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库恩的历史主义研究范式的提出,科学哲学家们由对科学发现、科学证明、科学合理性、科学知识的语言分析等问题聚焦到科学的社会建构,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对科学知识进行解释和重构。科学社会学家运用人类学中的民族志方法考察了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这种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维度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1]。作为这一转向的现实发展,巴黎学派运用民族志方法构建起了自己的科学知识观,并形成了实验室研究及行动者网络等代表性理论,全面构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纲领。

“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一种微观经验研究方法,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某一特定民族的社会文化和生活。这种方法奠基于20世纪初,一般认为英国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提炼出了一套以“参与观察”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方法”,它包含三大要素:一是专业人类学者,研究者兼作者;二是田野调查的实地研究方法;三是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性描述的文本,也称“民族志”。“民族志”既可以指完整的研究过程,也可以指描述“田野调查成果的完成形态”^[2]的文本和著作。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些试图弄清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建构主义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走进实验室,持续观察、记载,最终写出关于某一“科学事实”实际产生过程的研究报告或专著。在这里,科学家是被研究的人群,科学家集中的场所 实验室 是田野调查的范本,而他们的活动就是民族志的内容。

任何民族志作品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真假问题。语言组合的不确定性、资料的准确度和完备性、研究者有限的知识背景都会使得对同一个文化现象产生不同的阐释,“那么人类学的描述(民族志)到底是有关‘真理’的探讨还是一种文学或‘故事’的讲述”^[3]？有学者表达了对后一种理解的认同,认为“民族志文本就是在讲故事,在这种叙事中,描述、阐释和批评彼此交融,描述并不能构成阐释和批评的根据”^[4]。“为了揭开民族志的‘客观科学’的面具,人类学者应主动把自己当成‘意义的创造者’。”^[5]因此,科学和社会学都需要方法论上的重构,“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回避科学和技术那么多年,以至它们不能原封不动地用于阐释难以对付的对象”^[6]15。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巴黎学派,以对传统科学观的质疑与批判为出发点,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方法,形成了以实验室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代表的科学知识建构论观点。迈克尔·林奇首先借鉴了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7]290,也称民族方法学,将其运用在对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上。

拉图尔、伍加尔等人进一步将民族志方法引入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中,形成实验室研究理论。实验室研究的早期代表作品,采用了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实践调查方法和民族志的文本写作方法。“实验室研究”中的民族志对科学事实的建构有以下几点突破性意义:第一,它要求以科学知识生产的第一现场 实验室作为基地,采用田野调查的参与式观察得到科学活动的第一手资料。第二,它主张研究者对已有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减少观察主体对观察对象的影响,更加强调描述而不是分析。第三,减少对已有科学理论和科学家说明的依赖,赋予资料以科学社会学家自己的解读意义,并且将观察对象的范围扩大至整个实验室,包括有机体和无机体,即科学家和仪器等,有形的和无形的,即实验数据和日常交谈等。

拉图尔、赛蒂纳等进一步利用民族志方法追踪科学知识的社会化,形成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将科学看成行动中的活动,是各种不同要素间相互影响、共同活动的过程。如果说民族志方法在早期实验室研究中的运用是对实验室内部的微观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追踪,那么其在行动者网络中的运用则是对网络中科学知识的生产、扩散,最终成为科学事实的社会化过程的追踪。网络是节点与通路的连接,民族志方法首先成功定位了行动者网络的节点,即单个实验室中的知识生产过程,再通过对通路的进一步追踪,将视野扩展到整个科学知识建构的社会网络中。

在此过程中,民族志方法的运用实现了以下几点突破:第一,打破实验室内部与外部之分。行动者不再局限于独立于外部社会的研究者,单个实验室超越了自身的地方性特征,形成了一种具有统一秩序的有效联合体。实验室中包含着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并与传统意义上的外部环境进行信息、资源传递,从而将其他行动者共同纳入科学知识的构建网络以预测、构建科学事实。第二,揭示行动者网络对实验室的支持。科学事实的形成要基于普遍共识,通过民族志对科学家日常行为的追踪可以发现,科学家的活动不仅限于他们在实验室地方环境的行动,而且包括从学术界、政府、企业等社会环境中获取资源支持,以将研究成果加以推广应用。第三,分析网络中不同行动者间的利益转译。所谓转译是指研究者促成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一致,对于利益的重新解释的过程。在科学知识社会化的过程中,科学家自己的成果能否进入研发共同体进而扩散进入市场是科学事实形成的关键。民族志方法定位不同语境下“行动者”的行动世界、行动意义和行为背景,并分析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结构,以及群体之间利益的转译。

在科学研究中,方法的创新带来的往往是整个学科研究的质的飞跃。实验室的制度是现代科学研究的缩影,“如果我们不能在微观上,并从内部去揭示知识在实验室中的生产机制,也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现代科学”^[8]。就科学知识社会学而言,民族志方法作为一种微观考察方法,从以下四个方面支持、论证了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

