政府维度采用财政依赖、政策支持和领导重视三个变量。通过计算地方财政预算内的收支情况衡量财政依赖; 采用人工计算城市年度出台的养老政策衡量政策支持, 为了保障政策检索的准确性, 在北大法宝以“养老”“养老保障”“养老服务”“养老保险”等为关键词进行全方位检索, 并剔除无关的政策; 借鉴已有研究^[19], 采用人工统计前一年市长或副市长是否出席养老服务工作会议衡量领导重视程度, 在中国知网报纸来源检索关键词, 剔除无关报道, 最后逐篇编码。其次, 由于养老服务市场规模尚未形成统一的统计口径, 根据既有研究, 老年人的服务需求除了特定的康护服务需要由专业的市场主体供给, 其他包括助餐、助洁、家政、文娱、旅游等需求在同一服务行业中都可获取, 因此采用服务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29]。最后, 使用社会组织数量和志愿者数量衡量社会维度。

四、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发展模式分析 1. 描述性分析

通过对293个地级行政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1)可以发现, 社会组织数量和志愿者数量的标准差较大, 可能存在着偏离正态分布的情况, 因此进行自然对数转换, 使其趋向正态分布。在评估的293个地级行政区中, 养老指数最高分为94.10(厦门市), 最低分为35.07(林芝市), 均值为53.53, 标准差为10.15, 可以明显地看出各地养老保障水平差异性大, 提供了较好的观测样本。

2. 回归分析

为了排除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需要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将全部变量代入回归模型, 发现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5, 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可以进行模型估计。运用OLS模型对变量进行逐步回归, 最终形成了11个回归模型(见表 2):模型1为需求驱动与因变量的回归, 模型2~4分别为供给驱动中的政府维度、市场维度和社会维度与因变量的回归, 模型5~7分别为需求驱动和供给驱动中的政府维度、市场维度、社会维度的交叉项与因变量的回归, 模型8~10为供给驱动的三维度相互交叉与因变量的回归, 模型11为所有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回归。

回归分析发现, 老龄化程度在模型1、6、7中显著影响基本养老服务水平, 但是在模型5和11中却不存在显著性。关于需求压力是否驱动养老服务水平在既有研究存在争议^[7], 本研究表明老龄化程度对因变量的作用并不稳健, 不是提升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关键要素, 但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即认为需求压力驱动基本养老服务水平提升, 假设H1通过验证。在模型2、5、8、9、11中, 财政依赖显著负向影响基本养老服务水平, 假设H2通过验证; 已有研究表明政府的养老政策对养老服务供给有显著驱动效果^[18], 在模型2、5、8、9、11中, 政策支持显著影响养老服务水平, 与既有研究结论相吻合, 假设H3通过验证。在模型2、5、8、9、11中加入领导重视的变量, 只有模型2、5通过验证, 模型8、9、11并未通过验证, 假设H4未通过验证。在模型3、6、8、10、11加入服务业发展的变量, 分析结果发现服务业发展显著影响基本养老服务水平, 假设H5通过验证。在模型4、7、9、10、11中, 社会组织数量显著影响基本养老服务水平, 假设H6通过验证。但是在模型4、7、9、10、11中加入志愿者数量的变量, 只有模型4、7通过验证, 模型9、10、11并未通过验证, 假设H7未通过验证。总体而言, 互助式养老存在参与意愿低的发展困境,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通过数据分析可知, 11个模型都在0.01水平上显著; 在基线模型的基础上依次加入不同的变量, R²不断增加, 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说明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对因变量的方差变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

3.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需求驱动和供给驱动均影响基本养老服务水平, 却无法回应变量间的条件组合模式如何作用于较高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疑惑, 本部分采用QCA的分析方法试图回应上述问题。进行fsQCA分析时首先要对研究中涉及的变量进行校准, 按照Ragin提出的5%(fully out)、95%(fully in)以及交叉点50%(crossover point)的标准分别进行数据校准^[30]。然后, 对各变量单项前因条件的必要性与充分性进行分析发现:各单项前因条件均未达到绝对必要条件的标准; 同时, 各前因条件也不是引致结果的充分条件。因此, 研究使用fsQCA 2.0软件组合多个前因条件进行构型分析, 并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

经济发展水平、老龄化程度的紧迫性压力不同的区域, 因其组织目标发展偏好和外部环境的差异, 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驱动逻辑也可能不一致。基于此, 本研究试图在区分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 对基本养老服务水平提升的驱动模式进行归纳总结。目前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都没有明确的界分标准, 本研究以人均GDP指标为依据, 应用SPSS 23.0软件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后, 形成120个案例为经济发达地区, 173个案例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最后分别对两个分区进行fsQCA分析。

(1) 293个行政区域条件变量的组合与发展模式

表 3显示fsQCA结果, 驱动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路径是多元的, 体现为五种路径。在所有组合中, “政策支持*~老龄化程度*~服务业发展*社会组织数量”“~老龄化程度*政策支持*服务业发展*社会组织数量”和“政策支持*老龄化程度*~服务业发展*社会组织数量”三条路径的覆盖率分别为0.413、0.364和0.339, 解释力度相对较高。

上述的五条发展路径都包含了以“政策支持*社会组织数量”为核心变量的组合。可见, 在此类组合中, 政策支持和社会组织数量是较高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充要条件。说明在基本养老服务领域中, 政策支持下的政社合作供给基本养老服务是最容易成功的。中国的养老服务发展正走向普惠型养老服务阶段, 政府不断尝试公建民营、购买服务和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等政社合作模式, 从消极福利的政府责任向积极福利转型, 提升政府治理的有效性。

