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应当以这样的方式提供服务,即为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节省世界的资源,珍惜天然的和人工的环境。”^[1]这是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1983年制定的伦理章程中的规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保护天然与人工环境是工程活动中重要的伦理责任,是工程伦理的内在要求。然而一直以来,我们对工程活动环境保护的理解比较偏重于天然自然环境,忽视人工环境的保护,即或是关注人工环境也多半是集中在对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迹的保护,而对于近现代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工业遗产保护明显不足,尤其是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工业遗产在工程活动中被拆毁、破坏掉。因此,有必要从工程伦理的视角思考工业遗产保护问题。

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T)在2003年发表的《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中对工业遗产的界定是:“工业遗产包括工业文化的遗存,具有历史的、科技的、社会的、建筑的或科学的价值。这些遗存包括建筑、机械、车间、工厂、选矿和冶炼的矿场和矿区、货栈仓库,能源生产、输送和利用的场所,交通及所有基础设施,以及用于有关工业社会活动(诸如居住、宗教信仰或教育)的遗址。”^[2]如此说来,工业遗产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人类通过劳动创造的人工环境,它同自然环境一样应该成为工程活动中伦理关照的对象,保护工业遗产是工程伦理的内在要求。

工程活动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生产与生活需要而进行的造物活动,这种造物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展开的。工程伦理是工程活动中人与人利益关系的道德表达,与一般社会伦理不同,工程伦理要反映的人与人的关系不仅仅是当代人之间的,还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及当代人与前代人之间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工程活动的环境伦理责任中,保护自然环境,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这种工程伦理要求主要表明当代人具有不伤害后代人实现其利益的责任,其伦理指向是未来,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关于人类发展的伦理;保护人工环境,是对人类历史的尊重,其指向是过去,反映的是当代人与前代人之间具有继承性的道德关系。如果说指向未来的发展更多地是关注人类的物质需求,那么指向过去的继承更多地是关注人类的精神与文化需求,它们共同构成工程伦理的两个维度,我们称前者为工程中的发展伦理,称后者为工程中的继承伦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业遗产保护是工程中的继承伦理。

从工程伦理的过去维度看,工业遗产保护是一种继承伦理,那么继承伦理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本质又是什么?在西方,伦理一词源于希腊文“ethos”,它含有风俗、习惯、气质和性格等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继承伦理应该与人类继承习俗有关。从狭义上说,继承习俗是指对财产的继承,这种习俗是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形成的,正是因为有了私有制,对属于个人的财产在其去世以后由其家庭成员来继承就显得自然而然了,继承法就是将这一继承习俗法制化的结果。从广义上讲,人类的继承习俗包括对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成果的继承,比如,我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法,本文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继承习俗的。因此,我们将继承伦理定义为:人们在继承人类创造的物质与非物质成果过程中形成的道德关系,以及实现这种关系的一系列规范。

继承伦理是人们在继承人类创造的物质与非物质成果过程中形成的道德关系。与一般的伦理关系不同,继承伦理关系不是直接地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以被继承的人工物为中介间接地表现出来,人工物是继承伦理关系具体的承载者。换句话说,这种道德关系是从当代人对前代人创造的人工物的态度、行为表现出来的,例如,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对属于自己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程度就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知道,伦理关系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以善恶评价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对人的本质存在的张扬,人类创造的人工物既然是继承伦理关系的承载者,它必须具有能够呈现人的本质存在的属性。我们知道,人工物是人类劳动的成果,它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形式,劳动是人的本质存在,就如同黑格尔认为的,劳动不仅使主体得以产生,并且以工具的形式将劳动经验或意识持存着。在劳动中,主体按照自然界给予自我的规律把自己的劳动潜能运用到加工的对象上。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得以物化,也就是说,主体在劳动中将自己作成物^[3]。如此看来,当代人继承下来的人工物是前代人在劳动中将自己物化的结果,当代人对人工物的保护和尊重是对已经物化了的前代人的尊重,更进一步说是对前代人劳动的尊重。不同时代的人工物之所以在当代能够进行价值方面的比较,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物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且越是久远的人类创造物,这种劳动的价值就越大。这样看来,以人工物为承载的继承伦理关系的本质是对人类劳动关系的一种承载,是当代人对前代人创造之物的保护,是对前代人劳动的尊重,简单地说,继承伦理的本质是对人类过去劳动的尊重,是对人类劳动及人类劳动成果的继承。以中国东北为例,东北地区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发源地,是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集中分布着工厂、工场、机器、建筑群等生产性建筑,货栈、仓库等仓储性建筑,铁路等运输性遗存,工人居住区等工业遗产。这是那个时代人们劳动成果和劳动精神的集中体现,数百个“中国第一”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物质遗产,“铁人语录” 等非物质遗产则是那个时代工人群体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对工业遗产的保护是当代人对前代人劳动成果与劳动精神的尊重,是一种继承伦理关系的体现。