首先,保证经验资料的尽可能详细和真实。民族志方法对经验资料的支持作用表现在实验室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诸如问题选择、知识来源、论据筛选、结论阐释和评价标准等。他们会用录音机记录实验室成员之间的交谈,包括讨论的时间长短、语调与态度都可能是被分析的对象。民族志所提供的信息要远远大于简单的访谈、文献研究和搜寻专题著作所获得的信息,《实验室生活》一书中就记录了多个实验室场景、不同场合的对话和科学家的经历等资料。拉图尔说:“对实验室日常活动的考察使我们关注(表面上)最无价值的举动对事实的社会建构做出贡献的方式。”^[6]155

其次,着眼于实验室中的一切要素。科学社会学家重点考察了记录材料、仪器设备等容易被忽略的物质因素,认为科学家利用记录仪筛选数据,制造出了人为的实在。仪器设备也被用来制造现象,拉图尔称其为“现象技术”,他说,“实验室的力量,……取决于为适应其特定工作而专门设计的特殊构造的仪器”^[6]52。新的专门仪器被设计出来以实现特定科学目标,形成了“新仪器—新资料—新模式—科学突破—新仪器”这样一个不断推进的科学事实建构过程。由此看来,数据的使用有“选择性”,仪器的调整有“目标性”,这些施加在物质因素上的人为力量在“结果”得到后即被忽略,科学家们通过这种力量制造着这样一个科学的神话:科学事实是客观的存在,科学家和仪器不过是负责将其揭示出来。

再次,考察科学日常活动中的隐含观念。采用民族志方法,使科学社会学家能够“深入到构建事实最隐秘的方面,关注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日常生活的举动,分析这些细节怎样引出‘逻辑的’论据,怎样获得所说的‘证明’,以及他们所谓的‘思维过程’是什么样的”^[6]133。从数据记录、猜想论证、理论阐发到论文发表,科学家自身的“科学社会学”,即对科学活动作出的认识论评价和阐述,在科学评估、科学决策、科学判断中起着重要作用。科学研究人员衡量引证材料的质与量,以提高论文的可信度。科学家间的协商形成了对研究项目的评估,决定着研究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而对哪些问题不予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讨论就是参与者们自己所创造的复杂科学的社会学和心理学。”^[6]147

最后,重构科学陈述。科学社会学家必须首先理解科学论文的“意义”,才能理解该“意义”如何构成了整个科学文化的基础。然而对于非科学家来说,科学语言通常比较晦涩、难懂,因此科学社会学家要想不依赖科学家的解释和说明,就要转而赋予论文、资料以自己的解读意义。拉图尔将科学家的陈述分为五类陈述,并通过对各类陈述之间的转化的分析,重构了获得科学事实的过程。在以民族志研究为基础的《制造知识》一书中,赛蒂纳指出,话语的意义是在具体的语境中,通过参与者的互动展现的,“运用一种民族志方法对特定实验室进行考察,迫使我们把空间和时间带入科学的运行中,并把它们构想为地方性的境况的运作”^[9]。科学家间的交流、讨论、磋商,对科学陈述具有潜在影响,而民族志方法使得观察者能够不受这种协商的制约,作出一些有别于科学家陈述的“客观”陈述。

同时,民族志方法又有别于宏观社会学,它关注实验室内部的生成过程及科学研究的地方性条件,形成了“科学的微观社会学”和以科学人类学进行现场考察的研究风格,从而使科学知识研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第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由实验室研究对民族志方法的引入到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完成了科学知识建构的微观社会学进路与宏观社会学进路的统一。首先,引入民族志方法进行科学知识研究是对科学哲学研究范式的突破,由科学的哲学建构走向了科学的社会建构。其次,运用民族志方法考察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是在传统科学社会学之外另辟蹊径,由对科学实践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分析走向对自然、科学的整体社会语境的分析。最后,运用民族志方法追踪、构建科学知识行动网络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建构主义纲领的完善,由对科学的社会学还原走向微观与宏观、实验室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网络建构。

第二,研究的语境倾向。科学论文的规范性及科学认识论的逻辑推理过程使得科学知识的语境大都被消除了,而民族志方法中的索引性概念要求关注科学知识、科学表述的语境性,认为正是语境的不确定性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加芬克尔认为词、表达式、说话、规则与其他系统的陈述是在其应用中获得意义的。”^[7]291赛蒂纳在其《制造知识》一书中也指出,民族志中的索引性的意义在于语词、文本的意义由语境(时间、空间)决定,而语境的意义在于参与者的互动^[10]。索引性是可修补的,意味着语言的语境不断变化并被不断重新认识。从事科学活动的人既受到此时此地或特定社会、文化、历史条件的影响作出判断、选择,但同时自身也是有一定自由的。“在社会学理论中的‘行动者’只是一种抽象,只有通过被研究之人的共同行动,这种抽象才能够在模式的经验应用中被带入生活。”^[7]292