(2) 经济发达地区条件变量的组合与发展模式

表 4显示, 解释经济发达地区较高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能力路径有三条, “政策支持*服务业发展”为核心的组合是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分条件, 需要与老龄化程度和社会组织数量等因素的组合, 才可引致高水平的基本养老服务。根据是否存在“老龄化程度”因素, 可分为两类发展路径。

第一类为“~财政依赖*政策支持*服务业发展*社会组织数”的组合, 有36.9%的案例可由该路径解释。深圳、厦门、泉州和珠海等低老龄化程度、经济蓬勃发展、高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地区, 都呈现低财政依赖、高政策支持、高服务业发展和高社会组织数量的特征。这些地区的发展路径是地方政府自我实现、社会自我创新和响应中央政策倡导等综合驱动的结果, 在政策支持、市场和社会组织参与的运作机制下, 发展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模式创新。

第二类以“老龄化程度*政策支持*服务业发展”为核心变量的组合。首先, 体现在“老龄化程度*政策支持*服务业发展*~社会组织数量”的组合, 表明在高老龄化压力下, 即便缺少社会组织, 政策支持和服务业发展的组合也可产生高基本养老服务水平。典型如威海和舟山, 两个城市的老龄化率都位居所在省份的前列, 但社会组织数量相对不足, 政策支持和市场机制就起到了关键性的驱动作用。其次, 体现在“老龄化程度*政策支持*服务业发展*社会组织数量”中, 该路径解释了近27%的案例。这一组合表征为“需求驱动”和“供给驱动”双向机制促进了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提升, 上海、南京和苏州即为典型案例。

(3) 经济欠发达地区条件变量的组合与发展模式

解释欠发达地区较高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发展路径有两条。在这类组合中, 均包含了“老龄化程度*政策支持*社会组织数量”的核心要素, 表征为需求驱动、政策支持和社会组织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较高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必要条件。

第一条路径中, “老龄化程度*~财政依赖*政策支持*社会组织数量”的组合解释了25.4%的案例。这一组合意味着在面临老龄化压力, 政策支持与社会组织的组合可产生较高的基本养老服务水平。最典型的案例是赣州和遵义, 其较高的基本养老服务水平与低水平的条件变量指标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对中国各方面条件都相较落后的地区提升基本养老服务水平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必困囿于经济发展的束缚, 政策支持和社会组织数量的组合, 为其提升基本养老服务水平提供了可行的发展路径。

第二条路径为“老龄化程度*政策支持*服务业发展*社会组织数量”, 解释度相较第一条路径较差, 只有12.3%, 典型的案例为宣城、蚌埠和晋中等地区。深入剖析典型案例可以发现, 宣城和蚌埠是长三角一体化的成员单位, 基于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背景, 在“同侪压力”下学习相邻地区的做法, 提升基本养老服务水平。晋中也是典型的老龄化程度高的城市, 为了有效应对治理压力, 借鉴上海和苏州的创新经验, 通过“榜样学习”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可见, 经济欠发达地区不管出于主动发展还是被动促进意愿, “同侪压力”和“榜样学习”是促进部分地区通过多元供给化解需求压力的重要方式。

五、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

整合社会需要和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框架, 本研究关注老龄化压力和多元治理对地方政府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影响, 提出并检验了“需求驱动”和“供给驱动”双重机制对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影响作用。回归分析发现:以需求驱动为导向的老龄化程度、以政府维度为导向的财政依赖和政策支持、以市场维度为导向的服务业发展和以社会维度为导向的社会组织数量对基本养老服务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进一步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探索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发展逻辑, 结果表明:首先, 政策支持和社会组织数量是提升基本养老服务水平的充要条件, 政策支持和社会组织数量的组合最有可能引致高水平的基本养老服务。其次, 基本养老服务水平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呈现不同的生成逻辑。在经济发达地区, “政策支持”和“市场维度”的组合是核心要素, 通过与“需求驱动”和“社会组织数量”的不同组合, 生成了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模式创新;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老龄化程度*政策支持*社会组织数量”是最重要的路径。

2. 研究贡献

本文通过混合研究为解释“基本养老服务水平何以提升”的议题, 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视角。理论而言, 本研究立足于社会需要理论和福利多元理论, 构建起整合理论模型。实证结果表明, 基本养老服务水平受需求驱动和供给驱动的双轮驱动机制的影响。进一步发现, 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时期, 中国政府的养老服务供给仍是以政府为本的目标定位, 具有高度的政治从属性。在养老服务供给中,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更容易成功, 所以未来的发展应该着力培育社会组织, 获取其所释放的正效应。

经验而言, 本研究通过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类探索, 打开了两类地区各要素相互作用逻辑的黑箱, 并基于不同地域提出针对性的经验借鉴, 尤其是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 应该正视老龄化的治理压力, 不断完善和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 从而提升基本养老服务水平。

3. 研究不足

本研究首次从地级行政区域层面对基本养老服务水平进行初步的研究, 依然存在不足, 未来的研究可以重估或者扩展本文的研究发现。第一, 本文使用的某些变量是多维复杂的构念, 主要使用了代理指标, 特别是涉及政府维度、市场维度方面的变量, 在未来的操作化研究中可加以完善; 第二, 基本养老服务水平还受到诸多驱动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只是探索其中的需求驱动和供给驱动, 且受到研究样本数量的局限, “老龄化程度”和“领导重视”的稳健性检验, 需要在日后搜集更多数据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