从工程伦理的视角分析,工业遗产保护的本质是对前人(主要是工业时代的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的尊重,不言而喻,尊重是工程活动中工业遗产保护的基本伦理原则。纵观东西方伦理学的历史,尊重都被视为最基本的伦理准则。孔子曾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西方伦理中的黄金法则强调:“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尊重是社会生活中的底线伦理,因为社会生活是基于交往而存在,交往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离开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就无法交往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尊重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类主体的生存方式,是主体基于特定视角和方式对客体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一开始就呈现为作为主体的某种意向,这种意向不是源于人的自然反应而是来自道德上的自觉,它指向的不是感官欲望或者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亦即道德的存在。在此意义上说,尊重是一种具有道德性的意向和品行,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德性体现。1993年9月,世界宗教会议通过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在宣言中有13处提到了“尊重”“敬重”,这表明尊重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共同的道德共识。

如果说尊重是社会生活的底线伦理,是作为社会性的人之所以为人的德性品质,那么这种德性品质在工业遗产保护过程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首先,体现在对工业遗产热爱的社会文化。热爱是尊重的情感基础,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自己喜爱的东西才容易产生尊重,同对原始社会、农业社会生产、生活遗迹热爱的对比看,当代人还没有形成对工业遗产的普遍热爱。从一般大众的角度看,工业遗存物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废物”,对比富丽堂皇、庄严肃穆的古代建筑,近代以来形成的工业建筑未免显得粗犷和简陋,很难激发他们的美感,而那些曾经林立的烟囱、高耸的炼钢炉及废弃的矿井不断地提醒着他们,工业化是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在他们看来工业遗产是城市建设工程中的大包袱,应该彻底地拆除和清理,很难对工业遗产产生热爱的情感。因此,通过倡导尊重前代人劳动的继承伦理观,引导大众通过工业遗产去回忆、体会、学习工业化进程中劳动者的协作、奉献、创造、忘我的工业精神,形成一种热爱工业遗产的社会文化是工程活动中保护工业遗产的重要前提。

其次,体现在对工业遗产价值的社会认同。在现代汉语中,尊重包含着尊敬和重视的含义,对于一个理性的人类个体或群体来说,之所以重视某个对象是因为它具有某种价值,工业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经济价值,这在中外学术界已经形成某种共识。例如,夏铸九认为:“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在于它见证了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可以从设备工艺中了解当时的生产状态,从厂房车间的结构中了解工人之间的关系,从空间布局关系中了解工人与企业主的关系,从工业产品中了解当时社会的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所以我们可以说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见证,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维系空间历史感的一种力量”^[4]。此外,关于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也成为科技工作者、历史学家与文化学者关注的对象。在我国,关于工业遗产价值的研究刚刚兴起,还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认同,缺少科学、系统的工业遗产社会评价标准,致使许多工业遗产在迅速扩张的城市建设工程中被破坏掉。因此,需要我们将尊重前人劳动与挖掘工业遗产的历史、文化、科学、经济价值有效地结合起来,构建以尊重原则为基础的、有利于实现工业遗产价值的社会评价体系。