第三,以经验资料论证哲学结论。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知识建构中的运用,可以看做对科学作案例研究,因涉及自然知识这一研究对象,而更具有复杂性、反思性。如果说,民族志在社会学、人类学中的应用是一种方法论层面上的运用,其对象还是经验范围内的问题,那么,科学建构中的民族志则意味着对现代知识的进一步反思。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在人类学转向下试图与形而上的超验概念划清界限,但受其研究对象本身性质所限,将一再涉及科学建构的反身性、知识实在论等哲学问题。所以说,用经验资料证明哲学结论,其最终着眼点仍是要回归到实际经验之中。

从实验室研究到行动者网络,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运用民族志方法重新建构了科学知识,促使对科学、技术的研究由科学哲学向科学社会学的转变,拉近了科学知识与日常经验之间的距离,为人们呈现一种不同的科学形象,也广泛应用于当今社会中教育、工商各领域,为科学哲学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一是科学哲学研究要顺应经验转向,重回田野。对民族志在科学知识建构中的作用的全面考察说明,科学研究只停留在对理论、文本的框架、纲领论述是不够的,要深入现代科学技术生产的第一现场,重回田野、重温经典,以搜集到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最终目的都是要服务于社会和人类,现代科学技术哲学倡导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者们走入企业、工厂,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民族志田野调查的借鉴和效仿。二是要打开科学技术黑箱。运用民族志方法进行的科学知识构建一定程度上打开了科学知识生产的黑箱。正因为采取了非科学家的观察视角,才为打开科学黑箱提供了新的路径。“黑箱”这个概念是对于接触到科学事实但又接触不到科学本质的普通人而言的,对于从事科学活动的人员来说则不存在构成黑箱的问题。对于技术也是如此,技术专员不需要打开技术黑箱,只有对与技术联系密切、深受现代技术影响而又无法准确认识技术本质的普通人来说,才有打开技术黑箱的必要。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对其生产过程进行介入性描述,用同样动态发展的眼光打量技术,追踪建构中的技术过程,反思技术知识的现代性,也许是一种可行的路径。三是实现了学科的纵向联合与横向交叉。当代科学、技术、社会研究呈现综合化、整体化趋势,强调社会价值观念和综合思维模式,人类学范式作为一种科学研究范式将推动学科间的融合、交叉、相互促进。以民族志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考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往往不是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人类学家,而多是社会学家、哲学家。正如构建论者所说,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在网络中构建起来的,不同研究范式也能够相互影响,进而共同塑造科学研究的网络。

然而,尽管科学知识建构中的民族志方法因其合理的怀疑及对科学权威的不妥协而彰显出其自身的价值,但万事皆有其相对性。正如拉图尔所说:“如果脉冲星的发现或荷尔蒙的发现是一些故事,那么我们的故事也不再奢望真理。”^[6]21将民族志方法运用到科学知识社会学中,既是一种方法创新,也存在着些许局限,从而使得这一方法自身也难逃被质疑的命运。

首先是方法本身的合法性基础不足。民族志方法是一种描述的方法,强调自身的参与、介入,“观察”“解释”等概念的背后突出了“我”这个概念的存在,因而更加摆脱不了自我指涉的问题。不管是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还是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其研究对象都是科学,与此同时,研究方法也都追求一种科学的、逻辑的、实证的方法。这就使得研究对象无法独立于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被看做科学的研究对象,导致对观察的观察、对描述的描述等结果。此外,科学主义与科学知识的文化属性之间存在矛盾,一方面要追求普适、客观性等确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文化等不确定性因素。以科学的、实证的方法对文化、语境等进行研究、评价,一方面要极力避免还原论与强纲领的倾向,另一方面又要努力使自己的理论获得权威,必然会陷入相对主义的立场。

其次是受建构论纲领的限定。民族志方法也处于科学知识建构的行动网络之中,因而对其的评判也应当是建构性的,“以‘是否真实’、‘真理或谬误’这样的字眼去评价是不合时宜的,而只能从它的叙事和构造是否有道理、是否有意义、是否能最终为人们所认可、是否最终影响并塑造了我们的科学实践这些方面来对它展开评估”^[4]。尽管想避开传统认识论问题,但因研究对象涉及知识问题,所以民族志在科学知识建构中的运用必然会面对实在论困境。建构论的纲领要求我们转换视角,只研究物理实在的表象,取消“真”的预设,从而去建构“自然”。只有限定在这样的纲领下,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的运用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辩护。

最后是事后评价导致“初期高产但迅速衰退”。巴黎学派运用民族志这种人类学方法挑战了既定科学事实的权威,但却没能获得自身发展的动力。科学知识建构的网络本身是动态发展的,在建构未完成的时候当然无法把握科学知识构建的全貌,因而只能是一种事后解释,并且民族志方法也无法对建构过程中不成功的实验、磋商进行解释。在民族志研究者看来,没有绝对主观或客观知识的认识论区分,科学家将动用一切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证明自身的结论。那么,科学知识的建构也是需要获得证明与认同的,从而完成由主观知识向客观知识的过渡,这样的过渡导致了其自身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