再次,体现在对工业遗产保护的社会行动。尊重最终是要形成保护的社会行动,从国外工业遗产保护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前代人劳动的尊重关键是体现在对其劳动成果保护的社会行动上。英国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但英国政府起初缺乏对工业遗产保护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伦敦尤斯顿火车站存废问题引发全国性的工业遗产保护活动,至此,形成了工业遗产保护的社会行动,自1970年开始,英国建立了各种基金对国家、区域和地方各个层面的工业遗产保护项目进行投入。美国从1969开始建立美国历史工程档案,登录了国内2 000余处工业建筑、遗址等。我国的工业遗产保护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保护工业遗产的社会行动。因此,借鉴发达国家工业遗产保护的经验,形成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社会行动方案是需要政府、学术界、工矿企业和民众共同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制度伦理是指人们将一定的伦理原则与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表现为人们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价值要求的规则,或者说把一定的伦理要求制度化。尊重前代人的劳动及其劳动成果作为工程活动中工业遗产保护的伦理原则需要提升、规定为制度,才能转化为工程活动中的具体实践。

工程中的继承伦理实现是一个从工程活动的“应然”即“善”的认知,到工程活动“实然”即善的工程活动选择与践行的过程。“应然”是对工程活动的价值认识和道德把握,通常以工程伦理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尊重前代人的劳动及劳动成果是工程活动中的道德规范。“实然” 是指由人的需要所驱动的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工程活动。在工程活动中,我们应当尊重前人劳动及劳动成果,但工程主体是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而不是“道德人”,工程中继承伦理原则的实现是在当代人利益与对前代尊重的权衡中进行的。由于前代人是已经“退场”的人,尽管我们从伦理价值判断上得出工程活动中应当尊重前人的劳动与劳动成果的结论,但工程实践中实现这样的价值观我们总是面临着以牺牲当代人的眼前利益为代价选择,而当我们处在这样的道德选择情境中时,作为自私的、理性的“经济人”的当代人往往会放弃对前代人劳动的尊重。以中国为例,为了拉动GDP的增长,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许多传统工业化城市大量地开展房地产建设工程,工业遗产被整体地拆除,前代人劳动的遗迹已经很难寻到。因此,要实现工程中的继承伦理原则,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尊重前代人劳动是善的伦理价值判断上,还必须通过好的制度安排使工程活动的“应然”转化成工程活动的“实然”。事实上,欧美等在工业化进程中起过引领作用的国家,通过对伦理原则的制度化实现了对工业遗产的较好保护。

德国的鲁尔是位于德国西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工业区,面积达4 430 平方公里,人口约540万人,区内主要城市有多特蒙德、波鸿、埃森和杜伊斯堡等。该区的工业发展有近200年的历史,由于地理位置、矿产资源等因素,形成了以煤炭、钢铁、电力、化学、机械为主的产业结构,曾经是德国能源、钢铁和重型机械制造基地,是德国著名的传统工业区,也是当今世界工业遗产最多、最集中的地区。然而,在经历了100多年的繁荣发展后,鲁尔区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煤矿关闭,冶炼厂停产,大量工人失业。为了能持续发展,鲁尔区必须对原有的老工业区进行改造。

改造工程要在有大量工业遗产的人工环境中进行,如何对待工业遗产就成为改造工程面对的伦理难题。如果完全保留工业遗产,整体展现前一代人劳动的历史,体现当代人对传统产业工人劳动的尊重,就会伤害当代人的眼前利益,因为他们需要新的空间发展新的产业进行新的就业;而完全不顾前代人的劳动成果全面拆除工业遗产,又会丢掉珍贵的人类劳动的历史,带给当代人及后代人永远无法挽回的遗憾。在这种两难的情境中应该如何选择,李蕾蕾在对德国鲁尔工业遗产保护进行了大量实证调研之后提出,工业遗产保护的伦理选择离不开四种可能性:①彻底消除与毁灭;②毁灭后重建;③回收再利用;④综合性开发^[5]。如何在这四种可能性中作出选择?德国政府是通过公众参与的制度安排实现的。

在鲁尔区的工程改造中,政府不断地征询专家学者、普通市民、企业界的意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整个改造工程的实施经历了缓慢决策、谨慎实验、综合开发几个阶段,到目前为止还在进行,形成了最终的综合性开发伦理选择,对原有的工业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和综合利用。例如,将废弃的矿区改造成欧洲最大的宜家家具配送中心;利用原有的工业设备,保留小部分模拟生产,让人们参观工业流程等。目前鲁尔区拥有200个博物馆、3 500个工业文物,较好地保护了工业遗产,完整地展现了传统工业时代劳动者的劳动环境和劳动成果,表达了对那个时代人类劳动的最大尊重,同时鲁尔也成为欧洲著名的工业旅游胜地,为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带来了无限的空间和可能。

相比之下,我国老工业区在改造工程中既缺乏对前代人劳动及劳动成果应有的尊重,更谈不上依据这样的伦理原则而进行的制度设计与安排,致使大规模工程活动中,许多工业遗产被拆毁、破坏,工业时代劳动者的印记被抹去,我们与工业化时代劳动者的文脉大多都面临着被隔断的危险。以沈阳为例,这个工业城市地处中国东北,有地理优势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在经历了近代、伪满等发展时期,具有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把沈阳规划为装备制造业基地,进行大规模投资建设。仅“一五”时期,建设项目就近1 500 个,共建成重点项目50多个,其中包括26个限额以上项目和苏联援建中国的156 个项目中的6个,在几十年的大规模工业建设中,沈阳创造了数百个“中国第一”,涌现了众多的劳动模范,是共和国的工业长子,在中国工业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其著名的工业区“铁西区”被称为“东方鲁尔”,拥有丰富的工业遗产。然而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和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沈阳也同德国鲁尔一样面临着对老工业区的改造。

从2002年开始到2007年基本结束的沈阳铁西工业区的改造,不到5年的时间完成了整个工业区的毁灭后重建。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当时一些破产企业的老工人曾流着眼泪希望留下自己劳动了几十年的厂区,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如北京大学景观学院的俞孔坚教授坚决反对将有百年历史的沈阳冶炼厂炸掉,但由于缺乏民主参与决策的制度保障,这些都没能改变政府作出的毁灭后重建的选择。不到5年的时间,共搬迁企业258户,腾出土地8.56平方公里,大量日伪统治、解放战争、国家“一五”期间的工业建筑被拆除。大规模的毁灭之后,政府开始全面反思对工业遗产的态度,进而开始毁灭后的重建,2007年将“一五”期间苏式建筑工人村宿舍一处院落(7栋楼房)和“二五”期间老厂房沈阳铸造厂翻砂车间加以保护性改造利用,分别建成了两个最能显示传统产业工人劳动生活的工人村生活馆和铸造博物馆。尽管如此,商厦林立的新城区已经完全失去了“东方鲁尔”的风貌,沈阳已经永远失去了她特有的工业文化符号。

工程活动尤其是现代工程活动大多是在人工环境中展开的,对其进行保护是同保护自然环境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工程伦理责任。工业遗产作为重要的人工环境在我国目前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出现的大规模工程活动中正面临着拆除与保留的实践困境,这一困境的实质是在工程活动中如何处理当代人需求满足与前代人劳动及劳动成果尊重的关系。将继承伦理概念引进到工程伦理中,以人类的继承习俗为依据,得出工程活动中对前人劳动及劳动成果具有保护责任的命题,是我们走出工业遗产保护实践困境的一种新尝试。